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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十年河东

2008-01-14 18:03 作者:孟静 2008年第1期
李安的“气”很特别,像一个圆,把所有锋芒裹在里面。李岗用月亮来比喻他,“吸收和反射,从不去争什么”。散发出淡淡的月华。

李安的“气”很特别,像一个圆,把所有锋芒裹在里面。李岗用月亮来比喻他,“吸收和反射,从不去争什么”。散发出淡淡的月华。

李安这一段时间绕了地球两周,大陆之行3天跑了3个城市,也许上天为了补偿他那6年的赋闲,让他在37岁后变成一个没有闲暇的人。从第一天到北京起他就哑着嗓子,旧伤复发的脚微跛着,采访中几次咳嗽得满面通红,唯一的助理抓着两瓶川贝枇杷膏说:“导演昨晚一宿没睡。”李安说:“弘一法师也喝这个,当然他比较复杂,是肺结核。”面对川流不息的合影、签名、采访要求,李安总是尴尬地笑着,顶多轻声央求:“今天加了采访,明天可以少一点吗?”他委屈又不敢提意见的样子很像小孩子,大睁着眼睛,一咳嗽眼泪汪汪,好友张正良说:“他个性就是这样,常常傻笑,惹人怜爱。”和他关系最好的弟弟李岗说:“这么多年,我看到过最原始、真实的李安,这么虚的世界,他真的本质没有变,俞秀莲对玉娇龙说:‘要真诚地面对自己。’他真的是一个真诚的人。”在某节目做客时,他马上要赶火车,工作人员与他合影,照完后大家忘了,只有李安指着拍照的人说:“他没拍呢。”

相信李安团队的女性工作人员和所有女记者一样,不由自主地要怜惜他,他就是能激起女人的母性与保护欲。李安对内地媒体说他是stright man(异性恋),本刊记者开玩笑:“你这次的尺度很open。”他有点吓着似地说:“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会不会有麻烦?别人问我,我只好老实讲。”

这次李安来大陆是为宣传他的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他每得一次奖,这本书在台湾地区就会加印一次,但销量也和他的性格一样——微温。这本书基本可以概括为“坚持就是胜利”,李安用等待、隐忍、与世无争换来了最需要与人拼争的一项事业的大成。李安整整修改了一年,把所有得罪人的话都去掉:“锐气是惹麻烦的事,不是吗?”他从不觉得演艺圈复杂,因为他依旧活在自己单纯的小天地。

有种说法是当一个人目标明确、渴望成功,他就携带一股“气”,周围人全能感觉到,并不由自主地帮助他实现理想。李安的“气”很特别,像一个圆,把所有锋芒裹在里面。李岗用月亮来比喻他,“吸收和反射,从不去争什么”。散发出淡淡的月华,他的额头上仿佛写着“太极”二字。“有一天我觉得我的心态是病态的话,我绝对不会去拍电影,如果我的心态已经累到扭曲、病态的话,我不应该把这种病态的东西传递给我们观众。”他说。

父与子

李安祖籍江西永安市得安县,所以他名字里有“安”。父子关系是他前3部电影的主题,父亲是长子,李安也是;父亲是中学校长,士大夫家庭的观念长子要读书做官。李岗说:“爸爸最讨厌的两种人:演员、船员,这两个儿子当时一个念影剧,一个念航海,爸爸平时很没面子的,那些朋友问小安在干吗?念电影,他都说不出口。李安都已经是世界大导演了,那时候台湾的‘北艺大’成立了,他回来的时候,爸还跟李安讲:该回来教书了吧,做点正经事。高一时李安插班,父亲拿了一张测性向的表让他填,和我们的文理分科类似,上面几百个科目,李安没一个喜欢的。”父亲问:“你喜欢做什么?”李安说:“我想做电影导演。”所有人都笑,李安自己也笑,没人以为这是可能的事。

尽管极力反对,临门一脚时候父亲还是给他买了16毫米摄影机,闲在家里的6年,除了妻子的微薄收入,台湾的家也不时给李安接济。李安把和父亲的关系比喻为相爱一场的缘分,他一生中唯一对父权的反抗是在艺专时跑江湖式的演戏,回家后晒得黑黑,父亲说他。那时李安已经20多岁,他站起来进屋。“我离家越远,我的能力越强,一接近父亲,人就蔫了,做事也不灵光了,想到我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就会有一种自卑感,他越壮,我越弱,他越年老力弱,我就感觉自己越来越壮了。”在《绿巨人浩克》里,李安特意安排了一场戏,把父亲的影像用中子弹炸开,意外的是父亲居然说喜欢。

