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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斌:这圈子,不存在埋没的天才

2008-05-19 10:06 作者:孟静 2008年第16期
陈建斌说:“自从我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我突然觉得,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挺好的,为什么我就非得一部接一部不停地拍呢?那样可能会给我带来名和利,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心灵的满足,名利再多也没有用处。”

陈建斌说:“自从我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我突然觉得,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挺好的,为什么我就非得一部接一部不停地拍呢?那样可能会给我带来名和利,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心灵的满足,名利再多也没有用处。”

陈建斌从位于北京亚运村的五洲大酒店走出来,虽然棒球帽低低压着,还是有两个门童在他身后小声议论:“那是‘成长’吧?”“‘成长’是谁?”“陈建斌呀!我偶像。”

“成长”是陈建斌在成名作《结婚十年》中的角色,一个自私、飞扬跳脱,却又不断在“成长”的男人。这也是让陈建斌的知名度“成长”的第一个角色,总有许多人把陈建斌和成长、和《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对号入座,认为生活中的他也是“那样的”。哪样的呢?从媒体上的文字就可以看到:酷,有着不同凡俗的婚姻观。实际生活中的陈建斌说:“成长、乔致庸不是我,老有人说我变了,是他们有错觉。《结婚十年》是我找了两个朋友的形象做参考,他们才是那样的人,我还真不是。”

相反,他温和、谨小慎微,拍戏时总到得最早,还有点多愁善感。“自从我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我突然觉得,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挺好的,为什么我就非得一部接一部不停地拍呢?那样可能会给我带来名和利,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心灵的满足,名利再多也没有用处。正好这时候,《天朝1900》剧组找到了我。我喜欢排话剧的生活方式,它就跟上班似的,每天早晨出去到剧场排练,晚上你就回家,这跟拍电视剧、电影都不一样,挺享受的。”

这些天都很有规律地去国家大剧院演出。陈建斌有一次把车停在故宫门口,看游人放风筝:“我每天从亚运村出发,经过安定门,芹圃就生活在安定门国子监,右边是鼓楼、钟楼。我从平安大道走地安门,正对景山公园,过去就是故宫,走到长安街,到国家大剧院。这100年改变的是什么?比如天空也很蓝、树也很绿,也有人在故宫角楼放风筝,风筝很大很漂亮,你只要把衣裳换了,车改成马车。我们评论祖先,我们能否认他们一样怀有热血,奋斗、挣扎过?你觉得芹圃可笑,因为他被展现在舞台上,不是,有些事我们自己做不到,他至少刺了仨字,他至少是爱国的,你连这个也做不到。到底是什么出现了问题,让那段历史像个噩梦。就像我学历史课本时到清朝,很别扭,就开始签条约、割地,作为中国人,怎么那么不舒服?赶紧过去吧。到底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从‘五四’以来,鲁迅他们不断在拷问,是什么使你过上在外人看来如此荒诞的生活,这是值得讨论的。”

他说起戏来滔滔不绝,不仅仅限于角色上,而是伸向更辽远的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你熟吗?他被送到刑场,最后一分钟,沙皇特赦令到了,后来他写的东西,眼光全变了。我们写过一小段,人散尽了,芹圃疯了,以为自己是岳云、岳飞,因为长度所限,把那段去了。”陈建斌是新版《三国演义》唯一签约的演员,确定的角色是曹操。导演高希希说:“陈建斌把能买到的、关于三国历史的书都通读了。”

首演前一天,陈建斌的鼻子红肿得厉害,他觉得丑,没出来见媒体,台下的观众无法忽视那颗晶莹发亮的鼻头。等到鼻子消肿了,陈建斌却建议化妆师继续化红鼻子:“挺好的,挺适合这人物。”

1986年,16岁的陈建斌和乌鲁木齐其他几百名文艺爱好者,最爱去的地方叫群艺馆,就像《立春》、《站台》那些带有小城气息电影里所展示的,唱歌、跳舞、诗朗诵,你总能找到你热爱的,当然也包括表演。1988年,陈建斌看了两部电影,一部叫《红高粱》,另一部是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后者是讲‘二战’时抵抗组织在剧院里的事,特别有意思,这些人的生活真好玩。我就想,我要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多好”。如果说《最后一班地铁》的冲击来自于特殊情境,《红高粱》触动他的却是人。“上中学时我是忠实影迷,经常逃课看电影,散场时一出来,天是亮的,故事里的人都去哪儿了?特别惆怅,如果能变成电影里的人多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演员和现在的不一样,男的都是浓眉大眼,只有那样的人才能演戏,他们演戏的方法和现在不一样,按现在话说有点假。我以为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像我这种长相不能演戏。直到看到姜文,这个人长得跟我也差不了多少,也不是双眼皮大眼睛,表演挺生活的,说明我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演员。这事我也能干。”

