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封面故事 > 正文

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

2008-02-26 12:06 作者:李鸿谷 2008年第7期
将环境设定为思考起点,多数的讨论便一如本文所述:污染源的发现、治理对策研究、各种利益平衡之后的政策选择……如此递进并循环不已。但是,以北京为样本认真梳理这座城市10年的环境治理,对应于“环境与能源约束”,中国发展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约束”或许隐而不彰,但深究起来,却更具统治力

蓝天的中国价值

◎李鸿谷

2007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当日,北京空气质量指数为“88”,“二级良”天气,符合“蓝天”标准。有媒体记录了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拿到数据后的情绪,“这个数据出来后我们都笑了,很巧合,为完成奥运会空气保障增强了信心”。

北京的“蓝天”,是一个逐年递增的良性曲线。10年前,北京环境污染被列为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环保重点治理计划。当年北京“蓝天”(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以上)仅为100天,这是起点。10年后,2008年北京的“蓝天”指标是256天,为全年总天数的70%。

戏剧性的事实是,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美国时间的8月8日,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忧虑:“保证运动员的健康是国际奥委会的首要工作,如果北京空气品质太差,像自行车这种耐力赛可能要重新排定比赛时间。”此前,罗格以及国际奥委会从未对北京的准备工作发表过任何批评。

显然,环境之于北京,更准确地说之于中国,仍是有待完成的议题。

“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45个国家157个城市(包括我国44个主要城市)大气质量的比较分析,北京市空气污染综合指数在1995年排第7位,1998年排第3位。显然,北京市大气污染的严重状况,与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很不相称。”

检索历史文献,少有比上述事实更直接明确、亦更严厉的对北京空气质量的措词。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表述来自当时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报告。这一名为《关于防治北京大气污染的工作报告》中列举的数据表明,当年的北京“根据监测,1998年北京市区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年平均值分别为每立方米378、120、152微克,分别超过国家空气质量标准89%、100%和204%;比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墨西哥城的总悬浮颗粒物高出35%、二氧化硫高出62%;比上海、天津、重庆市的大气污染综合指数分别高出40%、33%、37%”。

以议题的设立观察,在解振华那次报告前,北京市环境污染治理即被列入“本届政府确定的国家环保重点治理计划”。中央政府确定了北京“蓝天”计划的议程。

《人民日报》报道所引用的数据,“1998年前50周内,(北京)市区‘空气污染指数’四级周数由上年的14周增加到20周,增长42.8%。从环境浓度情况看,前11个月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臭氧增加最为明显,是国内三种污染物同时超标的唯一城市”。当时的北京空气质量,究其原因,“主要污染源来自每年燃烧的2800万吨煤,140多万辆机动车的排气,5000多个建筑工地的扬尘,以及自然降尘等”。应这一格局,北京环境治理的5年目标是,“到2002年末,环境质量按功能区基本达到国家标准”。

按此设定,北京“蓝天”计划的初步阶段,尚属“偿还旧账”的政策选择。其初期措施采用的是不太容易被媒体传播却十分基础的“煤改气”(燃煤锅炉改造)工程,以期让北京在采暖季能够逐年消减二氧化硫的产生。这项计划实施后,至2007年底,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总结说,“为控制煤烟型污染,自1999年以来,北京市政府共投资25亿元”。

5年过后,至2002年,北京方面的“环境污染治理报告”坦言:“大气污染仍未根本缓解。颗粒物浓度一直居高不下,全年各个季节污染都比较严重。2002年,市区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日均值为167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年二级标准67%,超过欧美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约2倍,日均超标率也高达40%以上。市区1600多万吨燃煤中约75%为(热)电厂或工业生产使用,炼焦制气用煤高达500万吨左右。”在这一汇报材料里,很技巧地引用了一个局部数据,“2001年石景山区古城大气自动监测子站监测的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只有35.7%,远低于市区其他6个国控子站平均52.8%的比例”。很显然,石景山区达标之低,其原因是首钢在此。

这是一个递进的治理思路,即由改造城市燃煤锅炉进入,发展到改造(热)电厂与工业企业燃煤结构,但北京空气质量提升第一阶段未及结束,首钢即成为问题关键。
这当然是北京市的特殊性,不过比这一特殊性更需注意的是,在北京治理过程中,中国工业化进程又累加了新的污染源,其结果远非单纯的政府强力控制即可改善。在这一意义上,北京的“蓝天”计划及其实施,可以作为观察中国现实演变的重要标本。

