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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收藏有诈

2008-03-18 13:51 作者:王晓峰 2008年第10期
对于一个普通收藏者如何鉴定古董的真伪,马未都觉得研究这些东西的意义并不大。他认为,只要建立一个很正常的文化消费观,别老想着投资,就不会上当。

对于一个普通收藏者如何鉴定古董的真伪,马未都觉得研究这些东西的意义并不大。他认为,只要建立一个很正常的文化消费观,别老想着投资,就不会上当。

喝街的行规

马未都说他很幸运能成为一个收藏家,并且赶上了好时候:在他开始收藏的时候,文物都不值钱,一个碗3块钱,他写一篇小说能挣好几十块钱,够买好多碗了;搁在现在,就是写一本书也未必能买回一只碗。“我的年龄段卡得可丁可卯,我21岁‘文革’结束,1980年我25岁,25岁到35岁是我狂收暴敛的10年。这10年古董价格长时间是谷底,没有什么起伏,持续的时间特别长。比我大的人,‘文革’前章乃器这些藏家,让人整死一半,比我小10岁的人等他们有能力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贵了。”在物求人的年代,马未都收藏了不少好东西,在人求物的年代,他已经不怎么收藏了。马未都见证了人与物之间的转化,也玩味出收藏界这个领域里的人生哲学。

马未都真正开始收藏是回到城里当工人的时候,后来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更加快了他的收藏速度。他当时住在北京西郊空军总医院,在东城上班,每天骑车大约需要40分钟,中间路过钓鱼台国宾馆,那附近有个摆地摊卖古董的跳蚤市场。这个市场是非法的,每天6点多钟摆摊,七八点钟散摊,马未都就提前半个小时出门,绕到这里转转,每个月都能买上一两件心仪的古董。时间一长,就跟这帮人混熟了,他的很多古董知识和交易行规都是从这里学到的。

“因为他们每天上来的东西都不一样,就跟老师每天给你布置一道题似的,很多东西都没见过。”马未都说。混熟了,马未都发现这些人大都服过刑,刑满释放后没工作,做古董生意就是将本求利,“他们卖的是什么不知道,但知道3块钱买进的,5块钱就卖,2块肯定不卖”。

在马未都四处收藏古董的时候,周围人都没什么兴趣,每次他买到一个好东西想跟朋友交流欣赏都找不到人。“买完东西不给别人看不过瘾,必须给别人看。”马未都说。有一天,他抱着一个新买的大罐子去找一个朋友,敲门门不开,但他在外面听见屋子里有人,所以就一直又喊又敲。门总算开了,一进门发现屋子里四五个人神色慌张,他也不管那一套,把大青花罐子拿出来,往电视上一搁,这时才发现电视机是热的,再看那些人慌张的表情,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锁在屋子里看毛片呢。“我说毛片什么时候都能看,你看我这个吧,特棒。我就发现每个人都特别茫然,他们都觉得我特扫他们的兴。”

这个大青花罐子就是马未都从那个地摊上买回来的。在跟这些练摊儿的人熟悉了之后,他们就带马未都往住户家里领。由于有些东西太贵,练摊的人买不起,怕有风险,便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交易成了就给他们一点佣金。“旧社会有一个特别好的规矩现在没人执行,过去有一个术语叫‘成三破二’,中间人拿5%,‘成’是卖方买卖做成了,‘破’是买方破费。我们现在的中间人一张口就是10%,这是最轻的,有的上来就要两成的提成,过去的中间人都特规矩。”

