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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家人

2008-05-30 21:53 作者:李菁 2008年第19期
“这次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外界的爱。每天都有志愿者来看我们,北京的、上海的、广东的、浙江的,我都说不出他们的名字。”

灾难使孩子们快速成长,四川永安安置点内的一对小兄弟让人心生感慨

“这次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外界的爱。每天都有志愿者来看我们,北京的、上海的、广东的、浙江的,我都说不出他们的名字。”

绵阳医院  父女·家园

蒋萍乖巧地坐在医院的长凳上,还穿着地震逃出来时穿的衣服,已变成暗红色的血把衣服染了一大片,还有斑斑点点的血迹。每每路过的人,都要往她衣服上看几眼,神色凝重。爸爸催了几次,她也不去换,虽然身边就是许多叔叔阿姨送来的新衣服。

“因为这是最后一件嘛……”被问急了,小姑娘就回了爸爸一句。蒋道君立即不吭声了。这件绿色条纹衣服是星期天妈妈才带着蒋萍买的,星期一就出了事。他知道女儿想把这件衣服当成妈妈留给她的最后礼物。

蒋萍是北川县曲山小学六(1)班的学生,班里的文娱委员,喜欢李宇春和周杰伦。长大后想做什么的想法也一直在变,开始想过当记者或主持人,“最喜欢的主持人是何炅”,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现在想法又变了,想当警察,“最近几天看见好多穿警服的叔叔阿姨,他们很威风”。

地震前的那个周四,曲山小学开运动会,虽然生病满身起了风疹,蒋萍还是参加了沙坑跳远:“我跳得挺远的,可是老师说我踩到线,犯规了,成绩不算。”这让在小学最后一次参加运动会的蒋萍有点遗憾。蒋萍想了一下,笑起来:“我们班学习好,体育差得很。”班主任和家长的最大心愿是让他们考上县里最好的北川一中——也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中学。上了六年级以后,蒋萍只上过一两节体育课,其余时间都被老师占用了。她最喜欢上的还有美术课,但美术老师就是数学老师兼的,于是美术课也变成了数学课。平时,蒋萍最大的爱好就是和要好的几个女同学到街上买手链,平时上学老师不让戴,爱美的她们就在放假时“臭美”一下。现在那几个同学也生死不明。

地震那天,蒋萍被教室掉下来的砖头砸到了脑袋,“我的头一直在流血,什么也看不清,只听到身旁很多同学在喊救命,我也不知道是谁,我去搬石头,也搬不动。后来老师使劲喊我,让我出去,我只好跑了”。班里学习最好的男生叫王拱梁,“他没逃出来,死了……”

蒋萍只知道自己被一个高个子背到县政府大楼前,在那里,“我看见妈妈躺在我旁边,腿肚子肉都没了……”蒋萍的妈妈是在家里被倒下的房子砸中的,蒋道君让人帮助把爱人抬到县政府的广场上,然后拼命找女儿,把女儿抱到爱人身边。爱人没说话,看了一眼女儿后就再没醒过来。“稍让我欣慰的是,她至少看到了我们女儿是安全的……”蒋道君红了眼圈。

蒋萍从大人那里得知妈妈死于失血过多,那时山上还不断往下滚石头,“我特别害怕”,大雨也下个不停,“那天晚上好冷啊,爸爸生怕我冷,又跑回老房子里扯了两个窗帘,一个给我盖上,一个给妈妈盖上。爸爸自己快冻死了”。

“我经常想回去看同学,地震时觉得像一场梦一样,好可怕好可怕……”蒋萍总是怯怯地、小声小气地说话。

出事后,蒋萍只梦见过一次妈妈:“我又梦见了地震,看见妈妈闭着眼睛,什么都没说。”妈妈本来在镇上开了家服装店,自蒋萍上了六年级后,她关掉了小店,一心一意照顾蒋萍。她有时会比较严,“当时还有点怨”,蒋萍轻轻说,“可是现在不怨她了,都来不及了……”

头不疼时,蒋萍会跑到广场外的帐篷里找同学庞雅芝——因为受伤情况不严重,蒋萍还到不了住帐篷的“待遇”,只得到在医院大厅里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搭个地铺。

