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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第二大国的逆转试验

2008-04-14 13:38 作者:鲁伊 2008年第13期
采血针刺破指尖后迅速弹回,几秒钟后,一滴血珠从像被蚂蚁咬了一口的所在缓缓渗出。

位于天津塘沽开发区的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把进口的31件零部件拼装成一支形似钢笔的胰岛素笔,两位工作人员负责其中的一个环节,用机器将笔芯中间的螺旋和底座压在一起

向糖尿病飞奔而去

“咔嗒!”

采血针刺破指尖后迅速弹回,几秒钟后,一滴血珠从像被蚂蚁咬了一口的所在缓缓渗出。

按照说明书上的图示,把试纸条插入一台手掌大的仪器,屏幕上一行小字闪动,提示用试纸条的顶端轻触血液,完成吸入。

显示屏上开始倒计时:5、4、3、2、1。一个数字跳了出来——7.9。

7.9毫摩尔/L,这是这一刻我的血糖值,它意味着根据估算,我的1升血液中大约存在有7.9毫摩尔葡萄糖。

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新翻开课本。摩尔是计算物质的量的国际单位,1摩尔等于6.0221367×1023个分子。放在手边的这台应用了亲水膜技术的便携式血糖仪,所需采血量仅有1微升,并不比夏日一只蚊子的晚餐更多,想象在如此微小的一滴鲜血中,此时正有4757487993000000多个葡萄糖分子在狂欢,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

它们的舞会刚开始不久,两小时前,它们还是铁板上烤得吱吱作响的鹅肝、牛排,刚刚从烤箱中端出的五彩意大利比萨,弥漫着异香的印度咖喱和泰国冬阴功汤,鲜红肥厚的金枪鱼片和酥脆的天妇罗炸虾,五色缤纷的西瓜、哈密瓜、菠萝、猕猴桃和火龙果,如自来水般流淌的扎啤,以及丝般滑腻的哈根达斯冰激凌……

我正身处这个城市最流行的一家高级自助餐厅。下着小雨的阴冷的周五傍晚,每一条道路都被亮着刺目红灯的汽车塞满,如此这般一个温暖、明亮、飘散着食物香气和悦耳音乐的所在,犹如天堂。号称世界第一的梦幻天幕在窗外展示着不真实的蔚蓝海底和深远宇宙,疲惫嘈杂的人世仿佛与这里无关。端着盘子穿梭在不待吃完便被迅速补充的食物之间,人们最大的烦恼,或许不过是恨胃太小。

我的烦恼略多一些。它来自血糖仪上的数字。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与国际糖尿病联盟(IDF)联合专家顾问组2005年11月日内瓦会议上的讨论结果,餐后两小时血糖大于或等于7.8毫摩尔/升但小于11.1毫摩尔/升,即可认定为糖耐量受损(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简称IGT)。尽管还够不上糖尿病的标准(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毫摩尔/升,或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升),但是,它与空腹血糖受损(Impaired Fasting Glucose,简称IFG,标准为空腹血糖大于等于6.1毫摩尔/升但小于7.0毫摩尔/升)一道,被统称为糖尿病前期(Pre-diabetes)。对中国及国际上多个人群的前瞻性研究表明,约有40%到50%的糖耐量受损人群,会在10年内患上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病变和微血管病变的危险也会显著增加。

我还没有到要因此惶恐的地步。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比色法测量毛细血管全血葡萄糖的家用血糖仪,获取的数值与医院中采集静脉血测得的血浆葡萄糖浓度有一定偏差。而且标准的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接受测试者需要至少3天内正常饮食,正常活动量,在早上空腹的情况下喝下含有75克无水葡萄糖的液体,然后于两小时后采血测定,而在两个小时前的这顿饕餮大餐中,我吃下的水果和冰激凌中所含的糖就不只75克。

可是这个结果还是令人吃惊。一直以来,我以为糖尿病离我很远:我还算年轻,很瘦,直系亲属中没一个糖尿病人,不抽烟,一周至少去一次健身房,除了有点贪口腹之欲——这在这个美食风行的年代实在算不了什么,况且“怎么吃也不胖”又是太方便的借口——我觉得自己过着完美的健康生活。

