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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搬迁:256个蓝天的背后博弈

2008-02-26 12:08 作者:朱文轶 2008年第7期
这是一场疼痛被减到最轻的大手术。北京并没有因为这个大钢铁基地的易地而失去全部本该拥有的税收,并且作为搬迁的补偿,首钢未来产业链中投资最大、效益最好的冷轧项目已经在北京顺义落地。首钢也没有为这次搬迁伤筋动骨,相反,它得到了在国家资助和政策扶持下,让一座陈旧钢铁企业获得脱胎换骨的机会。

首钢曹妃甸厂区正在建设中的轧钢车间

这是一场疼痛被减到最轻的大手术。北京并没有因为这个大钢铁基地的易地而失去全部本该拥有的税收,并且作为搬迁的补偿,首钢未来产业链中投资最大、效益最好的冷轧项目已经在北京顺义落地。首钢也没有为这次搬迁伤筋动骨,相反,它得到了在国家资助和政策扶持下,让一座陈旧钢铁企业获得脱胎换骨的机会。

政府最终成为这次环境治理的最大买单者,它要为“首钢搬家”支付超过500亿元。

搬迁落定

一系列博弈看起来在2003年8月10日这一天有了结果。兰新辉在鞍山参加完冶金项目协会的一个会议后刚回到北京,就被叫回了办公室,他清楚记得那一天是星期六。兰新辉和他领导的首钢设计院团队是首钢从90年代以来一个悬而未决的项目——“2160冷轧项目”的设计承担方。这个经无数次申报又被无数次搁置的工程,虽然一直看上去遥遥无期,但针对它上马后新厂如何规划,新生产线如何布局的研究却一刻都没有停止。“2160”的最终流产使这些耗资巨大的前期工作也随之废弃,不过,一旦首钢下决心要新上马一个大钢厂,兰新辉们这些年的所有研究、工程数据资料和积累的经验就都将派上用场。

选择周末时间到首钢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是来传递更高决策部门的决策。“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消息,‘国家决定给首钢支持,如果首钢同意搬迁到河北曹妃甸的话’。”兰新辉回忆说,“张国宝是想确认首钢的明确态度,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下周二的会议上,就要听取关于首钢搬迁决议的相关报告。”张的探询很快得到了首钢高层的肯定答复。尽管还有众多的细节问题有待解决,关于“首钢搬家”这个争议了整整几十年的话题终于在官方和企业之间第一次得到了共识。

发改委的这次来访,事实上是对首钢不久前递交给国务院一份报告的回应。唐山市发改委主任、唐山曹妃甸工业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薛渤洵从内部渠道得到了这份“首钢主动要求搬迁曹妃甸”的报告内容。他说,首钢在这份报告里言辞恳切地表达自己愿意主动搬迁的立场和姿态,“首钢的意思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搬迁经费由首钢自己来筹集,二是搬迁将不占国家一分耕地,三是首钢这样一个在国际和国内都享有很高声誉的老企业应该得到国家的扶持和保护”。“国务院将这份报告转交国家发改委,由发改委负责研究‘首钢搬迁’的问题。”

一直在“是否搬迁”的态度上似乎从来没有回旋余地的首钢这次一改常态,出乎多数人的意料。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首钢搬迁问题的论争就进一步升级,但不管外界如何施压,首钢一直没有明确松过口。就在2003年,为了应对社会各界的质疑,首钢还专门策划了一个“首钢企业技术创新两院院士行”的大型活动,这个听起来是关于“技术创新”的主题活动,实际上想从院士和专家口中寻找到“不搬家”的论据。

通过长达数周的活动,首钢的确找到了不少支持“不搬家”的说法。“一部分院士认为,只要通过‘压产’就能解决现在困扰首都的污染问题,整体搬迁的代价和成本过于高昂。”石景山环保局副局长吴景义说,“当时有专家认为,新日铁离东京城区比首钢离市区还要近,这是一个发达国家的工业布局。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首都容不下一个钢铁厂是说不过去的。”

