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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梅案:一个家庭的7年诉讼纠葛

2008-03-10 13:23 作者:王鸿谅 2008年第7期
罗秦嫁给贺绍强的时候正好30岁。他们的婚姻,用罗秦的话说,因为缘分、爱情,也因为“距离”。他们经由彼此共同的朋友牵线,在1997年底结识,罗秦在重庆,而贺绍强远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Memphis)。

贺绍强一家5口终于团聚

一场由“性骚扰”升级至“性侵犯”的诉讼,让留学美国的贺绍强陷入经济与法律的双重困境。作为权宜之计,他与妻子罗秦在第三方见证下签订了一份法律文件,将出生仅4个多月的女儿贺梅的临时监护权,移交给当地一对白人夫妇。麻烦的是,这份见证方认定只是用于过渡的临时监护权文件,没有注明任何时限。10个月后,为女孩的抚养权,中美两个家庭进入拉锯战。官司从田纳西州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亲生父母一方最终获胜后的第3天,贺梅已经整整8岁。7年诉讼,事件进程可用表格来罗列,法律条文可以用辩论来解读,而那些纠结的情感和伤痛,无法简单用言语传递。

一个婚姻的憧憬

罗秦嫁给贺绍强的时候正好30岁。他们的婚姻,用罗秦的话说,因为缘分、爱情,也因为“距离”。他们经由彼此共同的朋友牵线,在1997年底结识,罗秦在重庆,而贺绍强远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Memphis)。

那时的罗秦在外文书店工作过一段时间,继而和弟弟共同经营音像制品生意,生活无忧,喜欢旅游,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那是令她愉悦的回忆,比如去西藏,因为同去的朋友家庭有军区背景,“坐的是军用飞机”,“机舱里都没有座位”。而去云南,计划同行的人临时变卦,她“一个人买了张机票就飞去了”。虽然只是高中毕业,但她热爱阅读,尤其那些外国古典名著,那个时代的人开启自我浪漫梦想的最常见方式。这些都成为她的吸引力,身边从不缺追求者。罗秦说起这些来会笑,“30岁以前,都是我让别人流泪”。

贺绍强比罗秦大3岁,经历远比罗秦曲折。他是湖南邵阳人,一路求学。1979年考上邵阳师专时年仅14岁,毕业后在当地中学任教,1986年考入湖南大学英语系读硕士。两年后毕业,到南京理工大学英语系任教。典型的“时代骄子”,意气风发。他在南京结识了第一任妻子,一个正在读本科的重庆女孩。1990年,女孩毕业回重庆,贺绍强义无反顾地跟了过去,到当时的重庆建筑大学任教,两人结婚,继而准备出国。

虽然90年代初出国留学还很艰难,但妻子的表姐在1991年成功申请到密歇根州立大学,让这对夫妻备受鼓舞,也着手准备。外语当然是贺绍强的强项,他甚至还小范围招收学生,做起了GRE和托福考试的外语培训。这个班据说当时在重庆颇有名气,后来连校方都加以重视,以学校名义继续开办。贺绍强还清楚记得当年的托福成绩,“650分,写作满分,6分”。妻子的英语没有他好,联系学校的事情都是他来做的,但1994年两人一同去申请签证的时候,他被拒签了。妻子只能独自前往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1995年3月他如愿获得签证,不过是F2表格,陪读。

贺绍强到达美国之后面临两件事,适应新环境和挽救婚姻。这也是留学生中常见的窘境。最后妻子还是选择了离婚,开始新生活。这对贺绍强是一次重创,30岁的他由此认识到两点:“第一是女人需要更多的呵护和关心;第二是自己不够成熟和成功,要努力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到美国4个月后,贺绍强申请到亚利桑那大学攻读英语教育硕士,他获得了2/3的奖学金,剩下的靠在校内打工解决。远在邵阳的父母不可能给他任何经济资助,相反,他还需要定期寄钱回去补贴家用。

