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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推动下的中国崛起大国银行

2008-04-01 13:22 作者:李伟 2008年第12期
近代历史上,银行是最好的行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实业家做到最后,往往都想成为银行家——胡雪岩如此,乔致庸也是如此。

杨再平

大国银行

近代历史上,银行是最好的行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实业家做到最后,往往都想成为银行家——胡雪岩如此,乔致庸也是如此。

鲁冠球发现做实业辛辛苦苦赚的几个点的利润,很大一部分都通过贷款利息的形式交给银行了,于是他成立万向财务,自己向旗下子公司贷款,肥水留在自家田。史玉柱在重新崛起后,将投资限定在银行、保险业,成为华夏银行的第6大股东、民生银行的第7大股东。他的逻辑是:一般的企业随着规模增大,资产收益率会逐步递减,而银行相反,由于自有资本比例很低,左手吸纳储蓄右手发放贷款,拿别人的钱赚钱,因而随着规模增大不仅不会降低自身资产的收益率,反而会提升其收益率。

但是很难想象,2000年时中国银行业整体的利润是负值——一个20多年年均GDP增速超过9%的大国,它的银行居然不赚钱?

“直到2002年银行业的利润才达到600亿元。”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对本刊记者说。依据银行业协会提供的数字,2006年全国银行总体利润达到3321.5亿元,2007年9月上升到了4250.3亿元,去年的全部数字还没出来,但肯定超过了5000亿元。依据上市公司年报,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一家的净利润就达到了812.6亿元。“这是脱胎换骨的变化。”杨再平说。

回顾世纪之交,国际经济学界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陷入集体性焦虑。2002年中国官方公布的4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8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6.62%,这还是在划拨了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进入4家资产管理公司后的状况。国外媒体对中国银行业坏账率的最高估计达到了50%。

1999年,经济危机的预言家——克鲁格曼教授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写道:“中国是否会走上邻居那样的道路?可能,但由于其货币能力的不可兑换性和没有巨额外债,危机的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一种可能形式是出现大规模银行倒闭,原因在于政府没有及时注入大规模的现金去防止银行倒闭;而政府不加快印刷钞票的原因是害怕人们用这些钱去兑换美元,导致外汇控制失灵。”在此两年前,英国《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4家国有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经死了3次”。

有意思的是,国际权威的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在“2002年中国银行业展望报告”中曾预言,“2007~2008左右,是中国银行业整体不良资产开始全面暴露并趋于峰值的敏感年份”。

从今天的实际情况看,中国银行业以温和渐进的改革方式化解了这场“金融灾难”。依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数字:截止2007年末,4家股改国有商业银行(工、中、建、交)不良贷款率从2002年末的16.84%下降为2.81%,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末的2.11%增长为2007年末的13.17%;拨备覆盖率从2004年的25.28%上升为109.31%;平均资本利润率(ROE)达到了15.57%,资产利润率(ROA)达到1.11%。

更大的范围看,截止2007年12月末,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3.6%下降到6.72%,中小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为2.45%,其中20家银行不良贷款率低于1%,已达到国际先进银行水平。“2003年资本充足达标的银行只有8家”,杨再平说,2007年末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61家。

2003年中国银监会向4家股改国有商业银行提出了7项改革目标,包括总资产净回报率、股本净回报率、成本收入比等项目,并提出了完成的时间表。“这是根据《银行家》杂志前100家银行的平均水平而设计,2006年这些目标已经全部完成。”杨再平说,“这意味着,我们的几家主要的股份制银行,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银行的平均水平。”

在2007年英国《银行家》杂志1000家大银行的排行榜上,按照国际银行一级资本排序,工商银行排在了第7位,中国银行排在第9位,建设银行排在第14位,而在一年前它们的排名分别为16、17和11。包括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在内,总共有20家内地银行进入这个大名单。

2007年11月,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批准招商银行在纽约开设分行,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资银行首次获准在美国开设分行。美联储在批准令上明确提到,招行的获批得益于中国金融环境的改善与监管框架的确立。“这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市场准入。”杨再平评价道,“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在进军全球最大金融市场的征途上实现了一次重要转折。”2007年,国家开发银行入股巴克莱银行,工商银行收购澳门诚兴银行、入股南非标准银行,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银行控股股权。中国银行业开始了国际化的扩张。

“改革初见成效,步入高速而稳健的成长期。”杨再平给予银行业异常慎重的评价。

被保护的航母

中国银行业近年来的跨越式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政府对利率的保护政策维持了银行的高收入与高利润。