而原首钢董事长罗冰生在这次活动开幕式上的发言几乎可以被看成当时首钢在“搬迁问题”上的官方态度。“罗冰生董事长当时很明确地表示,‘首钢实行整体搬迁的方案基本是不可行的’。”一名首钢官员回忆,“罗冰生董事长由己及人地分析了整体搬迁可能带来三个问题:首先,首钢迁出北京石景山区,几乎等于新建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初步估算搬迁费用近400亿元,企业自身无法解决,需要国家给予安排,这将增加国家的财政困难。

“其次,首钢北京地区目前工业销售收入每年250亿元左右,首钢对北京市的社会贡献总额每年60亿元左右,其中上交财政收入20亿元左右。首钢迁出后,将会影响北京市工业经济总量,减少市财政收入,增加市财政支出。

“第三,到2001年底首钢北京和迁安地区在职职工12.04万人,另有离退休人员5.5万人。如果全部迁出石景山区,近10万在职职工将成为富余人员,将直接影响首钢现有在职职工、离退休人员及其家属共计几十万人的生活。”

“钱”、“税收”、“人事”,当然是这个拥有12万名员工的企业搬家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这些问题并没有在罗冰生讲话的随后几个月内解决,而首钢对于搬家的表态却发生大逆转。显然,这个巨型企业遇到了“环境”因素以外力量的左右。

首钢和首都

刘小石1983年调到北京任市规划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发生在这个城市规划者和这个城市体量最大的企业“首钢”之间的较量已经进行了30年,看上去还根本没有结束的迹象。

董光器是这些较量更早的亲历者。他说,规划师们在那时候两面受敌:一面是三天两头向规划部门打报告的门头沟区、丰台区,这些地区不断控诉自身利益在首钢一再扩张中“深受其扰”,一面是来自首钢的强硬抵制。

“对北京来说,首钢就像一个强大的‘邻居’,一些时候既是共赢的伙伴,一些时候又要警惕它的过于庞大给城市资源带来的侵占。”董光器说,“所以一开始,政府就提出既要让它发展,但又不能发展得太大,所以最初给它300万吨产量的约束。”

300万吨是根据当时城市的承受力粗略计算出来的。董光器在1963年曾到首钢做调查,在首钢金顶街宿舍蹲点一个多月。首钢给环境带来的问题在80年代以前,还没有完全显现,但在那次调查中,董光器已经感觉到了问题可能会加重。“当时,最主要可以看得见的污染,就是首钢的炼焦厂,这可能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污染源,冒出的黄烟飘出很远。我记得我们住在金顶街的时候,出门几小时衬衫领子就黑了,鼻孔也是黑的。”董光器说。另外能被察觉到的,就是对水体的污染。60年代,城市建设处于低潮,首钢当时是明沟排水,从首钢排出的含酚的污水已经把北京第四水源厂的水污染得不能喝了,要重新用净水稀释后再加工。当时地处永定河下游的大兴黄村也备受牵连,水污染情况非常严重。

而受地理环境和气象条件影响,首钢工业区的污染范围主要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向东则依次波及海淀区、中心城区和朝阳区,即使是大兴、昌平等远郊区也未能幸免。

在规划部门做出的“建国13年总结”中,作为执笔者之一的董光器已经着重提到了首钢问题。他和一些规划和环保领域的专家讨论的结果是:300万吨就是警戒线,随着环境治理水平的改善,这个生产规模产生的污染还属于可控范围;超过300万吨,北京的环境可能就要亮灯了。

300万吨红线显然只是存在于城市执政者和规划师理想中的状态,而大大超出所有规划师预料的,是这个钢铁企业在随后几年里表现出的扩张速度。打破预期的外力来自更上层。1979年首钢成为国务院宣布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的8家试点单位之一,300万吨红线直接遇到了利润激励和奖金提成的挑战。下放到企业的自主权,意味着首钢与上级管理部门之间职权关系彻底调整,企业权力和企业管理者所拥有的权力在一瞬间超越了所有那些来自规划部门和环保部门的权力约束。发展和环境的平衡被某种意义上的权力失衡给打破了。

