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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开发的历史推力

2008-03-27 14:07 2008年第11期
曲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符码,但它其实从来未被历朝历代真正奉为“圣城”过。同是复旦大学教授的朱维铮说得发人深省:历朝历代其实“学随术变”,只有取士制度才真正与儒学联系在一起,而“当取士的传统被改变的时候,孔庙就此作废”

 

64万人的曲阜,很有名,但城太小。当年全国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中,现在只有曲阜还屈居县级市。这恰是这个小城性质极深刻的一种暗示。

曲阜现在急待发展,这也不仅是曲阜人的意愿。前段时间,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华,曲阜是行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站。他要到孔庙祭孔,却因这里没有五星级酒店,没有机场,只能从北京飞一小时到济南住,第二天从济南到曲阜,从济南再回北京。不仅如此,孔子学院目前已在世界各个角落生根开花,曲阜作为孔子故里,不远处又连接着孟子故里,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期待被开发的文化标识。更重要是,正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迫切需要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于是兴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成为今年“两会”期间自然而颇具争议的热点。这个“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设计规划者之一、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提出的方案是,要借这个城来解决“一个国家如何记忆”的问题。他提出在这个城的核心一平方公里内建设中华伟人堂与历史、文物展示馆,让伟人堂变成国家纪念馆。但他强调其目的非为尊孔,他认为,伟人堂中可以有孔子纪念馆,但孔子不能变成一种标志,因为光是儒家文化代表不了丰厚的中华文化。而且,伟人堂不能只突出汉族文化,应该让各民族伟人都有一席之地。这些能进入的伟人要让全国人民讨论,“甚至应该是已经去世150年的人物,那样才可以平心静气地对他们做出评介”。

这个规划目前正在热烈争论中建设性地完善,对于曲阜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机会。在这个争议中,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个关于“圣城”与国家文化形象想象的历史肌理——曲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符码,但它其实从来未被历朝历代真正奉为“圣城”过。同是复旦大学教授的朱维铮说得发人深省:历朝历代其实“学随术变”,只有取士制度才真正与儒学联系在一起,而“当取士的传统被改变的时候,孔庙就此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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