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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县级市的突围

2008-03-27 14:09 作者:贾冬婷 2008年第11期
轰动一时的“水洗三孔”事件是旅游资源开发冲动下的产物。之后,“三孔”商业化首当其冲被叫停,曲阜借助“外来和尚”华侨城的第一次对传统“三孔”的突围宣告终止。但对曲阜来说,想象中“圣城”的重建需要外力推动,中华文化标志城被视为另一个机会。

孔祥林

轰动一时的“水洗三孔”事件是旅游资源开发冲动下的产物。之后,“三孔”商业化首当其冲被叫停,曲阜借助“外来和尚”华侨城的第一次对传统“三孔”的突围宣告终止。但对曲阜来说,想象中“圣城”的重建需要外力推动,中华文化标志城被视为另一个机会。

“三孔”的曲阜

“水洗三孔”的起因像是某种征兆:正是为了迎接“大股东”华侨城,孔庙、颜庙职工连日来集体打扫卫生,彩画上有土,管理人员就下令用水冲,刚刚被新公司接管的职工们赌气直接冲了。这天晚上,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孔祥林接到电话赶到孔庙,发现横梁上、墙壁上的彩绘斑驳漫漶,连夜写了份《关于孔庙破坏的紧急报告》给市领导,但无人理睬。直到后来一个员工告到国家文物局,事件才被曝光,并被想要刹住文物经营权转让之风的国家文物局当做典型查处。

直到1999年9月26日之前,“孔子旅游”都是由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经营的——这一天曲阜孔子旅游集团公司成立,以每年3000万元的价格租赁了“三孔”和孔子故宅、颜庙、周公庙、少昊陵以及其他景点的经营权。自此,文物管理委员会有名无实,不再是“三孔”的直接管理者了。

1976年,孔祥林刚刚参加工作来到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孔府、孔庙里的“批林批孔”展览,在大殿里展出“批判孔孟之道”、“孔子罪恶的一生”、“万恶生人家”等主题,吸引了历史上最多的旅游大军,当时各大厂矿企业一卡车一卡车地带人来参观。

这一年,曲阜市想要修建环城马路,要拆掉“影响城市建设”的明城墙,国务院批复,保留孔庙前正南门和四城角,把砖送到文物管理委员会。城墙在1977年春天开始拆除,只留下南门、北门、东北角和西北角,但没几个人把砖送到文管委——当时曲阜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几乎所有的砖都被拿去砌猪圈、修水渠了。为迎接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到来,把孔庙从中间截断,开出一条鼓楼大街。12米宽的护城河被填成4米,城墙基上建起了新办公楼:建委、商业局、四联社、中学陆续搬了过来。

1982年曲阜位列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当时全国只有24个,山东只有1个。当时召开“名城保护和建设会议”,提出绿化旧城,神道两旁建广场绿地,护城河镶上“旅游项链”,主持会议的国务委员谷牧还请来建筑大师戴念慈在孔府喜房原址设计了阙里宾舍,在当时引起轰动。“文革”后遭破坏的“三孔”建筑也亟待维修,而当时靠旅游还没多少收入:1979年“三孔”才开始收门票,孔府、孔庙1角,孔林5分。1984年,孔祥林已是文管委主任,他得知承德去国务院申请了经费,也打了报告申请,要来1470万元,其中248万元用于搬迁,搬走了曲阜招待所、国际旅行社、工人文化宫等大小10多个单位,腾出3万多平方米。到了1994年“三孔”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孔祥林发现,“没什么要拆的了,打扫一下卫生就行了”。

孔祥林记得,1984年的“三孔”门票收入只有11.5万元,之后陆续涨价,从2角到4角,再到1块。上世纪90年代后国家不再拨款,孔祥林他们从门票收入里拿出一部分来维修和搞基建,包括到孔林的路都是自己出钱修的。当时开会有三个“冤大头”——供电局、交通局、文管委,坐到一起一碰头,就知道今天肯定是城建会,就是要他们出钱。

1999年曲阜市全国独创性地转让旅游资源经营权的一个背景是,“三孔”门票收入已达5282万元,成为曲阜的一棵“摇钱树”。在政府内部的讨论会上,孔祥林是反对最激烈的:“按协议,公司每年上交经营权使用费3000万元——这个数字每3年将递增10%,20年后不再增加。但按现有收入5282万元和涨幅趋势看,这么低价是‘拿秫秸换干草,越换越短’。”