地震那天,庞雅芝感觉有点晃,想往外跑又不敢;待情况更不妙时再跑,教室已经哗啦啦垮了下来。庞雅芝被断墙砸中,左脚当时就不见了,右脚只剩下大拇指。送到医院,两只脚被截了下来。

庞雅芝和蒋萍是同班同学,是16名幸存者中的两位,但庞雅芝的病情更严重些,躺在帐篷里的病床上,空气有点闷,太阳慢慢升起来时,烤得帐篷也热烘烘的。烦躁的庞雅芝不停在床上叫嚷着,满脸愁容的妈妈不停为她扇扇子降温。庞雅芝的爸爸妈妈偶尔去和医生商量事情,庞雅芝会让蒋萍帮她揉揉发麻的屁股和大腿。

“做父母的,看见孩子这样最揪心了。有时我想我真对不起孩子——如果知道孩子长大后遇到这样的劫难,我们当初就不应该给她生命;既然给她生命,就应该好好照顾她不受伤害。”看到女儿的惨状,庞雅芝的父亲庞成太一脸痛苦。

庞成太当过十几年兵,几年前转业到北川新华书店负责发行,女儿出事时,他和妻子正休年假在昆明旅游。起初家里人只是告诉他女儿受了点小伤,赶回来看到孩子的伤势后,庞成太惊呆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做父母的,一定会把所有的爱都给她。但这次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外界的爱。每天都有志愿者来看我们,北京的、上海的、广东的、浙江的,我都说不出他们的名字。”

庞成太说,这次地震他只掉过两次眼泪,一次是看到被截掉双脚的女儿,一次是在赶往绵阳的路上,看到那么多绵延不绝的志愿者车队。“没遇到灾难时,很多东西都体会不了,这一次我从医生、护士、战友还有志愿者那里得到了好多真诚的东西。有位战友,刚刚失去了母亲和孩子,却还提着水果来慰问我,他自己的伤只字不提。”

“我们物质上没有了,亲人也可能失去了,此时最需要的是外界的心理抚慰,而外界给我们的,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力量。我真想通过你们感谢那些好心人,很多人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愿他们平安。”庞成太很郑重地嘱托我。

当时班里还有好几个小同学和庞雅芝困在一起,她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去。困在废墟的几个孩子曾有一个约定:“不管谁跑出来,都要记住,一定要为我们努力活着。”女儿未来的人生也许不会平坦,庞成太就准备以这句话来时刻提醒女儿。

“命运无常。”这句话蒋道君感触最深。1971年出生的他因为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就出来打工赚钱养家。“我14岁从山上下来学木工,帮人打家具,一点点干起来的。”食指上被电锯锯掉的半截就是这段岁月留下的印迹。为了谋生,1991年,蒋道君跟着别人到新疆阿拉山口打了3年工。“真的不容易。”蒋道君长叹一口气。2000年,有了一定积累的蒋道君在北川开了一家装修公司,经过几年打拼,他已经是北川最好的装修公司老板,也攒下了百万家产,但是,“一夜之间,家没了,20年的心血全没了”。

大多数时间,蒋道君都坐在医院外面的椅子上,呆呆地看着广场上走来走去的人群。蓝色衬衫和白色皮鞋,根本看不出他是从灾区下来的,“都是朋友送的,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他苦笑了两下。手机里欢快的彩铃还没变,这是他以前幸福生活的一个侧面。手机背面贴的是蒋萍和妈妈照的大头贴,这是一个月前妻子坚持要贴上去的,“以前她从不这样”。经历了这样一次天灾人祸,蒋道君有点相信冥冥中有一种神秘的暗示。

父女俩从来没有谈论过关于妈妈的话题,但他知道女儿一切都明白。蒋萍后来被诊断为脑骨骨折,痛得再凶,她也不喊妈妈,她知道那样爸爸会更伤心。蒋萍很依赖爸爸,因为脑袋受了伤,每天晚上她要爸爸坐在那儿,她枕着爸爸的胳膊才能睡觉。前一天晚上,蒋道君把她一个人扔在医院里,她哭了一晚上。

把蒋萍扔在医院里,蒋道君也没办法,他要“上去”——进村里,看他的村民。蒋道君的另一个身份是北川县曲山镇东溪沟村村长。最近几年,村里把创业比较成功的人找回来当村长,希望他们能带领村民致富,蒋道君欣然接受,并且很认真地为村里办事。

