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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在新旧之间穿行

2008-06-27 03:04 作者:李伟 2008年第22期
6月14日,灼热的太阳炙烤着亚洲东南半岛的土地,越南首都的巴亭广场一片肃穆,游人稀少。63年前,胡志明在这里宣读了《独立宣言》,越南从此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他去世后,陵墓置于巴亭广场的最高处,日夜关注着他的国民。

河内街头依旧熙熙攘攘,摩托车如过江之鲫汹涌而过,头盔下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这个国家的一半人口生于1975年之后,也是在那一年,美国的最后一班飞机离开了西贡(今天的胡志明市)。普通的越南人并不知道什么是通货膨胀,即使很多做兼职的翻译,也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译法。他们唯一感觉的是大米贵了,喝咖啡花的钱多了。不过生活还要继续,晚上还是要骑着摩托车到西湖边说“我爱你”。

6月14日,灼热的太阳炙烤着亚洲东南半岛的土地,越南首都的巴亭广场一片肃穆,游人稀少。63年前,胡志明在这里宣读了《独立宣言》,越南从此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他去世后,陵墓置于巴亭广场的最高处,日夜关注着他的国民。

这一天与往日不同,广场中心的国旗降半,下端由丝带紧紧束住,遇风不扬,环绕四周的主席府、国宾馆等政府机构同样降半旗。6月14日是越南8000万人民的哀悼日,3天前,越南前总理武文杰在新加坡逝世。

武文杰是越南市场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1986年,他首先倡导“Doi Moi”(革新开放),政府开始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引进外资,发展市场经济。这个战火频繁的国家终于得以铸剑为犁、休养生息,并由此开启了20余年的高速增长期。1991年,越南设立总理职位,武文杰成为第一任总理,这一年他和当时的越共总书记杜梅一起访华,标志着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尽管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死于美国的空袭,但他依然致力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1994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取消了对越南的贸易禁运,次年恢复了外交关系。

而此时,10多年后,武文杰的去世似乎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河内的通胀生活

每天早晨7点左右,河内就完全醒了,摩托车开始轰鸣。在这个3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中,摩托车的数量超过了200万辆,摩托车马达的巨大轰鸣与横冲直撞的车流让人眩晕。

街头的小吃摊上已经坐了不少人。由于摊头人多地方狭窄,人们通常是坐在彩色的塑料小凳子上,自己托着一碗米粉、面条或糯米饭。吃完早饭,在开始一天工作前,河内人还有第二项日程,就是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他们一般会邀上三五好友,去一家喜欢的咖啡店坐一坐聊一聊。河内面积不大,朋友们骑着摩托车顷刻即到。

在咖啡馆内很容易分辨出本地人与外国人,因为越南人只喝越南咖啡,而不是摩卡或拿铁。所谓越南咖啡,其实更多是一种饮法——把咖啡粉压在一个锡制的小滴壶内,再注入水,下面是一个小巧的咖啡杯,然后服务员会再给你一个装着冰块的玻璃杯,几分钟后咖啡就完全沥入下面的小杯内,再将其倒入冰块中,随饮随化,每一口的味道都不同。

现在这种最普通的越南咖啡的价格为1万盾(约为4元人民币,本文汇率统一按1:2500计算),在市中心的还剑湖可以卖到1.2万盾。而在不久前它的价格是6000?8000盾左右。虽然贵了,但还是要喝的,否则就不是越南人了。

如果以还剑湖为中心,半径两公里内几乎浓缩了河内人的全部生活,从国家权力到市井生活、从卡地亚的珠宝到柴米油盐。还剑湖的北面是被称为36行街的老街区,游客们都喜欢住在由老房子改造的家庭旅馆里。在2007年版的《Lonely Planet》中,这里的平均房价为15美元,现在已经上涨到了至少20美元。

