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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路线图诞生记

2008-01-07 10:21 作者:袁越 2007年第48期
拖延了一天,联合国气候大会终于在代表们疲惫的掌声中结束。会议通过了一份《巴厘路线图》,为2012年之后的“后《京都议定书》”谈判定下了明确的时间表。

拖延了一天,联合国气候大会终于在代表们疲惫的掌声中结束。会议通过了一份《巴厘路线图》,为2012年之后的“后《京都议定书》”谈判定下了明确的时间表。

科学子弹

12月的巴厘岛,只能用湿热来形容。当地人说,今年气温并不比往年高,但现在本应是雨季,却几乎不怎么下雨,很反常。

从12月3日开始,来自世界19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大批记者齐聚这个度假胜地,商讨全球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1.5万名与会者将因此而排出10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非洲小国乍得一年的排放量。”英国《泰晤士报》请来咨询专家计算了代表们的“碳足迹”,给出了一个惊人数字。联合国同意拿出10万美元为其雇员的碳排放付“碳税”,并将这笔钱贡献给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应付气候变化而设立的“适应基金”。

从2004年就开始关注气候问题的前绿色和平工作人员喻捷参加过5次气候谈判,她肯定地对我说:“这是全球媒体最关注的一次气候谈判,来报道大会的记者人数远远超过往年。”中国派了大约10名记者,大会第一天召开的“世界气象组织”(WMO)新闻发布会上,气象学家们反复强调了科学的重要性,“科学为气候谈判提供了子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提供的证据促使WMO联合“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创建了一个由世界顶尖气象学家组成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在世界范围内共同研究气候问题。IPCC成立两年后,他们发表了第一份评估报告,并于两年后催生出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

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发表于1995年,两年后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第一次为发达国家的减排赋予了法律约束力。

但是,签署公约的仅各国政府代表,尚不具有法律效力,还必须交由各国国会通过。于是,为催促各国国会尽快通过《京都议定书》,IPCC于2001年发表了第三次评估报告,间接促成了《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正式生效。

《京都议定书》谈了8年才谈完。为了保证2012年底以前完成一份新的“××议定书”,UNFCCC 认为必须在这次巴厘谈判后制定一份进程明确的时间表,也就是俗称的“路线图”。今年,IPCC发表了第四次评估报告,把“人类活动造成气候变化”的可能性从以前的“可能”、“很可能”变成了“几乎可以肯定”。

大会最后通过决议,设立“适应基金”,并委托世界银行负责管理。这项决议被普遍认为是这次大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政治较量

第一天的UNFCCC缔约国大会于12月3日上午10时正式开始。在首脑们例行公事的讲话后,正式议题磋商前,澳大利亚代表突然要求发言:“大家知道澳大利亚刚刚有了一个新政府,陆克文成为我们的新总理。我在这里要向大家宣布,澳大利亚将立即签署《京都议定书》,成为京都家庭的一员!”

会场立刻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新总理陆克文刚刚在几小时前宣誓就职,就立刻颁布了新政府的第一个正式决议。政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了科学。

其实,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一个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曾率先提出联合国需要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公约,而不是仅仅依靠自觉。但是,一旦有了法律约束,就意味着完不成任务必须受罚。于是,发达国家开始认真计算减排成本,其结果让他们的政府大吃一惊,于是美国提出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减排项目,把成果记在自己的指标下面。施行CDM之后,发达国家履约所需资金大大降低,这才使得《京都议定书》得以通过。可惜后来美国国会拒绝签字,再加上小布什的上台,美国反而最先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小布什上台后,公开质疑IPCC评估报告的科学性,否认气候变化像气象学家说的那么严重。换句话说,科学这颗子弹反而被小布什利用,成为美国反对《京都议定书》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事实上,科学在气候谈判大会上就像一个被人随便摆布的玩偶,大会上发生的第一个戏剧性冲突就体现出代表们对科学的不信任。