有些掮客为了促成一桩买卖,不惜用一些无赖手段,当年马未都就遇到一次,“当时早期那种无赖的手段你都不能想象”。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带他买东西,进屋后那年轻人等在门外,“这堆东西有瓶子、钟、碗等十来件,一共要360元,我看完觉得还可以,我说我要了,卖主又突然反悔不卖了。出门后年轻人问我买了吗,我说我想买人家不卖,你说我一文化人也不能跟他掰扯,只能走了。他问我里面那些东西哪件不值钱,我说里面有一破碗一分钱都不值,他说行,你跟我进来吧。”年轻人于是进门说:“哪能不卖呀?”卖主说就是不想卖了。“他趁那家人不注意,当着我拿起那只碗‘啪’就摔了,吓我一跳。我看见是成心摔的,年轻人说,哎哟,不小心给你摔碎一个,这怎么办呀,赔是肯定不可能了,还是按原价360元都买下来吧。他摔碎一个最不值钱的,说要赔就拿360块钱带走这一堆,弄得家里人特难过,我也特不好意思。这种人非常有经验,经常串户,专门收这种旧货。最后这家人嘀咕半天决定360元卖我了。出门以后我问他,要是这家人非不卖呢?他说那就再摔一件看他们卖不卖。这些赖招只有社会最底层的地痞才会使,咱们想都想不到。”

“这种人叫‘喝街的’。”马未都说,就是专门走街串巷,非常有经验。在出版社期间,总有喝街的找到马未都,让他跟他们去通县喝街。马未都那时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脸皮儿薄,不好意思跟人上街收破烂,但他知道通县的古董特别多,因为过去通县是北京货运终点,很多黄花梨家具在苏州做好,通过运河运到通州,这里就成了家具集散地,卖不掉的库底子就自己留着用了。

喝街也有喝出宝贝的。有一次,几个农民喝出一个永乐年间的罐子,喝出来的是几十块钱,转手就是4万元。一个古董贩子大半夜给马未都打电话,马未都不想去,但又很动心,反正从东四十二条到灯市口也不远,便骑着自行车去了。沿途马未都发现满街都是警察,等见到那个罐子,发现的确是真的。那几个农民说要买当晚结账,“4万元当然是便宜的,我倒是有钱,但是是港币,农民一听港币不要。都下半夜1点多了,那也不能等天亮,我给换汇的打电话,叫他半夜来,他要点高点,我说成高点就高点。我记得特清楚,当时在路灯下换成人民币,都两三点了,一帮农民数钱。路上不全都是警察吗?我就不敢拿那罐子回家,骑一自行车后面背一大青花罐子,警察肯定得让我靠边,当倒卖文物给扣了。那天到家都三四点了,上午我一睁眼脑袋嗡地一下,坏了,这贩子备不住把东西拿去卖了。果然,3点多我一走他就又联系别的买家,早上8点多就给卖了,卖了12万元。早上他拿着4万块来还我,说我这回真赚了不少钱,但我还欠人家好多债,我以后赚了大钱再分您,转身走了。我等于是白忙活一晚上,把港币变成人民币,什么事都没我的”。

让马未都更后悔的是,秋天这个永乐罐子就在香港苏富比出现了,当时卖了200多万港币。这罐子再度出现大概是2005年,卖了3000多万港币。“当天要不是那满街的警察,我就抱回家了,跟他就是钱的事了——你帮我一忙,我给你一两万块到头了。农民喝街35块钱喝出来的,我跟它失之交臂。”马未都今天说起这事还带着遗憾。

马未都说:“现在北京这种走街串巷的没了。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对你卖的东西有一个价值判断,有一整套对付你的办法,声东击西,把你说晕,用各种办法让你卖不出价去。但他们知道这东西在哪能卖出价,利用的是信息不对等。最早做古董的这些人,不需要文物知识,只需要对人的了解,那时候不可能从户里买出假的来,关键是怎么能让他卖。一般喝街的人嘴都特甜,大爷大妈地叫着,你买冬储大白菜,他肯定一头大汗地帮你搬。这事我都干过。在国务院宿舍看人家里有文物,老头对我特好,一到买白菜和蜂窝煤的时候就帮人家卸,卸完以后每次都到人家里洗干净手抱着瓶子看,看久了老头就说喜欢就拿走吧,根本也没花钱,因为那时候全社会没意识。”

当然,这样的便宜马未都占得不多,多数时候他还是要出点血。有一次,一个贩子卖给他一对梨花圈椅,他1000块钱买的,4000块出手,马未都判断这椅子的行价大约是8000到1万元,便成交。马未都说:“该他赚的钱你得让他赚到。我的理论是,多给钱的坏处是这一单亏了,好处是生意的长久,你的通道是通畅的,总有他出漏的时候给你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比如这杯子他10块买的,你给他20块,他认为翻了一跟头,你老给他12块怎么行?古董贩子拿到古董的时候都是想到谁能出大价钱,实现价值最大化,所以一开始装傻多给点钱没坏处。我之所以收了很多很多好东西,就是一开始不在乎那点小钱,他们觉得你不错,有事先通报给你。我觉得早期收藏,所有东西的价值都不抵信息的价值,东西贵一点便宜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你能知道谁那里有东西。”