“宏观经济和银行相关性非常高,宏观处于景气的上行周期,银行也处于上行周期。”范艳瑾对本刊记者说。范艳瑾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总经理,有近10年银行业研究经验,曾两次被《新财富》杂志评为银行业最佳分析师。

范艳瑾分析,加入WTO之后中国作为大的制造业基地,吸引外资从事制造业投资,出口增长非常强劲,带动GDP增长,带来收入提升,消费拉动,这些因素对银行发展都非常正面。从市场层面看,出口增长赚取了大量外贸顺差,外汇储备的余额增速非常快,反映在货币上就是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占款。在货币供应非常充沛、宽松的情况下,企业的现金流充裕,回款速度快,所以银行对企业的贷款质量也非常高。

2003年底中国开始进入加息周期,加息同样对对银行业构成有利影响。“一方面前面几次贷款利率比存款利率加得多,后来存贷款利率同时加,但是活期存款利率是没有加的。由于银行50%的资金来源都是活期存款,所以银行的息差是在扩大的。”范艳瑾说。

同时2007年起的银行排队现象降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大量定期储蓄流向了股市,银行资金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利息不到1%的活期存款。

尽管中国银行业连续获得了3年高速发展,但分析师们对今年增速表示出了更多的担忧。“宏观现在面临不确定性。从过去几年推动GDP的力量来看,今年都有放缓的趋势。出口放缓,与出口相关的投资就会减少,如果收入和对收入的预期缓慢,消费就放缓,再加上通货膨胀也会打击购买力,所以今年宏观经济的压力会比较大。”范艳瑾说,“在宏观经济周期向下走的时候,银行的资产质量将面临较大考验。”

在经济增长平稳放缓的宏观假设背景下,加上2008年也有两税合一的利好因素,范艳瑾仍旧给予银行业平均税后45%左右,税前30%的利润增长预期。

“但是在银行业获得高增长的背后,我们必须看到利率的非市场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银行业的息差是被政府保护的。”范艳瑾说。

从目前利率政策看,被保护的息差在2%以上,是国际最高水平,目前国内银行的收入结构中,80%来自于息差。因此很多银行分析师将银行业称为“半垄断的成长性行业”。

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一方面使银行业的利润预期非常稳定,“只要风险控制住,资产扩展就有利润”,但问题是利率保护不可能永远存续下去。从国际趋势看,利率是货币的价格,而价格是放开的。银行业目前的稳定与繁荣在很大程度是被保护起来的,尽管三五年内银行利差还不可能完全市场化,但利率市场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国内银行的传统利差收入会被严重挤压。

“我希望看到的情况是,银行能够意识到这个危机,在利差保护的情况下发展新业务,达到一定的规模,利率再逐步放开。这样对银行的影响是比较温和的。”范艳瑾说。

高端利润的争夺

尽管2007年多家中国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有了翻倍的增长,但仍旧淹没在了息差收益继续扩大的洪流中。美国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基本与利息收入持平,而中国非利息收入仍旧低于20%。

“目前国内一流企业的境外IPO承销业务都被外资投行垄断,如果我们继续无所作为的话,接下来国内二流企业也将被它们一网打尽。”中国工商银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李勇对本刊记者说。在目前的监管提体系下,商业银行并不具备此项投行牌照。

在李勇看来,如果不及时进行战略转型,中国银行业也会面临“乔家大院”式的困境。

“山西票号为什么灭亡?有的观点认为是没有采用现代银行制度,没有担保抵押做贷款而是采用了纯粹的信用方式,没有按照现代银行制度进行管理经营,我认为不全面。晋商主要的生意路线是内蒙古、外蒙古及中亚,票号跟着商队过去,但是在上世纪初时这条运输线已经没落了。沿海大门被打开,海运成为我们国际贸易的主体,陆上贸易不再重要,金融赖以生存的主体就不存在了。这是必然的没落,不在于有没有抵押。”李勇说,“山西票号是伴随一种生产方式的消亡而消失的,中国银行业也面临这个问题。传统的利差空间必然会被压缩,大量一流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发债、股票等方式进行直接融资,不在或更少使用贷款。直接融资将更多地取代贷款,银行服务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从国外银行的情况看,直接融资对银行的冲击首先体现在大型优质客户信贷业务方面,如汇丰集团从大客户那里获取的利息收入仅占全部大客户收入的38%,花旗集团从大客户那里获取的利息收入也远小于非利息收入,德意志银行的利息收入占比在1998年之后也是逐年下降的。与西方国家转型阶段的情况相似,2006年A股融资2422亿元,2007年达到6532亿元,增长非常显著。企业债在2007年也有较大发展,全年发行企业债券92只,总金额超过1720亿元,同比增长近70%。银行间市场以短期融资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业务正在兴起,2006年、2007年分别发行短期融资券2943亿元和3349亿元。