会议第二天,代表发展中国家集团发言的巴基斯坦代表公开质疑主席原定的议题,要求按照规程,把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技术转移”议题从“科技咨询附属机构”(SBSTA)转移到“执行附属机构”(SBI)下面去。原来,“技术转让”这个话题已经在SBSTA下谈了很多年,至今没有成果,发展中国家早已对这个机构失去了信心。中国代表在这次冲突中力挺巴基斯坦,甚至不惜转用英语向来自伊朗的会议主席发出强烈质疑,逼得他不得不宣布休会,并在一轮紧急磋商下同意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动议。

类似的政治较量几乎天天上演,而在秘密会议中,这样的争斗肯定更激烈。

经济谈判

今年是《京都议定书》诞生10周年。本次大会专门举行了一次纪念活动。原UNFCCC执行秘书长麦克·扎米特·库塔加(Michael Zammit Cutajar)称《京都议定书》为“联合国历史上做出的最重要的一份经济协议”。

确实,虽然《京都议定书》没有给发展中国家规定减排指标,但因为CDM的缘故,发展中国家能从碳交易市场中获得非常可观的经济利益,而这次谈判的很多议题在本质上都与经济有关。

比如,热点之一“碳捕捉和碳填埋”(CCS),本是一项很有前途的减少二氧化碳的新技术,简单说就是把燃烧化石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立即收集起来固化,填埋于地下。这次会议商讨了把CCS变为CDM项目的可能性,以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和阿尔及利亚为首的石油大国,以及以挪威为代表的CCS技术发明国都一致要求尽快把CCS纳入CDM机制,进入碳市场。而以韩国、牙买加、巴西和印度为首的能源进口国则坚决反对。中国在这件事上表现出谨慎的态度。中方谈判代表、来自科技部的吕学都发言认为,必须先对CCS技术进行进一步评估,解决泄漏和效率等技术问题,才可以考虑让它进入碳市场。吕学都私下里对记者说,CCS技术虽然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却需要多消耗40%的能源,这对解决全球能源危机很不利。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岛国图鲁瓦代表“小岛国集团”发言,极力反对CCS进入CDM市场。这些小岛国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在他们看来,CCS纳入CDM就意味着那些石油大国既可以通过卖石油赚钱,又能通过卖碳指标而再赚一笔。这意味着化石能源工业又找到了一个扩大生产规模的借口,违背了CDM的初衷:提高能源效率,尽快普及可再生能源,从根本上解决气候问题。

大会讨论的结果是:UNFCCC将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着手研究CCS进入碳市场的条件。

与此类似的案例还有HFC23。这是生产HCFC22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而HCFC22是目前冰箱工业中最常用的制冷剂。以前,HFC23都是随便排放的,因为它本身没有毒性,但它的温室气体当量是二氧化碳的14760倍,因此有必要把它处理掉。焚烧HFC23的设备需要额外投资,从技术角度看非常符合CDM标准。发达国家很喜欢投资HFC23项目,因为他们可以用很少的钱就买到巨额的二氧化碳当量。中国谈判代表、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的段茂盛博士告诉我,在中国投资一个年处理5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HFC23的设备需要先期投资5000多万元人民币,但是按照目前每吨8欧元的底价,这500万吨当量能卖到4000万欧元,远高于设备投资。因此有些生产HCFC22的工厂根本无须卖产品,仅仅依靠CDM项目就能获得盈利。

为了防止有人作弊,CDM委员会规定只有在2004年底开工3年的HCFC22工厂才能申请CDM,而中国因为发展迅速,迫切需要修改这一条款,让更多工厂满足CDM条件。可是,当吕学都代表在大会上提出这一动议时,却没人响应。原来,HFC23有将近80%的市场份额在中国,而目前HFC23已经占了中国CDM总量的1/3以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想让中国获得这笔钱。吕学都不止一次公开表态说,中国政府决心比联合国规定提前10年淘汰HFC23,但这项决议案仍然连讨论的资格都没有。