失之交臂

有时候,马未都知道哪里有好东西,但由于各种原因失之交臂。比如上世纪80年代,他在安徽的文物商店看到一个宣德年间的盘子,当时标价400元外汇人民币,现在这个盘子最少400万元人民币。但当时要外汇,马未都只好放弃。半年后他带着外汇去,他们还不卖,要护照,因为只卖给外国人,到最后也没有买到。

还有一次,他在上海友谊商店看见乾隆年间的一只碗,特别罕见。1986年要3万元外汇人民币,他买不起,到1988年再去就没了,隔了一年苏富比卖了792万港币。“当然我不知道后来的事,我要是知道,砸锅卖铁也要把它买回来。当年一个日本人792万港币买走的时候,所有这行业的人都认为这个碗终生不会再涨价了,那时候100万美元跟今天1亿美元差不多。这个日本人放了21年,2000年的时候亚洲经济危机,他拿出来卖了,没怎么赚钱卖了2100万港币,翻了3倍。这种事我遇到的特多,从收藏角度,别看我有这么多东西,其实买不起的是大多数,现在回过头来说那东西那么便宜你怎么不买,我当时也得有钱呀。”

这是买不起,而买得起却不买最让人遗憾。“我的经验是你要是想收藏,一定要有一部分现金,严防好东西出现你没钱了。那时基本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买了甲就不能买乙,经常借钱。最怕的是身上有钱,那堆东西可以买,但你放弃了。1985年,琉璃厂虹光阁内柜给开封博物馆准备收藏,是明清两代瓷器,有上百件,两玻璃柜子,2.2万元。这笔钱开封博物馆批了两年都没批下来,我老跟他们说他们要不买,我就要这东西了。后来终于有一天,他们通知我说,开封博物馆钱批不下来,要买就拿钱来。我犯了个终身大错误,我当时有这笔钱,可一下子花出去心里有点承受不住。今天的人看怎么那么短浅呢,就是短浅,一共就那点钱。也不知道后来是这样一个局面,也不知道后来就没机会再买了,人不能长后眼嘛。我把它放弃了,要是没放弃,价格至少翻1000倍。”

在上世纪80年代,古董的价值是体现不出来的,当时没有人能想到古董会升值,人们对一件古董的价值判断也仅仅停留在心里感受层面。所以马未都感慨地说:“整个10年,我对古董价格的感受都非常不准确,而且资金非常有限,想不到后来的事。”第一次让马未都感受到古董很值钱还是在1988年,当时一个台湾人来北京,看到他有只碗,问能不能卖给他。这只当时花200块钱买的碗,台湾人开价1万美元,这件事让马未都有了“价值观”,但是马未都还是没有卖。“所有跟我一起玩古董的全被历史淘汰了,北京一个没剩,全国也是,不是下大狱就是吸毒、家破人亡、娶五房太太……什么事都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我没卖,卖的人全是死;卖的人不赚钱,赚也是赚一阵子。我不卖不是因为我不喜欢钱,是我源于文人的面子,我觉得卖东西是一个奇耻大辱,我的不卖把我彻底救了。”

很多人都不清楚马未都哪里来那么多钱买古董,其实马未都在出版社做编辑的时候就开始做药材生意,卖中药材是个暴利行业,一个月能挣七八万块钱,靠卖药挣来的钱玩古董。因为当时在出版社,不敢跟人讲自己做买卖,但给人的印象就是马未都有钱,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马未都很怀念上世纪80年代四处买古董的岁月,比如去河北、山西一带,有人带路,到处都是宝贝,哈腰就能拣到。现在没有了,到处都是雷。“就是等于你去的时候是个处女地,森林里都是大蘑菇,随便采,现在都是毒蘑菇。”马未都说。而且,马未都是第一个从国外用集装箱往回买文物的人。