随着我国直接融资的发展,大型优质企业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将逐步降低,用贷款价格竞争大型优质客户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间业务中尤其是投资银行业务处于价值链的最顶端。去年底美洲银行表示,2005年入股建设银行的30亿美元的账面价值已增加到160亿美元。在中国金融资产上的收益,成为美洲银行在次贷危机中的救命稻草。“我们几十万人、每个银行几万亿元的资金投入,承担着市场风险,每年也不过几百亿元的利润。”李勇说。

按照现行分业监管的制度,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不能开展交易所市场的证券承销、经纪和交易业务,能够开展的主要业务包括银行间市场承销经纪与交易,以及重组并购、财务顾问、结构化融资与银团、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衍生品交易等。此外,随着金融创新和综合化经营改革的推进,股权直接投资等新兴业务也有望成为国内商业银行可涉猎的投资银行业务。

尽管在现行监管体系下,银行的投行业务空间有限,但是增长依旧非常快。

2002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投资银行部,其契机在于2001年6月份中央银行发布的《中间业务暂行办法》,政策上为商业银行开展综合经营开了个口子。当年工行境内分行实现投行收入1.9亿元,2003、2004、2005年分别实现4.82亿元、10.34亿元、18.02亿元,增长率分别达到153%、114%、74%,在中间业务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6.1%、9%、13%,成为中间业务收入的重要增长点。2006年,工商银行境内机构实现投行业务收入27.6亿元,同比增长53%,在中间业务收入中的占比达14%,已发展成为与代理、结算和银行卡业务并列的4大中间业务收入来源。2007年,投资银行收入再增长50%,突破40亿元。李勇估计,2008年工行的投行业务收入依旧有超过50%的增长率。

上世纪90年代初,银行的信托投资公司堆积了大量不良资产以及矗立在海边的烂尾楼。中国由此逐渐形成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将此形容为“先切土豆片再切土豆丝”,从隔离风险的角度限制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而在英国《银行家》杂志排行榜上的前25家银行,除中国的银行外均为全能银行。

关于国内银行分业与混业的讨论已经是第二轮了。“十几年前的银行处于从计划经济的支付机构向市场经济下商业主体的转换时期,依旧是行政的附属品,我们的经营理念、管理体制、人员素质都不适合。在这种背景下混业肯定会乱,分开是有必要的。但是当行业逐步规范,业务之间关联度不断增强,合起来就变得很有必要。”李勇说。

1999年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整个西方国家金融制度中,分业监管与分业经营的体系被废止。“国际上,混业经营是银行发展的趋势,但是中国肯定会考虑特有的情况。”范艳瑾说,“这既牵涉到整个监管布局,也要考虑到银行进入保险、证券行业对现有公司的影响,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关系。”

由“术”至“道”:实用主义态度

如果将追逐食物链顶端的投行业务,作为扩大银行与国家资本能力的“术”的改革,那么银行本身的产权与治理改革则具有“道”的价值。

简单回顾中国银行业20年来的改革,不难发现其中的实用主义态度。这是一个渐进而温和的过程。

改革的前10年的重点在于金融组织重新建立。1979年2月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的建制,1979年3月决定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1979年8月决定将长期隶属于财政部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4年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同时成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相继恢复。1979年还决定恢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国内保险业务,还批准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改革的手术刀深入到了产权层面,目的在于把银行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收支机构改造为参与市场化竞争的商业主体。1999年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收购、管理、处置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随后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国有控股银行的股权结构进入资本市场。

“我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全球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经济体,能够在短短不到7年的时间,挽救了这个国家基本上已经破产和无可救药的金融体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向本刊记者评价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中国已经发生,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它已经发生了。”

从某种意义上看,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起了重要作用。这种渐进而实用的改革思路的出发点在于稳定庞大的金融体系,而进入21世纪以来飞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为其成功提供了可能,否则仅四大国有银行3.2万亿元之巨的不良贷款都无从冲销。

“中国银行业有更深层次的产权和治理结构的问题。”杨再平说,有了董事会的架构,但是股东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董事长也不是真正意义的董事长,政权与产权没有完全分开,地方商业银行行长还需要政府任命,或多或少代表国家权力。