但“三孔”收益的另一面,是它的“屏风”效应:旅行社的一般预定路线是济南—泰安—曲阜—泰安,曲阜仅仅是一个小站,游客们随旅行团而来,走马观花看完“三孔”就走了,游客在曲阜的滞留时间已从1989年的1.8天降到1998年的0.5天左右。所以,即使在山东,曲阜的旅游业整体收益也只能排到八九位,曲阜市急需改变这一现状,他们遇上了正在为“中华锦绣工程”战略布点的“华侨城”。

祭孔与孔子文化节

华侨城来到曲阜后,马上使出它建主题公园的招数,投资3000万元建杏坛剧场,推出大型露天广场乐舞《杏坛圣梦》,将《论语》的四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发乎情,止乎礼”、“四海之内皆兄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表演出来。从4月到10月每晚演出,这似乎是一举两得之策:80块钱一张票,团队半价,增加旅游收入,又借此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

“三孔的建筑是不会说话的,声、光、电等手段在文物里使用也是不可能的,那就只能演出来了。”曲阜市旅游局副局长刘续兵认为,这条路冲破了传统的单一门票思维,只是还没来得及展开。华侨城进驻曲阜后,其股票收入增长十几亿元,但“水洗三孔”事件后又猛跌3亿多元,而全国文物保护政策又在逐渐收紧,华侨城于是在2004年初撤出曲阜。

华侨城到来之前,旅游局也尝试过一些人造景观,1993年就根据孔子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建了“六艺城”,红火过一阵;还有西游记宫、三国宫、鲁国盛世,因生意萧条而拆除,改成了民俗表演场地。曲阜旅游由“三孔”被动带动的局面仍未根本解决,据统计,去年全市门票收入1.5亿元,“三孔”就占1.3亿元。让刘续兵发愁的是,孔子文化要靠什么来传播?因为儒家文化无所不在,不像少数民族地区那样与主流文化有差异,除了古建筑之外,环境、氛围和其他城市没有区别,为什么要到孔子故乡来感受?

刘续兵也是2004年以来祭孔大典的总策划和现场总指挥,9月28日的祭孔大典,已成为曲阜旅游的最高峰。“十一”黄金周期间,游客20多万,门票收入1000多万元,曲阜宾馆都不够,要住到别的县里去。

1984年,曲阜开始举办“孔子诞辰故里游”,准备祭祀孔子,一切都准备好了,“但上面来了人,说不让祭。我当时提了三点:祭孔乐舞不是祭孔仪式;大成殿不开门,不和孔子见面;主祭官不姓孔,找一个演员”。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教授骆承烈说,“文革”后的第一次祭孔最终以“文化表演”的形式得以进行。2004年首次由民间祭祀改为政府公祭,刘续兵他们小心翼翼,一度推托了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要求,直到中央领导批示必须直播,并作为国庆献礼,才由曲阜市长念祭文。2005年,以曲阜孔庙为中心,全球十几个城市联合祭孔,由清制改明制。2006年和台湾联合祭孔,2007年升格为省长念祭文。

祭孔的官方色彩日益浓重。孔德班说,政府将祭孔推向前台,又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它。传统的大典有些不伦不类,比如将叩头改良成鞠躬、献花篮。从2007年开始,他们自家人的家祭和国祭将分开。从1995年开始,孔德班一直担任祭孔大典的主祭,这不单是因为在大陆的孔子后人中,孔德班是孔子77代嫡孙“衍圣公”孔德成的第三层近支,在“宗系”上是最接近孔德成的人。他对记者说,还因为他的身份是曲阜市政协副主席,让他能代表孔氏后人、民间及官方。

孔子文化节期间也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最佳时机,产品博览会、经贸洽谈会、企业高层论坛若干。刘续兵最近一直在忙着春祭的筹备工作,以后祭孔将一年两祭,而孔庙内也会像孔子生活的那个时期,每月有8次各类祭祀。

他认为,“曲阜打造‘东方圣城’的口号说了很多年,‘圣城’首先是在人们想象中的,崇高、伟大,但外地游客第一次来,往往会觉得有差距。我们要还原‘圣城’的想象”。

刘续兵刚设计了每周六、周日有两场开城仪式,在第一道大门“万仞宫墙”重现当年“移城卫庙”的历史场景。“游客们从孔庙前神道缓缓步入,由引景空间开始酝酿情绪,脚步自然会放轻,不再叼着烟、打着手机、赶集一样进孔庙。”