现场的鉴别力

1995年,中国有拍卖行了,马未都就被请去当顾问,古董的真假就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我绝对是对着良心说话”。马未都说,有一次拍卖,拍卖行说有件东西起拍价太贵,要退回去,他问为什么,他们说是康熙仿成化的瓷器,不值4万元。箱子打开一看,马未都就愣了,实际上就是明代的。马未都告诉他们这是真的,他们不信,找人鉴定,最后确认的确是明代瓷器。最后这件瓷器220万元拍卖出手。马未都说:“我但凡有点私心,特简单,我一关盖说退,然后问清楚是谁的,跟底下人说,打个电话,说现在上不了拍,有人托底你卖不卖,他们都卖。4万块你汇过去,这东西就是你的了。但是我受雇于人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马未都认为,市场是很锻炼人的,从他最初跟摆地摊的打交道开始,练就了很强的心理素质。当时,文物鉴定的技术力量很薄弱,博物馆的专家对市场的判断几乎是零,马未都多年来在野路子里趟过来的经验,让他能对很多复杂的事情做出快速判断。“一个奥运会射击冠军碰上个土匪是没有用的:你三点对一线,准心对缺口,先吸一口气定住神才能对准对方,人家土匪早把你天灵盖儿给掀了。市场很残酷,它训练人,我看过很多博物馆的人到市场跟前就虚了,就不敢说话了。地摊上买东西有一规矩,比如你卖我买,你卖这件东西,我往那一蹲,多少钱啊?你说200元,我说80元吧,你说不行,150元,我说100元吧,咱俩这么磨蹭之间,任何人看这个东西不能伸手,不能有个人说那我给100元拿走,那不行。那这时候,你对这个东西要做出最后的决定,没有任何后援,没有人可以商量,没有时间让你回家翻翻书这东西怎么回事。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这会儿,蹲在这儿,几分钟之内搞定。而且我经常碰见,过去地摊上买东西,盯着这东西的时候旁边都是大腿,这大腿就表明都看上了。尤其后来我在这行越来越有名了,只要我蹲在那儿,就没有机会再起来了,那我的决定都是这一会儿。我说的就是,土匪掏枪、上膛都是那一瞬间完成的,赶紧把你给崩了。博物馆的人不行,一大堆人来了,在那折腾,翻资料,好几天,这没用。我们一直都是在那种非常严酷的条件下训练出来的,反应极快,决心下得特快。有个人喜欢收藏,老来跟我聊,故宫举办青花班讲永乐青花,就学这一个,5天课,一课800块,很贵。他去学,学完回来跟我说:马先生,别的我不敢说,永乐青花我彻底明白了。到了故宫,所有东西都调出来看,中国的五大巨头都给讲了课,做了笔记,都弄得明明白白了。跟我说完这话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在昆仑饭店咖啡厅,正赶上拍卖,一个人送一个永乐年间的盘子,我给他看。我说:您看这个,现在30万块钱,你要买,你现在10分钟之内给个价,这东西就是你的,钱我给你去弄。盘子要对了,值500万元,错了30万元就扔了。你现在孤立无援,10分钟内你要做出决定。他拿着盘子看了半天,突然回过头来跟我说了一句话,把我给说乐了,他说:‘我这会儿技术归零了。’你以为你明白了,那是故宫的人给你端出来让你看你明白了,人家故宫里搁了多少年了,让你看,这是永乐的盘子,又跟着老师讲的对得上,你心里干干净净,又没有压力,没有掏钱。一实战彻底歇菜。”

心理学与证据

古董鉴定是门心理学,不管是自己购买的时候鉴定还是为别人鉴定,这里面都有很多心理因素决定成败。比如最常见的,不管看上一样什么东西,都要压价,如果上来就痛快答应,卖主肯定认为亏了,“对不起,我弄错了,不是这件,是那件”。所以,把价压死了再成交,两边心里都能接受。

