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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长卫:人活着就是要折腾

2008-01-21 11:42 作者:马戎戎 2008年第2期
《立春》是顾长卫继《孔雀》后的第二部电影,罗马电影节把最佳女主角给了蒋雯丽,说她成功塑造了一个“生活在封闭、压抑生活中又不甘心妥协的女人”。

《立春》是顾长卫继《孔雀》后的第二部电影,罗马电影节把最佳女主角给了蒋雯丽,说她成功塑造了一个“生活在封闭、压抑生活中又不甘心妥协的女人”。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小城文艺女青年王彩玲跳楼了,她忍受不了生活给她的重重打击:小城里没人欣赏她唱歌剧的才华,能欣赏她才华的北京城里的歌剧院,她又进不了。她爱上了小城文艺男青年、一心想到北京考美院的黄四宝,可是她长得太丑,不但肥胖而且满脸黑斑和痘印,四宝爱她的才华却不爱她。王彩玲认为她的死应该是庄严的,为此她穿上了她最好的演出服,然而生活又给了她一个打击:她没死成。在小城的普通人看来,她的跳楼,不过是“不小心摔了”。王彩玲是真诚的,可是她对艺术越真诚,在小城人看来,就越滑稽——她是个怪人,怪人做什么奇怪的事,都在情理中。

《立春》是顾长卫继《孔雀》之后的第二部电影。《立春》没送柏林电影节,也没拿银熊。但比起《孔雀》,《立春》其实更完整,更复杂,野心也更大。《孔雀》写的是一家人,是3个孩子,以家庭看社会。《立春》里却写了6个人,有脱离实际的艺术青年,也有在生活的庸常和琐碎中自得其乐游刃有余的世俗主义者。在《孔雀》的结尾,旁白说:“我记得爸爸走的时候,离立春不远了。”在《立春》剧组里,每个成员的衣服上都印着:“立春一过,城市里还没有什么春天的迹象,但风真的就不一样了。”这是电影开头的一句话。

扮演王彩玲的女演员是蒋雯丽,为了这个角色,她增肥30斤,装龅牙、在脸上画痘印;顾长卫说,蒋雯丽化好妆之后,连儿子都不愿意看她了。但罗马电影节把最佳女主角的奖项给了蒋雯丽,认为她成功塑造了一个“生活在封闭、压抑生活中又不甘心妥协的女人”。其实,《孔雀》里心总是在远方的姐姐,也是这样的女人。姐姐和王彩玲有一种延续的特质。顾长卫说,他曾经设想过安排姐姐和王彩玲在电影里相遇,但最终还是去掉了。因为觉得,太像大片,也太像故意要人生出感慨来。

比起《孔雀》,《立春》的年代推后了10年。1984到1994年,这个时代,正是在编剧李樯和导演顾长卫成长中占重要位置的成长时代。李樯对这个时代的描述是:“一个原先封闭、安稳、孤立的城市,现在是现出动荡、飘摇、色情的面貌。走在街上,每个人都面目全非,带着被欲望磨损的容颜。这城市处在一种粗蛮的勃勃生机中。”而顾长卫清楚地看到了现象背后的社会变革:“铁饭碗的时代终结了,公费医疗也改变了,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无法适应。但人开始面对更多的选择了,开始去安排自己的理想,去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有得就有失。”

在《孔雀》里,顾长卫和李樯在3个孩子身上寄托了三种人生态度:姐姐是殉道士式的;弟弟是消极出世的;哥哥是功利世俗的现实主义者。但现在,顾长卫认为:“这3个人可以合为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人更复杂,又更多面,而不是那么典型。”《立春》里要塑造的便是“更平易的”、“贴近平民”的人物,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群像。某种意义上,《立春》里的人们面对的困境比《孔雀》更复杂。“姐姐所面临的时代是一个禁锢的时代,它禁锢着所有人;王彩铃的时代,是看上去每个人都有了自由,每个人都有机会,但其实更为复杂;姐姐的悲剧在于时代在和她作对;而王彩玲的悲剧在于她和时代作对。”李樯说。

王彩玲、黄四宝的故事,在顾长卫看来,完全是身边人的故事:“生活中确实有这样形形色色的人。”顾长卫家里有个亲戚,一心考美术学院,考了很多年都没考上。最后考到了天津美术学院。《立春》剧组里有个工作人员,没多大才华,但为了影视充满了梦想和疯狂,什么钱都不要,也要做。他的手摔坏了,要打石膏。顾长卫安慰他说,石膏打过之后的形状正好像在握着摄影机,他一听就特别激动。