著名的同春市场也在这里。这里不仅是河内最大的批发市场,也是中国货进入越南城乡的主流渠道。中国城镇熟悉的那种景象全部复制于此,一家接一家简陋的店铺连在一起,电风扇、内裤、丝袜、运动服……所有产品都堆积着,拥有一种单调的丰富。口罩摆在最显著的位置,它是越南人出门必备的行头。越南平民享受着中国货价廉实用,但也将最大的蔑视给予了“国货”——在一本名为《中国人说越南话》的教科书中,收入了这样的例句:“同春市场价格便宜质量差的就是中国货。”在河内街头,“Made in Vietnam”(越南制造)被做成了红底黄字的横幅,挂在许多店铺门口,成为具有品质含义的推广语,以示和中国货的区别。

同春市场的外围,是河内最大的菜市场。商贩们大多没有固定摊位,而是把柴米油盐摆在路边。

以中国一线城市农产品上涨后的价格与越南比,已是小巫见大巫。在这里,大米要1.75万盾/公斤(折合人民币约3.5元/斤),实际上这已经是回落后的价格,大米最贵的时候曾经卖到过2.5万盾/公斤(约5元/斤)。猪排骨的价格是7.5万盾/公斤(约15元/斤),瘦肉价格是10万盾/公斤(约20元/斤),鸡蛋2500盾一只(约1元/只),鸡肉8.75~10万/公斤(约17.5~20元/斤),海鲳鱼10万盾/公斤(约20元/斤),国内最便宜的鲅鱼也卖到了5万盾/公斤(约10元/斤)。摆在上面最新鲜的青菜,每把要1万盾,看起来1.5斤的样子(约4元/斤),下面不太新鲜的卖6000盾。

大部分越南人的生活并不富裕。合资工厂工人平均工资在150万盾/月(约600元/月)左右,大学生的起步工资也大约如此,本地企业的更低一些,往往只有80万盾左右。阿迪达斯工厂的女工,每个月除了拿150万盾的月薪外,还可以享受到一顿午餐,这已经是令人羡慕的待遇了。按照这个价格,普通人的月工资够买100公斤的大米。

上海人施迪坚来越南做生意已经3年了,至今保持着每周买两公斤大米的习惯。他告诉我,3周以前的米价是1.5万盾/公斤,两周以前价格涨到了2万盾/公斤,上星期价格最高要2.5万盾/公斤。汽油的价格也在短期内快速上涨,开始的时候,他的摩托车花2万盾可以加满油,后来需要3万盾,现在要4万盾。河内加油站的油价涨到了1.5万盾/升。由于传言汽油还要涨价,一些小型的油站已经关门休息了,等待涨价后再营业。

中国船舶贸易公司的李建春每年都要来越南三四次,起初他一直住在越南比较好的酒店——河内大酒店。最开始一个标准间的房价是45美元,两个人住要55美元,后来价格一路攀升,两年内从70美元涨到了现在的123美元。

中午到了,同春市场的小贩们和街边的摩托仔都涌进了路边的小饭铺。这种饭铺比大部分中国县城的排档还要简陋,20平方米的空间内摆了几张很低的方几,食客都坐在板凳上,一个盘子上摆几种菜,价格是1万~1.5万盾,吃一碗鸡丝米线的价格也大抵如此。这种最便宜的午餐价格也上涨了至少20%。

尽管天气炎热,也很少有人开一瓶汽水喝,冰柜似乎永远断电,当你拿出一瓶汽水时,老板会用手从水桶内捞出一块冰来放进你的杯子。

还剑湖是河内最负盛名的景区,湖边的咖啡馆里,一杯Espresso的价格是3.3万盾,是其他地方的3倍。还剑湖的西面就是巴亭广场——越南的权力中心。

6月13日,我坐摩托车绕过还剑湖,来到巴亭广场附近的越南最大国营宝石公司——西贡珠宝(SJC)河内分店。墙上大屏幕的红字显示出当天的黄金价格,1两(Tael,37.5克)为1790万越南盾,4月份为1700万越南盾,仅一个月就涨了5.3%,半个月前价格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800万盾。4天前,越南总理阮晋勇刚刚发表讲话,要坚决捍卫越南盾,政府对越南盾与美元和黄金的比价做了严格限制。这里的店员告诉我,来购买金块的顾客与前段时间比已经下降了不少。

