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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晓鸽与IDGVC的中国样本

2008-01-08 14:04 作者:吴琪 2008年第2期
熊晓鸽担任创始副董事长及合伙人的IDGVC(IDG创业投资基金),是第一家美国来中国大陆做技术信息服务的风险投资公司。与近两年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新基金不同,“IDG作为全美最大的100家私营企业之一,它的多数投资都是围绕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核心展开的,公司的经营发展是稳健而长期的。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也不用做取悦于股民的事情”。

熊晓鸽担任创始副董事长及合伙人的IDGVC(IDG创业投资基金),是第一家美国来中国大陆做技术信息服务的风险投资公司。与近两年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新基金不同,“IDG作为全美最大的100家私营企业之一,它的多数投资都是围绕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核心展开的,公司的经营发展是稳健而长期的。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也不用做取悦于股民的事情”。

让熊晓鸽自豪的是,IDGVC在中国的第一个基金年均回报36%以上,第二个基金甚至超过50%。在这个合伙人职业经验超过100年的团队中,已有数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超过100多倍……

“当初投资‘如家’180万美元,如家上市时我们部分退出,上市前稀释股份获得1500万美元左右。当初投资搜房网100万美元,占超过20%的股份,后来澳洲电讯收购搜房网51%股份,其中我们卖出去10%股份,拿到现金大约4500万美元。此外我们投资的“远光软件”和“中通服”,都通过在深圳和香港上市实现退出。”

作为中国第一家外资风险投资公司,从1993年起,IDG就开始在中国进行风险投资业务,迄今已有十几家公司在美国及香港地区上市。熊晓鸽说,VC永远是在寻找有更好投资回报的行业。一直以来,IDG较为关注互联网、通讯、软件、新媒体等行业。“风险投资是个笼统的提法,其实它与策略投资有不同之处。简单说,风险投资更看中短期行为:投资包装一个公司再卖掉,获取相应的收益。但我更愿意认同策略投资的运作方式,即在投资主营业务的范围内,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对象加以投资。”

1964年,美国人麦戈文以5000美元起家创办IDG时不会预料到,有一天他的公司会因风险投资业务著称中国。到2004年时,麦的个人身家已经超过20亿美元。IDG在美国主营媒体出版以及IT信息服务,1980年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传媒集团《计算机世界》问世,一直对中国非常有兴趣的麦先生用真诚打动了中国人,成为唯一的外资合作伙伴。1993年IDG的风险投资业务进入中国,则充满着各种看似偶然的契机。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你的箱子里装着你的见识和经历,扛着满满一箱智慧,最终回到起点。”熊晓鸽说,当他在美国的一个高级会议上偶遇麦戈文时,只是美国《电子导报》的编辑。这时候他的“人生行李箱”装着各式看似平淡而丰富的经历:1981年从湖南大学毕业后,曾在机电部任翻译和英语教师,后来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到新华社国际部工作。1986年熊晓鸽到美国波士顿大学,拿到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弗费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国际经济与商理博士学位。

在美国做新闻的时候,熊晓鸽专门负责跑硅谷,“我在硅谷看到很多新兴产业依靠风险基金,迅速崛起,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相当大。也看到许许多多的创业者,这种公司都是中国人在做真正的技术,他们融不到钱,因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有技术还不行,更多希望得到他的资金,那时候我觉得风险基金很了不起,可是对于中国,没有风险基金这种机制”。熊晓鸽此时一直跃跃欲试,在美国如此成功的风险投资模式,为何中国没有成型呢?

在与麦戈文的几次接触中,熊晓鸽的激情和想法让老麦很有兴趣。“麦先生给我做了个小考试,他拿出一本台湾地区的《微电脑世界》,让我回家写一份分析报告。我写了4页的报告,他非常满意,特意问我要怎样的工资待遇。我当时跟他提了两点:第一,我也不知道应该拿多少工资,我在《电子导报》做编辑的年薪是4.5万美元,那么就给我这么多吧,半年后看我的成绩再说。第二,我必须直接向你汇报工作,我不希望卷入办公室政治之类的事情,而且你对中国最了解。麦先生对我的想法比较吃惊,他说他的职业生涯中面试过几百人,我是唯一一个不谈薪水、只谈机会的人。‘你既然敢赌一把,我也赌一把。’现在看,麦先生肯定赌对了,我是那种越是危急关头越冷静的人。”

1993年,熊晓鸽代表IDG投资2000万美元与上海科委合作,成立中国第一家合资技术风险公司,熊晓鸽亲自任总经理。同年与广东银行合作,成立另一家技术合资公司。1998年10月27日IDG与科技部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计划在7年间向中国提供建立一笔风险投资基金以扶持中小科技企业。熊晓鸽说:“这与其说是lDG在海外做的最大一笔投资,不如说是麦戈文商业生涯中最大的一个赌注。”

初次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基金,早期只能摸索前行,“在有些国内的创业者看来,我们好像是说话天花乱坠的骗子。我们愿意投入资金,只做小股东,也不那么看重赢利,还会适时退出,他们都不相信,天下还有这种掉馅饼的好事?”