亚利桑那比北伊利诺伊要繁华些,学校里有200多华人留学生,但贺绍强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性格的变化,“内向了,不太爱和大家交往”,只是埋头读书,过得忙碌而平静。1997年临近毕业,为申请一个全额奖学金的经济学博士,他来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大学。孟菲斯是美国中南部密西西比河地区的一个中等城市,地处田纳西州、密西西比州和阿肯色州三州交界地。最初贺绍强所知的孟菲斯,只有“猫王的故乡”,后来逐渐丰富,“3K党的发源地,马丁·路德·金遇刺地”。他成功申请到孟菲斯大学的机会,经济学,硕博连读,全额奖学金。却因此来不及完成毕业论文赶回亚利桑那大学答辩,只能向学校申请将答辩延期。他最终也取得了这个硕士学位,不过是在一连串的变故和波折之后了。

孟菲斯的生活起初同样平静,贺绍强开始有心情考虑个人问题。他的择偶要求成了“不要学历”。远在重庆大学的朋友把手头的照片寄了几张过去,贺绍强一眼就相中了罗秦,“很精神”。朋友也担心过他们的学历差距和年龄太相近。可两个未曾谋面的人,通过书信和电话,迅速陷入热恋。也许爱情不需要理由,罗秦回忆,书信里的文字所能传递的那种细致的感动,以及那种“距离感”,很快就让她认定了贺绍强。他们开始交往后一两个月,贺绍强的老家遭受了一场水灾,罗秦得知后给贺家寄去了上万元,这让贺绍强备受感动。

按理说,贺绍强应该回国与罗秦见面,然后结婚。但贺绍强有自己的担心,“那时候签证还是很困难,说不定就再也签不过来了”,他的同学里,就有好几个例子,中途回国后无法返回美国完成学业。他选择了一种在中国人看来是“变通”,而在美国人看来是“欺骗”的方法——直接到大学里索取一份I-20表格,填写完毕后寄给罗秦,让她以配偶的身份签证。这方法贺绍强说留学生中常见,但他的运气似乎不太好。罗秦第一次去北京签证,被拒绝了。贺绍强只能回国,陪同罗秦一起签证。而这次连他都遇到了麻烦,和以前担心过的一样,他自己在北京也被拒签了。后来与罗秦一起辗转去成都签证,才双双通过。签证成功后,两个人并没有领取结婚证,贺绍强解释,是不想给签证惹来麻烦,“已经用了I-20表格了,如果再用结婚证去签,时间上就不对了”。

贺绍强1998年6月4日先行返回美国,罗秦走得晚一些,7月1日才到。梦想落进现实里,罗秦迅速经历了情绪起落,“第一次是在洛杉矶转机,很繁华”,等到了孟菲斯,“的确有些失望”。贺绍强也能理解,这个城市乍看起来“安静、破旧,路边也有衣着破烂行乞的人”,不过他会不自觉地笑,那时候他们拥有的是“蜜月的热情”,足以让两人甜蜜相伴,一同憧憬他毕业之后在美国的幸福生活。而对热爱旅游的罗秦来说,任何新环境,总是令人兴奋的。

一场逆境的相守

罗秦带来了热闹和生气。到了孟菲斯,罗秦才发现丈夫如此不善交往,“合租的房子,各忙各的事,都不说话,很安静”,更没有什么朋友聚会。罗秦会做饭,也喜欢下厨,她的饭菜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访客,她以典型重庆人的性格,很快获得认同。可仅仅3个月后,一场“性骚扰”纠纷,成为一系列磨难的开始。

那是1998年10月11日,后来一大堆的法律文书一再提及的日子。时隔近10年之后由贺绍强再来叙述,已经相当平静,或许因为陈述过太多次——对妻子、学校、律师、法庭、朋友以及媒体。这场从“性骚扰”纠纷演变为“性侵犯”的刑事案,进入司法程序3年后,终于在2003年有了定论,陪审团一致裁定,贺绍强罪名不成立。可“性骚扰”的起因,综合了各方叙述后,依旧扑朔迷离。

