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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培军:巨灾后,我们面对灾难应该更聪明

2008-06-03 13:46 作者:吴琪 2008年第20期
从5月25日开始,整个抗震救灾工作从搜救进入到安置重建阶段,史培军开始为灾民安置提供规划。提及在四川灾区看到的景象,目睹过不少大灾的他轻叹一口气,微微闭上眼睛:“看到那么多同胞遇难,谁不难过?但是科学家必须比一般人理性,我们在研究与考察中反思,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怎样能在巨灾后变得更聪明。”

嘶哑着嗓子,汶川地震发生后的前10天里,灾害专家史培军对要求采访的记者急得直嚷:“救人!救人!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史培军的专业是地学研究,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常务副校长的同时,也是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汶川地震后,史培军在临危受命的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中任副主任,为中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忙得团团转。对他的采访最后只能在从灾区飞回北京的飞机上进行。

从5月25日开始,整个抗震救灾工作从搜救进入到安置重建阶段,史培军开始为灾民安置提供规划。提及在四川灾区看到的景象,目睹过不少大灾的他轻叹一口气,微微闭上眼睛:“看到那么多同胞遇难,谁不难过?但是科学家必须比一般人理性,我们在研究与考察中反思,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怎样能在巨灾后变得更聪明。”

汶川与北川:这次地震是怎么回事

5月12日发生地震的时候,我正在北京的中央党校上课。3分钟后,我就知道这次地震的大致情况,因为我们班刚好有一个同学是山东省地震局的局长,他很快通过国家地震局了解了一些情况。下午17点多下课后,我赶紧跑回我在北师大的环境演变与自然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输入震中“汶川”的信息。我们实验室有非常完备的数据库,中国所有的县在近百年内遭遇的自然灾害全部存在数据库中,我们花了20年时间才完成这些研究。

“汶川”这个县名多数人并不知晓,但搞地理与灾害研究的对它所处的“川滇地震带”太熟悉了。这个地震带也被称为“西南地震带”,包括四川和云南的强地震带区域。所以汶川地震并不稀奇,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震级这么大。

我在数据库中输入“汶川”信息后,开始了解这次地震有可能影响的地区。晚上20点,美国国家地质调查局(USGS)就在网站上公布了模拟的汶川地震烈度图,他们的反应非常迅速,为我们的分析与研究提供了特别宝贵的资料。看到灾区地震模拟图,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次地震不是那种以震中为圆心、不断往外画等距离圆圈的扩散方式,它是一个断裂带地震!但是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判断,以为既然震中在汶川,那么汶川县城就应该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我从这张模拟图上看到的断裂带,南北长200公里,东西宽不到50公里,从映秀到北川县城这一线是断裂带的中心地带。到5月13日凌晨2点,我们分析出了这次地震的基本数据,这次地震导致的灾害看来远远超过我们的经验。我内心非常焦急,早上8点,我带着研究数据去民政部找救灾救济司的司长王振耀,我们俩在处理中国近年来各种大灾害的时候,总是搭档指挥,是老朋友了。

我对王振耀说:“这次是条形地震带,快准备至少100万顶帐篷吧。”要知道,中国近年来最大自然灾害也只需要5万~6万顶帐篷,民政部的储备能力是20万顶帐篷。我提出的核心数据有三个,当时听起来是非常惊人的:第一,死亡人数可能达到5万~10万人。这是个什么概念?简直是吓死人了,1998年中国的特大洪水死亡不到2000人,这5万多的死亡人数让人难以想象;第二,严重受灾面积有15万平方公里;第三,受这次地震影响的人口,在四川省境内就达到2000万人。这一点看来我当时的估计还偏保守了,我没有想到,在受影响的人群中,有超过1000万人是灾民。

地震带上的人口密集区,肯定是关注焦点。首先,让人放心的是成都没有问题,成都撇在了这次地震带的东南角,只会受轻微影响。但是,北川有大问题!早期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震中汶川县,可是这条地震带呈“中间窄、两头粗”的哑铃状。哑铃的一头是汶川县的映秀镇,另一头就是北川县城,这两个人口密集的区域,状况肯定非常惨,特别是北川县城,处在9度到10度的高烈度区。都江堰离震中映秀不过30公里的距离,受灾也一定很严重。

