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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两个社会阶层的经济困境

2008-06-27 03:04 作者:王恺 2008年第22期
6月12日凌晨两点,我从飞机场出来,暴雨中的胡志明市的出租车截然分成两个类型,既有拖着陈旧的三轮载客的穿着拖鞋的车夫,他们主要带领游客去往胡志明市老区,旧名“西贡”,又有奔驰、保时捷等豪华车辆停在另一端,穿着齐整的司机正等待着他们的主顾,多数是跨国公司的投资客们——不过从今年以来,来投资的豪客越来越少,这些司机的生意也不太好做了。

今年3月,越南胡志明市连续发生大米抢购风潮,随即,老区所在的第一郡等地发生了抢购黄金和美元的风潮。黄金和美元,是越南普通百姓觉得最重要的保值之物,直到以大米价格暴涨为代表的普遍通货膨胀开始时,才影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心态。这种局面现在开始才有了变化,5月开始,越南政府出台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越南盾贬值、平抑米价、提高基准利率,人们的生活逐渐恢复了常态。

6月12日凌晨两点,我从飞机场出来,暴雨中的胡志明市的出租车截然分成两个类型,既有拖着陈旧的三轮载客的穿着拖鞋的车夫,他们主要带领游客去往胡志明市老区,旧名“西贡”,又有奔驰、保时捷等豪华车辆停在另一端,穿着齐整的司机正等待着他们的主顾,多数是跨国公司的投资客们——不过从今年以来,来投资的豪客越来越少,这些司机的生意也不太好做了。

胡志明市的老区和新区是截然不同的两部分,2004年始,来越南的外国人不再像以往一样,仅去被称为西贡的第一郡等老区漫游、度假,还要去第七郡等高楼大厦集中的地方。这片被称为“越南奇迹”的区域的高级写字楼房价一年间暴涨200%,不少人有了投资的冲动。

2006年开始,越南股市、楼市一起暴涨,以越南高级白领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开始投资股市和楼市。按照中国银行胡志明市分行行长王庆波的话说,他所接触的越南上层人士,“一派欢声笑语”。

2007年底,股市、楼市开始暴跌,这些人的投资大部分遭受了损失,有不少人刚买的公寓被迫还给了银行。只不过越南的一般百姓和股市、楼市相距甚远,在他们的概念中,这些投资产品是“少数人的游戏”。

2008年3月,越南胡志明市连续发生大米抢购风潮,随即,老区所在的第一郡等地发生了抢购黄金和美元的风潮。黄金和美元,是越南普通百姓觉得最重要的保值之物,直到以大米价格暴涨为代表的普遍通货膨胀开始时,才影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心态。这种局面,在我们到来的前几日才有了变化,5月开始,越南政府出台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越南盾贬值、平抑米价、提高基准利率,人们生活逐渐恢复了常态。老区所在的第一郡、第五郡等地,罗望子树的掩映里,满是狭长的带点法国风格的建筑物,人们在树荫里喝着冰咖啡,街头飞奔的摩托车也没有因为国际油价暴涨而减少——因为政府一直在补贴油价——好像前一段的抢购风潮和自己的生活全无关系。

事实上,平静是因为知情甚少,这场蔓延全国的经济危机影响大小如何、将如何收场,没有人有现成的答案。而一旦政府补贴油价的政策在6月底结束,街头的摩托是否还能盛行,也是未知数。

享乐的战后一代、社会精英和他们的地产危机

2005年,刚从韩国来越南胡志明市的权柱寿很惊奇地发现,他的越南员工和韩国员工差别非常大,“甚至都不像在银行界工作的人”。权柱寿是韩国友利银行总部派遣到胡志明市分行来做行长的,刚开始很不习惯,“越南员工永远不愿意加班,他们的理由也永远是和朋友约好了喝咖啡”。

咖啡时间不能打扰,以及加班费再高也没有诱惑力,成为权柱寿不能理解的两大问题。

权柱寿的办公地点在胡志明第一郡的新华大厦,在老城区成片的三四层楼建筑中显得卓尔不群,在新“33层”(胡志明人习惯把新盖的世贸大厦叫33层)没盖好之前,在这里办公是最让人艳羡的。楼下有严格的保安,本国人进出会受盘问,我们因为是外国人,一晃护照就放行了。