那一天贺绍强在学校图书馆电脑机房结识了齐晓军,一位比他大4岁的北京女性,已婚。齐晓军1992年到达孟菲斯,出国前做过十余年医护工作,正在孟菲斯大学商学院攻读广告市场学本科学位,她的丈夫王玉鹏也毕业于孟菲斯大学,9月底刚在亚特兰大找到工作。贺绍强与齐晓军在第一次见面当天的13点至14点间,离开电脑机房到一间教室,有过一段单独相处的时间。一周后的10月18日,齐晓军与丈夫向校方投诉,贺绍强先以500美元引诱她,继而是使用暴力未遂。贺绍强的说法是当天齐晓军以向他请教英语为名,用一本生理学教材制造暧昧情境,继而向他借500美元办理健康保险,被他拒绝。

双方各执一词,为贺绍强后来的监护权官司积极提供法律援助的留美博士岳东晓,有机会详细接触到关于此事的案卷,他并不愿意将注意力分散于此事,“那些陈述看起来都很ugly(丑陋)”,而且此事“与贺梅的监护权在法律上没有关联,是两件事”,最重要的是“此案在第一次警方介入后,结论是Dismiss”,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

可是齐晓军的投诉很快被孟菲斯校方采信。第二天,10月19日,贺绍强就被告知,停止电脑机房内的工作,这意味着每月1100美元的收入中止。之后孟菲斯大学就此事进行调查,半个月后,贺绍强的助教工作也被停止,这意味着他的全额奖学金中止。11月中旬,警方不予立案的调查结论,并没能改变贺绍强的处境,学校拒绝改变处理方案。

事情发生后,罗秦接受了丈夫的解释,但仍有些疑虑。某一天晚上,罗秦夫妇在电脑房遇到了齐晓军,罗秦与她有了一次直接谈话,“她表现得真的很无辜,只是说,你回去问你老公吧”。罗秦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几乎相信是丈夫做了错事”。夫妻间的重建信任,意外地由几天后齐晓军对罗秦的投诉完成,“她去学校告状,说我在图书馆恐吓了她”,罗秦因此确信,“这个女人太会演戏了”。此后她再也没有怀疑过丈夫,坚定地与他站在一起。但周围的人不是这么想的,留学生之间的交往本来就不多,“各扫门前雪”,加上种种传言,他们的生活重新变得很安静,而且屡遭指戳和白眼。

罗秦回忆,丈夫的“不自信”和遇到大事的“没主意”在这个事件里充分显现。比如齐晓军投诉后,贺绍强晚上要去电脑机房都不敢一个人,执意要罗秦陪同。后来与校方关于恢复奖学金的交涉,贺绍强同样要求妻子同行,而那时罗秦还对英语一窍不通。校方的态度很强硬,不可能恢复奖学金。交涉里发脾气的不是贺绍强,而是罗秦。她的冲动也被旁观者记录在案,这个已经怀有5个月身孕的准妈妈,在丈夫离开后重返办公室,用仅有的几个骂人的字眼叫嚷着表达愤怒,然后被人拖走。

贺绍强现在会自我检讨,当年在和孟菲斯大学交涉的过程中,“方法不对”,因此“让学校也占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他现在的分析是,“美国人的上下级观念其实很重,管理者不可能向学生认错,尤其是我这样的留学生”。罗秦的冲动和他的一些“幼稚”行为,“更让他们觉得是面子上严重受伤”。这些行为包括,向校报投稿,向当地的媒体投诉,以及警告校方“要将他们告上法庭”。