我当时的分析是,15万平方公里的严重受灾区域里,有5万平方公里的核心区,烈度在8~10度或以上,它们包括汶川、都江堰、北川、青川和茂县。美国国家地质调查局的模拟图偏向地震带的西部,所以东部的状况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才发现东部的绵阳、德阳西部受损也非常严重。

科技部对汶川地震的反应也非常快,5月13日下午刘燕华副部长让我过去汇报。听完后,科技部马上召集相关领域的专家,5月16日对外宣布成立“科技部抗震救灾专家组”。专家们分为11个工作组,吃住都在一起,每天下午15点会商。

这时候我们主要进行三个方面的专业支持:一是提供灾区人员搜救、应急转移所需的技术;一是每天提供及时的灾情动态和趋势判断;还有一个是恢复重建怎么做。我经历过中国近年来不少大灾害的现场指挥,灾害的类型虽然不同,但是所有对灾害的应急处理都离不开这几个方面。科技部的专家组在3天内编了7册应急手册,第5天就上网并成批印了出来,送往灾区发放。有的专家绘制了宣传画、编制群发短信给灾区人民,及时提供关于救援、转移、护理、卫生防疫等各方面的具体指导。

这期间,我一个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同学,从日本合作伙伴那里获得了日本遥感卫星拍到的《灾区地壳地应力异常图》。国际上很多组织和专家非常关注汶川地震,他们以各种手段来监测这次地震,并且免费提供给其他人做研究。我一看更加确定,此次汶川地震是一个条状的断裂带,偏北边的断裂带出现了“拧麻花”的状况,北川县城就是这个“拧麻花”的所在地。

所以这次地震实际上是以北川为中心,东到青川,西至汶川,南部沿着龙门山脉到都江堰,这些地方成为重灾区。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北川离汶川那么远,受灾却最惨重,就是因为他们将这次地震理解成了以映秀为中心向外发散的。这次逆冲走滑性的地震断层,在北川出现了强烈的扭转,这下害惨了北川县城,它承受的力最大。在绵竹到北川之间,有几段铁轨被拧成了麻花状,就清晰地证明了这次地震的扭转。所以这次地震,人的感受是“因为扭转让人腾了起来,先是上下折腾,然后才是左右摇晃,根本不可能站稳”。

自救与他救:灾区管理的学问

地震灾害的最大特点是:人员伤亡比率高,建筑物损害程度高。于是这次汶川大地震,成为我们在和平时期最大的一场“战役”:战场是15万平方公里的重灾区,投入了10多万人的部队,涉及几千万人的生命安危。

救灾的核心是指挥应急,对于一个指挥部的要求有三点:一是调动武装部队的能力,二是调动物资储备的能力,再就是科学的决策支持系统。生命线的恢复永远是第一位的,救命第一。基础设施和生产线的恢复也非常重要,通水通电后,救援工作更有保障。而一旦条件具备,当地应该尽快组织恢复生产,因为政府有了正常的财政收入,才能去管理社会,才能去发展企业,当地人才能谋生。

而现代“战役”最重要的就是情报,对信息的需求。许多人对地震是否可以预测产生了疑问,地震确实可以预测,但是目前科学研究对地震的预报,只能达到20%到30%的程度,预报的精度远远满足不了民众的需求,信息的准确度就降低了。另一方面,由于这次地震后通讯中断,灾区的信息出不来,海事卫星在中国是奢侈品,大多数地方用不起,通过这次灾难我们才发现自己的装备是多么落后。所以这场“战役”中,情报信息工作受到很大的阻隔。

我所了解到的地方政府的报灾水平也有待提高。这次都江堰的向娥乡受损严重,通讯全断了。政府楼塌了后,人员死亡将近一半,逃出来的人来不及抢救政府人员,镇长指挥大家去小学救人,400多个学生压在废墟下。一个女副镇长,冒着生命危险走到了都江堰,向外界求援,最后带领了一支救援部队进去,多救出了几十个孩子。这个镇的领导有分工,知道报灾求援很重要,做得很好。可是有些地方政府没有报灾意识,自己虽然组织了救援,却不知道信息沟通的重要。

