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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老君山的火药之谜

2008-09-02 12:35 作者:吴琪 2008年第33期
——那一场隐秘的历史片段

冯沛建,江油地区制作“烟火架”的最后一位传人

四川东北部老君山的硝洞群,揭开了一段不晚于明朝的军事熬硝制火药的历史。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第一次有了可以承载的大规模手工业遗迹。原本秘而不宣的明清武器生产史,伴随着此地民间烟花娱乐的历史,给了我们活生生的一种历史向往……

小镇喧嚣

53岁的农民冯沛建是个神情紧张而略显严肃的人,眼神有些飘忽,寡言,但说起话来却有手艺人一板一眼的认真劲儿。家门口一条十来米宽的溪流奔腾而过,下雨天的时候,溪水漫过窄窄的水泥路,就切断了冯家人通往两三里外重华镇的路。

四川省东北部约1.8万人的重华镇,对于如今的城市中心来说,算是偏安一隅。从成都往东北100多公里到达绵阳市,再从绵阳往北40多公里来到县级市江油市,接着往北走40多公里才是毫不起眼的重华镇。居住在重华镇铜星乡的老冯一家,并不在意往外的道路是否通达,即使重华是个多雨的地方,常年降雨量超过1000毫米,对于务农人家来说,生活仍旧靠的是老天爷赐予的收成。

稍微能让冯沛建自豪一些的,是屋子周围的田园风光。他往身后抬头望望,就能看见山势雄浑的老君山,只要山顶上没有云雾,主峰上就能清晰地显出一个被人工开采出来的大洞口,乡民们世代叫它“朝阳洞”。据说由于洞口高,太阳的第一缕光线能轻易地照进去。冯沛建对朝阳洞相当熟悉,早年间他跟随堂祖爷学习制作“烟花架”的时候,就经常进洞去熬硝,大家把这些洞统一叫做“硝子洞”。前些年开始,国家对烟花爆竹实行了更严格的管制,冯沛建的手艺没有了用场,也就很少提及。他并不知晓,他打小再熟悉不过的硝洞,却极可能隐藏着一段机密的历史往事。

与冯沛建熟识的同龄人陈加培,是重华镇上的一个小包工头,脑子灵活,喜欢盘算事情。小时候他经常与镇上众多的熬硝人一起进洞玩耍,重华盛产硝土,在群山上大大小小的硝子洞里,制硝人随便取些土,用水浸泡后过滤,然后用火熬制,结晶成晶莹剔透的硝。剩下的废料人们又倒进土里,过上两三年,这些土里的硝含量变得相当高,又可以取土熬硝。因此当地人说,“硝是土里的宝贝”,总也取不完,世世代代养活了这里的不少手艺人。

陈加培寻思着这些硝洞可能不一般,他联想到山上曾经相当兴盛的道观,会不会熬硝与“太上老君”的炼丹术有关系呢?当他在硝洞口捡到一枚锈迹斑斑的古代铁质箭头后,脑子里的疑惑更多了。史书上有“硝出陇道”的记载,在没有比较体系的时候,陈加培不知道重华的硝子洞到底有没有特殊价值。文化程度不高的他,跑到了同样产硝的甘肃、贵州等地,花钱买来当地的县志查阅,这些地方都没有关于大量产硝的历史记载。于是陈加培转而向北京的专家求教,一次次进京请专家来硝子洞考察。陈加培对考察历史的热衷,也有着个人做生意的打算,如果重华镇的历史价值得以彰显,他希望能从由他推动的旅游价值中获利。对于重华镇而言,从镇党委书记唐立春到镇经济发展办主任巩世明,都毫不掩饰对旅游开发的渴望。这里水资源丰富,厥苔、天麻、青茶等山货和农副产品富足,但是改变不了小镇经济并不富裕的根本面貌。如今工业社会里并无优势的重华镇,在历史上是否曾有着隐秘而显赫的历史呢?

陈加培带来的专家团队一次次进到老君山找硝洞,最初陈加培找到古建筑专家徐向东,后来又找了地质专家、军事专家、考古专家,硝洞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越来越大。寂静的重华镇滋生出一种向往:中国历史上一直缺乏实物凭证的火药史,是否会至此揭开了古代制硝生产火药的秘密呢?