城墙和孔家生活重建

2004年,曲阜明城墙重新围起,在推倒城墙近20年之后。在西北角新旧城墙的交界处,三轮车夫指点着:“看出来了吗,新的和老的有哪些不同?矮了1.3米,没有以前厚,另外,原来内层是夯土,现在里外都是青砖,还是中空的。”

“城墙用钢筋支撑,上面可以走人;下面中空结构可以利用起来做博物馆,我们搞了酒瓶博物馆、毛主席像章博物馆、规划展览馆等。”曲阜市旅游局副局长韩凤举说。沿明代旧址围合的城墙不再是防御象征,而为旅游观光所用,但无论如何,旧城的结构已经重新搭起。

曲阜市建设局规划科老科长孔庆第记得,小时候从城楼上往下看,曲阜老城里树木葱茏,灰色瓦房高低错落,孔庙和孔府居中,孔家12座府第围绕周围。他说,明故城是一座“庙城”,为保护孔府、孔庙而建,突出特点是每一条街道都是丁字形的,交叉点上都是一座庙。因为孔庙居中,道路又不能穿越而过,因此五门不对。现在这一格局早已消失,从城墙上俯瞰,旧城里多是现代房屋。邮政局的发射塔高耸在孔府旁边,不协调,但如果拆了,市民通讯又会不方便。

1983年,孔庆第作为曲阜市代表,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他们当时制定了三个高度限制:孔庙和奎文阁为第一高度,旧城内绝对不能超越;鼓楼和阙里宾舍为第二高度,特殊情况下可以超越;钟楼檐口高度为第三高度,7.92米。旧城内,建筑风格要统一,灰瓦白墙,靠近文物处必须建一层,两层时要高低错落。

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开发热潮时,建委里分出了城建开发公司,在旧城里建了鼓楼商业街和五马祠街。五马祠街现在沦为一个卖杂货和小吃的地摊市场,马头墙式的建筑样式也在坡屋顶中间显得格格不入。孔庆第说,东南大学的这一设计在当时还获了大奖,被认为有创新,现在看来是个败笔。鼓楼大街仍是仿造曲阜当地古典建筑所建,但高度超标,鼓楼边的新华书店甚至建了4层,“建得多,卖得多”。在鼓楼地区,当时的一间店面只要几千块钱,现在则涨到几十万元。

旧城开发和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事实上早在1985年的规划里,孔庆第他们就提出城市向南发展,把与文物、旅游无关的单位移到新区。那时旧城人口有3万多人,开始疏解旧城,甚至为避开文物,第一次采用定向爆破拆除房屋。14年过去了,南新城已开始繁荣,旧城人口减至1万多。

旅游大巴车大多经鼓楼大街由南向北行驶,到西半部分的孔府、孔庙和旅游区游览一番。东半部分则多是居民区,鲜有游客,但这些看似破败的街道中还保留着传统曲阜生活。孔庆第说:“游人只看孔府孔庙,却不了解孔子和曲阜的文化内涵。比如,鲁班是曲阜人,他还有座庙在东门大街附近,谁知道?”

颜庙街陋巷旁一对老夫妇端坐在八仙桌两侧,桌上是福禄寿图和对联。他们以给街坊们轧面条维持生计,男主人姓周,据说孔家自古是要向周家学习礼仪的,比如过年放鞭炮,要看周家先放。他家的邻居姓孔,孙女明天要考公务员,奶奶专门给包了饺子,“起脚的饺子落脚的面”,以此祈愿。阜城规划局副局长孔涛说,20%的曲阜人都姓孔,他们跟孔家有或近或远的关系,虽然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再享有特权,但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还保留着,特别是这些旧城小街巷里。

孔涛他们去年参与了欧盟的“曲阜、圣地亚哥、雷恩”的规划交流项目,欧盟给曲阜的意见之一是恢复旧城街道形态和生活方式,把明故城整体而不是“三孔”单体推出。但恢复有形和无形的历史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们现在给出修缮意见,缓慢更新。