曾经在银监会负责政策法规工作的杨再平认为,国有控股银行是不可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的,“无论怎么摘也摘不干净”。更现实主义的方法在于进行体制内优化,体制外培育。

杨再平以开平方的比喻来描述这种体制改革的思路:“寻求彻底的体制内的产权改革,就如同将18开平方,永远得到的是无理数,不可能得到干净的有理数,但是我们可以将其分解为开2的平方乘以开9的平方,从而得到一部分的有理数。开2的平方代表无法进行彻底产权改革的国有银行,我们的努力方向是限制它的数量,并努力使其商业化,不断追求小数点后的精确性;而在原有体系内我们还可以不断拆分出可以开平方的有理数,这就是产权清晰、有科学治理结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银行。”

按照杨再平的判断,以目前状况属于可“彻底开平方”的范畴的银行非常少,即使有优良治理结构的招商银行都不在其列。

国家资本化的个人价值

如果说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体现了国家资本能力的核心资源与硬件基础,那么民间资本家的冒险精神则为这个资本舞台提供了充实的题材与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国家资本化的价值链上,他们就像神奇的催化剂,把未来的价值变为今天的资本,用今天的资本创造未来的价值。他们的故事同样是国家资本能力的一部分。

沈南鹏就是这样一个人。

沈南鹏不仅是红杉中国基金的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也是携程网和如家连锁酒店的创始人之一,而后者更为人所熟知。他个人也在早期投资了分众传媒和易居中国——另两家在美国上市的超过10亿美元市值的中国企业。目前,沈南鹏和他20余人的团队每周都会接触30多家创业期和增长期的公司,一年下来就有1500家之多,沈南鹏会选择其中的近20余家进行股权投资。红杉是美国最知名的风险投资基金,在它的扶助下苹果电脑、甲骨文、谷歌、雅虎、思科、EA已经成为今天的商业帝国,这些伟大的公司使美国经济继续成为世界的火车头,而沈南鹏的梦想,则是在中国内地延续这项光荣的传统。

“创办和做大一家企业,传统的方法是通过盈利滚动发展,但是如果处于市场的爆发期,企业必须迅速扩张、规模化,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现在中国的金融机构不太可能给予这些处于增长期的企业提供足够的资本。”沈南鹏对本刊记者说。根据企业与资本的关系,沈南鹏将企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创业期、增长期和上市卖出期。“在美国,风险投资基金与股权基金主要参与这一链条的两端,即创业期和卖出期,银行参与相当部分增长期的融资;但在中国,商业银行很少愿意介入这一阶段。”沈南鹏说。他对国内商业银行的“有色眼镜”表示理解,“在国内国有企业往往具有更好的信用、更规范的审计以及垄断性的资源,而这些都是增长期的民营企业所缺乏的。银行从控制风险的角度有它自己的立场”。

而沈南鹏主要选择的对象就是创业期与增长期的私营企业。自2005年以来,红杉中国已经投资了40余家企业,行业分布广泛,既包括传统的制造、能源也包括消费服务和产品、媒体和互联网。“在美国,我们的‘火力’可能会更集中,但中国很多行业都在起步阶段,哪里都是机会。开个玩笑,在国内,我们与黑石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单一投资的支票可能比我们更大而已。”沈南鹏说。去年,红杉中国投资的文思软件与亚洲传媒已经分别在纽约和日本上市。

这个当年上海少年数学神童,骨子里更多地保留了上海老派资本家的精明与冒险精神。上世纪80年代,沈从上海交大数学系毕业后去美国耶鲁商学院读MBA。“因为我在美国的第一站是纽约。如果当时去的是得克萨斯或者加州,那么我肯定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在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的氛围下,大家谈论的都是经济、股票,我自然也就跟着关注资本市场了。于是我从最初的数学系转到了MBA,也就这样‘随大流儿’地进入到了华尔街。谈不上幸运,我仍然很羡慕我原来那些仍在做科研的同学。”沈南鹏说。

1992年,24岁的沈南鹏毕业后进入了纽约花旗银行总部,起初做普通的投资银行工作,关注的是拉美证券及衍生产品。默默无闻的两年后,情况突然发生了改变,由于中国经济形势持续看好,开始有第一批企业海外上市,有中国背景的证券业者格外吃香。“1994年去雷曼之前,我接到了几个投资银行的Offer(工作邀请),那种感觉真是完全不一样了。”之后沈南鹏出任了德意志银行的中国资本市场主管,其间,沈最引以为豪的是帮助中国财政部成功发行了5亿马克债券和多家中国企业发债上市。