重新被发现的“硝子洞”

40岁出头的绵阳市文物局考古队长宋建民,大学毕业后曾经在江油市文管所工作过12年。老百姓所说的“硝子洞”,宋建民认为自己并不陌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曾经去过山上的硝洞,“挺简陋的硝池,一些废弃的灶台,熬硝是这里山区人的一种谋生手段,所以我当时认为这不过是近现代的熬硝场所,被官府废弃后民间利用了而已”。搞考古研究的宋建民,对旅游开发有着本能的排斥,对重华的硝子洞没有太大的兴趣。

在北京专家的几轮考察过后,四川当地的文物部门组织了自己的专家,2006年开始第一次对硝洞进行了4天的考古初步调查。这次要考察的硝洞隐藏在老君山的深山密林里,与以往宋建民看到的低海拔小山洞很不同。老君山属于龙门山脉,山上世代居住着一个小村庄,后来由于生活不方便,20多年前全部搬离了深山。如今的老君山基本属于无人区,偶有老百姓进山采药材或是打猎。

于是考古人员备足了装备,带上GPS、软梯、帐篷、食品和水等。“我们仅仅5个考古人员,就动用了40个民工来提供后勤保障。”这次考察最低的山洞海拔800多米,当地人叫做“天雨洞”,在老君山已开发的风景区里,一般游客就能到达。“天雨洞”里有两组规模不大的硝池,让人并不吃惊。接下来的进山路线要走一两天,往高山上走,宋建民等来到海拔1100多米的“犀牛洞”,天然溶洞里是美丽的钟乳石,有着人工开采的几个硝池。再沿着山路往上,已经全然没有了人工踩踏过的山路,硝洞全部在海拔1400米以上的悬崖绝壁上。

“高观洞”位于海拔1400多米的半山腰绝壁,通往洞口既没有路也没办法临时开路,人只能踩着绝壁上凹凸不平的石头往前走,稍不留神就会掉下去。高观洞里有着不少硝池,有些池子刚刚用石块垒好,有些还只是半成品。“感觉这些硝洞一定不是民间所为了,这个洞口有一两百米深,民间不会这样大规模有组织地来绝壁上开发硝洞。”

越往深山上走,考古人员即将触摸到历史脉搏的直觉越强,眼前的发现让宋建民等人渐渐兴奋起来。海拔1600米的“烟子洞”也没有让人失望,这里有直径为2~2.2米的一组12个硝池,规模大小一致,与之前零散的分布十分不同。熬硝池用管子连接着定硝池,有单独的引水系统。在工作区旁边,石头墙简单地隔出了生活区,残留着灶台、垒硝池所用的工具“泥掌子”,地上还有着陶瓷碎片,“青花纹饰,是比较粗糙的民用瓷”。

烟子洞的洞口宽约20多米,洞深1000多米,“感觉是人工一次性开采而成”。洞口被乱石封住了,人只能扒出缝隙后钻进去。宋建民更加坚信了这里曾经被古代官方开发过的判断,洞口的封堵让硝洞有了神秘性,“如果是民间的硝洞,没有必要封堵,整个洞里边有一套完整的手工流水作业系统,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谋生而为”。

海拔1800米高的“朝阳洞”是这次考古调查的终点,但是到达这个悬崖上的洞穴十分不易。人们只能爬到2000米高的主峰,向下走一段斜坡后,搭上软梯从绝壁上往下到达洞口。朝阳洞的规模震惊了所有的研究者,这个洞洞口宽度达到七八十米,一路向洞里走,“第一次来回一趟竟用了8小时!”

宋建民沿着洞口往里走,一路几乎是45度的坡度往下,沿路有57组硝池。走到最里头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煤矿里的巷道,巷道顶头用条石封堵死了,没法再深入。宋建民判断,悬崖边的洞口一定不是朝阳洞本身的洞口,因为如此大规模的产硝,不会将洞口建在人难以运输的地方。而洞里沿途都有残留的瓷器碎片,从明代的纹饰延续到清代,还有木勺、木铲、泥掌子等用具。洞里最多的废料堆积处,竟然高达30多米。根据产硝的废料数量,可以大致算出当时洞内硝的产量。与烟子洞一次性开采的情形不同,朝阳洞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连续开采洞穴。这里的硝池分别建在落差300到400米的地方,四五个一组,分很多的工作区域,规模更加庞大。

官方军事机密的猜想

朝阳洞的地层堆积相当丰富,宋建民喜不自禁。他根据洞内的不同情形,有了基本判断:朝阳洞内这么大的手工业遗产,是早期作坊比较完整的保留,从考古学来说,这里至少有4层地层堆积。

洞内有一段路,黑色的灰烬层厚达10厘米,应该是火把照明后留下的。是怎样的突击熬硝才会有如此大的消耗量呢?

