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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传奇

2007-11-26 13:06 作者:马戎戎 陈超 2007年第44期
《士兵突击》播出后,没有人再叫王宝强“傻根”,他变成了“许三多”。在王宝强看来,相信《天下无贼》的“傻根”是个理想人物,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许三多”更接近他本人。然而,他说,比起“傻根”和“许三多”,他更现实。

《士兵突击》播出后,没有人再叫王宝强“傻根”,他变成了“许三多”。在王宝强看来,相信《天下无贼》的“傻根”是个理想人物,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许三多”更接近他本人。然而,他说,比起“傻根”和“许三多”,他更现实。

2002年春天,北京某处的建筑工地上,一名工人腰上的呼机忽然响了,他停下手上的活计,低头看看腰间,喊出一个名字:“王宝强。”

在匆匆赶去公用电话亭的路上,这名叫做王宝强的瘦小工人还不知道,这将是一个改变他命运的电话。在此之前,他是民工、“北漂”,北影厂门口50元一天的“蹲活儿”的。而在此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电话是《盲井》剧组打来的,通知王宝强去见导演李杨。之后,他得知,自己将出演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一个进城打工几次被骗的少年。同时,他拿到了500元钱的预付片酬。

“500块钱啊,我激动的呀。”说起500元拿到手上的那一刻,王宝强的声音依然带着一丝颤抖。

对于2002年的王宝强来说,500元,是笔大钱。

2002年,王宝强16岁,已经在北京漂泊了两年。和很多漂在北京的人一样,他和另外5个人在一个煤场旁边租了大杂院里的一间房子,房子朝北,年久失修,墙上的墙皮都脱落了下来。上厕所很麻烦,走出院子后,还要再走200米。租在这里,图的是便宜,6个人,一个月才120元。为了找活儿方便,6个人一起凑钱买了一只数字显示的BP机。

王宝强到北京,是为了拍电影。1992年,他看了电影《少林寺》,当下就决定去少林寺。王宝强说,当年村子里要去少林寺的不止他一个人,只不过,别人去少林寺是为了学武功,他去少林寺是为了拍电影。

“我就是许三多”

王宝强的家,在河北省南和县,离邢台市不远。王宝强如今的家,离公路只有十几米,周围的房子以农村的标准看已经很气派,但与王家一比还是相形见绌。“这是宝强成名后给他父母盖的。”邻居的语气中透着羡慕。据邻居说,这房子仅装修就装了两三年,去年他父母才正式住进来。

家里的老房子依然保留在村东头。“那时候家里穷,他(王宝强)爷爷只有5间房,却有4个儿子,我们家当时只分到1间。”王宝强的母亲说。他的父亲后来靠着在村里帮别人盖房子,攒了一点钱,盖起了现在看到的老房子,“那时候盖好了都没钱吊顶,抬头就能看到大梁”。

王宝强出生时候,家里已经有1子1女。他的童年就像其他农村孩子一样不被人关注,在母亲的记忆中:“他的衣裳都是捡他哥哥姐姐剩下的。”

第一次读《士兵突击》的剧本时,王宝强说,他觉得非常压抑。他问身边人:“编剧是谁,我要杀了他。”“杀了他”,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是王宝强真的感觉,剧本里“许三多”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他说,整部戏里,他自己最被打动的,是农村部分和新兵连的部分。

“我小时候家里比较穷,家里条件好的孩子就会欺负我,我觉得我小时候和许三多小时候很像。”王宝强说。

《士兵突击》里,许三多的父亲总是看不上儿子的“弱”,他教育儿子的唯一方法就是打。王宝强的父亲曾经当过军人,王宝强从小没少挨他的打。

打,像拉小猪一样被爹拎着一条腿从路上拉回家,一把摔在院子里,立刻吓得连哭都忘了。拿着鞭子打,被赶车用的马鞭子抽在身上,印子一星期都下不去。挨打的原因是倔,从小就是气性大的孩子。6岁那年的农历九月,跟着母亲去邻村赶集,看上了一件褂子,母亲不给买,就坐在摊位前大哭大闹,直到母亲答应了才罢休。母亲要去哪里,他也要跟着去,不让去,就闹,就哭。母亲偏疼儿子,可父亲就看不惯这倔。中国传统家庭的教育方式,棍棒底下出孝子。王宝强想去少林寺,某种程度上也有这样的幻想——学会了功夫,看谁还敢打我。