我们这次救援的意识非常强,但是大家强调外援的救助,却没有在意识上重视自救和互救。在世界灾难史上,自救与互救救出来的人命,远远多于他救。所以鼓励自救和互救是在“黄金72小时”救援的重点,因为外界救援进入灾区总是需要时间的,何况这次受地势地形的影响,救援耽搁了不少时间。

灾难发生后,那些存活下来的灾民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自我意识决定救援,往往是血脉关系让他们参与救助;一种是自己受伤不重,因为担心余震或食物紧缺,赶紧跑离灾区;再一种就是出于职责或者个人品德,理性地组织救援,比如一些老师、医生等等。

第二种人其实最不该提倡,他们也应该成为早期救援的主体。这次灾民中,受伤人数大约为35万多人,其他人是失去了亲人或者暂时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生产条件,但是他们的身体并未受伤,有能力参与救援。稍有常识的人就应该知道,一个8级地震之后,不可能近期再来一个8级地震。当四周楼房被摧毁后,如果找到一个四面没有垮塌可能性的空地,实际上他是非常安全的。本地人最熟悉这里的地理,知道哪里是学校,哪里是医院,哪里人群最密集,哪里能找到救援工具,所以他们应该留下来,成为互救的主力。当有伤员要向外转移的时候,他们也是帮助快速转移伤员的最佳人选。

巨灾后,我并不赞成大批救援人员没有计划地进入灾区,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灾民都往外转移。在地震后的第三、第四天,大部队开始进入重灾区,大部分灾民从灾区跑了出来,其实这种人员的置换并不科学。如果灾区还存在着很大的危险,那么应该让更多的人躲开高风险区。任何一个人进入高风险地带,都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保障的人,随时可能成为一个需要他人救援的对象。外界救援的人如果大大超过实际需求,他们的补给就容易成问题。

这次灾难的特殊性在于交通受阻,大部队早期很难进入,所以不少志愿者在早期生命救援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等大部队进入后,我们就要呼吁志愿者不要随便进入了,一个基础设施没有恢复的地方,一个食物供给难以保障的地方,应该控制人口进入。比起外界救援的进入,还是应该组织起当地人员,只要给他们提供基本的食物和水,他们就能更有效地救人。这些有关灾区管理的学问,在世界救灾史上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到了灾区的人,会发现搜救太艰难了,在交通不便运进大型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基层社区的应急设备几乎没有!这次地震后,很多人徒手在废墟里救人,找不到可以用的设备,电筒、千斤顶、铁杆、急救医疗包、小型电锯,要什么没什么。在大家都没有灾害防范意识的情况下,农民还有些干农活的工具,镐头啊,铁锹啊,或许能帮上忙,城市里的人就更是难以借助工具了。这些都是基层社区应该配备的救生品,比如容易受洪水影响的地方,应该配有救生圈和帐篷,地震多发区,应该配有各种切割工具、抬或者撬的工具等。美国和日本政府,对于不同灾害类型必备的三项救助与应急工具,有明确的规定。

灾区房屋与烈度

5月13日我们自己研究的时候,依据美国国家地质调查局的模拟图做出了一个汶川地震的烈度图。5月21日,国家减灾委科技部专家组根据地震的最新资料,做出了一份汶川地震烈度图。烈度和震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震级是地震爆发出来的能量的总和,我们将这种能量分为不同的等级;所谓烈度,是地震发生时,在波及范围内一定地点地面振动的强烈程度。烈度分为12级,其中我们用5~12级来区分不同程度的破坏。烈度非常准确地表明了各地结构受损的严重程度,它成为抗震救灾指挥部安置转移和恢复重建的重要依据。

烈度与地震能量或地震应变力的加速度都有关系。为什么在灾区两栋距离很近的房子,当一栋楼震成碎片的时候,另一栋的框架却没有倒塌?映秀镇的漩口中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有3栋成“品”字形的教学楼,为何这几栋距离如此近的楼房,受损却不一样?这和地震时力的方向有关系,如果能量的方向与房子的延伸方向一致,那么房子受损相对较轻;如果方向垂直,那么房子受力最大,情况就很惨了。