不管贺氏夫妇怎么做,校方坚持不恢复奖学金,他们只能面对现实。贺绍强开始寻找中餐馆打零工,而有孕在身的罗秦,也在一户美国人家里找到了看小孩的保姆工作。重庆的家人说起来都会心疼,罗秦也自嘲,“回来以后一些表姐妹说起她们做月子,几个人围着伺候,而我生完孩子28天后就去中餐馆打工了”,不过说这话的时候她并没有情绪低落,而是笑得明朗。

贺梅在1999年1月28日出生,是早产,必须剖腹产。面临“保大人还是保小孩”的选择时,罗秦选择的是小孩,毫不犹豫。所幸母女平安。贺绍强将女儿的早产部分归咎于与齐晓军夫妇两个月前的一场纠纷。1998年11月27日感恩节那天,他们夫妇与合租室友在超市遇到了齐晓军夫妇和他们的室友,结果双方发生纠纷,罗秦被推倒,因大出血住院一晚。贺绍强很快报案,齐晓军的丈夫王玉鹏12月12日曾被警方逮捕,后被保释,但此案在2000年5月被撤销。

和性骚扰的投诉一样,罗秦被打事件也变得扑朔迷离。两件事里有一个共同的见证者——清华大学的刘金波教授。他留学孟菲斯做一项研究工作,经朋友介绍认识齐晓军夫妇,并合租一套房子。在王玉鹏前往亚特兰大之后,并没有因为“瓜田李下”的顾忌搬走,他“不会开车”,“学校附近的房子又不好找”,因此“身正不怕影子斜”。他对齐晓军的印象很好,“很保守的一个小姑娘”。他先后为两件事情提供过证词,“但我只说我确实看到的,不说假话”。他一直坚持让记者去查找原件,“只有那几句话,写得很清楚,我知道得很有限”。性骚扰事件里,刘金波看到的是“齐晓军哭泣着回房”。而超市事件里,刘金波“听到争吵声,绕过货架过来,看到的是两个女人在拉架,我过去把两人拉开”。结果是“我的证词,双方谁也不满意”。

时隔多年,刘金波依旧不愿意过多谈论此事,在他看来,“两个中国家庭都受到了伤害”,“辛辛苦苦挣一点钱,全都交给律师了”。而进入到贺梅监护权案后,“情况就变得非常复杂,变成了中美家庭之间的事”。他感叹,多年的留学经历,留学生在海外遭遇到的歧视和艰难,对他“影响非常大”,以致“凡是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事情,我一定会站到中国人这边”,因此更不愿意回到源头来讨论那起“性骚扰事件”,“事情已经结束,不想中国家庭再受到任何伤害”。只有罗秦,坚信自己的丈夫,在此后的艰难中不离不弃。

两对父母的战争

贺梅在父母的窘境中诞生,初为人父人母的喜悦遭遇现实。贺绍强考虑过,再过几个月就可以修完硕博连读中的硕士课程,那时正逢美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找工作很容易。贺绍强也跟几个地方接触过,得到的答复是拿到文凭之后就可以上班了。因此,他们夫妻深信,即便没有孟菲斯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只要能够熬过毕业前这几个月,生活依旧可以渐入佳境。

他们因此与“中南基督徒服务中心”(MidSouth Christian Service)签署了为期3个月的临时看护协议。这种临时帮助抚养小孩是此机构的一种标准服务,填了长长的印刷表单后,贺梅通过此机构被委托给当地白人贝克(Baker)夫妇。双方第一次见面,罗秦对贝克一家印象很好,贝克太太给她的印象就像“《飘》里的黑妈妈”,“家里那么有钱但还是很朴素,穿着旧皮鞋还没有穿袜子”。在贺梅之前,贝克夫妇已经临时照管过10个孩子,双方约定,从1999年2月24日到5月24日,贺梅寄养于贝克家。