即使是大楼附属的咖啡馆也比一般的场所贵几倍,不少穿着整齐、看上去和西方国家的同行们一样的年轻人,在里面自得地喝着咖啡。而他们的多数同胞,还是习惯于在炎热的街头穿着拖鞋,坐在小桌旁喝廉价的冰咖啡。

他们属于越南的新富阶层,多数毕业于国家经济大学,在这里工作,起薪就有四五百美元。在越南,战后这代人口基本特征就是喜欢享受,和他们的父母亲很不一样,“不分收入和阶层,都喜欢休闲、旅游和享乐,他们还没有什么生活压力,按照传统风俗和父母亲居住在一起,不追求房子和汽车”。

而在这幢楼里工作的员工尤其突出。以他们分行的员工说,即使是门口执勤的保安,每个月只挣上一两百万越南盾,但是隔两天花几万、几十万盾去喝咖啡也是常态;而一个月几百美元收入的高级职员,也能花上1000多美元去国外度假,“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样子”。

“这些员工不少都是毕业于越南经济大学,因为人才缺少,几年下来收入更高了。”

他们刚进银行的时候,还习惯于按传统思维来看家里的住房,比如家里有一幢多少两黄金买下的屋子,多长、多宽,“不讲平方米”,在他们的脑海里,房子就应该是那样的。可是这两三年,越来越多的高档公寓开始出现在胡志明市,从开始的几百美元一平方米,到了2006年的近千美元一平方米,房价暴涨,权柱寿发现,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关心房子,以及如何买卖房子了。

他手下的经理阮东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阮东会和妻子全在外资银行工作,属于高收入阶层,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为2000美元,相当于普通越南百姓年收入的两倍,每天回家的时候,“父母亲和邻居都觉得我们不是一般人”。

房价在2007年戏剧性增长,更给了阮东会和妻子以刺激。当时他的一个做手机销售的朋友,刚买了房子就涨价1倍,这位朋友自己只付出了10%的首期付款,其他全部是贷款,而且银行为了鼓励贷款,还送他一些家具。“我去他那边参观,那幢公寓几百平方米,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传统住宅。”传统的越南房子属于狭长的一条,上下有多层楼,一般是祖孙几代共同居住,即使是在胡志明市这样的大城市里,进门后还是脱鞋席地而坐,这种习惯,使阮东会和妻子不敢“请韩国同事去家里吃饭”。

越南各家银行自2006年开始寻求他们的房产贷款对象,不仅可以贷款90%,而且简化贷款手续,有的甚至以零首付为条件,头几个月只用支出利息,不必偿还本金。结果市场上诞生了一批以买卖公寓为获利手段的买家,按照阮东会的观察,这都是越南的新暴发户,“他们或者以做生意起家,或者以开工厂发财,反正每人手中都有近百万美元”。阮东会有个亲戚,在芹菹做水果出口贸易,手中有30万美元,结果买卖公寓6套,财产因此增加了数倍。

按照在越南做生意的中国人张殿生的观察,靠地产致富的不仅是这批大商人,也有拥有土地的越南人。他的办公室在著名的胡志明市“富美兴新都市”,“类似于北京的CBD地区”,台湾地区商人来这里开发的时候,一家家从越南当地的土地拥有者手中收地,最后价格飙升,最高到了每平方米11万美元,而更多的还没有卖出土地的人家有了这个榜样,“叫价更高了”。新加坡商人从台湾地区业主手中整幢地收买大厦,“本来每平方米1000美元,半年后经过装修再出售,价格翻番”。他租用的办公室算是整幢公寓中最普通的,“月租金也要800美元”。

银行的优惠政策、境外的大量投资、境内的炒房人群,外加大量的类似于阮东会这样的新富裕阶层的买房信念,使越南为数不多的高档楼盘节节攀升。中石化越南代表处的赵红松也在富美兴新区办公,他说他之前一直没注意到房价攀升,直到陪越南朋友去自己租的房子附近去看别墅,“那个客户在越南也算有钱人,看到整幢毛坯状态的别墅售价200万美元,也觉得太贵了”。

我们路过富美兴时,专门去看了位于某地块的一片别墅区,楼与楼之间间距很窄,甚至显得局促,加上纯粹模仿西方式外观,近乎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郊区别墅模样。赵红松说他也是从那刻起,“意识到这是个虚高的市场,而这个市场的泡沫肯定会破灭”。

那是2007年10月,果然,就在一个月后,房价开始下滑。阮东会的那个朋友,住进去还没有几个月,就面临着巨大的还款压力,越南的银行因为没有经验,害怕楼市危机影响到自己赢利,开始严格检查客户的房产面积、还款能力,没收无力偿还的抵押贷款的抵押品。