头两年李安都落榜了,李岗说哥哥那时有点“疯疯癫癫,连父亲都不大敢招他”,派李岗作跟班看住他。在台南车站,目送着比李安成绩还差的一些同学上车,李岗听到一阵哭声,回头一看是哥哥。李安很烦参加授予荣誉博士的过程,来回要耗上3天,但第一次被纽约大学授予的时候,他非常开心,因为父亲希望看到这一刻。拍到第8部电影时,李安才摆脱父亲的影响,连行走坐卧都会带给李安压力的父亲也过世了。父亲走的那天是情人节,李安很悲伤地打电话过去,家里请的女佣正在放很好玩的流行歌曲,“我收到的是很有喜感的一个信息,所以人生是混杂的,悲剧和喜剧看你怎么看,我觉得好像也不应该这么分,人生毕竟不是一个剧,一个剧有始有终,你的感受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我觉得人生是很复杂,不是喜剧,有时候有戏剧感,可是毕竟不是喜剧。”他在第二天决定接拍《断背山》。

夫与妻

李安的妻子是客家人,兼有传统女性的坚韧与科学家的理性,他们最大的合拍在于价值观的相近。李安失业时太太从不逼他,“我发呆,跟做什么,她也看不出来,很好打混的,我就说,电影非得这样做,这样我才有灵感,灵感不是我去找的,灵感是来找我,她真信。我太太有一点很可爱的,你只要看起来在努力做什么东西,她不问你有没有成就,有没有赚钱衡量你这个人,她这个价值观对我的鼓励很大。”嘴里说着打混,心里却异常难过。二儿子出生时,卡里只有43美元,李安问自己:“上帝派我来,难道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吗?”他的同学们纷纷改行做剪接等工作,等着拍片机会,可是只要转了行,就再也当不了导演。“我觉得命运很奇怪,为什么这么捉弄人?我不会觉得自己无用,拍电影时候是有用的,我自己有天分,我也是很聪慧的一个人,如果我笨笨的,我太太也不会说让我写剧本,总之我跟别人不一样,跟一般世俗的人不太一样,我觉得世界很奇怪,不公平,可是那种公平,我不喜欢,我希望这个世界是跟我太太想的一样,你只要努力,你有灵气,不一定说实在的东西,我也不是用43块钱来衡量我的人生价值,我只是觉得很感伤。为什么人生是这样的,我觉得人应该有精神生活,电影对我来讲,是非常清晰的。对于别人来讲,看不到我脑筋看到的东西,是很无能的,所以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无能。另外一方面觉得精神生活和命运怎么会是这样的,我小孩又出生了,这个小孩我要告诉他什么,我接太太出院,也不晓得,就觉得人生有一种很苍茫的感觉。”

以前李安出门时会包几百个饺子,给讨厌做饭的太太预备下,这次出门太忙了,他改包馄饨;太太迁就他的方式是陪他走奥斯卡红地毯,脚上绑着她最恨的高跟鞋,画一张假脸,李安模仿她的姿势仰面一躺。“这个人给你们弄一晚上,爱怎么画怎么画,所以我还得监督一下。我想那个场合对她也是挺难受的,大家反正都是彼此凑合。有时候也是取一个中间值,在里面中庸一下。”李安一家住的房子还是二房一厅,常常有礼车送他开不进去,被邻居看到,让李安觉得很没面子。别人花钱请李安坐头等舱,他太太坚持坐在经济舱。

李安把失业称作耍赖皮,这6年的赖皮,奠定了他的亲情基础。“所以现在我在外面跑,他们还能过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嫌弃我,在我撑到不行的时候,给我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定感,这是那6年定下来的。”

“不是我选择电影,是电影选择我”

记者:你落榜后都做了些什么?

李安:一筹莫展,第一次就坐在那边,我都想哭,第二次跑到海边去,因为我感觉没有脸面对家人。我第一次想到的是对不起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家人我的老师,但没有想到自己,所以可能有一些躲避的心理。我就一个人跑到海边去散步,我只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他们。

记者:你怎样摆脱这些阴影?