李樯把这样的人归结为“外省青年”;姐姐、《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姨妈、王彩玲,在他看来就是俄罗斯文学中要“到圣彼得堡”去的、巴尔扎克笔下要“到巴黎去”的外省青年。在中国,由于信息、政治地位和占有城市发展资源的不对等,北京在小城市市民中是有特殊色彩的。《立春》的主创中,李樯出生于河南安阳、蒋雯丽出生于安徽蚌埠;顾长卫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曾被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一度以为今后只有出差才能再看到北京了。他们深知“北京”对于像他这样的热爱理想,并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外省青年”的意义。也深知这些“外省青年”的骄傲与痛苦。如果没有《孔雀》的成功,北京这座城市可能依然不属于李樯,他可能还在为职业选择焦虑和痛苦。李樯自己都说,《孔雀》的成功对他来说,是一次艳遇。所以,李樯在采访中会非常清醒地指出王彩玲的所谓理想中有很多“虚荣心”的成分:因为不美,所以更要借用才华来表现自己的不同。他说王彩玲“拧巴”,但他对于这些人更多的是同情和温情。《立春》里,有一个姿态比王彩玲更为决绝的文艺男青年胡金铨,热爱小城人民无法理解的芭蕾舞而被公开孤立为“二椅子”;于是他把自己送到了监狱里。角色的扮演者是焦刚,李樯说这个角色就是为焦刚写的。李樯认为胡金铨是个烈士,他才是真正的绝不妥协的人,而且用世俗主义者的方式还击并嘲笑了他们。

“外省青年”的主题,很容易让人想起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在王小帅、贾樟柯的电影里,都可以见得到那些茫然的小城青年,他们试图进入城市,却最终只能在城市边缘飘零。然而李樯说,他的出发点与他们不同。他无意将自己局限在一座城市,他只是要写这城市中能感动他的人的故事,王彩玲的故事在安阳存在,在包头也会存在。而那些到巴黎、纽约去的北京青年,他们又何尝不是那里的外省青年。在顾长卫看来,他们,包括自己,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向前奋斗”的人。在《立春》的结尾,顾长卫特意拍摄了这样一段:王彩玲终于以中央歌剧院首席女高音的身份在豪华的国家舞台上高歌《为艺术为爱情》。这是王彩玲们的幻想,导演用胶片将它变为具体可见的一幕,它是顾长卫和李樯给那些为理想向前奋斗的人的安慰。

专访顾长卫

三联生活周刊:孔雀里的姐姐,还是挺漂亮的姑娘。为什么《立春》里,王彩铃被设定成满脸痘痘和黑斑的丑女人?

顾长卫:蒋雯丽在影片里的造型确实谈不上漂亮,我有时也觉得,雯丽怎么成这样了?孩子也说,妈妈怎么成这样了?

但在我心里,她很美。王彩铃对于这城市来说,是个另类。《立春》里的人,都是变革时期的一群疯子。中国变化最大的时期,其实应该是90年代中期以后。我希望王彩铃乍看起来就像那个时代在中小城市能见到的最普通的人。他们考美院考好多回都考不上,但还是一心想改户口,想去北京。对王彩玲来说,她的样子长成这样是非常不幸,而不是可笑的。那些长得漂亮的姑娘,是非常幸运的,她们有更多机会去实现梦想,但是王彩铃没有。对她来说,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更大。

三联生活周刊:你却安排剧中人用非常“土”的安阳方言念些“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我的心都会蠢蠢欲动”这样的台词,效果很滑稽,为什么这么安排?

顾长卫:生活有时候就是有些滑稽,生活苦中有乐,乐完了还是有些伤感。但是说大哭一场也不至于。我听着安阳话、包头话,我觉得非常有韵味。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里的小城青年都念念不忘去北京,北京已经成为理想的象征,为什么?

顾长卫:中国的背景下,热爱文艺的人很多,但能混出来的是少数。像方力钧这样的人很少。他很喜欢《孔雀》,他还为《孔雀》画了一幅画。我觉得,应该允许人们走向美好生活,但怎么走向?你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城市么?很多人能做的也只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到首都去生活。今天我们在北京能够遇到的一半人,都是漂到北京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李樯也曾经是这样一个向往来北京的外省青年,从《立春》到《孔雀》他的作品中有许多他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你觉得他的感受中哪一点和你契合了?