300万吨的年产量被迅速突破了。时任首钢董事长的周冠五提出的“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成为日后国企改革的标准表述。他在改革第一年制定了全年实现利润2.65亿元的承包基数,结果留利4000多万元。第二年,首钢实行“递增包干”,承包基数2.7亿元,递增率定为6%,这一年首钢钢产量已经比300万吨翻了一番也不止。“1983年,周冠五根据承包到1995年的测算,提出首钢要在15年内实现工业总产值翻两番,建设冀东大钢。这个设想中的大型钢铁企业将建在长城脚下、燕山深处的河北唐山迁安县新庄附近。”一名首钢官员回忆说。

地处首都的优势让首钢得到了更多的注意力和政治明星的地位,它很快被转化为对首都资源的优先占用。后者让刘小石和董光器都意识到,“资源占用的问题,是环境问题的另一面,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比单纯的污染更严重”。

“北京人均占有用水量不足300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首钢一家企业在发展高峰期每年消耗8000万吨水,几乎是300万居民一年的用水总和。”刘小石说,“另一方面,北京既没有充足的煤,也没有充足的铁,这样首钢在河北迁安搞了一个飞地,专门开铁矿炼铁。其实迁安的铁矿纯度并不高,首钢还要大量依赖从澳大利亚和我国海南进的矿石,每年的运输量相当大。首钢南部有一个车站,叫张忆村,专门为首钢供应矿石运输。北京的原料、煤本来就紧缺,外地输入的一大部分都要供给首钢,就因为这一个超大企业的占用,以至于北京的货运交通一直非常紧张。”

在80年代意识到这些问题是充满先见之明的。到2004年,北京铁路局已经不得不发布“无限期禁装令”,停装首钢发往南方6个铁路局的钢材。据说,北京铁路局调度处这样跟首钢这个老客户解释:铁路方面实在迫不得已,铁路不仅要接送全国来首都办事的人,还要接待像前往杭州的那么多的旅游者,像前往广州的那么多的农民工,北京还是全国最大的建材和家具接受者。首钢运进运出的原料和钢材,成了北京铁路运力紧张这个骆驼背上的屈指可数的稻草。

当规划部门觉得有必要提醒更高部门将来问题的严重性时,首钢已经成为一个仅凭一两个部门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了。董光器说,他在80年代几次给北京市政府领导打过几份很详细的报告,从环境和资源消耗两方面论证要严格限制首钢的产量,但都没有奏效。“那时候,地方和地方企业之间的利益共生关系已经难以分割了。”他说,“有两件事情我记得太清楚了。一是有一年底,北京上缴利税差一部分没有完成国家指标,首钢二话没说,从当年利润超留部分拨出了一笔给市里;另外一次,北京煤气厂出了个事故,和平里小区的居民年三十被全部断了气,饺子煮不熟,首钢把自己的焦炉煤气输送过去,帮助市政管委会解了燃眉之急,市长专门派人在年初一给首钢送了花篮表示感谢。”

“要首钢,还是要首都?”

1985年,是一个矛盾集中爆发的时间点。王小石和董光器们担心的环境容量和首钢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一次“绷裂”了,它以首钢和石景山环保局之间较量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一年,刚刚尝到承包制好处的首钢又遇到了一个行业发展的全国性热潮,全国各地的老企业都开始从国外引进设备,钢铁企业当然不例外。武汉一家轧钢厂引进了上千万美元的设备,因为动力问题无法解决长期闲置。1985年10月的美国《新闻周刊》在《中国人搜寻有用的旧设备》的报道中说,“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包装工来到法国的工业城市瓦尔蒙,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把已经破产的博克内克特冰箱厂的设备尽数拆去,5000吨设备装上了轮船、飞机和火车,启程运往天津。在那里的一家工厂里,它们将被重新组装成一条每天生产2000台新冰箱的生产线。类似情况比比皆是,在整个欧洲,中国的代表团手中拿着想要的物品清单,到处搜寻二手的工厂设备,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这些“搜寻二手的工厂设备”的中国代表团中当然少不了首钢的身影。薛渤洵当时在唐山发改委工作,每天都跟河北的钢铁企业打交道,自然对隔壁的首钢也了如指掌。他说,首钢在1985年找到了比利时的一套钢铁设备,打算用这些设备在首钢再建一个第二炼钢厂。除了当时喋喋不休的规划部门人士,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些二手设备可能给环境带来的困扰,更不用说像首钢这样正处于疯狂上升态势和高速发展中的明星企业。