宋建民等研究者后来广泛查阅资料,发现清乾隆年间朱帘编《梓潼县志》中记载:“老君山朝阳洞,县西二百四十里,与江油县连界,山势高峻陡险,洞在中峰悬崖峭壁间,由江邑旱炉坪结搭天梯,蹋梯而下至洞,洞高八丈宽六丈深十五里,产硝。乾隆二十年开采,归江邑就近汇办,梓邑于重华场隘口安设兵役巡查。”

这段记载印证了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战役,因为火药紧缺,曾在朝阳洞内大量生产,为战争所需。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清政府曾在此地进行过大规模的开采硝矿、加工硝类产品的活动。由于硝类产品在军事方面的特殊作用,采硝、加工、运输、流通等各个环节均由县一级政府操作,并派军队巡查,以防走私。战略物质的产销与设防,分别由两个县级政府主持,可见极为重视。官方有组织地大规模采炼硝类产品的主要地点,集中在老君山朝阳洞、大兴洞(烟子洞)。

在朝阳洞的中段,有一个用石头搭起来的梯子,梯身已经全部被废渣覆盖。考古人员发现,这明显是有别于清乾隆战争突击留下灰烬层的另一时期。乾隆时期的废渣显得比较疏松,而此地的废渣已经很密实,以梯子的建立为时间点,这里前后又有两个文化层。宋建民判断这个时期不晚于明代,很可能明朝官府废弃硝洞后,清朝为了战争又重新开洞,由于没有找到最初的洞口,只能搭天梯而下。这更证明了此洞的开采一定是前朝所为。

而研究者翻阅了所能找到的县志,仅仅清乾隆年间朱帘编《梓潼县志》和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龙安府知府邓存咏编著《龙安府志》中有关于产硝的记载。宋建民分析,如此大规模的产硝,直接与当时中央政府的火药生产相关,这是相当高的军事机密。地方政府无法参与其中,所以不论是火药的生产方式、运输路线,还是工匠们的生活,地方志中没有记载,仅仅因为乾隆年间大小金川战役急需火药,才临时动用了地方政府的力量。宋建民等走访了这里的老百姓,多数老百姓都听祖上说山上的洞是土匪洞,或者是藏宝的地方,对产硝的历史并不了解,“可见当地人历史上应该没有参与过朝廷的制硝”。

考古人员多次考察后,认定龙门山脉中段南北延绵21公里、东西宽14公里,遍及严家岩、大坪山、魔芋山等的硝洞群,是明清非常重要的火药原料基地。

学者们从地方史志中找到的直接线索有限,但是他们有针对性地阅读了《四川通志》后发现,四川老君山以及往北的区域,从唐朝开始一直是历代战争通道。这里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聚集区的交汇点。唐朝时,吐蕃强大后占据了松潘地区;蒙古军队灭南宋时,曾经几进四川又被击退,在此地长期形成拉锯战;明代,此地少数民族白草蕃叛变历时200多年,又是长年的战争状态。宋建民分析说,明清时代中央政府征战少数民族的重要推动力,就是有了火药之后的热兵器时代来临,如果还处在冷兵器时代,中央政府不会大规模地去征战边疆地区。

重华镇文化站原站长颜熙林等人从《龙安府志》中读到:“乾隆间,金川之役,龙安营兵杜怀宽派随出师。守火药,同事四十余人。看守不慎,为贼所算,一声霹雳,人如飞叶矣,军师下令寻尸,有头无脑者坠落远近不可胜计。”由此可见,清乾隆年间火药已经广泛地运用在平定边乱的战争中。

但是这些地方性的记载,缺乏火药作为军事用途的全局。后人既不能从中知道当时中央政府的武器生产状况,也没法确切知道老君山这个基地的秘密。宋建民认为皇家的中央档案中才会有相关记载。

宋建民野外考古20年,这些年间积攒起来的一些疑问,此时似乎有了新的思考方向。平武县与老君山相连,在它的平驿铺地区有着宋代的墓葬群,初步看起来每个墓葬的规模都比较大,意味着被埋葬着的身份地位不一般。但是老君山这一片区域相当偏僻,为何会有身份较为显赫的一群人埋葬在此呢?《龙安府志》卷三曾记载:“硝出江油朝阳洞、大兴洞二处。平武亦产硝。每年煎付小河营应用。”小河这个地点如今仍然存在,“营”是清代对于军事机构的称呼,级别略低于今天的军分区。此记载表明,产硝的用途是给朝廷的军事机构提供武器原料,军队驻扎在此平定边防。清朝军队还在平驿铺修了一座浮桥,浮桥虽然早已不存在,但是一旁的碑石可以为证。在平驿铺的松潘镇,有着比小河营高一级的军事机构。平驿铺是个交通死角,“军方捐资修这个桥,极可能有军事用途”。宋建民脑子里隐约有了一个猜想:会不会宋代时就有类似的军事机构驻扎在此,那些墓地有可能是军队里的官员?不过作为考古工作者来说,宋建民不会轻易下判断,只是大规模产硝洞的被发现,给了他这种大胆的猜想。