8岁的孩子去少林寺,父母原本不同意。可是王宝强倔,挨打也要去,还主动帮父母干活。另一个原因,是家庭经济。王宝强说,那时家里只有6亩地,却有3个孩子,3个孩子各自差2岁,大哥已经是12岁的少年了。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实人,除了这几亩地,没有任何别的收入。也许,父母有这样的想法,有个孩子出去学学也好:“干出来最好,干不出来也无所谓。”王宝强这样猜测父母的想法。

最快乐的时光

一到少林寺,王宝强就拜了一名师傅。

拜师时候,释延宏还是少林寺的一名武僧,如今释延宏已经带着自己的弟子创立了少林寺护寺功夫院,名片上印着“少林寺护寺武僧总教头、少林寺第34代功夫传人”等头衔。他收徒讲究“缘”,用他的话说,能成为师徒,说明“缘到了”。也许正因这样,他的护院武僧功夫院并没有公开招生,拜入门下的大多是通过介绍。“师父事先还要摸骨,看这孩子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学武,然后才决定是否留下。”陈亚楠解释道,他如今已经是师门中习武时间最长的弟子,师父不在,就由他指导师弟们练功。

提起王宝强,释延宏立刻说:“这孩子聪明,学武特别快。”入门的时候,释延宏就认为王宝强骨脉不错,很适合学武。当时他还没有创办护院武僧功夫院,就带着自己的十几个弟子在少林寺对面的山坡上练功。

入门最初3年是基本功练习,也是最苦的阶段。晨练是必不可少的,冬季在凌晨5点,夏季4点,他的弟子就要准时起床,周一和周二是素质训练,从少林寺跑到登封市区,再返回来,几乎相当于一个半程马拉松。有时又是从少林寺跑到山上的达摩洞,“那边的山坡这么陡”,陈亚楠用手比划出一个45°角,“跑着上去,还必须手脚并用爬下来”。而这样的跑步,刚刚是拉开韧带的准备活动。上午是训练、下午学习文化课,晚上还要将当天的训练内容复习一次。下盘是功夫的基础,腿功就是他们开始训练的主要内容,每天都要踢腿、劈腿,马步、虎步、扑步,训练量一点一点增加,“每增加一次,第二天浑身都疼”。陈亚楠回忆自己练功之初的感觉。

学武自然免不了挨罚,陈亚楠有一次跑步慢了,被师父罚扎马步,一扎就是3个小时。有时徒弟调皮,释延宏也会用体罚惩戒。王宝强说,当年自己有时被打得急了,也会幻想种种报复手段。但是王宝强从来不跟父母说起自己练功受的苦,偶尔跟嫂子提及,被嫂子告诉了母亲,他却没事人一般说,“听别人说呢,没事”。

3年之后,就开始学习各种拳法套路,陈亚楠称之为“好学难练”,“学动作、招式都很容易,可是每个招式都有很多讲究,比如说出拳,右手出拳要有很快的速度和爆发力,同时左手还要化解对方进攻,抻拳,一抓一钩,把这个最简单的练好都不容易”。王宝强学习套路进步很快,释延宏也夸他“悟性不错”。

在少林寺的6年中,王宝强只在过年的时候回过家。“我和他爸一次都没去少林寺看他,去一趟还得花钱。”他母亲说,“他写过两三封信,可是我不认识字。”他姐姐透露:“宝强寄回一张相片,剃了光头,穿着和尚练武的衣裳,露着一只胳膊,我妈一看就哭了。”

然而王宝强说,他觉得人生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少林寺。

“北漂”就是新兵连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来少林寺学习武艺的,大多是农家子弟。“孩子们现在辛苦,将来能有一个好出路。”这是释延宏经常说的话。这些出路里包括进部队担任教官、影视业的武行、进入少林寺武术表演队、在国外开武馆等等。王宝强14岁离开了少林寺,临行前,他跟师父释延宏谈到自己的家境,“他说自己家庭条件不太好,想去做影视行业”。

2000年,身上带着500元钱,王宝强来到北京。第一站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

“看见电影厂门口有那么多找活的人,可高兴,觉得特别亲,觉得大家都是同行。”王宝强说。

第一天,没找到活儿,晚上被人骗去一家地下室,一张床位,一晚20元。后来,他一个月的房租,也才20元。

第二天,没有活儿。第三天,还是没有。初来乍到的王宝强,蹲了半个月才等到了第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穿着大褂在明清一条街上走一遍,走完下场,就像《喜剧之王》里周星驰苦苦企求的那种角色:“完全看不到的角色有没有啊?”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怎么等,也等不到一个角色。他学会了在人群里奋力向前挤,学会在人前展示自己少林寺里学来的功夫底子,学会忍受所谓“同行”的冷眼,但是机会总是迟迟不来。后来才知道,“蹲活”也有蹲活的规矩和技巧。很多有经验的群众演员根本就不用整天蹲在电影厂门口;他们都认识“穴头”,很多挑演员的副导演不去厂门口,只要找“穴头”就可以。