对投资商来说,外资风险投资公司的法规是空白的,与政府合作信心更强一些。IDG分别与广州、江苏等政府合作,但是这种模式在具体实施时遇到一些问题,“现在来回顾,很多东西值得探讨”。熊晓鸽说,与某区域的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后,投资受地域的局限,而风险投资看重的是潜力行业中的好项目,并不希望资金局限在某地区。而且按照当时政府规定,外资占25%以上的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IDGVC与政府合作后,基金只有占到50%以上,才能在整个比例中超过25%,但是很多企业不愿意,很难谈下来。

在任何场合谈到风险投资,熊晓鸽都把它归结为三件事:做投资,第一是评估市场,这个市场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想办法往这方面做。第二,选择产品,哪一种产品是比较合适的,什么时间的选择,这是很难判断的。还有一点是投资团队。

如何选择理想的创业团队,这是风险投资最有趣也是最重要的话题。“IDG做风险投资公司,做了十来年,取得了不少成功,但有很多失败的教训。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过多看重了产品,市场看得不错,可是把产品看得太重要了,技术看得太重要了,这样往往不太成功。我们投的最成功的公司,最重要的一点是投资团队,如果团队很厉害,最后一定能成功。”在IDG公司十来个成功上市的企业中,有两个共同特点,一个是商业模式各不一样,另一个是核心团队没有变动。

在评估项目时候投资人要做很多工作。比如找一些市场研究报道,找一些专家,获得这个项目市场方面的信息。还可以用一些信得过的公司数据,IDG的优势是自己有一个市场研究公司,一些关于IT方面的数据研究非常权威。

对选择创业团队的描述,听起来不像是做生意,更好似“女孩子找对象一样,向男方周围的人去尽可能多地打听情况”。比如对方是哪个学校毕业、管理过怎样的团队,有哪些创业经历,“如果这个人只开过五六人的小饭馆,你就很难信任他一下子能管理好几百家连锁酒店”。个人的号召力也很重要,能不能召集有能耐的人,并且把他们留住。经验在这时候非常重要,就好像年轻人找到对象要带回家给父母看一样,因为父母看人准。好的投资人看人必须准。

而对创业团队核心人物的考察,更为挑剔。“主要管理者的身体状况非常重要,因为按照现在的商场游戏规则,公司主要管理者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需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处理公司业务。每个人的时间一天也就24小时,这就要求他比别人少睡觉,多工作,管理者有好身体成为必要的前提。”管理者的家庭生活是否幸福也成为观察的内容,“如果一个人天天和老婆吵架,或是忙着搞婚外情,我们怎么信任他能带领好一个创业团队?我们有过一个公司非常好,管理者非常好,但是创业者特别喜欢开车,而且开得特快。我们老说你车别开太快,他说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儿子,一个是他的车,老婆都放在之外。后来他车祸死了,这就是风险,你防不胜防”。

“了解创业团队中的这些人是不是素质好,也非常重要。有的人说我没问题,我老弟管这个,老婆管那个,这样的话我不一定会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能力不行,第一他不能信任别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搞到公司里来,你不可能把一些能人招过来。”

有一种说法是,IDGVC在中国的十来年,已经为中国打造125个千万级、亿级新富。“其实这样说不太准确”,熊晓鸽说,风险投资的目的是创造成功的公司,而不是去培养富豪。“只能说我们风险投资要创造非常棒的新兴企业,这些企业的CEO、从业人员在公司成功后,成为风险投资催生的成功副产品。在不同的时代,风险投资创造了不同的成功典范。”1993年IDGVC第一个基金,主要投在了互联网和软件,比如腾讯、搜狐、搜房、金碟软件等。1999年IDGVC第二个基金,既有传统行业,比如“如家”、“一茶一座”,也有新兴行业,如“好耶”、“网龙”等。互联网方面,早年投资门户网站,后来投资搜索引擎,现在是投非常细化的社区网站、门户网站等。