我们都知道应该在地震带建牢固的房子,可是这里边有个经济现实,每提高一个抗震烈度,建房的成本至少要增加10%到20%。有些地方明明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经济跟不上,你得有足够的投入,才能建成抗震的房子。这次我发现灾区能抗8级地震的建筑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水电站,比如紫坪铺水电站,抗震能力超出8级;一类是国防工业的工厂;再就是裂谷地区建的高坝。

在这次地震灾区,最严重的地区烈度达到11度。11度是什么概念?不管房子建成什么样子,一下子全平了!根据我的研究,这次烈度在10度及以上的区域有3100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龙门山脉里,深山老林的地方,但是北川县城也在这个烈度里,因此县城几乎全毁。从映秀到北川这条线上,有20个小的村镇,几乎被夷为平地。高山并到了一块儿,当地农民说:“一夜之间,认不得自家门口的山势了。”

这次烈度为9度的区域约为1.6万平方公里,如果10度区里边的房子按照抗8级地震的标准建设,而房屋的方向又没有与地震应变力的方向正面冲突的话,至少房子的框架不会垮。映秀镇的烈度为10度,都江堰为8度。通过烈度图,我们可以判断有多少灾民,他们具体受到了怎样的影响,该怎样进行安置和恢复重建。

从5月25日开始,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安置灾民和恢复重建。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5月22日正式成立,我负责的灾害评估组5月26日到达灾区。这个评估组汇集了二十几个方面的专家,包括地震评估、地理信息和遥感、桥梁、公路、生态、卫生防疫等等。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因为一场灾难,动员如此广泛的专家参与研究和献策。我到灾区现场,首先是在验证我们绘制的图表是否准确,能否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我们在什邡、绵竹、都江堰向娥乡等地调查,在90%的程度上验证了图表的准确性。烈度在9度以上的地区,90%的房屋不能再利用了;烈度在8度的,通常房屋的受损率在70%。

这次地震后,一些人指责灾区的“豆腐渣”工程多,认为很多房屋不该倒,这里边要区分对待不同情况。2001年我国第四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出来后,对这个地震带房屋的建设要求是抗烈度7度设防。也就是说,我们在要求上就从来没有达到过8度,这些房屋即使按照国家规定建了,8级地震来了也会倒。另外,我们也得看到中国乡村的经济现实,浇铸房比预制板房的抗震能力强多了,但并不是每家每户都建得起。我确实在9度、10度烈度区看到一些房屋中间全垮了,框架却没倒。这是钢筋水泥浇铸房的好处,浇铸房里边形成了一些力的扭体,彼此抵消一部分力,但是预制板就不行,一摇就掉下来了。

学校、医院、政府办公楼这些公共设施,在关键时刻应该是公众的避难场所,这次却成为受灾最重的地方。但是乡村有它实际的困难,一位德阳的领导拉着我的手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提倡的是“人民教育人民办”。那时候国家财力有限,“农民们节衣缩食,自己轮流着义务盖学校,让娃娃们读书,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国实行基础教育全免费也不过5年的时间,你能够要求所有的学校都像大城市的房子一样吗?这太不现实了。不过都江堰某所特别受关注的中学,我到现场调查后能够肯定这是个达不到设防或“豆腐渣”工程,它周围所有的楼,无论是哪个方向的,都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的坍塌,这就是房屋建筑的标准或质量问题了。

很多房屋在这次地震中,1、2层楼完全“坐下去”了,这种现象刚好印证了日本的地震研究结论。日本专家研究发现,不超过3层的楼房,地震时1到2层之间断裂的概率最大;3~6层高的楼房,地震时2到3层之间最容易断裂。这次我在灾区看到的情况就非常符合这个特点,所以我们今后盖楼,1到3层是关键,一定要按照所在地抗震设防标准建。地震来临时,只要房屋的框架不倒,人存活的概率就大得多。

安置工作的核心:尽快恢复当地正常状况

这次地震后的次生灾害特别严重,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阻隔了交通,当地的通讯中断,再加上地震后好几天都大雨倾盆,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放大了灾害的后果。民政部很早预料到了这次灾害的严重性,提出对口省份帮忙、重伤员异地转移,做得非常及时。