马未都说,只要你懂得东西的真伪,什么都可以迎刃而解。早期古董鉴定很简单,大部分人都不懂,即便是跟他们砍价他们也听不进去。“好多老乡就说,我有本管着呢,意思是你的钱得高出我的本金。后来我明白一个特简单的道理,他不是要卖多少钱,他是缺多少钱,很多人卖东西他也给自己限定,比如我想买冰箱、彩电、录像机,这三件东西加起来多少钱,他那堆东西他就想卖多少钱。但我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我碰到过一个乾隆四十七年的百宝嵌,说那家老爷子死了以后想卖,结果对方要112万元。我给108万元,108对112,理论上讲,这钱差不多,做生意的人一定卖给你了,对吧?他就不卖。我没买就出来了,我想他会追出来给我,结果出来就找不着那个地方了,人家也不追出来。我就特难过,特想要这个东西,隔了几天去追,已经被一个台湾人买走了。他为什么不卖给我呢?特别简单,112万元是他算好的,这笔钱给儿子辈分多少、孙子辈分多少,他都分得清清楚楚,108万元就不是整数了。后来我总结经验,就是小钱别计较,他们跟商人不一样,他绝对不会追出来。”

鉴定古董除了要具备超强的心理素质和对对方家庭情况有必要的了解之外,还要具备一些刑事侦查学常识。比如有一次马未都去一个人家里看东西,一进门就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感觉这不是他们家,房子是租的。租的房子都是给自己留后路的,卖完你就找不到他了。“租的房子跟自己的家不一样,一个人的家庭信息,你临时凑有时候凑不上来。你租来的房子,摆上家具,一看都是新弄的东西。”那次马未都看的是一个缸,他一看就发现是个真的。“我上手一摸,说刚修过,那人就愣了。我为什么一摸就摸出来了呢?冬天,屋子里暖气不足,比较凉,过去修理都是树脂的,它有温差,我是刚从外面进来的,一摸就摸出来了,但只能摸一次,摸第二次就找不到那感觉了。最后他承认修过了。其实如果它是在一个正常的家里,我就很容易忽视这个事情。”

有一次马未都差点被人蒙过去。一个行家通知他,说天津有个医生收了一些古董,让他去看,马未都判断过去医生都喜欢收藏,这个前提成立,便去了天津。那确实是医生的家,不是租的。“我看了一下他们家的东西,都是真的,不用我到跟前看都是真的,但都有毛病,不值钱。聊了一会儿,我就说,你们家是不是还有点好的啊?然后这个男的就看了他老婆一眼,这明摆着他家有样东西,得他老婆同意。他老婆站在门框那儿态度特暧昧,我就说,你看我都这么老远来了,弄点好东西给我看看。这两人就羞羞答答、半推半就地把那壁柜打开了,壁柜里塞得满满的,都是被子褥子衣服,就往外掏,一会儿就堆得跟小山一样。最后拿出一盒子,一打开,我想,让我逮着了,这么一好东西,一看就是一个真的。而且这东西当时特值钱,是摇铃尊,釉里红,康熙的,当时国际市场上卖100多万港币——那是90年代,100多万是很多的钱。我就没敢看,给关上了,我说那这个您能让吗?男的说,这个可贵,女的就说不能让,男的就说反正就是贵。他俩的戏演得甭提多好了,没给我一点不真实的感觉。我问多少钱,他们说那得多点,16万元。我一听大喜啊,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就试探着还了一个价,我说能不能8万块,然后那人就说了有致命破绽的一句话:那您带钱了吗?我一下就知道我死了。因为我那么多年里的经验,没一个人这么跟你说话,我这拦腰给一刀,他上来就问我带钱了吗,我一下就觉得不对了。我说没带钱,下星期就过来。我还不死心,一个星期后带着8万块钱又回去了,在他们家,我拿到阳台上去看,看半天,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仿品。”

收藏家的软肋

马未都说:“我一直对证据特别有兴趣。鉴定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活,但鉴定本身不科学,你甭听那些专家成天说这也算一科学,它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它不是用仪器说话,它是眼学、目鉴、经验学、社会学。所以,第一步,是你要对它的细节熟知,剩下的全是背景。比如说为什么有人进来你就知道他是一骗子,他有信息告诉你,他有时候多说一句都是致命的问题。”马未都提到当年王朔写过《单立人探案集》,他说王朔写得不好,如果他写肯定比王朔好,因为他经历过这样一个故事:

“我见过一个女的,把我给害够呛。我帮一个人做收藏,一个颜色釉,比如红的、绿的、蓝的,就这种收藏,基本上都收藏齐了,就差一个胭脂红的瓷器,特少,找不着。1996年来一女的,我不认识,她说有两件瓷器,孩子要出国,想卖了,我说带来了吗?她说带来了。一打开,两个胭脂红的小碗,雍正的,我就在找这东西呢,怎么就来了。我心里就给拟了一个价钱,因为你买东西,心里必须先有个价钱,这东西最多12万元。那天还特别巧,有一个电视台给我拍节目,这事儿就被拍到镜头里了,但拍的时候她就特紧张,一开始我是认为她不好意思。完了之后问多少钱,她说12万元,我想,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因为我还是想买便宜的,我说,也就值个8万块。她说,您这么大收藏家您还砍价,我觉得您就能出12万元。我觉得这话就怪怪的。我说行,咱俩再商量。因为那天拍节目,我让她留个联系方式再联系,她说,我没电话,也没BB机。我说,你周围能找着你的人,有电话也行,她说,没人能找着我。这话对我来说是断后的事儿,什么事儿一断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这里面有诈。她怎么要断后呢?这东西是真的,我要放她走了,万一这东西永远都找不回来呢,那我就永远找不着这东西了。我不能让她走,我必须得跟她能联系上,我就让他们给我写个电话。那天正好有个外国人送给我一本画册,我给她一张纸,她就把那纸给铺到那画册上给我写了一个电话。然后那电视台就开始给我拍节目,这一岔,那女的就走了。等拍完节目出来,我就找那张纸,没了,他们说那女的回来了又把那纸拿走了。我太想要那东西了,忽然想起来画册,我拿画册在灯光底下一照,电话号码特清楚。但我一下就觉得那电话号码熟,想来想去,想起来了,是我认识的一个人的电话,这个人跟我挺熟的,我就打这个电话,一打是那个人的老婆接的,她说他出差了,电话就挂了。我就百思不得其解,这怎么回事?我就没想到这是骗我。我所有的信息,我的需求、我的心理状态、我想要什么、我价格的承受力这人全知道,他们做了这么一个局。这种假东西可能他们一下烧了5个,她可能挑了两个最好的,把那3个搁家了。这话他可能没跟这女的交代,她一个外行,认为5个跟两个的区别不大,但是从内行的角度看,5个跟两个的差别可大了——两个都非常难得,你们家怎么会有5个呢,不可能。后来我这个朋友家死了亲人,他开了一大名单,让我另一个朋友给他写挽幛。那挽幛写的时候我一看,那女的名字在上面,来的那个女的是他舅舅的孩子,所以跟他不是一个姓。那东西仿得非常像,你知道,越小的东西越难辨,越大越好看,越大信息量越大,有一处出毛病就能看出来。那东西小,单色的,又不画,非常难看。所有这些库里的或人送来的东西,都不敢长时间看,都是拿来看一眼,大概感觉到了就不再看了,真到付钱的时候再看。为什么呢?如果你长时间在那看,你看瓷器他看你的脸,他看你有多喜欢,它那价钱可是不一样的。在没有敲定价钱之前都不认真看,这是规矩,你看的时间越长,他开的价就越高。”

马未都分析,如果这个女的一开始不画蛇添足说还有3个,并且把退路想好,留一个电话号码,大概他就不会起疑心了。“一旦你要说瞎话,那代价就是你必须用两句话遮一句话的瞎话,用四句话遮那两句瞎话,再用八句遮你那四句瞎话,说着说着就穿帮。”