李安:其实我到现在做梦还会梦到考数学吓醒,我想有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有些阴影已经变成你个性的一部分,你要跟它共存,把它当朋友。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处理的方法又不太一样了,有新的东西出来,那都是一种属于三维性的创造。其实说起来,我这个人没有经过大难,很多人受的灾难比我大得多的,我算起来还是温室里的花朵。落榜生就不得了了,反过来可以拍那么多的电影。

记者:很多人好奇你那6年怎么撑过来的?完全没想过改行?

李安:不能,改变不了,改变不了可能是心理上不愿意改。因为我知道,我做电影是很有天分的,我自己晓得,不做电影什么东西也不是。所以如果我要选择的话,我当然是做电影,如果我不去做电影,真的是改行,我想一辈子都悔恨。其实就那么简单,我就耗耗耗,等等等。我觉得不是我在掌控命运,我觉得我真的是电影的奴隶,我第一次决定不要重考大学,我要念戏剧系的时候,我父亲听到我这样,就没有办法了,也不再逼我考大学。我跟他说,我觉得我是属于这方面的,是戏剧选择了我,不是我选择了戏剧。电影这种东西,是它选择了我,我是它的奴隶,我一直被它操持。

记者:你不是有意选择了电影,而是命运让电影选择了你。

李安:大学落榜,当然我不是故意的,故意考不好才去念艺术,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我是真的紧张,真的吓坏了,一看数学题,好多不会做,就开始发慌了,一慌不可收拾,兵败如山倒。两次考试都是这个样子,得失心太重了。我的得失心,跟功利主义有关系,因为中国是阶级制度,考试考不好,出来做事不见得灵光。我觉得读书把脑子读坏了,还好没去读好大学,考了大学有的人就不敢做了,眼高手低。像我们喜欢做电影、戏剧,他的生存意识,他的艺术才华,跟他的灵活很有关系,知识有时候会造成一种障碍。我自己身受其害,我到现在还在想挣脱它,因为我脑子里总要有对错的观念,用这种方法去评判。衡量一个孩子有没有出息,我觉得其实对很多孩子很不公平,很多天才被扼杀了,很多天分可能被压抑了。我自己是经历这样的压抑,所以人家就说我的片子共同主题就是压抑,为什么这么压抑我也说不上来。就是常年在这种功利的观念里,在我们中国社会里,很多观念,包括道德、行为标准,都有一种压力。可是我觉得艺术是要解放,是要活泼自由,是要看到内在不规律的东西,没有对或错。比如《色·戒》,我就挣扎很久,不晓得该不该拍,我很怕,因为我都觉得王佳芝做的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事情,可我真的很同情她。怎么办?这里面有道德的成分,有挣脱,如果考试绝对正确答案,她应该把易先生杀了,绝对不能放他走,但人生根本不是这样的事情。

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对导演这个职业有概念?

李安:我小时候,只知道李翰祥导演。后来我知道有一个叫比利·怀德的导演,我在初中时候注意到,他的电影出来,不光是豪华,而且很有意思,大概这两个导演。后来误打误撞,进了艺术专科学校。到了第二年,我开始看艺术电影,看伯格曼、费里尼,我才意识到,导演原来是这么重要,他是一个作者。

我一直希望做一个脍炙人口的电影,一种社会现象,太有意思了,看完艺术电影后,我才知道原来电影还有深度的,也可以严肃,也可以探讨人生,所以在那方面也去用心。所以我的电影如果说脍炙人口,就是它的通俗性,深入人心的东西,是我自我培养的兴趣。其实我这个人比较晚熟,有的人可能很早就知道了,我要在大概19岁才开始萌芽,才有些想头,我现在四五十岁可能才在想别人20岁就想的事情。

记者:所有华人导演最羡慕你的,就是你可以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游刃有余,哪一部电影让你感觉到已经掌握了进入西方人内心世界的钥匙?你在这个过程中是顿悟还是有某种方法论?