“我一当村长,就把原来不通的几条路都给铺好了。”为此,蒋道君还贴了几万块钱,但他觉得这都是值得的。可惜,刚通不久的公路,随着蒋道君的治村梦想,也都被地震摧毁了。

但蒋道君的眼里还是闪着倔强的光。这几天一有朋友来照顾蒋萍,他就会赶紧抽空回到东溪村,“我得先把村民安置好”。“那些村民,他们跟我一样,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我不怨天尤人,我必须重新开始,为我的女儿,也为了那些村民。”蒋道君说。

北川中学  青春·花祭

北川中学的临时安置点在长虹集团培训中心,走进去,恍然间仿佛又回到熟悉的校园:每个孩子都身着洁白的T恤衫,三五个女孩子叽叽喳喳地谈笑着走过,男孩子在旁边的草坪上打球,追逐嬉闹。那些青春飞扬、生机勃勃的面孔,似乎在提醒着每一个人:生命如此美好。上方的大喇叭里不停地叫着学生的名字,通知他们到门口与寻找而来的亲友会面。夜幕将至,几个工作人员在通知各班为晚上在操扬上放的大屏幕电影做准备。只有头上不时轰鸣的直升机和一眼望去的绿色军用帐篷,才提醒着这是一个非常时期。这里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哀伤,而是灾难过后,那不屈的生命力。

在这次地震中,“北川中学”几乎成了“灾难”的代名词——学校两幢教学楼倒塌,2900多名学生只剩下1300多个。几天前,北川中学的学生被长虹集团接走,安置在培训中心。

“学校通知我们,5月19日要有一个特别的复课仪式。对我们老师来说,这真是悲喜交加的感觉。”在高三教英语的陈老师轻轻说。学校先举行了升旗仪式,当大家唱着国歌,看着国旗升到顶端高高地飘扬起来,不少学生哽咽着唱不下去。片刻,又举行了为罹难者降旗仪式,学生们又一次掉了眼泪。

仪式后,长虹集团董事长赵勇宣布要给大家一件特殊的礼物,他请人抬出一个用红绸子包裹的高大的吊牌,在师生们惊诧的目光中,红绸落下,“受伤”的吊牌上赫然印着:四川省北川中学。原来这是长虹的志愿者们在18日凌晨特地从已成为一片废墟的校园找回来的。“看到‘北川中学’的牌子又挂起来时,我们好多老师都哭了。”同样落泪的,还有北川中学的校长刘亚春,他抚摸着校牌:“这是学校的象征,是学校的标志……”

所有北川中学的老师都心疼他们的校长。地震发生时,刘亚春正在食堂跟员工商量如何改善伙食,走出来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两栋教学楼轰然倒塌,在漫天尘土中,主教学楼晃动几下后矮下去好几米。那座完全倒塌的教学楼较低的楼层中,主要是高一高二的学生在上课,许多学生被深埋在废墟最下面,死伤极其惨重。每每看到有遇难学生的遗体被救援人员抬出,他就默默地上前,擦去学生脸上的土灰,用手抚合学生睁着的双眼。然而,在中学的废墟里,还埋着他的爱妻和正在读高一的独子,“就这么几天下来,他的一头黑发变成了花白”。十几天来,刘校长从来没在外人面前掉过眼泪,但看到那个校牌时,却潸然泪下。

复课,对于这两个年级来说,面临一个让人伤心的问题:很多班级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同学,甚至有的班级已经没有人能来上课——当时正在上电教课的高二(8)班,只有一名学生被救出,而且是重伤,其他学生全部遇难;高一(9)班,全班只有几位同学幸存,已经不可能组成一个班了。学校决定,将这两个年级的同学打散后重新分班,学生们融入新的集体。

看得出来,班里同学的幸存状况仍在影响着孩子们的情绪。几个女生昂首挺胸走过来,是初一年级的,“我们班很好,我们同学都没事!”回答的声音几乎有几分骄傲。而在帐篷的一些角落,偶尔会见几个举着饭盒、默默吃饭的同学,几个小女生偷偷说:“她们班死的最多……”

14岁的经镇豪有些瘦小,他有点落寞地用拖把拖着台阶,从左走到右,再从右走到左,没什么表情。下午温家宝总理刚刚造访过学校,让他值日的女老师看他恹恹的,远远地喊他的名字,叫他拖得再仔细些:“再擦亮点胡书记就该来了!”他听了,嘴角一咧,想笑却没笑出来。