首钢成为问题,媒体一般将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环保人士梁从诫1997年的一份建言作为开始。在这份建言里,梁从诫陈述,“首钢不但不能再增加产能,还要逐步迁出北京”。但时至2002年北京第一阶段环境治理计划结束,舆论已有“要北京还是要首钢”的广泛议论,由首钢研开公司课题组完成的《首钢环境战略与北京市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报告里,在比较就地调整发展与整体迁出北京两个方案之后,结论十分明确:“整体搬迁方案,涉及面大、风险大、损失大、操作难度大,需慎之又慎。”比之这份未必被大众知晓的报告,2003年的首钢产量则成为环保官员向记者“透露”的关键材料:按首钢承诺,这年应该压产200万吨,将产能从800万压缩到600万吨。但到了年底,《北京日报》报道说,首钢2003年钢铁产量达到870万吨,与年初的计划相去甚远。首钢方面对此的解释是,“产能”与“产量”是两个概念,首钢的确在这年压缩了200万吨的产能,停掉了污染严重的第一炼钢厂,但是由于“非典”,为了保证北京的GDP增速,首钢提高了现有产能的生产效率,实现了870万吨的产量。

纠缠于首钢方面的解释是否合理,或许未必明智。首钢提高产量的外部现实,“非典”固然是其因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此时已进入重化工业时代——钢铁业即为重化工业发展速度排名前三位的行业。

以2006年中国GDP数值计算,按现行汇率,当年GDP总量占世界比重约为5.5%,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为15%左右,全年能源消耗总量为24.6亿吨标准煤。钢铁业属于标准的高能耗产业——循此结构相对深入地进行数据分析,中国现实自然能够清晰。

《2020年中国能源与环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国家环保总局2005年发布)描述了中国工业化时期结构性的事实:若以常规能源资源总量为100计,那么煤炭资源量在85以上,水能占12,石油和天然气仅占2~3。这种结构导致了这样的环境现实:煤炭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是最大的大气污染问题,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的67%、二氧化碳的70%都有来自燃煤。在大气污染物排放中,二氧化硫排放与电力行业发展密切相关,燃煤电厂是煤炭的主要用户,电力耗煤占煤炭总产量的60%,同时也是二氧化硫的排放大户。

能耗过大,污染严重,学者对此一般的描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与环境双重约束”。在这一重化工业时代,北京岂能例外。经济发展稍有波动,GDP与环境脆弱的平衡即告失衡,失守的必然是环境,2003年首钢钢产量达870万吨即为例证。而同时,大气污染并不会以现实行政地域为边界。在一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则的项目里,北京大学研究者颜鹏测定二氧化硫数值时发现,2000年北京全年地面二氧化硫中,来自周边排放源的贡献为19.6%,2001年则为20.3%。这意味着,北京的二氧化硫接近1/5来自周边。

现实经济发展与长远环境成本控制之间的这种尖锐冲突,唯有中央政府的政治选择才能解决。我们能够注意到的事实是,中国政府“十一五”期间的8个约束性指标之一,即为单位GDP能耗降低20%。回到北京现实,2005年2月,经报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原则同意了首钢实施压产、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方案。首钢总公司副总经理孙伟伟当时撰文,“由于受到钢铁生产行业自身工艺的制约,尽管在环保方面投入巨资进行改造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难以满足北京市对环境质量提出的更高要求,同时也使得首钢的社会环境成本不堪重负。首钢作为北京工业系统的颗粒物污染排放量大户,就目前的治理技术水平,只有通过实施搬迁,方可解决首都的环境保护”。

首钢作为北京工业化最具象征性的标志,它的搬迁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环境作为一种约束性条件,在以“后工业化”命名的时代,其约束却并不会因此而减弱。

2002年,北京完成第一阶段环境治理,与此重合的北京重要变化之一,是当年被称为汽车消费的“井喷”时刻,世界各大汽车制造巨头蜂拥到中国这个市场,汽车销售同比增长达到创纪录的65.4%。在北京实施大气污染治理的第一年(1998年),当年统计有140万辆机动车,10年之间这一数量翻番——2007年5月26日,北京市交委公布:北京市机动车突破300万辆。