客人一般都穿着宽松的T恤衫和牛仔裤,骑着在越南最常见的“本田新潮”摩托车。店里黄金柜台陈列台上,整齐地排列着宽4厘米、长8厘米、厚3毫米,纯度为99.99%的金块。一名妇女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捆越南盾,每张都是50万盾(越南货币的最大面值),她买了两个金块。她每周来三四次金店了解行情,她还打算把炒股的1万美元抽出来换黄金。

越南报纸上关于房屋买卖的广告中,大多数都标明只收黄金。一座3层的长条形的传统越南民居,每层80平方米,标价450两黄金。

和忠街是河内金店最密集的区域,也是河内的外汇“黑市”。在越南,越南盾和美元是通行货币,居民们可以在两种货币间自由兑换,消费时也可以选择用美元支付。同时人民币在一些场所也被接受,尽管银行并不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但是可以在金店的“黑市”上兑换。

我来到和忠街的时候,这里很多店铺刚刚开门。这里美元的买入牌价最高是1∶16621,最低是1∶16600,和大部分银行牌价一样。而一星期之前,这里美元兑越南盾的黑市价格曾经涨到了1∶18000。在政府加强了外汇管制后,黑市已经基本消失了。我希望能够用人民币换一些越南盾,但没有一家金店能够提供服务,一位店主指着一个路边的人悄悄对我说,“瞧,他是警察”。

还剑湖南,最有名的街道是吴权街,那里有一座白色漂亮的法式建筑,是河内最高档的Sofitel Metrople酒店,它的一层被卡地亚和路易·威登所占据,酒店斜对面是河内证券交易所。我去的前一天,越南股市经过25天下跌后,终于小幅上涨。交易所内只有七八个股民,前台服务小姐告诉我,股市最好的时候,人多得都挤不进来。

生活账本

阮德心一家是河内普通的居民,他今年25岁,大学刚刚毕业正在找工作。他有两个哥哥,大哥在北宁老家工作,做工程师,大嫂做小学教师,下午没有课的时候负责种地;二哥也已经工作,在外面租房住。阮德心和父母以及一个堂弟,住在一套只有3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他父母住一间卧室,公寓内还有一间小客厅和一间小厨房。阮家在厨房里搭了一个2层小阁楼,那是阮德心的卧室。就像火车上铺一样,每天晚上阮德心都要爬上去睡觉,里面空间小,只能躺着,无法坐起来。

河内天气炎热,最热的时候每天都40多摄氏度。但是阮家并没有空调,只能用电风扇,这是让阮德心最痛苦的事情,很多时候他都睡在地上。“在河内大部分人家都是这么过的,也没有空调,好在我们从小都习惯了。”阮德心对我说。

阮德心的父辈们都当过兵,不论男女都上过前线。他的伯伯就死于越法战争,他还有个姑姑死于对美国的越战。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参加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中越战争,他的母亲还是一名神枪手。他自己在高中毕业后也曾在军中服役,按照越南的法律,所有男性都必须要服两年的兵役。

他的父亲今年55岁,在越南的国家建筑部工作,任检察官,这个职位似乎跟越南的省长同级(越南有64个省)。他父亲每个月的工资是320多万盾(相当于1300元左右)。此外,还在外面做兼职的设计师,每个月有250万盾(约1000元)的额外收入。他的母亲也在政府工作,目前内部退休,但是并没有工资,要到正式退休后才能享受退休金。所以,现在父亲每个月500多万盾的收入是全家的全部生活来源。

“我们现在已经很少吃早餐了。”阮德心对我说。也不是吃不起,就是能省就省了,有时候也弄点泡面对付一下。以前阮家一天的吃饭钱大概2万多盾(10元左右),现在至少需要4万多盾。目前,他们一家每个月的饭钱约为75万盾。他家还有一部本田摩托车,每个月的加油钱需要50万盾。这是他家最大的两笔花销,每个月他家总共的花销大概200万盾(约800元),尚能存下375万盾(约1500元),这是比较节省的过法。好在阮德心就要毕业了,他一年的学费就需要2500万盾(约1万元)。

我和阮德心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顶着烈日,走得汗流浃背带我去小巷子里的小饭铺,去吃1万盾的米粉或者便当。