数字却说,我错了。

更可怕的是,两个小时前,当我走进这家餐厅时,血糖值是更健康的4.8毫摩尔/升。但是那感觉并不好,饥饿和寒冷让人脾气变坏,一切看起来都那么不顺眼,只有一盘食物下肚,暖意和幸福感才缓缓从胃的所在向上发散。

这种对食物的渴盼和需求存在于我们的血液中。1962年,美国遗传学家詹姆斯·尼尔(James Neel)通过观察Pima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岛国上原住民的糖尿病发病状况,提出了“节俭基因”(Thrift Gene)理论,在他看来,先天基因是解释现代社会中糖尿病发病率激增的关键。

节俭基因怎么会和糖尿病扯上了关系?

要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跟随一碗米饭,在体内进行一次短途旅行。

米饭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它是由10个以上葡萄糖分子组成的多糖碳水化合物,尽管口腔唾液中含有可以催化水解淀粉的淀粉酶,但一进入胃,这些酶便被迅速灭活。所以,对这碗米饭的真正消化吸收,是从小肠开始的。

小肠的α淀粉酶可以将不溶于水的淀粉分解成麦芽寡糖、麦芽糖和糊精,糊精是一种甜度略低于葡萄糖的淀粉分解中间产物。高温也是促成淀粉分解为糊精的一种手段,熬粥时表面浮起一层甜甜的“粥皮”,那就是糊精。无论是麦芽寡糖、麦芽糖或糊精,都需要小肠黏膜上皮细胞分泌的酶进一步分解成只有一个分子的葡萄糖,才能通过肠壁进入血液,直接被组织利用。

主要来自碳水化合物的葡萄糖,来自蛋白质的氨基酸,以及来自脂肪的游离脂肪酸,是维持生命的三大能量来源。由于葡萄糖是大脑唯一可以利用的能量源,在某种意义上,它的地位更加重要。

进入血液的葡萄糖,如果不能被合理安排运用,最终会随着尿液排出,这将是一种极大的能量浪费。幸好,健康的身体拥有一整套可以媲美金融系统的精密完善的体系,力求把每一分钱——葡萄糖——都花在刀刃上。胰腺,就是这个金融体系里的关键角色。

当察觉到进餐后血液中葡萄糖水平升高后,胰腺β细胞迅速派出胰岛素,它先是给“中央银行”肝脏打了个电话,让后者赶快把多余的现金收好——把血糖转化为肝糖原加以储存,然后又对广大人民群众——肌纤维和脂肪——发表一番演说,鼓励他们扩大内需,多多消费——打开细胞离子通道,增加对葡萄糖的吸收。与此同时,他也没忘了企业家的义务,及时向高高在上的“头儿”交税。胰岛素所做的这些工作在饥饿状态时都能派上用场,届时胰腺α细胞分泌的胰高血糖素会分头从肝脏和外周组织征调预先储备的能量,然后满足供给。

胰腺长袖善舞,聪明能干,但却有一个毛病:他是苦出身。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食物缺乏一直是人类面临的最主要威胁,由于食物供应的不确定性和食物不能被长期保留,人类一直过着饱一顿、饿几顿的生活,能够最大限度有效利用食物的个体从而拥有生存上的优势。在经历了反复的饥荒选择后,具有生存优势的个体和他们体内的基因,就会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被保留下来。

尼尔将这些保留下来的、同胰岛素分泌有关的基因命名为节俭基因,它们可以在饱餐一顿后刺激大量分泌胰岛素,从而最大限度地转化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虽然这样做的代价是可能导致肥胖和高胰岛素血症,但它对肌体的危害所造成的生存威胁,却直到中年后才会表现出来,而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的平均寿命不到30岁。

在尼尔之后,对节俭基因的进一步研究从多个方面为糖尿病的发生给出了可能的解释。为什么我们面对食物时表现得如此软弱?因为尽可能多吃才会为接踵而至的食物匮乏做好准备。为什么会出现肌肉的胰岛素抵抗?因为在碳水化合物摄入有限的情况下,要首先保证神经系统的能量供应,肌肉对葡萄糖的需求只能放在第二位。为什么相对于具有升高血糖作用的胰高血糖素来说,胰岛素降低血糖的效力显得较弱?因为低血糖会让人昏迷,高血糖的并发症却在多年后才表现出危害。