此地的另一个现象也曾让宋建民困惑,重华历史上隶属于梓潼县,梓潼县的大庙在元朝被封为“文昌帝君庙”。宋建民感到不解:如此偏远的一个地方,怎么会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诸如孔子这样的先贤,中国历代皇帝也只是将他封为王,为何“文昌”这样一个地方小神,会被元朝皇帝封为“帝君”呢?元朝作为少数民族控制的中央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不会高于前朝,一定是背后有着更为重要的推动力。

重华镇的民间线索

中国古代火药作为军事用途的历史,由四川老君山残存的硝洞群做了实物上的注解。江油市文管所的考古人员王亚平告诉记者,我国的火药历史在此之前还没有文化载体,所以硝洞群发现后,很快引起上级文物部门的注意。四川省文物局马上报告国家文物局,2006年5月,老君山的硝洞遗址群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于希望进一步揭开谜底的研究者来说,既然官方的正史缺乏对此地火药史的记载,那么民间是否有自己的路径来发展火药呢?宋建民在20年的野外考古中,一直有意识地寻找四川本地的土著汉族人,但是结果相当令他失望——即使在偏远的地区,汉族人也告诉他,祖上是“湖广填四川”时移民过来的。由于战乱使四川人口锐减,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时湖广行省、广东、江西等省大规模移民潮构成了如今四川汉族人的绝大多数。于是民间历史赖以流传的家史,在此地往往以“湖广填四川”的时期为一个起点,更早的四川本地民间历史难以流传。重华镇文化站原站长颜熙林等走访后发现,重华镇绝大多数居民的祖上,是在清雍正八年(1730年)前后“填川”的。

重华镇的冯沛建如今是这里“烟花架”手艺的唯一继承人。冯沛建向记者提到,他1960年开始向70多岁的堂祖爷学习制作烟花架,这种极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手艺,有着“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保密性。“烟花架”类似民间的放烟花,不过手艺更为复杂讲究。烟花架固定挂在6米高的木架子上,不同的历史人物放在烟花架不同的格子里,在燃放时一层层地坠落。比如“八仙祝寿”,第一层是铁拐李,第二层是张果老,第三层是吕洞宾……点火人并不用走进烟花架,而是在30米外随便朝烟花架射箭,便能点燃鞭炮的引子,然后历史人物随着烟花一层层出现,非常动感。

冯沛建的堂祖爷当年靠着烟花架的手艺,比一般农民生活地更富足一些。以前当地人遇到婚丧嫁娶,一般人请不起唱大戏的班子,就会请个“烟花架”。根据场合不同,烟花架表现的主题不同,有“五姑拜寿”、“麻姑献寿”这样的祝寿系列,也有做道场的“二十四孝”、“岳母刺字”,或是结婚的喜庆祝福。烟火架的最大难点是密封火路,将纸做的人物与火药一层层隔开,因它是链式结构,环环紧扣,如没有做好隔火环节,就会出现一团糟的现象。这也正是冯沛建的“秘诀”所在。一套烟花架的制作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乡邻要用10石米才能换来一套。

说起自己的家史,冯沛建隐约记得祖上是清乾隆年间从湖北孝感入川。至于家谱,早些年因为一位醉酒的亲戚用火把点燃了茅草屋,全部烧毁了。但是冯家人也并不在意,这个问题并不比生计来得紧迫。根据冯家的历史,很难追溯“烟花架”手艺到底是本地民间的流传,还是“湖广填四川”时的外来物。不过此地盛产火药原料的事实,客观上推动了火药的运用。

一心希望把自己建成“火药之乡”的重华镇,这两年找到了更多的线索。交通闭塞的重华镇,清朝聚集了好几个省的会馆,包括广东会馆、湖北会馆、福建会馆等。当地文化学者认为,一定有更为重要的原因,使得重华镇能够吸引外界广泛的注意力,甚至在这里建立会馆。而镇上人说的“老街”,本名叫做“火炮街”。重华镇的火炮街上原有火炮申、火炮韩、火炮罗、火炮王、火炮李等16家,后来又发展为30多个“火炮世家”,以采炼硝石、制造火药烟花爆竹为业,且世代相传。随着政府对鞭炮管制加强,如今的火炮街已经不卖鞭炮了,最后一个制硝人任兴才也已外出打工。这条显得破败的老街上,有着“海灯法师”范无病的出生地,挂着“本愿精舍”的简单牌匾。原本将重点放在打造“海灯法师故乡”的重华,现在的定位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故乡。

属于龙门山脉的老君山在“5·12”汶川地震中受损,由于担心余震影响,专家们还没有上山考察受损后的情况。与重华镇旅游开发的考虑不同,宋建民说国家对文保单位并不主张盲目的主动发掘,“现在能够对应上的文献资料太少,我们最需要的是对老君山周围环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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