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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吾民

2008-06-10 15:03 2008年第21期
巨大的挑战之下,71年前以卢沟桥事件为标志的日本入侵,其结果,林语堂在那一时刻即描写道:“日本的武装侵略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使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成城……于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现代中国诞生了。”

巨大的挑战之下,71年前以卢沟桥事件为标志的日本入侵,其结果,林语堂在那一时刻即描写道:“日本的武装侵略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使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成城……于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现代中国诞生了。”

这个新中国,美国历史学家柯博文(Park M.Coble)的学术定语是,“民族国家构建”。

汶川地震,“几乎是中国近30年来所遭遇的最大的自然灾害”,《时代周刊》(亚洲版)同样借用柯式概念描述说,“中国公众却在已经持续两周的救灾工作中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建立全面而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感”。

作为中国人,站在中国内部观察,与这场地震难以想象竟然造成69136人遇难(截止6月9日)一样,我们也没有想象会有如此众多的志愿者以及如此巨额的捐赠。按中组部副部长欧阳淞报告的表述是,参与抗震救灾者为“13万子弟兵,14.5万志愿者”。而地震发生仅10天,四川团省委提供的材料就表明:报名要求参加抗震救灾的志愿者即达到了108.7万人。以致四川有关部门5月24日呼吁:恳请志愿者择时再来。巨灾,点燃了国民激情,更启动了国民的行动力。

更迅速的行动者是国家。地震发生后32个小时内,新华社报道,“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已投入兵力47813人。出动军用运输机22架,军用直升机18架,征集民航客机12架,空投物资12.5吨”。

这一时刻,国家/国民关系形成了完全有别于日常的结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成为巨灾之下最真实的中国现实。

无可预期的巨大灾害,公允而言,任何准备都会显现其疏漏——以救灾帐篷为例,3个月前的南方冰雪灾害,相关部门检讨发现,我们的中央储备库里最主要的储备物帐篷竟然在这次雪灾面前完全派不上用处。然而此次地震,到目前,帐篷仍然是急需品。由此推演,在人类“有限理性”这一事实下,即使完备的制度设计,面对无法估测的灾害,其是否可以应对仍需事后检讨。

地震专家在教科书里介绍,已形成全国性灾害医学系统的军民联合灾害卫生救援体制的美国与俄罗斯,在体制结构上最为完备,而以军民协调临时性行政组织为特点的中国灾害卫生救援体制,只“相当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水平”。但是,最完备的应急体制,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时,却仍然可能漏洞百出。以卡特里娜飓风为例——一场已经被预测并警报了的自然灾害,在救援体制极为完备的美国,却遭受前所未有的挫败。这一结果的事后检讨,相对集中于美国联邦与州政府权力失衡与掣肘,以致联邦军队难以迅速进入受灾区域实施救援。显然,即使已经被发现、被预告的灾害,如果失去国家与地方、政府与民众的良性结合,仍将大大放大灾难的能力。

于是,这场痛彻人心的灾害,使我们深刻意识到——面对巨灾,真正最重要的是人,即使最完备的制度,失去人的操控亦将失效。由此而观,在这场特大地震中,国、民在其中水乳交融所形成的空前凝集力,才导致了真正的举国之力,令13亿人共度艰难时日。某种意义,外电的评价,“中国政府以高分通过了此次灾难带来的考试”,很大程度是由人民所创造。从人民子弟兵到人民志愿者,全国每一角落情系灾区的每一男女老少均成整体的一部分。这真像回到了人民战争的年代——到处的支前洪流,构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但是,在阶段性胜利取得之时,痛定思痛,在强调人的重要性同时,如将人的因素作为应对灾害的全部,亦将失当。

此次众多的志愿者,虽然在性质上已有分别,相信也会触动我们“革命史”的记忆点——以淮海战役为点,战后统计,战役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后方支前民工比例为1∶9,大大超过战役初期的1∶3概算。这一情景当然令人震撼,但即使当时,华东支前总结委员会在《关于淮海战役中运河、汽车、火车运粮的总结》里,也很清楚地计算着,“济南至徐州750里,一列车即可运200万斤,一晚时间即到。如用(支前)小车运输则须6666辆,13332人至少需半个月”。

在此次不惜一切代价的举国救援中,因效率所构成的生命与资源的损失,又该如何计算呢?

比起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我们拥有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多的贫困弱势人群。若以财政能力而观目前中国现实,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位次居第4位,若加上人口因素,我们的经济实力显然捉襟见肘——中央财政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仅350亿元,应对巨灾大灾,实为大大不足。在这一背景下再来看“举国之力”,我们大概才更会意识到将超能人力,转变为先进生产力的迫切。而制度建设的核心,就在怎样使我们的“人多力量大”,转换成超强的效能。在未来的竞争中,总是效能决定一切。

可喜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各阶层人士,针对这次救援的社会结构已经在开始深刻地调整,科学决策从没有被这样提高到高于一切的地位。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论及社会善款与政府责任时这样坦陈:“很多媒体把‘400多亿的捐赠款物’比喻为悬在中国政府头上的一个‘堰塞湖’,我们认为这样的比喻很形象。”

从大灾中生成国民力量到一种崭新国民意识的觉醒,这是伤痛中最值得欣慰之处。

在特殊时刻形成的激情涌现的国家/国民关系结构,终将回归日常。在诸多制度性条件尚缺,同时更为漫长的灾后重建期,我们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持并使用这一时刻的国家/国民关系结构——“全面而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或许是未来面临的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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