很巧的是,陈建斌的老师何秉珠曾经教过姜文。多年后,姜文找陈建斌来演他的《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排练时姜文问:“你为什么不看我的眼睛?”陈建斌私下里对别人说:“他是我的偶像,我不敢正视他,恐惧。”胆小的陈建斌尽管交了钱,报了表演班,仍不敢想象自己的明天。高考落榜,待了两年业,他开始自己写剧本、筹拍电视剧。“但是拍电视剧得有资金,我们没钱。我们几个朋友就想了一个办法,要不然先开一个饭馆,通过这个饭馆挣的钱去拍这个电视剧。但是开饭馆我们也没钱,要怎么挣到开饭馆的钱呢?要不就先卖烤红薯吧。”有一天他姐姐看到报纸上中央戏剧学院在新疆招生的消息,拿给他看。那一届很特殊,是个新疆班。“从乌鲁木齐到北京要三天三夜,18岁前我从没有出过门,如果不是‘中戏’去招生,我就没勇气和其他考生一样闯北京、住旅馆。”这其中多少有运气的成分,陈建斌不能否认,混群艺馆的几百号人,除他外,再没有从事演员这一行的了。

新疆班是定向分配,所有人毕业后必须回到新疆话剧团。当时已经流行“北漂”这个词,同学们如李亚鹏、王学兵把所有物品寄存在北京的熟人那里,随时准备杀回北京。只有陈建斌,把所有行李一件不落地带回乌鲁木齐,“我要回北京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回来,我不要当盲流”。其实他也不知道怎么能堂堂正正地回来,甚至也根本没朝那方面想。那一年他过得浑浑噩噩,“彷徨算不上,完全无所事事,连痛苦都谈不到。傻了呗,4年大学,回到原点,什么都没改变,麻木,一筹莫展”。他已经计划将来开个饭馆,或者上个班,结婚、生孩子。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回北京、向剧组自荐,“我缺乏勇气,我做不到,我不敢回来”。那时,他的同班同学兼初恋女友也离开了他。

1995年之前,考研还没有成为一种“热”,神奇的是,中戏的表演系研究生10年没招生了,原因是根本没人报名。老师给陈建斌打电话,让他回来考研。想再看到红墙碧瓦的他求之不得,但是他的英语成绩很不好,考试时所有选择题都蒙着填了B或C。“我考上完全侥幸,运气、时代,关键学校也需要招一个,我专业很不错。”稀里糊涂他当上了研究生,第二年考研大军激增,他的同班同学英语比他好得多,再报考同一专业都落榜了。

不过,上了研究生的陈建斌更痛苦。“生活给你机会,周围都在演新戏,可我没机会,才会有痛苦。如果没考上,连痛苦都不存在,研究生3年没有任何事,给你提供一个住的地儿,就是读书,从图书馆借剧本看。”4年大学期间他也看剧本,也排演那些剧本,演是演了,可没往心里去。长日漫漫的研究生生活让他顿悟了,“万尼亚舅舅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这个戏重要的命题是生命被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那时他50多岁,生命已无可挽回,他对叶连娜说:‘我希望大雨过后,明天有个新的开始,让我做的一切事情有个新的变化。我能够重新开始,而不是浪费在琐碎无聊的事上。’万尼亚觉得自己被埋没了,原本他是可以成为屠格涅夫的,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慨,我原本可以成为另一个人。我很痛苦,我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塑造有意思的人物,那样更能施展我的抱负、才华,所以一下午我就能理解这个剧本的本质”。

另一种痛苦来自于物质,上研究生时他已经25岁了,还在伸手向家里要钱。不能自立让他很难过,某次有个电视剧组让他演一个副官,他已经到了外景地北普陀,忍不住给何秉珠老师打了个电话汇报一声。何老师让他立刻回来,说:“你现在的任务是学习,不是拍乱七八糟电视剧。”说完把电话递给她的爱人林兆华。陈建斌对着电话激动地说:“大导(林兆华),他们给我1万块钱哪!”林兆华说:“1万块钱不算什么。”虽然不舍得那1万块钱,陈建斌还是听话地辞演了。