如此种种,令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拥有一份祖先馈赠的礼物——允许我们肥胖的基因。

别抱怨,在生命每时每刻都在受着饥荒、传染病和战争威胁的它们眼中,这是一份满怀爱意的馈赠。就像经历过1959年到1961年大饥荒的中国人,总会习惯使然地劝人多吃一碗饭一样。

然而,世界变了。

农业和畜牧业从20世纪中期开始的革命,让人类能够拥有的食物总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进入有史以来最不用为填饱肚子发愁的阶段。冷藏技术的发明和运输仓储的技术改进,不仅让挪威三文鱼出现在中国人的饭桌,也让超市能够从早到晚供应新鲜的猪肉和牛奶,每个人在家中储存足够多的速冻饺子和冰激凌——100年前即使是达官贵人,也不可能想象这样的情形。酒池肉林,第一次从传说变成人们触手可及的现实。

与此同时,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活得更长,但这并非没有代价。不会在30岁之前因为天花、阑尾炎、伤口感染、老虎袭击而送命的结果,是地球上有更多人活到老年,不得不忍受衰老——这一导致心血管疾病、癌症、二型糖尿病和老年痴呆症的根本原因——的摧残。几万年来帮助人类生存繁衍的优势基因,变成了劣势基因。

雪上加霜的是全球化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影响尤为显著。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把发病率占糖尿病总数95%的二型糖尿病称为“富贵病”,可是看一眼国际糖尿病联盟公布的2007年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最多的5个国家,你会发现拥有4090万糖尿病人的印度高居首位,其次是中国的3980万人,接下来才轮到美国的1920万人,俄罗斯960万人,德国740万人。基于人口的统计数字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另一项数据更有说服力,在美国,糖尿病的主要患病人群是收入低、受教育水平低、社会地位低的黑人、少数民族及外来移民:2006年,纽约市卫生局进行的调查显示,在黑人和中南美移民聚居的东哈雷姆区,糖尿病患病率约为16%到20%,而在几条街区之隔的上东区(Upper East Side),高档公寓密集之处,数字仅为1%。

在糖尿病的问题上,印度或许更能为我们提供镜鉴。

还记得《世界是平的》开篇中描述的印度“硅谷”班加罗尔KGA高尔夫球场的情景吗?

“……我们的一个球童戴的是美国3M公司的帽子,球场外的交通标识是德州仪器公司赞助的,而路边必胜客的广告牌上印着热气腾腾的比萨饼,大标题是:无比美味!”
这一切似曾相识?那么,《纽约时报》记者克莱恩菲尔德(N.R.Kleinfield)描述的这些呢:

“传统审视印度的方式着眼于短缺——缺粮食,缺钱,艰难谋生。3亿人挣扎在贫困线下,债台高筑的农民自杀,数百万儿童营养缺乏。

“但是,也有另外的一个着眼点:新兴的人数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

“在一个变化的印度,成功遵循这样的模式:赚大钱,买车,买房,用仆人,下馆子,得糖尿病。”

克莱恩菲尔德由此发出警报:与美国的情况不同,这些向糖尿病的迅速滑落的印度中产阶级,被当成振兴经济的希望,而医疗基础设施和保险制度远远不够完善的现实,会使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变成吞噬此前积累所有财富的无底洞。这样的悲剧正在上演。

然而,在一个劳动适龄人口占多数、刚刚体会到财富所能带来的愉悦、年轻气盛的国家,主要袭击对象是老年人的糖尿病毕竟是太遥远、太静默的一种威胁。虽然无论相对数字还是绝对数字,都在昭告这种威胁的迫近。

人们已经要为堵车担心,为股票担心,为房价担心,为职位担心。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压力会刺激人对高糖和高脂食物的渴求,即使清楚它们对健康的害处。

于是,我们吸着烟,喝着酒,坐在办公室的格子间里,坐在汽车里,坐在对着电视机的沙发上。

于是,我们最激烈的运动,不过是向着糖尿病一路飞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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