事实上在首钢的扩张中,上世纪80年代中期,石景山区自身受到了最大的冲击。比起北京市,石景山受到首钢的拖累要远大于它从首钢得到的好处。“1985年,北京商品房开发初露端倪,当时51个部委在石景山买房子,有一部分知道情况的就专门打听,问现在石景山空气质量怎么样。”时任石景山环保局局长的马志新回忆说。这让石景山区官员有点吃不消了,污染影响到石景山的脸面了,“首钢的粉尘污染已经相当严重,西南的白庙料场周围是环境污染的重灾区”。

这一年,“三废办”改名为“环保局”,并且成立了监测站,之前北京仍然没有细致到各个区县的监测系统。这些监测设备运转起来,传输到北京市监测中心的数据让人震惊,人们第一次对向来停留在感性层面的污染有了量化指标的感受。当时石景山区每平方公里的粉尘就超过30吨,监测中心从首钢碳素厂测到强致癌物质三四苯丙芘的排放每年达到12.5吨。

首钢和石景山区成了利益相悖的两个主体,在共同寻求发展的道路上,石景山充当了弱者,而和首钢相抗衡,环境和污染也是石景山唯一可以举起的武器——毕竟在这上面,它是众所周知的受害人。

但石景山似乎根本跟首钢说不上话。董光器说,“石景山区长是副局级,首钢总经理是副部级,这本身就很难管理”。“这本来是个老问题。1963年,刘少奇提出要做政企合一的试点,将政府和企业一体化。当时大企业和小政府之间有很多矛盾,政企合一是希望把这种不平衡局面打破,企业和地方之间充分合作,资源互用。首钢和石景山区的矛盾在政企矛盾里是特别典型的,当时就想把首钢的总经理调到石景山区做区长,这事后来因为“文革”不了了之了。而60年代,首钢还远没有像80年代那样强大。”“80年代,石景山区想搞一个中心公园,区里资金不够,政府就想向区里的锅炉厂、重型电机厂、汽轮厂等八大企业筹集资金,其他企业都掏钱了,就是首钢不给,弄得区政府面子上很是下不了台。”

马志新说,一开始石景山环保局派去首钢调查污染情况的环保人员进厂,全被堵在大门口。石景山环保局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北京市环保局,希望从上级部门寻求到支援,当时市环保局一名环保处处长是位女同志,不太相信,说自己要去看看,结果话都没说几句,一样让门卫给拦住了。“后来我们被请到首钢环保处,坐都不给坐的,只有站着说的份儿。”

“二炼钢”成了1985年首钢跟环保系统冲突的导火线。当时环保系统刚建立,《环保法》虽然还不完备,但已经有了一些明确规定,比如“三同时”,就是同时申报、同时监测、同时立项。所有项目要经过环保部门的环境审批,拿到“环境评价报告书”才能上马。这个审批程序从开始就规定得很严厉,当时连开一个小饭馆也要拿到环保部门的审批,但看起来一开始是“管小不管大”,在遇到首钢这样的庞然大物时,新规章立马卡壳了。