1997年,孟京辉的《爱情蚂蚁》找到陈建斌,他在这部戏里并没有找到感觉,“茶壶里煮饺子,满肚子的话说不出来”。第二次合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就有力量了,孟京辉给他找来了达里奥·福的表演录像带。“我们话剧的最高水准是《茶馆》,‘人艺’那个也不错,但它是最好的一种,不是全部,还有各种可能性,那一霎得到解放,天性中某种东西得到了自由。”这时有几种戏的因素交集在一起。一次是他去东北,花了几块钱观赏的二人转表演,别的观众嗑瓜子哈哈笑,陈建斌泪流满面。“我是个演员,不是普通观众,当一个人把自己搁到这么一个程度,你不能不动容,你别管演技高不高超,别管内容高不高级,他们不是在演出,是在玩命。”另一个玩命的演出是来自日本的新宿梁山泊剧团表演的《人鱼传说》,“日本演员那劲儿,演一次好像没有明天一样,我演完就死了。我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艺术家拿生命塑造角色”。

“我在话剧上运气特别好,一出来和孟京辉合作,毕业大戏是徐晓钟导的,我和大导合作过《三姊妹》、《等待戈多》,我和赖声川合作过《千禧夜,我们说相声》。我演的都是顶级话剧,但在电影方面运气没那么好。”一心想拍电影的他自己写了个剧本《菊花茶》,北影厂和西影厂都相中了,派了艺术顾问和他谈,他觉得西影厂的想法更靠谱。电影投资很少,拍出来反响也不大。孟京辉又来找他演话剧,但是陈建斌毕业后租了筒子楼,每月要付800元房租,当时他已经弹尽粮绝,他要拍电视剧去了。“第一次我刚跟孟京辉一说,他‘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就走了,我也能理解他特别痛苦的那种感情。”

前不久陈建斌看到一个网友为他总结的履历表,吃了一惊:“我都拍了些什么乱七八糟呀!”但他又承认:“这是个挥之不去的过程,你确实拍过,正是在拍烂戏过程中一点点进步。”《结婚十年》第一次找到他时,也是个烂本子。等到高希希接这部戏时,陈建斌依旧在犹豫,当时高希希也毫无名气,可是陈建斌看到了女主演是徐帆。“徐帆已经是超级大腕,我看了她的《阮玲玉》,我得考虑。”他那时的女朋友也劝他演。“高希希有好导演的天赋,他知道如何调动演员的创造力,有的演员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有的演员有自己的理解,如果调动好,会超出想象。徐帆是个非常好的演员,环境特别轻松,演出来我很吃惊,有很多闪光、鲜活的东西,和虚假的夫妻不同。”陈建斌就是那种很喜欢用自己的理解去改戏的演员,为了改台词,他和在《乔家大院》中饰演角色的蒋勤勤吵过嘴。

陈建斌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试论演员的理解力》,这也是他热爱改戏的由来。“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不管你做哪个行业,你要做到顶端,势必对你所从事的事情有和别人不一样的理解,才能成为佼佼者,演员也如此。这种能力哪里来?获得非凡判断力、理解力的途径有两种:间接或直接经验。看片子属于间接经验。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有些人没上过什么学,生活阅历帮助了他,比如卓别林、赵本山、周星驰,阅历与天赋结合,对世态人情有深刻理解。有些人要通过读书,比如我,没有丰富阅历,从学校到学校,怎么办?通过读书。如果演员把两样都掌握好,他的理解力一定比别人深刻、生动,表现出来一定与别人不一样。这是对好演员的要求,不是对一般演员的要求。”在《天朝1900》里,有一幕是芹圃被抓走了,抬腿时还划着台步过戏瘾。这个动作明显借鉴了葛优在《霸王别姬》中的神来之笔,有人提醒过陈建斌,但他不在乎:“这个无所谓,关键要适合于这个人物,他是个票友,准备自己办票社,他一切按戏曲标准要求自己。”阅历不丰富的陈建斌靠看大量的电影充实自己,有小道消息说,他在追求蒋勤勤时,问她一部很生僻的电影有没有看过,蒋勤勤还向周围的人求助应该怎么回复。对于陈建斌,演戏是个不断印证的过程,“武侠书里小伙子练成一身武功,不交手就一无所知,必须行走江湖。如果对手是高手,打败了,他会获得很大自信。越大的戏、越复杂的人物,越能印证我到底怎么样?印证过程中你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

29岁才主演第一部影视剧,成名似乎来得太晚,但踏上成名的列车后,这速度又似乎飞驰得太快,从2002年的《结婚十年》开始,陈建斌凭两部电视剧就进入了一线演员的行列,可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催熟的,他说:“我没经历过‘超女’那样的一夜成名,不能比较什么感觉。像我们这代人,先开始演边边角角的角色,从小戏到大戏,从没有戏到演上戏,再演主角很愉快,再到有选择地选人物,在过程中你得到满足。在这个圈子里,不存在一个人是天才被埋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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