做局与破局

对文物的鉴定,马未都认为把假的看成真的并不丢人,几乎所有的大收藏家、大鉴定家都出现过这样的错误,因为作伪程度不断提高,曾经一次看错不要紧,以后再也不会看错。

随着文物收藏热的兴盛,造假做局越来越普遍,有些局做得非常逼真,就是好莱坞的导演也要甘拜下风。马未都经常被请去做鉴定,见过很多新时期做局手段,比如“造墓”就是很普遍的一种。马未都说:“我认识一个西北的商人,他送我一批古董。我说你这都是新的,我不要,他说马先生你放心,这都是我亲自下去拿出来的,我们开着越野车,开了好几天,风餐露宿的,到那儿都没有人迹啊,好容易找到那墓道,现挖,那怎么可能假呢?我说那怎么就那么准,就你们到那儿,下去就给挖出来了?你怎么知道那儿有?其实全是假的,全是他们埋的,埋的都不是一个朝代的,但他被诓过去,还坚信不疑。然后他还跟我说,你没有去过现场,你不懂。他认为你不懂,坚信不疑,这种人挺多的。”

还有一种更复杂的局,像一个故事片,让你不知不觉进入角色。“我碰上一个人,买了一个东西被骗了。河南某地出了一个东西,这东西拿到北京卖给他,他绝对不要,他一定喜欢那种下了飞机坐火车,下了火车坐汽车,下了汽车骑毛驴的感觉,他喜欢这种感觉。到了以后,别人说不巧,一小时以前被卖了,他经过这么艰苦的跋涉就特沮丧。那些人说,别沮丧,那边有一个墓正挖呢,咱们去。就是我说的,他们知道他最喜欢的是甲,却给他忽悠去看的是乙。他正沮丧呢,到那儿以后,就挖出一个甲来。这甲他们都没和他说过,一挖出来就抱着说,这东西不能卖,专门给别人准备的,死活都不卖给他,连看都不让他看。他肯定不干,长途跋涉到这儿来,钱也没花,最后又有人从中间撮合,乱七八糟的,很多人给他搞回来,还是个假的!这么一折腾,他根本连看都不看,真假这个事已经不想了。拿回来让我看,我说你这个是新的。一开始他不信,说这事复杂,说不清楚,我心说,那复杂都是设的局。”

除了演员特别多的做局,还有单出头专门布局的人。有年夏天,非常热,马未都被人带到一个四合院,说有一个华侨手里有一批古董让他看看。马未都一进屋,屋里没空调,一个70多岁、仪表堂堂的人接待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马未都就觉得挺奇怪。然后那人就往外搬东西,说这东西是1971年某月某日在墨尔本什么大街花多少钱买的。“我一看就是个假的,心说你跟我说这个没用。他哪儿知道啊,一会儿又拿一个,又这么说。他每一个都说得很具体,还夹着英文,说得特怪。看了十几件,我就特烦。现在很多人雇这些人行骗,他相貌上要占便宜,有的人一看就是个骗子,他就拿个真的也忽悠不出去。我看这个四合院,觉得是他租来的房子,布置好了忽悠人。最后他拿出一件东西,我就说,您稍等一下,这个东西如果在你们家超过8个月,我就算今天白看了。那人一下就愣了,他接不上我话,前面说的什么大街什么号都没用了。还有专门在店面忽悠人的。有个老头开了一家店,有一次我带着手下去店里,进去前我还跟他们说,你们千万别叫我,别叫他认出我来。我一进去,那老头儿说,呦,马先生,这个那个跟我一通说。我说你怎么卖这个东西?他说,我这是高薪聘来的。那店里一件真东西没有,但是老头儿上来先告诉你哪个是假的,他告诉你大概有多少件都是假的,其他的他可没说,但其他的也全是假的。如果你问他是什么年份的呢?经典的话就叫:这东西不够明。不够明,按照常规是清朝的,对不对?但今天的也不够明朝,这话没有问题。有人买完了以后他说,我跟你说了啊,这东西不到明啊。确实不到明,太坏。”