“第二炼钢厂”是首钢历史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3个2100吨转炉一开工,光这一个厂的年产量就达到了550万吨。首钢开始“名正言顺”地“明三暗五,明五暗八,明八暗十”超限生产。当年,大量二手顶吹氧转炉、烧结机、鼓风炉、成套设备用木条箱包装,塞进集装箱,装船启运,然后在长江口附近被拆箱,千里迢迢运到北京,整个首钢张灯结彩。回来安装上马,“二炼钢”就开工生产了,前后完全没有向石景山,更不用说向环保局打过一声招呼。

“老实说,我们一开始有意见也不敢说话。首钢是改革模范,政治明星。首钢越来越有钱,周冠五的声音也越来越大。”马志新说。当然,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对它的利益索取也会越来越大。首钢的上缴利润承包基数一开始是5%,后来上升到6.2%,再后来上升到7%。1985年前后,矛盾激化的不止是石景山,还有北京市财政局,但似乎当时所有和首钢唱对台戏的就没有赢过的。北京市财政局下达通知,要求首钢补缴1.0899亿元的利润,周冠五拒不执行,财政局于是通过银行强行扣掉了首钢账上的2500万元资金。周冠五当即给国务院写信,信内称,“如果让我们缴出1亿元,正在施工的技术改造工程、住宅和福利设施工程只能立即停下来,职工按原包干和挂钩办法已拿到的工资奖金一部分要退回来,而且12月份职工的工资也无法支付”。一个月后,批示下来:首钢的承包办法一切不变。

“二炼钢”事件公开挑战《环保法》,石景山环保局才带头在环保系统和社会舆论领域掀起了反对首钢的声潮。“因为有前车之鉴,所以我们也不跟它正面冲突,我们希望通过专家的声音来引起高层注意和重视。”马志新说。1985年,他们组织了28位专家开了两天“首钢发展和首都建设研讨会”,讨论首钢生产扩大和污染扩大给城市生活带来威胁的问题,后来大家觉得市规划委专家潘泰民的发言题目“首钢搬家还是首都搬家”更响亮,就把这个定为会议主题。

时任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总工程师的吴鹏鸣在这次会议上发言说,他同意现在首钢的情况是“明三暗五”,今后还有可能增加,而不断扩产的影响,就是他们已经监测到大气中氟的含量不仅在石景山高,在北京其他城区也相当高了。如果炼钢增加趋势继续,氟的污染也会更严重。

石景山环保局这次的确在舆论上占了上风。客观地说,1985年,能意识到首钢对于北京环境构成影响的人还不多,石景山是最直接的受害者,而“首钢搬家还是首都搬家”这个命题直接把首钢的对立面扩大了。通过研讨会发布的数据,北京人第一次对首钢的扩张对整个北京人生活空间的压缩有了切肤之感。除了三废排放物的数量,首钢对于首都环境的两个负面被格外强调,一是地处“上风上水之处”,二是在北京这样一个高度缺水的城市,首钢大量占用了居民的用水。

为了继续给自己的声音拉票,石景山环保局发出建议,全国“十大钢”所在城市环保局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的矛盾问题”。后来被称为“十大钢城环保会”的联席会议很快就在北京举行了首届大会,由石景山环保局主办。

这场持续了大半年、关于“首钢搬家还是首都搬家”的大讨论当然没有能力把已经动工的“第二炼钢厂”拉下马,但还是促使首钢为违规上马一事交了30万元的罚款。
首钢的反击也没有就此停歇。在石景山环保局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首钢的两名科级干部指出他们“反对首钢,就是反对改革”。“首钢搬家还是首都搬家”的讨论被首钢高层定性为一次“破坏首钢改革开放事件”在全公司传达,最后又把石景山环保局告到了国务院。于是,从卫生局调到石景山环保局的马志新当了不到一年局长后又重新调回卫生系统,1985年的风波才算告一段落。据说,当时的石景山区领导为此事还被北京市领导私下批评了,他被问道,“你知道首钢和石景山的先后关系吗?没有首钢,哪来的石景山?你们是要为他们服务的”。当然,这个说法也并没有问题。北京修建地铁一号线苹果园到复兴门段的时候,石景山地区还只是普通的乡村,只是因为首钢的投产和修建,才会有这一条直接通往苹果园首钢家属区的地铁。