顾长卫:我觉得,他还是有我们这些出来混的人对自己经历过的那些时代、城市生活的一种感同身受。感同身受之余有种感动,想起来有一种悲喜交集。我觉得对他们的肯定,就是对我们的肯定,因为更多人是在普通的生活环境里长大的。我算是混出来了,还能到其他很多地方去溜达,但很多人并没有。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到北京就一定能实现理想么?在家乡过一种稳定生活就一定不幸福么?王彩铃一再唱着“为艺术为爱情”,却根本忽视了自己身边的人和身边的生活。她其实是被这两样东西伤害和蒙蔽了。

顾长卫:我觉得《立春》也是探讨这个问题,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成功的?什么样的人生是精彩的?即使你成功了,所有人都在赞扬你,你就会幸福么?孔雀里的3个孩子、《立春》里王彩铃都在寻找这样的东西。人生是有长度的,怎么样来找到自己的价值?其实没有固定的价值观,每人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艺术其实也是善意的谎言。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人最近有爱情了,最近痴迷于某种艺术,庸常生活对他来说就已经不重要了。那种拧巴着为理想殉道的状态,只有年轻时候会有。人有时候就得折腾,但其实我年轻时候也没有这么非要怎么不可过,我做不了王彩铃那么极致,但我心里不是不羡慕她,所以我希望他们在我的影片里能有光泽,有魅力。

三联生活周刊:剧本里有这样一句旁白:“每年的春天一来,风就不一样了。”但据说你也说过:“立春来了,理想和现实越来越远了。”

顾长卫:理想和现实越来越远……我可能没说过。其实立春通常是2月4日,有时是2月5日。但在北方,真正的春天来的时候,就是4月。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就是立春。隐约有春意在心里酝酿,9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变化了。我1994年底、1995年初从美国回来,那时候的北京还非常像70年代,而多数的小城市都是在北京变化之后才开始变化的。

我做《孔雀》时,电影的时间背景离现在也不过二三十年时间,但我们就得做很多资料,很多工作去重现那个时代。《立春》似乎离现在更近,但也要做很多工作才能重现时代的痕迹:健美裤啊,汉显的呼机啊。那时候满大街都是,但拍戏时候已经不知道美工师是从哪儿把这些东西找来了。那时候忽然觉得,时代变化得真快。你看中央电视台新址的楼建得……我80年代中期去法国,看到那边的德芳斯,特别震惊。但现在看中央电视台的楼比那里还前卫,所有都是斜着的……你觉得真是一切都要拔地而起似的。

三联生活周刊:姐姐的时代,似乎一切都被禁锢;《立春》的时代,似乎个人拥有了很多自由;但姐姐的命运是悲剧,王彩铃的命运还是悲剧。你认为,《立春》里的社会,比起《孔雀》里的社会,真的进步了么?

顾长卫:对于理想来说,现实永远不进步。理想主义者十有八九会碰得头破血流,然后拿到一面写着“理想主义者”的锦旗。

其实当你在月份牌上看到“立春”这两个字的时候,无论外面多么寒冷,你的感觉会一样么?王彩铃的问题在于她从不满足,她在这个城市里是疯子之一。她的思想有点高有点远,可梦想实现有个过程。但最后她还是给自己找了个传人,在她很小时候就带她去了北京看天安门,这是悲剧么?我不觉得这是悲剧。或者说就算这是悲剧,但还是有云的缝隙可以看到蓝天。

三联生活周刊:你独立做导演的这几年,也正好是中国大制作、大投资的商业片兴盛的这几年。你在90年代就已经是成功的商业大片的摄影师,也有过好莱坞工作的经历,如果你愿意投入到这种热潮里,一定也能拿到不菲的报酬。但你为什么没有想在“大片热”里去分一杯羹,而是选择自己拍这种低成本的文艺电影?

顾长卫:不是说我不想,而是我赶巧遇上了两个值得我拍的电影。我一直认为拍电影是非常残酷非常不人性的事情,如果没有值得的电影,就宁可歇着。

三联生活周刊:值得的标准是什么?

顾长卫:标准就是能够感动我,把我的感受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而且商业片都挣钱么?你看到的不过也只是几个。其实我对类型电影并不排斥,商业也罢、文艺也罢,都会有好作品。但是在没遇到好剧本之前,我还不如拍个有意思的电影。大制作是大,但大不是好的标准。你能说,我买一个闹钟,再帮我搭几个手表么?小的就不值钱么?不是这么比的。而且《孔雀》和《立春》,其实还是剧情片吧。我觉得,把电影划分成商业和艺术其实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划分,容易误导观众。艺术片很容易被误导成为阳春白雪,但其中很多很有故事性和观赏性。其实在国际上,电影的划分是很细的,你到录像带店里的货架上就可以看到:悲剧片、喜剧片、动作片等等,不是简单的商业和艺术就能划分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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