所以我们在救助措施上要举全国之力。当时我们提出重伤员应该异地转移时,有些人不理解,认为偌大的四川还解决不了伤员的问题?可是如果成千上万人受的是同一种伤,四川的骨科大夫应付得了吗?骨科专业护理人员和设备够用吗?所以必须赶紧将解决不了的重伤员转移。

安置灾民的核心思路是尽快恢复正常状况,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把尽可能多的人搬离地震带。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次灾后安置工作,消除中国到处存在的城乡二元差异的现实,我们也没有奢侈到不在地震带住人。高风险地带不等于无人居住地带,日本、美国旧金山等地区都是地震频发的高风险带,但是他们照样居住,并且不断建设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以我们选择的不是离开,而是加强抗震的投入,怎样将房子建得能抗8级地震,在地震来临时怎样逃生,这些才是生存的核心。

灾害有规律可循,只是目前很多科学手段还达不到,但是防灾是有明确的可操作的规范程序,是我们通过投入、教育、演练可以做到的,安县桑枣中学就实现了这一条。

所以5月25日之后,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找到快速评估房屋状况的办法,将烈度图和现场勘测结合起来,依据评估结果来区别安置灾民。

这次9~10烈度区里边的人口,涉及四川8个县约22万人口。10度级以上烈度区的房子只能全部放弃,他们是深山沟里最穷的人,应该尽快从深山沟里转移出来,光是地质灾害就把人整得够呛,那些区域完全不适合人居住。我建议对这22万人直接补助,让他们自己选择居住地。绝大多数山民“靠山吃山”,离不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所以不一定非要把这些人转移到平坝,而是可以就近安排到相对安全的山区。

这里边有10万人必须完全离开原来的生活区,因为他们依赖的耕地由于地震、崩塌、泥石流等全毁了,基本的生产资料没有了,而且这些山沟里边的人口太分散,翻过一个山头才住几户人家,政府修路、通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成本太高。刚好借这次灾民安置将几十个村镇相对集中,可以大大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人也更有安全保障。

怎么解决这些深山沟里山民的生存问题,我有一个“减灾教育移民”的建议。这22万人口里,今年参加高考的人不会超过几万人,如果我们把这些孩子让全国各地的大学给消化了,也就是说,按照他们会考的成绩,让所有孩子都有机会上大学。那么这些受了教育的孩子就不需要再回到贫穷的山沟里谋出路了,他们一旦独立,他们的家庭也就都有希望了。其他有一定劳动技能的农业人口,尽快转换成工业人口。剩下的老弱病残,必须靠政府来救济,这是国家为这次灾难必须支付的成本。

8度烈度区涉及四川1540个乡村的近250万人口,他们面临的现实是绝大多数房屋都不能继续使用。我们现在要做大量的房屋鉴定工作,我建议先将这些房屋分成A和B两类,“A”代表加固还能住,“B”就完全放弃。

这批人应该分两种态度对待:能集中的就集中;不能集中就分散对待,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他们的家园只是暂时破坏,他们有劳动能力,灾害过后可以重建家园。

这些山里的人,其实有自己独特的收入来源,矿产、山珍、中草药、“农家乐”都是他们的谋生方式,如果把这些人转移到城市,他们反而不愿意。云南某地震移民就有这个教训。我们后来去回访那些转出山的移民,他们不习惯在平地的生活,以前的谋生技能完全用不上。这次我见到的四川老乡也有强烈的担忧,深山里的人对城市生活是惶恐的,“我们大字不识几个,给城里人扫马路都不会要吧?”所以与其让他们过不自在的生活,不如让他们继续“靠山吃山”,政府保证他们安顿的山区安全,给予一定补助,才是山民们最需要的。

7度烈度区里边有四川境内的约777万人,这些地区70%~80%的房子加固后就能居住。

此次政府准备为灾民建100万套活动板房,每套活动板房的成本至少8000元,使用期限为1~3年。我到灾区调查之后发现,一些农民对活动板房并不是特别欢迎。他们希望将8000元钱折现给他们,这样他们可以在家乡盖出40~50平方米的房子,“质量能建得比过去好,也比活动板房好”。我们不要把所有灾民都理解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他们愿意为自己的家园出力,政府在补贴之后,对他们所建的房屋抗震标准进行监督,就可以把这个工作开展下去。