此次大会讨论得最激烈的当属“技术转让”议题。发展中国家急需发达国家提供先进技术用于提高能效,以及开发可再生能源,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发达国家却坚持认为,技术属于专利,不能随便转让。

戏剧性的高潮

本次大会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减排的目标。按照IPCC的建议,为了把地球平均气温的升幅控制在2℃之内,发达国家就必须在2020年把排放量减少25%?40%(以1990年为基准)。而且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在10?15年后达到顶峰,并在2050年时减少至2000年排放量的一半以下。

欧盟极力争取把以上三条写入“路线图”中,但却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发展中国家也不愿意把这些数字列入其中,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它们也将很快被强加上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减排指标。

因为三方均不愿让步,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原定12月13日中午前必须起草一份“路线图”送交各国部长讨论,结果直到13日15时还没有任何消息。大会秘书长德波尔一脸无奈地对记者们说:“我对谈判的缓慢进程感到十分焦虑。”

转机发生在当天晚上19时30分。刚从瑞典领取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亲临会场,做了一个长达50分钟的演讲。戈尔公开指责了美国,称它是“阻碍谈判的罪魁祸首”,他还请求谈判代表们不要被美国缚住手脚,应该绕开它继续前行。

第二天,也就是大会预定结束的12月14日,传来了技术转让协议获得通过的传言。但是在减排的具体数字上,美国仍然不愿让步,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本应在晚上召开的全会一直拖到午夜都没有结束的迹象。会场内仍然聚集了大量的记者和NGO观察员,大家纷纷买来饼干、香肠,准备和代表们一起熬夜,见证那历史性的一刻。摄影记者们的长枪短炮一直瞄准各国部长们的秘密会议室,却没人出来。大家一直等到凌晨2时,却从组委会传来消息,全会将在周六(15日)上午8时举行。无奈的记者们纷纷打电话改签机票,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酒店小睡片刻。

第二天上午,全会又拖了一小时才开会。谁知就在讨论到第二个议题时,印度代表提出反对意见,要求把“路线图”中针对发展中国家条款中的三个形容词:可衡量的、可报告的和可印证的,从开头放到结尾。这一看似毫无意义的变动改变了整个段落的含义,原来这三个形容词是用来形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指标的,可改动后这三个非常严厉的措辞就将用在发达国家技术转让上面。

大会主席试图劝说发展中国家勉强接受,但谁知此时部长们仍然在秘密会议室激烈地讨价还价。中国代表团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指责大会主席在部长级谈判仍在进行时试图强行通过决议,属违规。大会被迫两次休会,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此时已是15日13时,再拖下去就有流产的危险。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紧急飞抵巴厘岛,和印尼总统苏希洛一起抵达会场,分别发表了措辞诚恳的讲话,请求谈判双方采取灵活的态度,保证“路线图”按时出炉。

谈判终于重新开始。虽然美国再次为了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拒绝通过最后的“路线图”,但在全场观众的嘘声和各国代表措辞严厉的声讨中,美国谈判首席代表葆拉·多布里扬斯基第二次请求发言,宣布美国将同意签署“路线图”,谈判的最后一块绊脚石这才终于被撤掉了。

等到大会执行主席终于在18时27分宣布大会胜利结束时,会场上只剩下一半的代表仍然在座。

最后的“路线图”是一份妥协的结果。IPCC为减排制定的三项硬性指标均被删掉,只是以一个注脚的形式出现在不起眼的位置。美国要求在发展中国家施行可衡量的、可报告的和可印证的减排的要求也被去掉,发展中国家可以继续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自愿减排。欧盟做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它甚至愿意在其他国家不参与的情况下独自承担IPCC给出的硬性指标,并对此显示出强大的意愿。

虽然一些欧盟官员,以及许多环境NGO对此结果表示失望,但是大会秘书长并不同意他们的说法。“绝不能说这个‘路线图’是失败的。”他说,“这份‘路线图‘为今后两年的谈判设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感谢伯尔基金会〔Heinrich Boell Foundation〕对此次采访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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