双方一开始相处融洽,已经有3个孩子的贝克太太还教罗秦如何照顾小孩。麻烦在1999年4月27日到来。由于孟菲斯大学的积极参与,警方重新受理了针对贺绍强的指控,并且从“性骚扰”升级成为“性侵犯”。当晚,正在大学宿舍里守夜的贺绍强被警方逮捕,他于次日获保释。在罗秦的支持下,贺绍强做出决定,拒绝庭外和解,要求交于陪审团裁决,弄清是非曲直。可真正打一场官司,比他们想象的麻烦得太多。他们没钱请律师,第一个律师是法庭指派的,后来因意见分歧不欢而散,其间陆续经历过几个律师,也多有摩擦。罗秦说来还有些生气,“让他们去申请调齐晓军的电话清单,证明她当天打电话给老公哭诉是撒谎,但他们根本不尽力”。事实证明罗秦的坚持是对的,清单显示,齐晓军与老公分离后的电话并不多,当日的通话也只有1分钟时间,这成为庭审的有力证据之一。

3个月很快会过去,涉案后,贺绍强夫妇想过托人把女儿带回重庆,女儿的护照是5月下来的,贝克夫妇也在5月请了律师,以办医疗保险为由(贺家为贺梅申请保险被拒),主动要求贺家签监护权转让的文件。在当时的贺氏夫妇看来,犹如雪中送炭,他们因此更加感激。双方的文件在1999年6月4日正式签署,这是一份没有具体时限的“临时监护权”(Temporary Custody)文件。在签订时,贝克再三保证并不是想收养贺梅。当时在场的还有教堂的Kenny Yao博士,但并没有法官。见证方仔细解释这只是一份临时文件,他们可以随时要回孩子。贺氏夫妇于是放心地都签了字。

可贺氏夫妇的情况看起来每况愈下,当年9月,孟菲斯大学就“性侵犯案”举行听证会,正式取消贺绍强的学籍,这意味着贺氏夫妇在美国居留的合法身份出现问题。次年3月,贺绍强重返亚利桑那答辩,准备取得文凭后回国。其间罗秦有了在美国的第一次旅游机会,贺绍强带着她沿途顺便去看大峡谷散心。但她并不觉得快乐,此事后来还成为攻击他们不爱女儿的把柄。

而在贝克夫妇那边,监护权取得后,贝克太太开始写一本记录,她说此记录的目的是“怕发生什么变化”。这份记录后来同样呈交法庭,第一条记载就是6月4日,“取得监护权”。1999年10月3日的记载:“他们(贺家)想知道能否下星期天带Anna(贺梅)去一天。我告诉他们不行~Casey(罗秦)因此心神很乱,很大声地哭。他们很快就走了。Jack(贺绍强)总是说有朋友还有教堂的一个医生想看看Anna,我们告诉他们她不需要看医生,谁要看她可以到我们家来……我们感到Jack将有新动作。我们要把探望改成两周一次……我们看出来Casey想来得更多……Jack非常坚持和专横……Jerry不在家时不能让Jack来。”

经历了官司之后,再由贺氏夫妇来叙述,“一切都像是个陷阱”。除了日记外,贺绍强还列举出后来法庭上经过质证的证言,两年前贝克夫妇就在当地领养机构提出申请,希望领养一个亚洲小孩。贺绍强还强调了一个细节,贝克先生的公文包里经常放着《圣经》,他曾对贺绍强说,“认识你是上帝交给的一堂功课,我要交出完美的答卷”。

2000年5月贺绍强完成答辩,取得亚利桑那大学的硕士学位,但因为刑事案,他不能离开田纳西州,只能在中餐馆“打黑工”,罗秦也一样。但两个人的经济情况反而因此好转起来,贺绍强做到了中餐馆的经理,每月有2600美元,罗秦当服务员也有1000多美元,两个人马上租了更好的房子,准备接回女儿。也因此与贝克夫妇的摩擦不断升级,最终在2000年6月成为诉讼。孟菲斯法院就此事举行听证会,拒绝贺绍强的请求,理由是他有刑事案在身,夫妇俩都没有正式工作,不具备抚养贺梅的经济能力。