同样,10年之间,由过去燃煤占主体的污染源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据大致测算,目前北京地区污染的比重是:汽车尾气占40%,燃煤等能源消耗占20%,工业污染占10%,扬尘及其他污染为30%。在早期的治理计划里,“到2002年末,环境质量按功能区基本达到国家标准”,直至2004年,北京市一氧化碳、二氧化硫这两个指标达到国家标准,但目前更为决策者忧虑的是复合的、以汽车尾气为主的可吸入颗粒物与臭氧污染。

在短时间内,各种因素叠加,形成了复杂格局。2004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里,明确指出:“使我国汽车产业在2010年前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因此,对于汽车的生产与销售,在政策选择上已无可能如对待首钢那样断然“搬迁”。即使空气质量成为北京奥运会最为核心的议题,去年12月,在北京奥运新闻中心发布会上,北京市交委副主任刘小明在回答“北京是否会抬高小汽车上牌照费用”时,仍明确表示,“北京目前为止没有提出来要提高或者实施小汽车牌照费用的政策,我们目前也没有计划要向国家发改委报送相关的申请材料”。环境与汽车使用量大幅上升、并且短时间内看不到尽头的这对矛盾,考验的是决策者的治理智慧。目前,北京有价值的选择是,大力发展轨道交通。

将环境设定为思考起点,多数的讨论便一如本文所述:污染源的发现、治理对策研究、各种利益平衡之后的政策选择……如此递进并循环不已。但是,以北京为样本认真梳理这座城市10年的环境治理,对应于“环境与能源约束”,中国发展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约束”或许隐而不彰,但深究起来,却更具统治力。

将北京作为整体来观察,90年代初期,“退二(产业)进三(产业)”与“产业升级”即为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不过,北京市社科院在《2006~2007年北京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报告里,描述了这一轨迹。“90年代以后,随着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加快,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置换使得二、三产业的变化呈剪刀差状。但是从2003年开始到2005年,二、三产业的比重出现稳定迹象,似乎二者的变化已经到了一个不容易突破的界限。2006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显示,三年的徘徊有了重要突破。预计第三产业比重将达到71%。”这一论述表明,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非单纯人力可致。北京社科院课题组对此的解释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兴第三产业集聚了足够的张力”。

如果将此宏观描述转换到个案讨论,以朝阳区为例,2001年他们首次推出“CBD”概念,6年之后,这一城区第三产业达到了76.1%,制造业为23.6%,农业则降为0.3%。关于这一结构,朝阳区区委书记陈刚告诉本刊记者,“接近国际大城市的产业结构”。或者可以将朝阳区认为是升级版的北京,工业化与后工业化转折之际,这里“新兴第三产业集聚的足够张力”,促成了朝阳产业升级与结构性变化,其机理在记者的调查里,是以经典的“地租级差”方式完成。

将这些城市演进方式(一种历史发展阶段的约束性条件)作为观察维度植入环境问题/政策应对的一般分析结构,重新审视北京“蓝天”计划——超过1200亿元的投入,10年后,我们似乎开始有了接近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平衡点的可能。显然,北京的“蓝天”追求,将其简单视为达到国家标准,或者保障奥运会空气质量,都将失之片面。

“蓝天”之于北京与中国,10年以及未来更长时间的努力是一个象征。真实的问题,或许不是我们可以多少次看见“蓝天”,而是我们需要找到那个平衡点。
(所需资料得到实习记者邸笑飞帮助)

阅读更多更全周刊内容请微信扫描二维码下载三联中读App,注册就有红包哦!

版权声明:凡注明“三联生活周刊”、“爱乐”或“原创”来源之作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未经三联生活周刊或爱乐杂志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转载 、链接、转贴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已经本刊、本网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或“来源:爱乐”。违反上述声明的,本刊、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相关文章

已有0人参与

网友评论

用户名: 快速登录

《立冬》现已上线即刻前往 App Store 搜索“三联生活节气”体验更多精彩。

《霜降》 《寒露》 《秋分》

微博@三联生活周刊
微信:lifeweek
扫描下载三联中读App
三联中读服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