“我们班差不多死了2/3吧。”经镇豪的表情总是淡淡的,眼睛也不抬起来,拿着拖布来回擦眼前这块台阶。他只知道还有同学幸存下来,但那些人是谁、被安置到哪里,他还不知道。

那天经镇豪的班正在上地理课,他们的教室在正对旗杆的那座老楼,地理老师是个女的,经镇豪比较喜欢她,“因为她说话幽默”,对同学们也和气。教室开始摇晃时,经镇豪有点慌,站起来想跑,老师把他们叫住,告诉不要慌张。过了几秒钟,“我看到教室后面的砖头哗啦啦地往下掉,我的心嘣嘣嘣嘣地都要跳出来了,我也不管了,拔腿就跑”,回头看,教室,连同女地理老师都被埋在里面,“听说老师的孩子也在这里,我还想有一天能碰到他,和他说说话”。

在新学校里,经镇豪只有一个同学叫母全林。一直憨憨地看着经镇豪笑的母全林,“检举”经镇豪以前在班级“很淘气”,但现在的经镇豪总是说一句,然后沉默好长时间。一到晚上住在帐篷里,两个小伙子有点孤单,“以前晚上在宿舍里都特别爱说话,现在比较沉默,也不想说话”。

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是班长张欢,“他学习好对大家也好”。腿有残疾的张欢已被评上四川省的“奥运小天使”,据说要参加与北京奥运会有关的一个活动,“现在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他腿有毛病,肯定没跑出来”。两个孩子低下眼睛,叹了口气。

问经镇豪地震前和地震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想了半天,回答:“不抖了。”——以前上课的时候,经镇豪喜欢不停地抖腿,老师批评他多少次,他就是不改。现在,虽然没人批评他,但他决心再也不抖腿了。经镇豪觉得发生变化的也不仅是学生,“现在老师们都挺和蔼的”,他说高一一个学生和一个老师以前很不对付,但地震中老师把这位同学救了出来,“经历了这种事情,我们都不会像以前那样不懂事了”。

在一个帐篷里,迎面碰到来自北京的小伙子小王——他不肯说自己的名字,“千万别写我的名字,我所做的太微不足道了”。小王原来是北川中学的物理老师,2005年考上研究生离开了北川,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一家研究所。地震一过,正在重庆开会的他得知消息,连夜往绵阳赶,他和一些志愿者先到了九洲体育馆后,惴惴不安地打原来几个同事的手机,不知谁的电话能打通。

14日晚上,他终于在九洲体育馆看到了一路辗转而来的北川中学学生,里面还有几个是他原来的学生。他流泪拥抱了几个仍穿着血迹斑斑的衣服、身上带着红肿的学生后,顾不上伤感,立即和一些志愿者为安顿师生忙碌起来。他已经在这里待了十几天,暂时没有回去的计划。“经过这次事件,我从孩子们的眼里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们比以前更成熟,也更懂事了。”

灾难给孩子们造成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恐惧,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消除的。“22日15时左右,这里又发生了余震,高三(10)班一名学生直接从二楼的窗口跳了下去,当场骨折,所幸没有危险。”陈老师说。还有一次在课堂上,老师不小心碰倒了水杯,有学生高喊:地震了!考虑到学生的心理阴影,现在学生们都从二楼教室里搬了下来。

傍晚的北川中学新校园里,穿行着各种各样的志愿者。一位来自复旦大学某心理机构的志愿者刚刚为一个班的孩子做了心理辅导,他们的方式是让孩子们玩沙盘,“经常一个班一个班地过来,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一个孩子做完沙盘后,很多人都哭了:他做的沙盘正是地震后的模样。“我就鼓励他推倒重来。”在这位志愿者看来,这也是让孩子们自我宣泄、自我重建的过程。

问经镇豪地震后想得最多的是什么,他沉吟一会,回答说:“好好学习,将来把北川建设得更好。”说罢,他有些不好意思,“以前我不会说这样的话”。停了一会,他又说:“生存下来是种荣誉,更重要的是,我要代表其他同学好好活着。”小伙子很坚决地摇头否认这是别人教他的话,“我就是这样想的”。

志愿者  爱心·疗伤

“生日快乐”几个彩色大字很醒目地贴在帐篷上方,是一对夫妇找到朱玉书所在的志愿者帐篷,希望能帮助他们给儿子过最后一个生日——5月23日是他们孩子的10岁生日,只不过,过生日的孩子已经静静地躺在天堂里。

大家很快行动起来,有人找来蜡烛,有人买来蛋糕,还有人不知从哪里找来3个包子——特殊时期,没有人在意这是否合乎常规。朱玉书在九洲体育馆里找来几个孩子,告诉他们:“你们像对待自己的爸爸妈妈那样,安慰他们好吗?”