早期熊晓鸽刚刚回国时,多数国内企业不相信风险投资。第二轮基金就好多了,“张朝阳这样的公司早就起来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拿到风险资金的企业,仅仅是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压力如影随形。VC和创业者的关系被比喻成“教练”和“运动员”的关系。好的VC就像好教练员,既要给创业者以经验和指导,也要给他们自己发挥的空间。对于创业中的公司来说,老板的个人痕迹非常重。“他喜欢用什么样的人,是偏向激进还是稳健,怎样控制公司发展的节奏,每个老板的想法都不尽相同。”

熊晓鸽认为,风险投资商实际上没有任何办法完全规避掉风险。“第一,我们不去管理公司,我们只是个小股东,一般不超过30%的持股。其次,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成天去管,只有当创业公司遇到困难时,我能尽快到它那个地方去。在美国,投资人的一般规律是所投项目半径不要超过200英里左右的范围。换句话说,200英里4个小时也能赶到,能够及早地见面沟通。”

IDG是进入中国最早、也是投得最多的风险投资商。一般讲,在国外风险投资商投10个,成功2个就不错了。IDG在中国大概投10个有5个是成功的,“非常高了,大概只有12%左右的案子可能是失败的”。

投资人在投资过程中,也有预警机制。“因为我们每个季度,每个月的报表都要去看。如果说一个公司,这个CEO老是说今年完不成任务,第二年又完不成任务,第三年还完不成任务,这个人也就不太行了。”

在熊晓鸽看来,风险投资商避免风险,最重要的还是有丰富的知识和阅历,“看人识行业”。风险投资家要不停地学习,要看成功的例子,分析它是为什么成功的,同时也分析很多不成功的例子,知道它是怎么失败的。哪一种技术一定行,或者哪一种技术一定不行的说法一定是错误的。

耐性成为风险投资家的另一种品质,“投资者对创业公司一要有耐心,二要有信心,不能轻易放弃”。譬如“搜房网”,1996年IDGVC投资100万美元,其最初模式与现在有很大不同,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有一些投资商中途退出。而2006年IDG卖出其10%股份,拿到现金大约4500万美元。一个项目竟然坚持了10年,“笑到最后”。

熊晓鸽预测,除了传统热点行业TMT外,半导体设计、消费电子、新能源、环保产业以及以内容为主的新媒体都将会是投资热点。IDG一般会选择与内容、服务相关的行业进行投资。一般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回报较高,IDG现正考虑投资一些上游核心技术层面的公司,比如消费电子行业的IC设计等。而在互联网Web2.0下,新媒体传输手段发生改变,“内容”的生产越来越重要,目前虽未形成良好的商业模式,在将来会是一个大的趋势。此外,中国出现了很多发展点,除了京、沪、广、深,IDG还将有意识地开拓新的区域。

这两年风险投资领域涌入大量的国外资金,新的基金层出不穷。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钱多了,项目多了,竞争也日益激烈。目前,VC的退出不再仅限于股权转让和海外上市,国家进行股改后,为资本在国内建立了更好的退出机制。

“IDG在行业中是领头公司,很多基金盯着我们,我们投的项目,容易引起效仿。”对于资本来说,如今好的成熟的项目并不足够多,基金之间的激烈竞争就会抬高投资价格,“任何一个行业进入到价格竞争阶段,就会引起行业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现在竞争的结果是,投资的决策时间比原来短,市场调研、创业团队和产品的调研时间都比以前少了。这两年新的基金,投资团队非常新,决策非常快,对产品的市场调研、团队调研等并不精细,投资者对项目未必都能兼顾。另外在价格竞争的压力下,投资价格过高,对最后的回报率会有影响;投资后提供的服务未必周全。

熊晓鸽说,中国有句俗话叫“创业者的天堂,投资者的炼狱”。好像对于创业者来说,中国的国内市场足够大,99%的海外上市公司的产品内销,工厂和研发也在国内,生产成本非常低。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说,钱多了,好的创业团队数量并不足够多。等到现在投资基金非常多了,投资者的竞争非常激烈,只能拼命练内功,看谁对行业分析得好,看谁投得准。

IDGVC在中国1999年的第二个基金,投资回报率超过50%,“可以说这是风险投资在全世界同期中回报率最好的基金。对于风险投资来说,其他都是虚的,最终的投资回报率最能说明问题”。