直到1999年,沈南鹏选择与梁建章、季琦创办携程网,他的职业生涯有了180度的大转弯。“可能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做了8年的投行后又做了五六年的经营者,这样的经历非常独特。”沈南鹏说,他能以资本市场和创业者的双重角度考虑投资项目,这使他感觉到可以了解谈判桌两边的立场。沈南鹏说,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工作能让他如此“Enjoy”。

国家“炼金术”

与沈南鹏早期经历相似,现任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同样是研究自然科学出身,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华尔街工作。祁斌曾供职于法国巴黎银行、高盛银行,先后在纽约、伦敦等地从事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资产管理和风险投资等业务。与沈南鹏不同的是,2000年祁斌回国后加入了中国证监会,历任战略规划委员、基金监管部副主任。

在华尔街工作之初,祁斌强烈感受到,资本市场这个触角遍及全球各地的金融枢纽是在怎样永不停息地推动着世界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他一直希望找到一本关于华尔街历史的书,以希望能够以美国资本市场的经验为“匆匆前行的中国提供一个历史参照”。2004年,祁斌翻译完成了美国经济历史学家约翰·戈登的《伟大的博弈》。祁斌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亚当·斯密在1776年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朴素而深刻的理论基础,而资本市场的出现将这一概念大大深化和拓展了……借助这个市场,人类社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现了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效率,对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有重大的影响。”

今年1月,成立16年以来中国证监会首次推出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不仅回顾了近3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强调了资本市场的国家战略意义,同时明确了至2020年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两项战略目标:成为公正、透明、高效的市场,为中国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做出重要贡献;成为更加开放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报告”写作组组长祁斌认为,“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资本市场完全有可能成长为国际资本市场体系中重要的一极,并通过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同发展,成就一个大国经济的崛起”。

依托于强大的资本市场,社会的资本化才能进入更深层,国家资本能力才有可能获得进一步提升。耶鲁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陈志武将一个国家的资本化分为四个层次:土地、矿产资源产权化、票据化;政府未来收入流的证券化;企业未来收入流的证券化;个人、家庭收入的证券化以及为此服务的信用体系和现代金融工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将可以把“价值”在不同空间和不同的时间之间进行交换。

历史上,中国社会长期以劳动力为核心因素驱动社会进步,反而忽视资本能力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看,金融治国与资本富民的理念十分薄弱。

陈志武的研究发现,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白银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在1000万两左右。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争后的1847年,财政结余为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高达760万两。“这些数据说明,虽然按照传统儒家理财观念看晚清的结余可能还太少,但当时的经济国策从根本上讲极其荒谬:在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同时又面对日本的威胁下,朝廷不仅不想法把未来的收入透支来加速发展国力,反倒还一心放在‘节流’上,只想到往国库多存钱。结果是国力相对其他国家继续衰退。”陈志武对本刊记者说。而同一时期的英国则通过发行国债建立了横行世界的舰队,以创立股份制公司的形式(东印度公司)开发殖民地。“在1896年之前的两个半世纪,清朝的财政基本都健康,少有赤字,按传统的标准那时的中国应该很强盛。但实际的结果是它不堪一击,清朝很快垮了,守财丧命。”陈志武分析。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以包产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市场激励使中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快速增长,那时的增长是粗放式的,不需要金融的太多帮助,只需要政府退出经济管制并解放个人的创业权利,让市场发挥作用即可。1981年启动国债,政府开始把一小部分未来财政收入提前到当时花,当年共发行121亿元的国债和外债,相当于那时政府全年开支的9%左右。“但不管规模大不大,对于一个习惯于反对‘借钱花’的社会来说,启动国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大的观念冲击。”陈志武说。

陈志武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土地、自然资源为国有且不能出让使用权,不具备资本价值;企业为国有、集体所有,它们的财产和未来收入流也不可以交易,不能买卖,更何况这些产权也没清楚界定过;而公民作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中的“螺丝钉”,个人的劳动力与智慧也属于国有财产,所以公民未来劳动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据化。而30年来,中国不断将以上三种资源做渐进的资本化操作,已为社会提供了大量资本。

“虽然过去10余年的资本化改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关键性的推动力,未来的持续增长还只能靠更多资产、更多收入流的资本化。只有进一步的资本化,才会给内需增长提供动力,才会有个人创业、创新所需要的资本支持。”陈志武说,“只有增加公民的财产性收入,才可能让公民分享到社会进步,进一步释放消费能力,完成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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