阮东会的亲戚就被列为清查对象之列,他当时买了若干套住房,总额近200万美元,可是自己手中只有30万美元左右,其余全部是银行贷款。去年12月楼市价格开始暴跌,他开始还不想卖,后来就完全卖不掉了,“最近银行信贷员通知他,暂停他的贷款,特别要求他要是不能偿还贷款,就收掉他的若干套房产”。阮东会的朋友则更惨,因为无力还贷,住房已于2008年5月被收回,“当时银行说,除非他能立即归还贷款的50%”,这样的压力下,房子和金钱“两失”。

阮东会庆幸自己动作慢了一步,而目前的房贷政策使他的买房梦开始沉寂,“财政压力会越来越大,还是和父母亲住在一起吧”。

按照越南统计局的数字,91%的境外投资者开始把资金转向高档旅馆等商业地产领域,不看好越南的住宅市场。银行业虽然收回了许多无力还贷款的客户的房子,但目前降价已经达到50%的地产市场上,拿着这些房子也没什么用处。于是,国家银行战略司的黎春义博士开始提出警报,各家银行应该马上和客户协商,重新估价地产,这样才有可能回收贷款。

少数人的股票市场

与胡志明市证券交易所只隔开一条街道的东洋证券交易所,是供越南普通百姓证券交易的地方。说是普通百姓,其实也不然,在越南,买股票的绝对属于“少数人”,只有有钱并且勇于追求新事物的越南人,才有可能去炒股票,两个条件缺一不可——绝大多数人是股票市场的门外汉,即便是为我们开车的司机,月收入近千美元,可是他激烈地表示说,“那些是需要知识的”。在他看来,那是上过大学的、高收入者的天下。

因此,像中国股票市场上那样“全民皆兵”的情况在越南并没有出现。

狭窄的股票市场进出大门很难,因为外面堆满了摩托车,只留下一个人的过道。在越南,摩托虽然普及,可是一辆价值近3000美元的日本产本田车还是不少人羡慕的对象,这家证券公司门口就并排停着许多这样的车。在越南百姓看来,里面的人,“既有财力,又有品味”。

在里面遇见50多岁的黎信,会觉得他与众不同——这里更是年轻人的世界,不大的空间里,周围沙发上坐满了时髦的年轻人,他们喝着交易所提供的冰咖啡,吃着糖果,热烈讨论着股票。越南的股票指数指示牌和中国不同,涨的股票用绿色箭头表示,跌的才用红色,因此,公告牌上的一片红灯,使人们觉得沮丧。

黎信是一家外资水电公司的总工程师,平时很悠闲,因此有大量的时间来股票市场看盘,而他的许多朋友,在去年股票指数1100点的时候,实在无法忍受上班的约束,专门辞职来炒股。“幸好我的条件好,不用辞职炒股,那些朋友今年都很后悔,要重新找工作。”他边说边笑。

他自己是股票市场800多点时候进入的,因为见过了1100点的高峰,所以觉得股票市场肯定有反弹的机会。他把家里的5万美元积蓄投入进来,这5万美元在目前只有380多点的股票市场里面,已经亏损了很多。“但我还是不愿意像一般人那样去买金子或者买彩票。”他觉得,股票是需要技术分析的,是智力活动,而那些购买靠的是运气,因此没有意思。他目前看好食品、商业等股票,不再敢碰房地产市场的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的小场地后面,也有专门的会议厅,在里面,有一些上市公司给股民做讲解,为什么他们的股票会下降。在越南,股民还属于稀少种类,因此进去开会的股民都会受到很好的待遇,有专门的服务员端上咖啡,并且打开冰箱,拿出冰冻毛巾为客人们擦汗,普通股民也像中国最早的大户室里的大户们受到的待遇一样。

也许就是这些待遇,使年轻股民越来越多。在黎信看来,周围的年轻人是“赶时髦”的一群,不像他自己是长期投资者。“他们很多是看热闹,想发财才来的。”2007年下半年,越南的白领人群里开始出现股票热,在胡志明梁中保税区工作的玉诗说,那时候,不谈股票就感觉自己不时髦了,她周围都是买卖股票的人,有个朋友花18倍的代价,从朋友手中买来了他们公司的原始股,然后再转手出去,也赚了不少钱。