投资了十几个中国公司后,熊晓鸽发现近些年中国创业的本土化公司,逐步摆脱了欧美模式。早年成功的企业,“搜狐”仿造美国“Yahoo”的模式,“当当”就是另一个“亚马逊”,陈天桥的《传奇》版权在韩国。但是这些年中国企业有了更多的原创模式,比如“一茶一座”、去年上市的《征途》,原创的《征途》不用付版权费,运作起来更快。

宋江

按照熊晓鸽的分析,评价一个投资团队,一要看基金的合伙人,二要看投资经理队伍,第三是投了多少个项目。IDGVC虽然前后投了150多个项目,但是其中50多个已经退出,资金比较充足。“我们7个合伙人非常职业化,大家的职业年龄叠加起来,超过100年,这在中国的风险投资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我们的团队一起合作多年,性格的磨合,知识背景的配合都相当默契。我们也是办事处最多的投资机构,即使在美国,很少有一个基金在不同城市设置办事处,因为不同投资人的想法各异,很难完全沟通。但是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有办事处,投资经理们都有着丰富的本土工作经验,很容易管理。”

从小就喜欢看《水浒》的熊晓鸽,这些年从里边也悟出了不少管理诀窍。“团队的CEO就应该像宋江一样,宋江能聚拢108好汉,给他们排定座次,而宋江领导的团队极像今天成功的创业团队。首先,梁山聚义有明确的宗旨——替天行道,这就好比企业要有激动人心的企业文化,目标明确。宋江虽然没有明确特长,但是能够容忍不同个性的人,将他们调动起来,军师有吴用,打架有李逵……其次,创业强调时机的选择,108好汉的做派是‘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等风过去了,放了火也很难烧起来;月亮出来了,烧了人就跑不掉。做企业也一样,该出手的时候要出手,错过时机就不利。第三,梁山好汉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以犒劳弟兄,做企业也一样,要给人以回报、给人以机会。最后,宋江被朝廷招安了,做公司则是被市场招安,争取上市或是兼并。”

一些做研究出身的人,在投资者看来不容易做成企业,他们太痴迷于在技术上挑战其他人。但是做公司最重要的不是研发能力,很多同类型的产品差异并不大,更重要的是销售能力。

“对于投得不太成功的项目,只能说非常遗憾,创业者赌了他们的青春,我们赌了我们的钱。”至于失败的原因,有可能是人看错了,有可能是产品判断错了,有可能是时机不对。早期IDGVC曾投资了一个做环保餐盒的项目,当时火车上扔下的餐车饭盒,造成的白色污染非常严重。这个项目生产的环保饭盒是可降解树脂,一年就可以化解掉,环保局也非常支持这个项目。但是环保饭盒每个要贵出一两分,很难卖出去。当时又没有条例约束饭盒的使用,早期还投过一个手机项目,结果因为国家对芯片价格的调整,手机生产一个赔一个,这些因素是事先无法预料的。

对于做投资人,熊晓鸽认为,投资人在金融等方面的技术性并不是那么强,学习能力很重要。好的投资人并不是专家,而是杂家,能在复杂的事务中看到简单的本质。回忆起儿时经历,很难说哪些事情给了他做投资人的天分,但是“我非常感激父母给予的清贫却充实的童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他,“文革”中父亲被人整,“他怕我出去被人欺负,所以介绍了几个长辈给我。一位是图书馆的管理员,那时候基本不让读书了,他就偷偷把馆里的书借给我读。父亲还让我跟一位电工叔叔学习,我很早就学会组装收音机,后来在机电部工作、到美国的《电子导报》做编辑,也与这段启蒙相关。父亲同时让我跟人学武术,所以我身体非常棒,现在也一直有运动的习惯”。

熊晓鸽在中央台“赢在中国”栏目做评委时,问一位创业者: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结果他的回答是,“我最不满意的是父母,在我最需要钱创业的时候,他们不给我。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将来是要做一位爷们儿的”。他说:“这太可怕了!这样的创业者谁敢投资?”

说起自己的人生经历,熊晓鸽脑子里会跳出1984年:“我考上社科院的研究生,去北戴河旅游。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大海,我很兴奋地跳下去游泳,结果第一口就呛水了。我当时就在想,我这个平时可以在江里翻腾的人,怎么进了大海就不行?人生也是一样,前方总有未曾征服的‘大海’。我个人的成长痕迹,从湘潭到长沙、考研到北京,然后去美国读书,走上了世界舞台,长了见识之后再回去熟悉的地方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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