“城市事件”的连锁反应

北京工业促进局巡视员、首钢搬迁领导小组副主任樊建接受采访时表示,说首钢不注重环保是很冤枉的,“首钢的环境质量和投入,向来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周冠五在首钢推行承包制改革的第一年,就将环境改造作为改革的一部分提了出来,“当时,首钢把钢铁产业中环境最坏的‘烧结厂’进行了重点的环境治理”。据说,改造后的首钢“烧结厂”成为“全国最干净的‘烧结厂’,并作为首钢对外展示的窗口单位”。80年代,有外人参观首钢,‘烧结厂’是必不可少的参观项目。

首钢对环保的投入和环保对首钢多少成为一种具备约束性的权力还是两码事。1990年,地方环保局再一次被首钢“打败”。董光器说,1990年,首钢要上“1700轧钢项目”,要占用石景山的地进行开发。“市政府派了当时工业局的张鹏负责协调这个问题,请了规划局、规划院、石景山区、丰台区和房山区代表,还有环保局参加多方论证。市里本身是想尽力促成这件事,由市里出面打个圆场,结果这场论证会演变成了各个部门对首钢的批判会,没有任何一家同意首钢这么干。房山区和丰台区抱怨首钢不用它们的石灰石,两个区既要饱受污染之苦,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环保局抱怨每次要进驻首钢调查排污设施,都被首钢拒之门外;规划局认为首钢不采纳他们的规划建议,因为他们认为“1700项目”完全可以在首钢的原地就地解决,而不需要这样扩张,去占用新地。最后,这场让主管部门生气的论证会就被中途停止了,直接由北京市主管领导和周冠五双方坐下来定了新项目的全部方案。”

在企业环保费用里,污染排放费是一笔不小的费用,90年代首钢一个厂一年就得超过1000万元以上,而1989年、1990年时,首钢经常出现滞交排污费的情况,前后累积了20万元滞纳金。“这笔钱对首钢来说,实在是不值一提的小数目,但它就是不给,它根本没有把环保部门放在眼里。”时任石景山环保局局长的高德贵说。

事情到了1992年才解决。石景山环保局把首钢起诉到法院,当时负责这件事的环保局官员牛淑珍回忆,“首钢方面派出的一个代表可能是环保处的,他们到法院后仍然坚持说,‘首钢对北京税收的贡献大,这个费他们不应该再交了’。法官把他来的车给扣下了,第二天首钢才派人交齐了滞纳金”。

1989、1990和1992年前后的微妙变化,与其间的北京亚运会直接相关。“亚运会对环境指标的要求,实际上让北京市有点吃紧。”高德贵说,“亚运会召开前后,北京市大部分重工业企业停产。亚运会当年,北京紧急搞了几次活动,进行企业停产试验,看停多少、怎么停,才能做到环境收效最大化和经济损失最小化。当时首钢的几个高炉白天全部封闭了,海淀区的重污染企业沥青厂也完全停产。”

作为重大城市事件的亚运会给原本极为弱势的环保系统带来了巨大改变。北京仓促应对得出的结果之一,就是1990年以后,环保权力在城市中的力量有所放大。高德贵回忆,“亚运会之后,我是当年北京市人大代表,我递交的议案是《关于石景山地区环境污染治理的议案》,这个议案被作为当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一号议案”。
高德贵说:“根据这个提案,1993年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一个石景山地区污染治理小组,由张百发领导,市政管委会主任郑一军任组长。这个治理小组工作的重点是制定和执行‘3年治理计划’,计划总共投资3个亿改造首钢的各种治污设备。”