玉诗工作了7年,现在是梁中保税区管理部的副总经理,“可是我的钱还是不够买房的,只能租房住”。她在市中心租了一间房子,每月100多美元,“可以享受在市中心生活的乐趣”,每天由司机接她去几十公里外的保税区上班。因为不买房,所以她在去年把手中不少积蓄都投进了股市。

股市繁荣带来了经济的兴旺。2007年开始,街上明显感觉到周围的好车越来越多,“宝马、奔驰、保时捷,这些以往只在杂志上看见的车,也开到现实生活中来了”。

在中国,很少有时间段是股市和楼市一起上涨,可越南从2006年开始,两个市场一起上涨。按照玉诗的观察,“不少朋友从股票市场上赚了钱,立刻就拿到楼市投资,这样一来,两个市场都上涨了”。她运气最好的一个朋友,在股市上赚钱后立刻拿到楼市上买了房,没有贷款就买了自己中意的房子,“现在也不用担心还贷款了”。而另一个朋友的判断正好相反,他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去炒股,结果现在股市全部亏损,房子也被银行收走了。

中国银行胡志明市分行的行长王庆波看得更清楚。他的办公室也在新华大厦中,他手下的年轻人2006年开始以来,热衷于炒股票、买楼,是越南新兴的股市和楼市的积极参与者,“可是,他们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王庆波的客户中,很多是中国企业,包括不少来越南淘金的中国券商,“越南的股票市场有几个特征,决定了它能很快升值。首先是总量小,只有100多只股票,总市值才150多亿人民币,一个大资金进入,就能决定其总市值上升幅度加大;另外的因素是,虽然越南实行外汇管制,离开越南的外资需要交纳10%的手续费用,可是进出还是很方便”。

在这样的特征下,股票市场上很容易出现炒家,不少中国券商就在里面赚了大钱。而2006年开始的越南市场的适度膨胀,更助长了这些券商的投资行为,在他看来,“现在这些券商尚未完全撤离,根据越南官方公布的数字,外资离开的还很少,我估计都在那里趴着,等待下一个机会”。

营业部不时看见客户进出,保安小心翼翼地为他们开门,“都是高档客户,一般越南人办理金融业务,不会来外资银行”。

而通过地下钱庄流出去的热钱,总量也不会太大。在王庆波看来,越南股市的真正症结,不是在于暴涨或者暴跌,“关键还是本国经济的健康,要是继续有大的贸易逆差,且本国经济不健康的话,再好的股市也挺不住”。

面对通胀压力的普通民众

身为中国人,可以大模大样地进入玉诗所在的工作单位。玉诗的保税区属于特殊场所,一般非本企业的越南本国人不允许进入,里有很多家加工企业,全部是外商投资。其中两家刚刚于最近罢工,原因是因为吃得太不好了。玉诗叹了口气,她觉得这样的罢工用处不大,可是工人们的处境也确实不佳,“不罢工也咽不下这口气”。

在越南,经常感觉到食品的昂贵,一碗普通的牛肉米粉,价格约二三美元,而如果是正正经经的上餐馆吃饭,则要三四十美元——连我们尚且感觉如此,何况月收入几百美元的一般百姓。

保税区从1995年开始创办,严格按照政府法律付给工人工资,“可是因为是轻工业为主,很多工人不需要什么培训就可以上工,所以工资普遍不高”。玉诗她们刚刚给保税区的工厂做过职工的工资调查,一般的服装企业,最低月收入为100万越南盾,相当于60美元左右,而最高的是一家木制窗帘厂,因为师傅需要技术,最高的月收入为360多美元,“可不管高低,他们全部要住在工厂附近的房子里,吃工厂提供的盒饭”。

这些工厂工人基本来自附近省份,他们的收入不足以在胡志明市安家,而他们还要贴补老家的家用,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情就是寄钱回家。“当然希望工厂免费提供的伙食能好点。”本来一般工厂的伙食费用是每人每餐0.4美元,“在通货膨胀前,工人们吃得虽然不好,但是基本能够吃饱,可是3月份大米危机一来,就吃不饱了”。

2008年3月,受世界粮食涨价的影响,本来盛产稻米的越南粮价也开始上涨,由每公斤大约0.8美元上涨到了二三美元,当时媒体整天报道的是粮食紧张,不少米店由警察维持秩序出售粮食,还是发生了骚乱,一般人家雇佣三轮车抢购,一买就是1000斤。玉诗自己没去抢购,因为单身在胡志明市工作,曾经买了2公斤大米,“一吃就是两个月”。而乡下的父母亲表示,家里的稻谷有的是,如果不够,可以从家里拿。