李安:自然发展啊,我刚开始在美国拍中国片,头两部,很自然有一个美国班底,从制作到编剧改编、帮忙到后期制作,这是习惯了。和我在电影系和同学合作,连上了。把这些东西带回台湾,以后可以接受挑战拍西片。我很多包括英语、对西片的了解都是由于拍片的关系,因为有个过渡期,一拍很成功,两部三部。但是我很想拍国内片,因为不能老拍西片,所以我就回来,把那些东西带回国,就变成两面,自然发展。

比如说我,比如说吴宇森导演,并不是我们跨文化做得好,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英文比人家好,那些东西比我们好的人多得太多。我想是我们对电影的天分,在我们本身电影的园地里,做出一些作品受到肯定后,把这个东西回馈给美国的市场。这些电影不是我们一个人,一个晚上能做成的,一个片子要搞一两年,这么多人帮助你。像张艺谋导演常常说,拍美国没有那么可怕,我觉得他真的可以试试看,语言的障碍可以克服,文化障碍可以跨越,很多人帮你。我觉得你要做明智的决定,你的电影感好,这是重要的。我第一次做《理智与情感》的时候,觉得简直不可能,但既然人家雇我了,我觉得不能让亚洲导演没面子,就拼命地去做,做过以后,回头看也没什么。你只要用功,不用心的话,自己家的事情都会搞错。其实没有那么轻松,像台湾讲的鸭子划水,别人看着很轻松,有很多细节要处理,其实导演很多时候,因为要处理很多琐碎的东西,要很有耐心。跟我太太做实验一样,每天做的东西,很有耐心,久而久之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记者:没有捷径可循?

李安:慢慢的,每部片子都不是我一个人做,都是带一群人,长期做做做。我在台湾地区成长,在美国拍片,回大陆拍片,自然形成。其实在大陆,现在西化也很快,电影不是用影像说故事,没你想象得那么困难。你旁边有个帮你的人,可以避免很大的差错,我选片不是随便选,都是我比较有把握的才选。

记者:这人是谁,是你的编剧詹姆斯?

李安:詹姆斯是第一关,然后后期剪接蒂姆。还有很多工人,我要跟很多工作人员学。

记者:《理智与情感》是你第一次拍名著、拍西片,面对名演员艾玛,你当时畏惧吗?

李安:那时会,英文讲不好,又是奥斯汀的东西,感觉很憋。又是艾玛写的剧本,得过奥斯卡,英国演员她都很熟,老是感觉在人家地盘上做事情。刚开始我只提供一些想法,慢慢对所有东西的诠释大概拍到一半我才提出来,后面就比较容易了。

记者:书中讲到对《卧虎藏龙》的一整套营销以及在奥斯卡排座的故事,你还说陈凯歌:“你几岁了,还在比赛?”你怎么应付这些你不在行的事?

李安:其实奥斯卡很好玩,它很现实的,我落榜过很多次,所以从落榜生到奥斯卡足足有20多年,所以没有拿到奥斯卡之前,经历过好几次。5个入围的人,都坐在边上,那边有一个穿礼服的摄影师,5个人不晓得哪个,就这样随时准备着。一宣布,其他4个人就统统没戏了,我就有一次《饮食男女》,得奖的在我前面,刷一下就是他。太现实了,他跑上去了,其他4个人就不存在了。当然我得奖,我知道其他4个人的感受。全世界都在看,当然奥斯卡很重要,你要传出去的信息,你的主题,全世界都在听。这是最大的舞台,绝对不是一个电影艺术价值的标准,也没有人把它这么当真,可它是最有名的一个奖,所以你站在上面讲话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看。那时候有一点压力,上台以后,就是看到这个景象,叫什么?华盖,真的是最美丽的服装,最大牌的明星。

记者:你说过:“锐气是惹麻烦的事”,但导演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张扬的职业,要经常骂人,你的形象和导演相差特别远,在这行却很成功。

李安:我觉得导演不用骂人,锐气可以用在骂人上面,也可以用在工作上面。其实可以和和气气跟人家讲,不影响作品的锐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导演你要有远见,你的想法要把它讲清楚,知道怎么控制,没有必要发脾气,发脾气是没有办法。对我来讲,我不喜欢发人家脾气,我现在会。

记者:是因为现在地位高了吗?

李安:现在地位高,年纪比较大,发脾气是需要体力的,我也很少发脾气,不舒服。

记者:尽管你很少发脾气,但演员却被你折磨得筋疲力尽,章子怡说过《卧虎藏龙》是她最压抑的一部戏,梁朝伟在收工后必须喝醉了才能回家,你是用什么办法激发他们的潜能的?