自己的防线

从这些故事中,马未都总结出一条规律,就是一旦你进行古董交易,就会有人专门拆你的心理防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防不胜防。但凡买古董的人都贪便宜,你只要一贪便宜自己就把防线拆了。“所有被骗的人都会说,哎呀,我当时脑子就不转了,什么喷上迷魂烟了,其实什么都没有。不是脑子不转了,当时脑子转得快,想怎么赚钱。所有的骗子都在一个地方下工夫,就是怎么能让你贪上,而且这个贪,做给你看,是成功的。比如他们说从墓里挖出100多个金佛,拿一个到银行去卖,银行当着你的面把钱一点,那边还有100多个呢,你肯定要犯贪。你戒不了贪,就不能玩文物。我认为上大当、亏大钱的都是因为贪,而且他那时候不考虑真伪是因为有人演给他看。当然,我现在碰不着这种人了,因为他们知道到我这儿不管用,他们特别愿意找刚入门半懂不懂的人。还有一部分人是心态不良,比如我鉴定一件东西收300块钱,有人花90块钱买的两件东西,一个40元一个50元,跑这儿鉴定来了,那东西谁看都是假的。他为什么要来鉴定呢?他是想侥幸万一我说是一真的,他不就发大财了吗?过去说搞古董这事儿,就是半个心理医生,你得揣摩人的心理。今天的社会不健康也很正常,只不过在古董这儿特明显。你去买股票,不也是心理也不健康吗?有多少人是健康心理去买股票的?都是不健康,都是想捞一把就走。”

如何成为一个文物鉴定专家?马未都认为,首先必须有丰富的社会学知识,还要有一个哲学的头脑,科学判断是不掺杂感情因素,但科学还不能完全解决文物鉴定,全世界目前的文物鉴定基本上还是靠眼来看。“我赶上最好的时候,就是文物最不值钱,没人造假,造假的过程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举个例子,我邻居的女孩,我看着她从小女孩长成大姑娘,变成中年妇女变成老太婆,她怎么变我都知道,一眼就知道是她。但问题是这女孩如果搬走了,10年不见,我一见不知道是她了。这个信息不能断,今天的鉴定工作就是你一旦丢失信息,你肯定鉴定不了。很多老专家跌跟头都跌在这儿。我们有的鉴定不是看出来的,主要是听出来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少的东西,突然一出现,我有时候用个简单的方法就鉴定了这东西我用肉眼看非常困难,看不出真伪,那好,我开始打电话。第一问作伪者,比如这种东西肯定是景德镇烧的,那我把景德镇的人问一圈,有没有谁做?因为这是保不住密的,它对你保密,在当地它不保密。那要是说谁谁谁前阵子一直在攻关呢,那你就基本上知道了。第二,你还打电话问其他地方,比如有一回有一个非常少见的文物出现,我一打电话,当时日本、新加坡、欧洲、美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同时都出现了,那肯定有问题。平时都找不着,怎么这会儿同时都出现了呢?因为现在很多人作伪是为了获得暴利,卖掉一个东西有时候不赚钱,现在为了快,他就布局,把这个东西分好了同时发出去,让你们来不及反应。过去是真反应不了,没手机,现在我一打电话那边也有,那肯定是假的。作伪的人有一大难题,他不断在攀高,不论他攀到哪儿,我如果知道他整个攀高的过程,就跟我知道那小女孩变成老太太的过程一样,我永远认识她。他一次被我发现,他就白攀了。所以作伪也挺困难的。”

对于一个普通收藏者如何鉴定古董的真伪,马未都觉得研究这些东西的意义并不大。只要建立一个很正常的文化消费观,别老想着投资,就不会上当。“比如你从某家古玩店买回的东西都是真的,为什么?这家信誉好,他不可能卖你假的。你从路易威登的专卖店里买回的包,犯不着再回家鉴定一回是真包还是“秀水”的,它的信誉是这么保证的。你要老百姓提高鉴别能力是不可能的,电视上一天到晚教人怎么在生活中鉴别真假,只要不是这个领域的人,那东西根本就学不会。我们的心态不好,都是想去挖宝,都是这种态度。你要想从技术上知道,你从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它的真伪,那确实需要学习,但是我觉得对于老百姓,应该不是他所追求的,他追求的应该是一个社会的保障,比如瀚海、嘉德这样的拍卖公司。你得有这么个态度,比如我有闲钱了,比如我现在收入比较高,我又碰见我喜欢的东西,在我充分考察以后,在我相信社会的这套系统以后我买一个,不行我再听听别人的意见。理论上讲,瀚海、嘉德这种大公司的商业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信誉保障体系,它来替你做了第一道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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