“性侵犯案”也在当年12月第一次开庭。那是一段噩梦般的日子,罗秦说,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那段时间“每天起来都必须告诉自己,不能死,不能疯,要撑下去”。“性侵犯案”拖了3年,而在美国的正常司法程序里,这种案子1年必须有结果。他们在胜诉之后,向齐晓军提起了索赔50万美元的民事诉讼,但齐晓军没有应诉,罗秦花500美元请过私人侦探,也没能找到齐晓军夫妇接收诉状,只能不了了之。

贺梅的“监护权案”也是四处碰壁。从孟菲斯地方法院到田纳西州巡回法院、上诉法庭和最高法院,所有司法程序他们都走了一轮,最终的胜诉在2007年1月23日到来。这时候的罗秦,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2003年之前,形势完全一边倒,贝克夫妇是当地的中产之家,拥有超过40万美元的“非常高级”的住宅,而贺绍强,不仅刑事案在身,还没有合法居留身份。贝克夫妇也表现出了“志在必得”的决心和态度,不惜重金聘请南部著名大律师,在“性侵犯案”外,又促使移民法庭对贺氏夫妇进行审理。2002年6月,因为中国驻美使馆出面干涉,一封特快专递在庭审时到达,才使得贺绍强夫妇获得了在美国的暂时居留权,等待贺梅案的结果。

而2003年“性侵犯案”定论后,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参与到贺梅案中来,从道义、金钱和法律上给予支持。这里面既有2002年就参与进来的岳东晓,也有加拿大湖南同乡会的李海航,还有已经在加州执业的律师李兆阳、孟菲斯当地的侨领蔡金良。与岳东晓的不在乎“性侵犯案”不同,蔡金良“观望”了差不多1年,等到判决出来,才积极参与进来,“做了很多非常具体的事情”。比如组织拍卖捐款、在贺绍强东躲西藏打黑工的时候替他照顾罗秦和后来生的两个孩子,这让贺绍强始终心存感激,也因为蔡金良的影响力,“当地华人的态度开始明显变化了”,以前是被人像瘟神一样躲着和背地指戳,现在夫妻俩重新有了朋友。

一家人的团圆

贺梅在这种纷争中长大。她和贝克夫妇的小女儿同吃同睡亲密无间,这些都被外国电视台的镜头所记录。而罗秦,情急之下不惜举着牌子在贝克家附近等待女儿出现,被关押过一天。最高法院判决下来之后第3天是贺梅的8岁生日,是在两家人的共同参与下度过的,至少在这个女孩面前,两家人达成了和解,尤其是贝克夫妇,他们做到了自己的承诺,不在贺梅面前哭泣。在贺氏夫妇决定回国的时候,贝克一家也来送行,他们用力抱起这个女孩,亲吻着她,再大声告诉她,“你有两个家庭”。

贺绍强一家于2008年1月10日回国。在北京机场出站,一家5口,10多个箱子,全由罗秦来指挥,贺绍强牵着孩子站在一边,说自己负责照顾小孩。罗秦的弟弟去机场接她,心里对这个姐夫很有气,说如果不是看在姐姐的份上,真想把贺绍强打一顿。他在路上感叹,“你不止有3个孩子,是4个,你丈夫也是一个”。罗秦笑说,在美国,官司逐渐有了转机后,相识的外国朋友也这么跟她说过。而且不止一个人问过她,“为什么不离婚?”罗秦都只是笑。原因她自己也分析不上来,反正这个她看来“不自信”、“没主见”的丈夫,依旧能够吸引她。

说起往事,罗秦没有任何抱怨,也不会把磨难归咎到贺绍强身上。她也不恨齐晓军了,甚至觉得“她到后来也是逼于形势”。她开始能够退一步换一个视角来看所有事,“到后来都是逼不得已了”。贺绍强在贺梅案中途都想过放弃,机会看起来太渺茫。反倒是罗秦,执拗地始终如一。