孩子们很懂事,围着这对夫妇一起唱了生日快乐歌,朱玉书还让这对父母每个人把想对孩子说的话写在纸条上。他在旁边悄悄抄了几句。母亲写的简单:祝你平安。父亲则写得长一些:“亲爱的儿子,今天是你10岁生日,爸爸妈妈和许多小朋友一起给你过生日,希望你健康快乐,祝你一路走好……”点燃蜡烛后,大家让这对父母把纸条烧掉。

然后每个孩子上前,深深拥抱了他们,他们全都掉了眼泪。“你的孩子走得很好,到了一个快乐的地方,他也肯定希望你们过得健康快乐!”朱玉书轻轻地拍了拍爸爸的肩膀,安慰他,“那时候,我是像一个牧师的口吻说话,我需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朱玉书爱笑,一笑露出洁白的牙,显得皮肤越发的黑红——黑红几乎是这里所有志愿者的肤色。连手机彩铃,他都设置成《让世界充满爱》。

朱玉书是南京一个中学的政治老师,地震发生后,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他天天守在电视机前,牵肠挂肚,黯然垂泪。

有一天朱玉书看到一条新闻,说地震来的时候,一名老师把几名学生护在自己身下,学生活下来了,老师却死了。朱玉书觉得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一下子塌下来了:如果是我,我能做到吗?朱玉书爱用“原始脑”这个名词,大概是指每个人在危急时刻的本能:“我总在想,在那个时刻,我的‘原始脑’是什么?这次大灾中,许多教师经受住了考验,我也能吗?”朱玉书的自我焦虑还有一层:他是一个德育教师,平时总是去教化别人,如果这个时候不行动,他自己就是个反面教材。

连续多少天,朱玉书不停地纠缠自己这个问题,却始终无法给自己一个答案。几天后,一个母亲弓起身子保护住身下孩子的报道,让他再一次崩溃。“我就在想,如果没人组织,我就自己去!”

被自己的拷问折磨不已的朱玉书找到了出口,他报名参加当地的志愿者来到绵阳。他们在安置人员最多的九洲体育馆安营扎寨,专为孩子们疗伤。他注意到,起初孩子们很拘束,他们商量着用各种方式让孩子打开自己。

“每天睡得很少,但是睡的踏实。”朱玉书一脸欣慰的表情,“一下子帮助几百人是不可能的,我希望的是能播下他们对生活充满信心的火种,从而影响家长,增强他们重建家园的信心。”

九洲体育馆的许多角落都有各种志愿者组织孩子们读书、上课、玩耍,甚至志愿者队伍也有微妙的竞争,大家变着花样想吸引孩子。5月24日下午的广场上,还有一支不同肤色的特别的志愿者队伍,14岁的小领队杨淳旭来自中国台湾,在美国长大。他说同学们都是成都国际学校的学生,来自尼日利亚、美国、韩国等,他们本来要到西安旅游过春假,地震后取消了旅游,在大人监护下加入到志愿者队伍。

与朱玉书的谈话,是在九洲体育馆内高亢的大喇叭当中进行的。“有会拉二胡的志愿者吗?请到××来!”大喇叭不停喊着,吵得我们的谈话不得不抬高声调。“这是我们在找人,我们晚上要排节目。”朱玉书歉然一笑。中间还有人开着川A牌照的车来,向我们询问要捐风扇到哪里。“每天在这里,都感觉这是一片爱的海洋,不断有志愿者到来,他们那么急迫地想为灾区孩子做点事。坦率地说,以前被生活琐碎磨蚀,有时候觉得已经渐渐麻木,而这一次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心灵的彻底洗涤。”朱玉书的笑很自信,他说他再也不会为之前那个问题困扰了,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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