李安:不外乎把标准告诉他们,当他们觉得难做到,心里有压力,如果再去逼他,不是骂他,是一遍遍试着达到标准,或者他要演的本身是有黑暗面,比较有挑战性。演员投入嘛,进入黑暗地方会有点害怕。

记者:你不会降低标准吗?如果他们做不到。

李安:改个方式拍吧,降低了演员也丧气,你自己也丧气,即使没有做到,你要想到更好的方法去拍,不能说放弃,我觉得那种对士气影响很不好。

记者:如果女演员达不到你的要求,你会对她们产生可怜的情绪吗?

李安:片子以拍好为重要,你可怜没有用,标准降低没有用,她做到了还是觉得很有成就感,就会高兴,被人赞美。她受到你可怜,大家说不行,我觉得那个不是重点。

记者:你说过你的男主角和你有投射关系,个性温吞;女主角却性格鲜明,但你又说对女人戏不感兴趣,你对女人的态度是怎样的?

李安:我只能说角色吸引我,我拍片时是男人看得很高兴这种东西比较不会做。电影是我创作出来的,所以我都在替他们演,他们都是我的一部分。我是不是有多重的人格,其实我深思以后,发觉每个人都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人家说你不是女人怎么拍女人?你不是同性恋,同性恋又干你什么事情?为什么它会打动我,为什么我能够做出一个还能感动的人?我觉得人性深处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只是我们去不去触动它。我有机会触动到,如果我真的没有机会拍电影,我对李安就是我知道的一小部分,我的行为准则我的道义,就保持在那个地方。我从来不觉得我有人格的分裂,可是拍电影的时候就会。我觉得是电影的天分,它召唤了很多我自己不晓得的东西,它常在隐性的部分,我们在沟通一些隐性的部分,这个东西很好玩。

记者:《理智与情感》时,你考虑的是全球文艺片市场,这个市场是以女性为主的。

李安:基本上男性观众喜欢看动作、豪情,兴趣不在人际关系上,这是女性观众关心的,但是没办法,我就是适合做这种东西。

记者:你了解她们想什么吗?

李安:我只有在拍戏时才特别花心思,这些也有作品的、小说的、编剧、女人演的,自然有写实感,如果你从人性要求,自然会流露出来。因为你跟那些女人合作,演员都是女的。

记者:你过去的作品魅力在于留白,像中国画,这次却像做填空题,把张爱玲留下的谜一一填满。

李安:片子本身有留白,小说这样写,电影不能那样拍。故事、人物要演出来,摄影师要拍出来,你的电影是在讲故事,那些填白只是把故事填满,电影本身还是有留白。

记者:导演和作家一样,到了巅峰,以前的人生经验全部用尽,突破自己变成最难的事,你面临到这个问题吗?

李安:人生经验需要去经营,我没有那么多人生经验,可是我有同情心,有想象力,我就可以去一部片子里去学习、借用人家的经验。可是我一定要以同情心作为开始,一定要动容到我自己感动,觉得它可以扩展我的生命。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很平凡,我自己也不满,拍片本身会创造经验,你做的时候会有人生体验。

记者:你有过中年危机吗?

李安:这个不能讲,我一直很私密的,我可以把我的症状告诉你,原因不能讲。要讲症状,很多人中年危机去追年轻的小妹妹;有的人中年危机来了,去买一个跑车了,虚荣一下了;有的人中年危机来的时候,天天读书,我的症状就是拍了一部《卧龙藏龙》。

记者:你不止一次提到过作为外省人的心情,你儿子完全没有这种负担了吗?

李安:也有认同的负担,他跟大多数人不太一样。

记者:但是在文化传承上,你父亲会有意把中原文化讲给你,你对儿子有这样教育吗?

李安:比较少,环境不容许,他能读写说一些中文就不错了。

记者:你不怕他变成“香蕉人”吗?

李安:那是他的命,不是他选择的,就像我在台湾成长,也不是我选择的,是我父母。

记者:天秤座是很在乎外界评价的,你难道不在乎吗?

李安:那样我就没有办法去拍我想拍的东西了,我知道多数人还是蛮同情王佳芝的。

记者:对,女性观众非常理解。

李安:男性也很多,看到电影人性的东西可以思考,只要不是为群众把这部电影推翻,让它不能上映,我还是受到很多鼓舞,我只能这样想。

记者:可能对某些人来说,这部电影推翻了教科书给予我们的固有记忆。

李安:教科书都是错的啊,教科书都对的话,还要电影做什么?

(本文感谢“艺术人生”的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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