日子一天天过去,带来的500元要花完了,没有龙套演的日子,他只能和同住的伙伴去建筑工地打零工,一天25元,包吃不包住。

理想没能实现,打击不断袭来。“没出名时候,被人说得狠着呢,说啥的都有。”王宝强说。同伴劝他放弃:“说我长得不好看,说你又不是李连杰、成龙,又没拿过武术冠军,你说拍电影,你有什么条件?你又没有关系什么的。”有一次找到了包月的活,一个月300元,包吃包住。擦玻璃时不慎把洗手台子打碎了,要赔,一个月的活全白干了。

“《士兵突击》里有一句关于骡子和马的台词,我从那时候就知道,我是骡子,不是马。”王宝强说。

不是马,就得加倍努力。有时偶尔能接到武行的活计:被人扣住手腕,从梯子上摔下去。有经验的老武行是假摔,他是真摔。导演很满意地点点头说:“很真实,这条过。”他已经摔得浑身都青了。最痛苦时候,王宝强带着满身伤,绝望地躺在工地的房间里,望着天花板。《士兵突击》里有一场戏,许三多一个人躲在坦克车里不愿意出来:“那天我发现了战车的另一个用处,你可以把自己关在里面,假装世界上除了你没有别人;假装你已经死了;我后来经常想起那个失败的晚上,我想如果不出来,我的人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王宝强说,演这一段的时候,他觉得完全是他当年躺在工地房间里的心声。

从2000年到2002年,王宝强一个电话都没给家里打过:“不知道该说什么,也没脸给家里打电话,自己没混出来。”“我不知道我怎么面对我的父母,我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再回到老家再生存下去,但是往前走确实是不知道,全是黑的,你看不到光明,一点儿意向都没有,就不知道,完全就是摸索。”

贵人来了

2002年冬天,王宝强终于给家里打了来北京以来的第一个电话,用的是小卖铺里的公用电话。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都好吧,庄稼怎么样了?”电话那头,家里人立刻骂了过来:这么长时间不跟家里人联系,以为你死了。骂完,两边都哭了。

那时他已经拍完了李杨的《盲井》。

王宝强说,李杨是他生命里的第一个贵人。他还是习惯把自己的生活和许三多对应起来:“《盲井》像是史今,把我带入部队;《天下无贼》像是袁朗,让我真正知道演戏是怎么回事;《暗算》让我在演技上有了突破;《士兵突击》让我真正奠定了位置。”

李杨看上王宝强,是他身上的质朴本色。李杨是反对学院派表演模式的人,他觉得,王宝强之所以后来能脱颖而出,就因为他“很贴近观众”。

在李杨看来,王宝强很“努力”:“他是草根阶层出身,生存不易,所以知道珍惜每一个机会。”而《士兵突击》的编剧兰小龙也说,他特别羡慕王宝强成长经历当中曾经有过在北影坐冷板凳的经历,很少有人从年轻时候就从零开始的这种状况。

《盲井》里有下井的戏,几百米深矿井,要求演员真的到矿井中去表演去拍摄。很多演员都放弃了,而王宝强真的下了井,真的坚持下去了。李杨很感慨:“这行里聪明人太多了,很多人拍电影就是为了成名,就是为了赚大钱,遇到危险就跑了。可是王宝强没跑,那时我觉得,这小孩行。”

在王宝强看来,他能够得到《盲井》的机会,只有两条:一是坚持,一是相信。

王宝强不否认幸运的存在,但他认为,除了幸运,自身努力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自己还算是个勤快的人:勤跑,勤打听消息。《盲井》剧组招人的消息,就是他打听来的,听到了,立刻就放下所有的活跑去面试。

做演员,一个很大的开支就是拍照和印照片。生活已经很苦了,但王宝强从来没有省过印照片的费用:“第一张可能白洗白送了,第二张也白了,但是第100张,第200张呢,也许人家挑中的就是第200张。”

王宝强说,他从没学过表演,所以他在片场只有一条,相信导演,导演让怎么演就怎么演。“拍《盲井》时我啥都不懂,拍《天下无贼》时更不用说,冯小刚那么优秀的导演,按他说的演就没错。”

《盲井》是低成本电影,演员拿的都不多,钱都放在制作上。王宝强说,当时他拍这部电影时,根本没想片酬问题,也没想上没上保险,只觉得这是个机会,一定要抓住。《盲井》的拍摄中,资金出了问题,很多人都跑了,也有人劝说王宝强走,但是王宝强没走。