于是我算了这样一笔账:这次灾民中城镇人口不到200多万人,那么按照每套活动板房能容纳一户3~5人计算,50万套活动板房完全能够满足城镇人口的需要。对农民来说,另外准备建活动板房50万套的钱,折现给他们,这样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也将长期安置与活动板房这种临时安置结合在一起了。不然3年过后,活动板房不能用了,这么多人口的住宿又成了大问题。

7度烈度区里边的很多房子都是可以住的,所以在1200多万灾民中,今后完全没有居住地的人是200多万。我们可以做好“两个50万战役”:一个是建50万套活动板房,解决城镇人口安置问题;一个是将50万套建活动板房的钱给农民,让他们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

总的来说,这次汶川地震需要转移的1500多万人口里,约1200万人是灾民,剩下几百万人口仅仅因为堰塞湖需要临时转移。1200万灾民里,我认为真正需要异地安置的也就是10度烈度区里边的20多万人,其余1180多万人口原地或就近安置就可以了。

堰塞湖的处理,应该区别对待。唐家山这样严重危及老百姓生命安全的,确实要及时疏导,但是有些并不危及性命的,可以保留,天然湖的价值并不比农民耕种效益差。阿坝州的九寨沟、黄龙、叠西海子都是历次地壳运动形成的,现在成为旅游景区,那么此次形成的天然湖泊,是否可以利用一部分,让当地百姓搞生态旅游,或者发展水产养殖业,这是当地农民最现实的出路。

我们学到了什么

过去这10年中,我国经历的大灾难有洪水、台风、“非典”、雪灾、地震,我都到过现场参与调查或协助指挥。中国老百姓的防灾意识特别弱,今年南方下第一场雪的时候,老百姓特别高兴,认为“瑞雪兆丰年”;到了第二场雪,个别地方认为影响了交通,感觉不高兴;到了第三场雪,很多人才开始意识到,看来我们要经历一场叫做“雪灾”的大灾难了。像湖南郴州这样比较现代化的城市,却因为一场雪灾陷入停顿,是政府没有钱来防灾吗?是意识没有到位。我整理了30件各种雪灾期间的决策、报告,向中央高层汇报。

一次大灾难过后,我们的政府、人民,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应该学得聪明一些,不要再被同样的灾难伤害。这次汶川大地震,死亡加上失踪的同胞近10万人啊,他们在灾难中牺牲了,应该换来13亿人的安全意识,让这13亿人更加安全地与灾难对抗,这样他们的不幸才有了意义。

“5·12”汶川地震后,我真实地感受到人们的反应速度相当快,中国政府举全国之力应对灾害的能力世界第一。但是人的反应快了,装备却跟不上,这些年来中国在防御巨灾方面的能力没有根本的提高。政府调集救灾物资的能力强,但是政府给予民众的防灾意识弱。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为发展经济不惜投入一切力量,但是对于安全保障,我们却不舍得投入。很多经济发达的省份,在防灾方面的投入也很少。这些年我们救灾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从0.7%降到0.1%,人命是要靠投入来保障的。

北川县城在汶川地震中几乎全部毁灭,重建的成本太高,而且也会勾起人们太多伤心的回忆,我们正研究在老县城南部20多公里或更远的地方,新建一个北川县城。县城的位置还没有选好,但是有一点非常确定,我们会将老县城的一部分保留下来,作为汶川地震的遗迹让公众缅怀。这些活生生的灾难告诫人们,对于有些伤痛,我们不能选择遗忘。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但是中华民族能否建立起防灾文化?汶川大地震之后,这个问题更加迫切。我们距离唐山大地震已经32年,我们面对巨灾的能力,哪些方面并没有太大的提高?这些都值得反思。中国人的秉性里有太多农业文明的传承,靠老天吃饭、重经验,工业文明中的标准、规范,在我们的观念里非常淡漠。但是现在近10万人的生命丢失,应该让我们更重视规划防灾建设了。我们近年来一直沉浸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欣喜中,如果这场灾难让我们有了深刻的防灾减灾教训,让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灾难时更聪明,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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