与阮德心不同,阿蓉一家代表了河内年轻阶层的状况,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负担比较小,但也面临了新的压力。阿蓉属于这座城市的高收入阶层,她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是350美元,精通两门外语,在一家外资公司工作。她的老公在政府机关工作,收入不如阿蓉,况且阿蓉是拿美元回家的人。但阿蓉依旧保持着越南女性的传统,对丈夫体贴备至,并且承担了全部家务。

2001年,阿蓉大学毕业,她的第一份工作只有80万盾(约合现在160元)的月薪。2003年结婚时,这对夫妇也遇到和中国年轻人同样的问题——房子。与中国不同,越南人的房子主要是自己盖的,先买土地,然后在上面盖房。越南革新开放后,居民的土地可以无限续租,这意味着土地在事实上是私有的,土地使用者会得到一个小红本——土地使用权证书。越南传统民居都是长方形的,3~4米宽,20米左右的进深,有钱人会盖3~4层,看起来就像摞在一起的几个长长的盒子,正面刷上黄色或者绿色的油漆,外立面做成法国殖民时期风格。侧面是不刷漆的,因为旁边的地块被买走后,邻居就会靠着你家的山墙盖屋,两家之间墙贴墙,一丝缝隙都没有。

阿蓉也想要这样的房子,但是他们还没有攒下买土地的钱。最后,这对夫妻只能把阿蓉父母家12平方米的厨房拆掉,在这块地上盖了一间自己的房子。父母的住房都是当年国有企业的福利分房。随着这几年经济发展,阿蓉几次跳槽后收入也越来越高。去年他们开始准备营建自己的小家。

阿蓉在河内机场附近的郊区买了一块50平方米的土地,每平方米490万盾(约1900多元)。“其实最开始,我们只想买20平方米,但是我打听了一下,依据法律只有超过50平方米政府才能发放土地证书,所以也只有硬着头皮买了50平方米。”阿蓉对我说。首付交了8000万盾,大概总价的1/3,这笔钱除了自己的积蓄,也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当上了越南式房奴。按照阿蓉的计划,还需要8000万盾才能把一层房子盖好。她根本没有想盖一个两三层的楼房,那是超出他们能力以外的事情。

但是通货膨胀不得不改变阿蓉的建房计划,生活费大幅增加,压缩了他们的储蓄比例。由于股市跳水,阿蓉的老公还赔了400多万盾。

目前,阿蓉一家把那50平方米的土地用围墙圈起来,在里面种上柚子树,靠水果也能带来一些收入。不过阿蓉并不相信“危机”会存在太久,“我认为最多到9月份,一切都会好起来了”。阿蓉说。

商人的烦恼

施迪坚是我在越南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商人,3年前他来到越南,经营自己的物流公司,现在住在河内大学,工作之余学习语言。

这一天并不是施迪坚的幸运日。当天有一名客户要支付他相当于3万元人民币的货款,以越南盾结算。上午,凭祥口岸的汇率是1∶2550,老施以此汇率收到账款后,下午将钱汇回中国,但此时汇率已经跳升到了1∶2560。虽然只有10个点的变化,但是每一万元就老施带来了40元的汇差损失。“吃了一顿午饭,120元就没了。”施迪坚对我说。在他看来,中国商人以越南盾结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本来微薄的利润就要被浮动的汇差吃掉。

所有在越南的中国商人,他们对于时间的记忆往往与汇率紧密相连。施迪坚的朋友覃开盛2004年来越南时汇率是1∶1860,施迪坚2005年来的时候,汇率是1∶2130。施迪坚还有一位卖眼镜的朋友,最近这大半年,汇率变化已经全部“擦完”他的利润。现在卖出一副眼镜亏一副的钱,卖得越多亏得越多。很多中国商人已经不再发货了,等着涨价,如果要做生意也是以美元报价。

在我到河内的前一天,李建春也到了河内,但他并没有在河内过多停留,当天就去了海边的工业城市——海防。中国船舶贸易公司的李建春负责越南市场的销售,领导要他务必迅速赶到越南考察客户。李建春的麻烦不是汇率问题,因为他们公司销往越南的产品是以欧元结算的,这两年欧元走强,他还能够赚点汇差。他的问题是,越南客户开始拖延账款了。从1994年做成第一笔生意开始,十几年来,越南人从来没欠过钱。