“2160项目”在这时候撞在枪口上。兰新辉说,1993和1994年,首钢分别投产了一号和三号两个大高炉,到1994年底,首钢产量一下跃升全国首位,这时产品竞争力的问题就显现了出来。“这么高的产量,但是排在第一名的产品全是建筑用材,就是螺纹钢这类被称为‘面条’、‘裤腰带’的产品。板材产品只有不到100万吨,而当时的宝钢已经完全以板材产品的生产为主了。”首钢将希望全部寄托于这个2160毫米的热轧板的上马,“规模很大,400万吨的生产量,投资额在90多个亿。首钢当时认为,只要‘2160项目’顺利启动,首钢就相当于现有的一半产能都成功转型为高附加值产品,未来的生存空间就没问题了”。

“当时已经不能再像1985年的‘二炼钢’和1990年的‘1700项目’,想立项就立项了,任何新项目的启动必须拿到环保局的‘环境影响评价’。”高德贵说,“当时,由国家环保总局授意,市环保局牵头,首都规划委员会的一名官员任组长,北京市监测总站站长任副组长,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团队,负责考察‘2160项目’这么大的项目一旦落成,对北京新增污染贡献究竟有多大,包括噪声污染、热辐射和交通流量。”“因为首钢总是拿自己跟宝钢比较,我们为‘2160项目’还专门去宝钢考察,发现二者实在没有可比性。宝钢是临江临海型钢铁企业,而首钢在现有规模上任何一点扩张,都会造成和居民生活空间的直接冲突。”

这样,“2160项目”成为首钢第一个在环保审批上就被否决的扩产项目。薛渤洵说,“2160项目”10年来一直不被批复,更根本的阻力来自于国家计委和经贸委。“1990年亚运会之后,事实上倾向首钢搬出北京的高层官员已经越来越多,一直议而不决的原因只是条件尚未成熟。”

对首钢而言,没有“2160项目”后的发展规划也显得相当吃力。高德贵说,在很长时间里,首钢的办法是不搞新项目,通过直接扩大生产的办法来完成规模扩大。一座旧高炉,几百吨容量,把原来的拆掉建一个新的,就变成上千吨;原来的小钢厂也通过拆建,几倍地增加产量。但首钢也越来越感受到首都身份对于企业扩张的束缚。首钢很早就在探索“异地扩建”的选址和方法,不过直到2003年,仍然没有“主动搬迁”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算盘是保留首钢总部,在河北另建新厂。

僵局的打破

“首钢搬家”的话题又一次被提起是在1999年初北京市人代会上,十几位代表指出,首钢对大气的污染和水资源的污染必将“影响北京城市化的进程,影响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国家环保总局在数次召开了关于首钢搬迁的环境论证会后,明确指出,要满足申奥的环境质量,首钢必须搬迁。而首钢在会上拿出的反驳理由仍是他们数倍于其他钢铁企业的环保投入——从1995年开始,首钢每年环保投入接近2个亿,接下来几年,还将陆续完成焦化厂煤气脱硫等32个深度治理项目。他们让环保局拿出首钢污染的具体依据。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国家环保总局又一次在北京新大都饭店开了环境论证会,首钢的时任董事长罗冰生、副总经理徐宁和主管生产的副总王义都参加了会议。据出席会议的人士回忆,以北大环境工程学院的一名专家为代表的观点坚持认为,“即便首钢目前一些环保指标达标了,也不意味着就不排放污染物了,达标是在一定限度内排放。此外,如果按照首钢现在钢产量800万吨算,维持800万吨生产需要运输的矿石、矿粉、焦炭等大量物流就达到4000万吨,运输过程中也将产生很大污染”。

论证会后不久,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在给北京市政府的一封《关于解决北京市空气污染和地下水位下降问题的建议》的信中概括了几名专家的建议,他指出,“现在北京市的上空有个黑盖,黑盖的中心就是石景山,到了晚上就往市里移,往下沉。钢铁厂的炼焦炉在炼焦过程中由于需要往焦炭上喷水,大量的酚进入水中,废水渗入地下,严重污染了地下水。酚的毒性很大,饮用受酚污染的水后会影响人的寿命。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首钢有污染的项目全部搬迁出去”。