可是多数人并不生活得像她一样,工厂的伙食费用越来越紧张,0.4美元显然不够用,“粮食只能买不好的,本来菜里的肉很多,现在只能看见星星点点”。后来,政府规定超级市场等大的流通商必须按平价卖米给工厂区。

现在的工人越来越喜欢加班,按照规定,加班必须由老板提供伙食,而且加班工资是平时的1.5倍,“结果,过去加班有人罢工,可是现在,加班全是大家心甘情愿的”。

大米风潮在4月份很快过去,越南一年产三季稻,四五月份是粮食丰收的季节,所以,那些大量囤积粮食的人家开始后悔。

对于通货膨胀,玉诗这种高收入阶层的直接感受是,“这种事情到来也是正常的,前两年大家生活过得太奢侈了”。前两年,玉诗觉得自己想买什么就买得起什么,她在乡下的父母家里电器一应俱全,而且不少是日本货,“大家还不看好便宜的中国货”。而新的一年,以往的生活习惯肯定要改变,“连喝咖啡都要算计算计了”。

更为艰难的是普通百姓。司机梁先生虽然收入不错,可是老婆没有工作,去年生活好的时候,还能不时地携老婆、孩子出去吃饭,而今年一概缩减,“一家人做顿饭,才2美元多一点,当然在家里做饭吃是首要选择”。前些天,老婆觉得胡志明市的大米还是很贵,派他去南部运回了一些,进一步节省开支。相比之下,越南乡村的生活受的影响就小很多,我们去周围的乡下漫游,发现老百姓说得最多的并不是米和肉的涨价,而是同情他们在城里打工的兄弟姐妹,说他们“越来越吃不饱,要回家拿稻谷去换粮食”。

因为住在老区,可以看见很多人家晚上在街边开始吃“火炉”——一种类似于中国火锅的食品,只不过里面煮的大部分是蔬菜。在越南,青菜、水果和大米是本国最大宗的物产,也最便宜,还经常出口外国——火龙果和榴莲,每斤价格不过几元人民币。

一般百姓在大米危机后想方设法地开始买黄金和美元。在越南,黄金是论两销售的,一直是普通百姓保值的最佳选择。梁司机的老婆把家里的积蓄全部买了黄金,“一天一个价格,最后还买不到了”。在越南的金店里,永远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上面挂着今日金价的牌子,1两高达2000美元,下面是挎着枪的保安人员。

而美元是严格控制出售给普通百姓的,按照王庆波的印象,当时每天来问美元价格的越南人在他们银行外排队,“可是我们不能出售给他们”。虽然告诉他们不能出售,他们还是不肯离开,希望能有机会,“沉默地在银行外面排队”。后来是保安把他们劝走的。

越南央行在每年年底,会鼓励轻微的越南盾升值——“因为那是每年大量越侨寄钱回越南的日子”。2007年底,越南经济萎缩的迹象已经很明显,央行还是做出越南盾升值的策略,“这其实就有点问题了”。结果尽管央行妄图守住越南盾的价格,在股市、楼市等经济危机开始爆发后,还是只轻微调整了汇率,并且规定只能上下1%的价格,结果和市场严重脱节。

“当时黑市上美元供应紧张,各个店门口排队的人全是拿越南盾换美元的,一天甚至有几个价格。”其中最紧张的是大批拿美元工资的白领,拿的是美元,可是拿在外面消费,店主只肯按照国家牌照换算,要吃亏,可是拿到黑市兑换,上午和下午说不定是两个价格,还是要吃亏。玉诗说,怎么算怎么都会吃亏,后来索性每次只兑换一点用于生活必需,果然,前些天黑市价格又上涨了。玉诗说,最近都弄得很紧张,总觉得自己在不断吃亏中。

她说的黑市就在街头金店里,我们也去换钱,穿过几个门口持枪的保安,柜台两边分别坐着两个操作人员:外面的一个飞快接过美元辨别真伪,里面的一个负责点越南货币,然后很快地给你扔出来,感觉很不好。