李建春马不停蹄赶到了海防和下龙,在参观了客户的造船厂后,他没有发现太多的问题,所有的船台都在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在挥汗如雨地工作,订单仍旧纷至沓来。他随后又去银行调查了客户的资信状况,由于银行收紧信贷,导致了客户资金链紧张。“目前还要看7月份货款的回收情况。”李建春对我说,并以此来判断这次“危机”的性质。李建春对此持乐观态度,毕竟工厂的生产状况良好,实体经济运行平稳,主要问题就是客户在前几年经济好的时候扩张的速度过快,缺乏合理性。

中国船舶贸易在越南的发展,分享了越南的黄金时代。上世纪90年代末,每年的贸易额只有七八十万美元,到去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800万美元。而这只是越南船舶行业对外采购的九牛一毛。现在的问题是,好日子要结束了么?

好日子结束了么?

在过去的10年中,越南GDP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7%,社会变迁不可同日而语。

阮世梦对我说,他是越南VP银行资信部主任。“越南前几年发展过快,投资过于迅猛,很多制度跟不上。就像一个瘦子突然吃成胖子,肯定身体受不了。以银行业说,从2006年以来贷款发放过于宽松,每年信贷增长超过30%。”阮世梦说,“同时国际大宗商品的通胀也传递到了越南,这是一个全球问题,并非越南独有。”他认为现在越南的经济形势并不悲观,“国家已经开始对经济进行主动的调控,汇率已经逐渐稳定下来了。我们银行从今年4月份已经基本暂停了贷款的发放,现在要对客户的资信状况进行重新调查,以防止呆坏账的扩大”。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越南的造船业获得了几何级数的增长,造船业已经成为了支柱产业。越南造船工业集团总公司成立于1972年,目前有8万名员工,是越南国有7大集团公司之一。“我们的目标是到2015年成为世界第5大造船国,设备资产率达到60%。”段友勇对我说。他是越南造船工业集团的销售总经理。他告诉我,从2000年到去年底,越船总公司完成了总共1400万吨的造船量,而他们刚刚签下了一个近500万吨位的新合同,目前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14年。越南造船工业集团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它要在越南全国有将近200个船厂,具有建造30万吨油轮的能力。

由于前几年快速扩张,越船总公司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问题在于投资领域过于庞杂,资金使用缺乏监管。“我也在调整自己的业务,把一些非核心的业务终止或剥离。”段友勇说。比如,越船总公司将停止进入保险领域,对于工业区的娱乐地产投资也将被砍掉。同时,越船总公司经营着一家100万吨级的海上运输公司,他们曾计划将船队扩大到300万吨,目前这项战略也将被搁置。

“目前的经济困境只是越南高速发展中的小波折。”段友勇对我说,“你看,微软和英特尔都投资了越南,他们也看好越南。”

新的一代

21点以后,河内开始换了一副面孔,这座白天被红旗和红色条幅覆盖的城市变得异常妩媚。

女郎们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紧紧抱着她们的男友,车子呼啸而过,摩托车让他们的亲昵更加自然。白天她们裹着特制的衬衣,袖子很长,领口很紧,防止紫外线的灼伤,晚上她们都露出了里面的吊带小衫和紧身的热裤,显示出性感身材。西湖边的青年路是他们最爱去的地方,摩托车一辆挨一辆,情侣们坐在车上面朝湖水谈情说爱。就像改革之初上海外滩的情人墙,只不过主角们穿得更少,行为也更加火辣。

西湖河堤边遍布咖啡馆和火锅店。店主在河边铺上凉席,摆上一只小茶几,年轻人五六成群席地而坐,4层咖啡馆座无虚席,吵得像酒吧。“你们是周末才来么?”我问边上的女孩。她很奇怪地看着我说:“我们每天都来。”

从年龄结构看,越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少年之国”。在全国8160多万人口中,有一半人口生于1975年越战结束之后,14岁以下的人口占了30.2%,65岁以上人口只占5.6%,平均年龄只有24.5岁。这些年轻人将主宰越南的未来。