这封信由梁从诫于2001年9月16日转给北京市市长刘淇。梁从诫在信中附言:“关于首钢搬迁问题,几年来已有许多专家提出过。1997年2月,我也曾在八届政协五次会议上提出《建议首钢停止2160工程并部分逐步迁出北京》的提案,但没有得到采纳。

“今年初,作为北京市奥申委生态环境顾问,我又在有关会议上重提此事,并与另一位顾问、原北京市环保局江小珂局长的看法不谋而合。然而我注意到,9月6日您在政协论坛闭幕会上演讲阐述‘绿色奥运’理念,在谈到首钢时,仍然只提限产不提搬迁。我完全赞同钱老的建议,解决首钢对大气和水的污染(还有交通负荷)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首钢有污染的项目全部搬迁出去。”

2003年,僵持了两年的“首钢搬家”问题被打破了。“这个意外,也和2002年以来整个钢铁行业发展过热有关,当时国家为了遏止各地争上钢铁项目的劲头,每年给国家经贸委主任1000万到2000万吨的钢产量压缩指标。”薛渤洵说,“因此,有一次国务院高层领导开办公会,这位领导听到在大家在会前谈论‘首钢搬迁’的问题时都较热烈,他的第一反应是说,‘首钢有必要搬迁吗?’”“的确,因为‘2160项目’的流产,按照当时首钢的生产能力和产品竞争力,用彻底‘停产’来解决一直以来的搬迁争议并非没有可能。”这样的压力下,才有了首钢在2003年递交国务院批复的那份“搬迁报告”。

多赢

800万吨产能的特大钢铁企业东迁250公里,这是一个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史无前例的计划。

钱当然是个最大问题,如果国家不给予支持,首钢“废旧建新”的浩大工程将完全成为对首都环境建设的补贴,从经济账上来算,肯定是一个完全亏本的买卖。不要说几年后新首钢正式投入生产,进入成本回收期时,整个钢铁行业的景气情况是否已经大为不同,就算一直维持和现在相似的高赢利的投资回报状况,收回677亿元的巨大投资,光靠首钢一己之力也是异常艰难。原首钢董事长罗冰生在2003年“两院院士行”开幕式上的陈述,也有点说给上级政府听的意思。

在得到国家给予支持的明确表态后,兰新辉说,从2003年8月,他负责给首钢编制的搬迁规划就已经很明确,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框架:“一是北京地区不断压产直到停产,二是投资64亿元的冷轧项目仍放在北京建。这既是作为北京发展高新产业和现代制造业的一部分,也是给北京保留了首钢未来最有价值的一块资产。”

首钢在物质层面上的“搬迁”规模将微乎其微。北京顺义和唐山曹妃甸的新钢厂都将建成全新的环保工艺生产线,搬迁产能不转移污染,是国家发改委、首钢与唐钢三方的共识。新钢厂自动化程度空前,只需要8000名工人,按照曹妃甸新钢厂首钢持股51%,唐钢占49%的股权结构,首钢6.4万名钢铁工人中,只有4000到5000人可能搬迁到曹妃甸。首钢搬出的主要是“产能”。

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说,按照现行财政体制,“产能”是地方政府搞规划时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现在国家不会直接拨款给地方,贷款也总是要还的,企业利税逐渐成为地方财政的真正支柱。在钢铁这类原材料产业,争取到800万吨“产能”实际上就是争取到每年几个亿的利税。

吕斌认为,用这个方法观察,“首钢搬迁”实现了多赢。首钢本身也没有在搬迁中损失多少“产能”,除了北京顺义区150万吨冷轧薄板的“产能”。除了曹妃甸新钢厂51%的股权,首钢还在河北迁安拥有近期200万吨、远期400万吨的优质热轧板卷项目,在河北秦皇岛拥有200万吨宽厚板项目。

北京虽然失去了800万吨产能,但得到了宝贵的土地,每年还减少了1.8万吨固体排放物,失去的利税能从第三产业收回来;河北得到的当然不仅仅是新“产能”中的49%,关键是有了首钢这个龙头企业,曹妃甸工业区将引来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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