王宝强说,自己从来不会主动跟人要什么。以前跑龙套,穴头通常都会在演员费用上卡一手,但王宝强不争,给多少是多少:“你跟人家争,人家就不用你了。”后来出了名,就不用争了:“到现在,位置在这里了,你不用争,人家也会给你。”

从少林寺出来以后,王宝强的脾气就不那么倔了。“在家里倔,有爹娘让着你,出来了,谁会让着你?”在剧组里,王宝强不是爱说话的人,也不扎堆。正在拍摄的电视剧《烈火男儿》在广州一处消防大院培训,在班长眼中:“王宝强不爱说话,当然你跟他说话他也说。”

然而训练场上的王宝强其实是紧绷着的。有一个项目是学习穿衣服,消防队员们必须在十几秒内把衣服穿好。别人训练的时候,王宝强就蹲在旁边专心看,看完了等他上场,居然第一次就迅速完成了动作。

“对我来说,每一次机会都是最后一次。”王宝强说。他是个肯场下下苦功的人,他文化程度不高,所有台词,都翻字典来注音。别的演员是拍一场戏记一场戏的台词,他是提前把所有的台词都背下来:“这样方便导演调整。”刚开始时候,记台词要花好久好久,后来记得就越来越快。

2003年,王宝强以《盲井》在台湾地区拿到了金马奖。冯小刚是看了《盲井》之后找到王宝强的,因为很多明星都有档期问题,冯小刚先问王宝强:“4个月行不行?”王宝强连连点头说:“行,行。一年都行。”《天下无贼》之后,一切都顺理成章,“傻根”在《殷商传奇》里成为哪吒。《暗算》里成为天才少年阿炳,在《士兵突击》里成为许三多。

王宝强说,他非常感谢这几部戏的导演:“以后只要是他们的戏,他们让我演死尸我都去演。”《天下无贼》拍完,他觉得无以为谢,就从家乡背了一袋小米送给了冯小刚。

对于王宝强来说,他现在要非常努力去做的是,怎样才能继续保持一种质朴的生活方式。他说,他自己是“摸着底走上来的”,拍戏时候,他依然最能吃苦。拍《殷商传奇》,所有撞在墙上的动作,都还是真撞;拍《士兵突击》,许三多在剧中做了333个腹部绕杠;拍这段戏时,王宝强没有用替身,伤了手,大拇指上掉了一块肉,腰扭伤了。

他对金钱的态度,基本还是:“挣了钱就给家里,自己留下够花的就行。”但是许多变化在悄悄发生,有时令他困惑。

成了名之后,应酬场合就多起来,喝酒就成了难题:“我一直不太会喝酒,但很多场合,你不干了就不行。”他成名后,去少林寺,去北京,一下成了家乡子弟的热门出路,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是他也实在帮不到这么多人:“我最多只能做到帮他们介绍。”

他忽然发现,他的时间也开始紧张起来:“《士兵突击》之后,今年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每天都要接受七八个电话采访。我以前不怎么会说话,你看我现在能说了吧,都是采访练出来的。”此外,还要录歌,录广告,上新戏??2000年,他来到北京时候,买的是站票,没少被别的旅客翻白眼,当时,他想,有一天有钱了,一定买一张坐票。现在,他坐飞机都已经是家常便饭。

2006年,王宝强还回家帮家里收玉米;今年就不可能了。他说,今年的春节,他想带父母去海南。他觉得,人生最美的事,就是终于向父母证明了,这个儿子没白养。那些混在北京的日子里,这是他最大的压力,也是他最大的动力。

王宝强说,《士兵突击》是他入戏最深的一部戏,许三多是什么样子,王宝强就是什么样子。《士兵突击》的后半段,人生的残酷真相逐渐向许三多展开,在竞争的压力下,许三多杀了女毒贩,也看到了自己的成功给别人造成的压力。王宝强说,这也是他一直在想的一场戏。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他说:“如果有一天让我再碰到这个,我一定还会杀了他,因为我是一个兵,我相信第二次杀人的时候,肯定就不会像第一次那样,以后杀人肯定是不眨眼的,一样能磨练出来。只是你们没有看到第一次杀人时候的样子,这就是成长。”

王宝强说,他觉得拍完《士兵突击》之后,人就老了。因为看得多了,要应付的事也多了。事实上,在他看来,《士兵突击》后半段的许三多,已经比前半段老了很多。现在想起来,他觉得,拍《盲井》时,是最单纯的。

电视剧里,最后一句台词被安排由袁朗说出,只是不是对着许三多,是对着成才,他说:“路很长,比许三多还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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