36岁的郑越庆是《河内日报》的记者,他梳着光亮的分头,黑色的皮鞋一尘不染。“现在的年轻人更加注重对财富的追求,和他们生活在炮火中的父辈完全不同,已经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自己创业。”郑越庆说,“你看那些女孩,她们也不再拒绝婚前性行为,而以前越南是个非常保守的国家。”郑越庆告诉我,越南的年轻人更愿意接受西方的事物,他们最尊敬的是日本人和美国人。从敌人到偶像也只是一步之遥。

河内西部的纸桥郡是个新开发的城区,政府鼓励开发商在这里建造摩天大楼。而在老城几乎看不见一座超过6层的房屋,法国殖民时代的建筑被完整保留了下来。当走在纸桥郡宽阔的马路上时,我感觉仿佛来到2000年初的广州华南新城,只不过规模更小些,人也更少。“我们的房价是1500美元/平方米。”裴越兴对我说,他是一家名为Vistar房地产公司的销售员,他的窗外都是现代意义的公寓楼。他们新开发的两座楼,只剩下两层没卖出。没有所谓的售楼处,没有样板间,没有沙盘模型,没有按揭贷款,连楼书都没有,只有几张薄薄的画着几座大楼和一种户型图的打印纸,而且要先付一半的钱,房子就卖出去了。有意思的是,这种新式公寓,也冲击了越南传统的长条形“积木房屋”的居住方式。

越南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中产阶级,郑越庆认为,月薪300万越南盾或者1800美元是这个阶层的底线,而他现在的收入是700多美元。“我还在奋斗之中。”郑越庆说。

VP银行资信部主任阮世梦的经历则充满了美国梦的元素。他出生于1973年,家在河内南面的太平,祖辈都是农民。他少年时的理想是成为科学家,但是高中毕业后,家里就无法供他继续读大学。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作坊里跟着木工师傅做画架。他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中文和英文,在学习中他发现了自己的语言天赋。两年后,他考上了广宁省旅行社,成为一名导游。

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越南经济刚起步。“那时候的钱比现在好挣多了,很多台湾地区人来越南旅游,小费给得很大方。”阮世梦告诉我,几年辛苦之后他就赚了很多钱,足够买一部汽车。汽车在越南是身份的标志,因为接近100%的关税,在这个人均GDP700多美元的国家,汽车已经成为了一件奢侈品,即使现在,越南人买一辆车都要花上八九万美元。

但是阮世梦并没有去买汽车,而是考入越南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读书,那时候他已经26岁了。2001年,英语系的学业还没有结束,他又同时考上了银行大学和汉语大学。于是,阮世梦同时要上3所大学,最忙的时候他一天必须要参加3所大学的考试。而且他还要做家教、翻译资料赚学费,此外,他还热衷学习计算机、绘画、书法和佛学。他的字在我看来比很多中国人写得还要漂亮。“我家里已经有1000多本书了。”他自豪地对我说。

毕业后,阮世梦先后在中国广西科学院、越南国家科学院担任翻译。他与老师裴世红多次担任越南国际会议的同声翻译,现在裴世红已经出任联合国的越南代表,而阮世梦曾经编写的一本《越中科技词汇辞典》的小册子还被广西科学院使用。

2007年4月,阮世梦加入银行做了一名高级白领,每个月的薪水有700多美元。除了在银行工作,他还为一家报纸担任英文翻译;每天17点到21点他要在语言中心讲课;同时还在做家教,每小时20美元,这在河内几乎是最高的价格。为了接受我的采访,阮世梦不得不推掉了傍晚17点到19点的两节课。

“我并不是很看重钱才做这么多事。”阮世梦对我说,“我是真的很喜欢语言类的工作。”他今年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把《越英中科技词汇辞典》编纂完成。这项工作从他开始进入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

但阮世梦并不认为自己代表了越南新一代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过于贪图生活的享受,似乎缺少生活的理想。我在中国工作过,我知道越南员工的工作效率、敬业精神与中国人比还差很多。”阮世梦对我说,“我们这个国家,遇到的真正困难是文化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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