同样执拗的人还有岳东晓,当年的北大学子,后来的留美硕士,在加州拥有自己的IT公司,两个孩子的父亲,平素喜好在网上发表有关中日关系、地缘政治之类的文章并与人论战。贺梅案原本跟他没有一点关联,2002年他看到新闻和网上的论战后主动和贺绍强联系,贺绍强给他寄去了许多案卷的复印材料,还包括“性侵犯案”的录音。此后,岳东晓就开始关注贺梅案的每一步进展,自己钻研美国法律,最开始是在网上与人论战,后来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他自比金庸笔下的张无忌,在大量阅读法律书籍并运用物理学方法钻研之后,突然间融会贯通了。事实也如此。针对在贺梅案审理中做出不公判决的两名法官,李兆阳和岳东晓迅速反击,提出了若干罪名,以致两名法官自陷困境。

每一步的胜利都让岳东晓备感鼓舞,也更深地参与到贺梅案中。他与贺氏夫妇第一次会面已经是2006年,应对最后的诉讼。这时候的岳东晓,已经让贺绍强视为“半人半神”的战略家了,他还会想起与岳东晓最初的沟通,对方在电话里就提纲挈领,借用了毛主席的著名论断,判断这场官司既不能持“速胜论”,也不能持“亡国论”,必须坚持“打持久战”。

此次贺氏夫妇决定带着孩子回国,岳东晓自愿同行,目的是看着贺绍强落实工作,他说,既然跟了这么久,当然希望看到事情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这背后还有另外一重原因,贺梅案在美国引发的关注远胜于国内,在贺氏夫妇启程前,2月8日,ABC的著名节目20/20,制作了一期贺梅的故事,回顾整个官司和女孩的成长,也表现出对她未来命运的关注。

岳东晓最激动的那一刻,是2月10日走出北京首都机场,他牵着贺梅和她的妹妹,从ABC早已准备好的摄像机镜头前走过,当初贝克先生曾在法庭上掷地有声地宣告,将会动用一切方法,禁止贺氏夫妇将贺梅“运送”回中国,岳东晓要说的是,看,“我们回来了!”而贺梅,并没有太过于激动的情绪表达,因为不懂中文的缘故,她格外依恋母亲罗秦。

贺绍强正在努力找工作,罗秦又感觉到了丈夫的不自信,“好多事都要岳东晓来拿主意”,当然,还有她的认同。贺绍强在重庆的几次申请被拒绝了,好在长沙的一所职业学校给了他回应。校方在媒体见证下对贺家非常热心,不过谈到最后合作,双方的态度都很谨慎。在事情确定下来之前,校方并不希望公布学校名称。与校方的接触过程,岳东晓几乎是全程陪同,比较起来,更显出贺绍强的老实和不善交际。当有人向他论证这所学校的优点的时候,他会认真谛听,然后叫住自己的妻子——她多半都在忙于照看身边的3个孩子——“罗秦,罗秦”,再把那些话复述一次,要看到妻子认同的笑。

贺梅重新回归贺家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贺绍强和罗秦都感觉到,女儿比他们想象的更懂事成熟。他们只能更加小心翼翼,甚至女儿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个墨西哥弃婴,他们都不敢细问。好在几个月后,贺梅迅速和她的新伙伴——弟弟安迪和妹妹艾薇塔玩到了一起。她当然还想念着贝克家的小女儿,她脖子上的那条银色项链是临别时的礼物,被问到这礼物时,她会突然沉默。她很快成为新家庭里最有号召力的孩子,尤其是妹妹,在她的带领下,乐此不疲地玩着破译岳东晓宾馆保险箱密码的游戏。她或许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会在中美两种文化差异引发的论争中,被持续关注。她的幸福,看起来附加了更复杂的期待。
(本刊记者杨璐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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