当我们拿自己携带的美元去兑换处兑换时,才发现奇怪的事情,50美元的纸币和20美元的纸币,基础的兑换价格还要相差几个点。原来大面额美元现金因为有需要的人多,所以汇率更高,而司机也要求我们把小面额的美元换成大面额的给他。“很多越南人把积蓄换成了大面额的美元存在家里。”这在其他国家都不会碰到的事情,在越南却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全球化背景下的越南经济难题

王庆波觉得,越南盾的汇率调整只是刚刚开始,未来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不像外界风传的那么沉重,可是越南要走出经济困境,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越南GDP增长多年来紧随中国之后,一直是世界第二位,“许多人觉得这里是腾飞的沃土,大批资金进入是很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都会有楼市和股市的升值现象。

可是反过来看,之后“经济衰退又是必然的”。这时候就需要国家及时出台调控政策。可是去年底,在楼市、股市双双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越南盾的汇率不降反升,“我们这些做具体金融工作的人都很奇怪,觉得国家财政政策有偏差”。

当时,金融市场上就出现了恐慌,想买美元,可是美元又在国家指导下贬值;想卖越南盾,又不敢,“大家都很困惑”。

通货膨胀使美元和越南盾的汇率出现严重扭曲,国家终于宣布越南盾贬值,可是此时的调整已经很滞后了,引发了大量外资持续撤出股票市场和楼市,“全部在市场外徘徊,不敢再进入”。

越南央行目前已经推出了多项政策上调贷款利率,以胡志明市为代表的南方明显地感觉到整个变化,“不少银行开始追讨贷款,紧缩盘子”。公务机关开始缩减开支的10%,每个贫困家庭每月补助12美元,在王庆波看来,这些措施要是能在短时间内见效,那么越南的经济形式就能好转。“只要不出现普通百姓的吃饭问题,就不会有大的波动。”

权柱寿也觉得,吃饭问题要是能解决,越南的社会就会安全,可是,越南经济还没有见底。他个人觉得,股市的380多点还会跌,“大概要350点才会停”。“当年韩国经济危机,我们的货币就贬值了25%左右。”

在他看来,当时韩国的经济危机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出面才收拾了难题,可是越南目前尚没有任何组织出面来收拾残局,单独靠越南政府目前出台的政策,“效果很小”。

他和王庆波有共同的观点,表面上以股市、楼市跌和通货膨胀面貌出现的经济困境,其实质是越南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而又不可避免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的必然结果。

玉诗所在的保税区算是越南最先进的工业园区,结算全部用美元,可是玉诗却知道,“就算是我们这样的工业区,也全部是轻工业,制鞋、制衣,没有任何重工业”。

权柱寿的韩国客户在越南投资,也集中在轻工业领域,近年来开始有工程、钢铁加工业的出现。这些不完备的轻工业生产体系,说明越南尚处于早期工业化阶段——这样的阶段,最容易出现大规模贸易逆差的问题。

“在越南开设一家工厂,可能除了劳动力是本国的,所有的厂房、原材料、流水线都是国外的。”这个资源缺乏的国家因此必须大量从国外进口各种产品,也因此,贸易逆差在去年达到了144亿美元。而且,随着国际原材料市场的普遍价格上升,越南的这些加工企业开始进入困难境地。玉诗所在的保税区的工厂因为是美元结算,所以面临的压力较小,而其他一些工业园区的工厂面对油价上涨和银行贷款利率的提高,已经有几家开始关门休息了。

不仅是资源进口,在资金上,越南的多数工厂也依靠境外投资。而境外资金来意多样,不仅仅看中越南的工厂,也看中越南的资本市场,一旦经济衰退,资本市场的境外资金最先撤离。

“在街头还是别打手机。”赵红松警告我们。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他的同事最近被抢了几次手机。他所属的中石化在越南有大笔业务,越南以往的进口石油很多依靠他们,他最清楚越南薄弱的工业基础。可是最近由于国内的石油供应紧张,从中国出口越南的石油大量减少,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脆弱的越南市场很容易受国际市场上风吹草动的影响。

王庆波和权柱寿都觉得,越南的经济困境并不是最近形成的,只有这样的工业基础,却又过快过早地卷入了全球化浪潮,“在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中,凭什么它能够独善其身?”

正好是雨季,胡志明市每天下午要下一场磅礴大雨。那雨下得几乎能吹倒身边的树,可我还是在一家学校门口,看见排队的家长在风雨中艰难地前行,原来他们是在排队购买限价供应的教科书。“教科书涨价问题,医院涨价问题,将是越南政府近期要解决的问题。”政府总理阮近勇,在电视里这样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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