解放战争时,为保护“三孔”不受轰炸,部队进驻曲阜,占据了旧城里的很多孔家府第。曲孔涛对记者说,之后部队把老房子改成营房,为了整齐划一,没有等级秩序,把四合院配院都拆了。现在产权都在部队手中,规划局想要置换回来改造,但这些都需要资金。已经置换出来都在旅游区附近,比如2000年的孔府西苑酒店,就是把旧房腾退出来开发的,仿照孔府内宅建造。酒店旁边,原来的四氏学堂,后来改为明德中学、曲阜一中,也已被山东电力集团买下,想要建成儒家文化酒店,而孔涛他们更想要做成教育博物馆、修学旅游基地,和开发商想法有些出入。特别是在参加欧盟项目之后,他也在反思,把教育机构搬出旧城是否合适。

济宁—曲阜都市区

“曲阜很有名,但城太小。”韩凤举说。面积只有896平方公里,人口仅64万人,当年全国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中,现在只有曲阜还是县级市。

晚上,小城里游人稀少,路灯昏暗,过了23点就一片漆黑。韩凤举说,曲阜勉强能进入全国百强县,经济排在济宁各县中的四五位,还不如邹城、兖州。这其中旅游收入占GDP的12%,此外便没有其他支柱产业了,而每年要向市一级上交几亿元,这也成为旅游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前一段时间,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来中国访问,曲阜是行程中的一站。他到孔庙祭孔,因曲阜没有五星级酒店,也没有机场,他从北京先飞一小时到济南住,第二天再到曲阜。

韩凤举说,不像现在争抢公路、铁路资源,20世纪初修建京浦铁路之时,原本选线是从泰安经孔林西经过,但那时火车还是新生事物,怕影响孔家风水,惊动圣人,铁路线往西拐了很大一个弯,绕曲阜而过。因此,曲阜在南北方向上不通火车,最近的站设在15公里远处的兖州。

上世纪70年代兖矿集团本来准备建在曲阜,但当时盛行“农业学大寨”,曲阜又是传统农业县,说什么也不要这个工业企业。其他县也不要,“兖矿集团”已经在国家注册了,硬是塞给了邹城,现在成为邹城经济的主要支撑。韩凤举说,另一方面也跟曲阜地下文物多有关,有煤也不能过度开发。上世纪80年代末“孔府家酒”一度辉煌,远远超出当时的旅游产值,每个曲阜人都记忆犹新:1988年它以3.6亿元拿下央视广告“标王”,请了当时最红的王姬、刘欢做广告,但现在几乎已名存实亡。

韩凤举现在挪到了明故城南门外的工地办公,这里原来是一大片批发市场,先要打造1小时服务全的“旅客集散中心”,“可以辐射周围微山湖、水泊梁山、蒙山等景点,班车、导游一条龙服务,这是曲阜打造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第一步”。

韩凤举设想着,2010年京沪高铁开通后,就能为曲阜带来更多客流,到北京只需2小时,到上海2.5小时。“选点也与历史文化名城有关,不然,到泰安只有70公里,高铁不会在曲阜设站。”而在曲阜市政府东面的黄金地段挂出“拆迁指挥部”,这里将要迁出财政局、园林局、工人文化宫,建设五星级酒店。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院长杨朝明对记者说,曲阜受制于其行政级别,比如孔祥林任院长的孔子文化学院,级别都是副厅级,比曲阜市高一个级别。无论在文化还是经济上,曲阜的进一步发展都需要更高层次的外力助推。

几年前,市领导曾提出要建设济宁—曲阜都市区,把济宁、曲阜、邹城、兖州形成一个族群结构大城市,曲阜作为其中的旅游、文化、行政管理中心,这样一来就会由市财政根据功能统一支配,但这件事因领导换届而停滞下来。建在九龙山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则是一个新的希望。

标志城现选址的九龙山位于曲阜南面10公里处,开车十几分钟就可到达。九龙山位于曲阜和邹城之间,专家们认为,正是孔孟文化联接的纽带。

杨朝明曾参加了1月份的标志城专家论证会,会上一共讨论了5个战略方案,重点是复旦大学提供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最系统最细致。这一方案提出,它可以作为“国家副都”,一些本来应在北京举办的活动可移至这里举办。需要新建这样一个人造“圣城”吗?杨朝明认为,曲阜是孔子故里、周公封国、黄帝出生地,有代表中华文化的资格,但如果功能不提升,则很难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建设有形的标志性建筑,将让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震撼力、穿透力。他身在曲阜,反而更感受到孔子文化的缺失。他引用来曲阜考察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的话说,“儒学不是太热了,而是刚刚温一点,还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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