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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张金波与他的10年冤狱

2007-08-13 15:45 作者:吴琪 2007年第29期
背负“强奸罪”罪名在监狱里服完了10年有期徒刑后,张金波等来了无罪宣判和国家赔偿。漫长的3644天刑期和30.4857万元的偿还,这些细微到小数点后边的数字,将他的10年人生做了一个最简约的定格。

背负“强奸罪”罪名在监狱里服完了10年有期徒刑后,张金波等来了无罪宣判和国家赔偿。漫长的3644天刑期和30.4857万元的偿还,这些细微到小数点后边的数字,将他的10年人生做了一个最简约的定格。

不似湖北佘祥林案,11年后会有一个“被害”的妻子突然活着回来,瞬间将“冤案”还回本来面目;张金波和父母只能不懈地申诉,将一起诬告案件彻底澄清。十几年前的张金波一身警服,是哈尔滨南岗分局芦家派出所的管片民警。他会在晚饭后回到辖区再溜达一圈,“晚上21点以后是案件易发期”,他试图和管片内的731户人家打好交道。一次纠纷过后,因辖区内的妇女郭某声称“被他用手枪顶着,强奸了3次”,在没有任何物证的情况下,张金波迅速从警察变成了罪犯。

人们对警察的职业想象和警察执法权力的好奇,多少会遮蔽对张金波个人情感的探究。而警服下小人物张金波与他的悲剧人生,并未随着案件大白天下的结局,变得多么轻松……

片警遇到的“麻烦事”

张金波抬头看了看天,上午8点多的“阳光真刺眼”,这是2006年5月的最后一天。10年未走出黎明监狱的大门,迎面扑来的年迈父母放声大哭,张金波连眼圈都没有红一下。坐上76路公共汽车,看着路旁林立的大厦和呼啸着的车流,44岁的他有些恍惚:“这是哈尔滨吗,我是回来了吗?”下了车,在这个城市土生土长的他却不敢过马路,跟着母亲穿梭在一堆高楼间,张金波疑惑地张了张嘴:“妈,这是哪儿啊?”69岁的吴淑珍一下子哭了出来:“你咋连自己家都不认识了呢?”

一年多以后,获得了国家赔偿的张金波好像有些习惯高墙外的生活了。他刚刚染黑了头发,穿着朋友买给他的花衬衫,凉鞋里精心配着白袜子。不过坐在记者面前的他偶尔会羞涩地笑笑,摸摸脑袋,“好像被人从外太空抛回了地球”。

“呆滞、苍老、憔悴。”哈尔滨《新晚报》记者闻礼莉2006年12月第一次见到出狱半年的张金波。张金波穿着有些破的皮夹克,过时的高领毛衣露了出来,“像一个进城的民工”。眼前又黑又瘦的小老头,很难让她凭多年的记者经验去重组这个人10年前的形象。而十几年前公安局的老同事们,只记着30岁出头的张金波,1.81米的个子,体重190多斤,精神头十足。1995年5月12日的一个偶发事件,成为张金波人生新的叙述点。

这一天哈尔滨刮起了大风。负责管辖南岗区海河路片区的张金波对当天印象深刻,是因为按照管理规定,“五级以上的大风禁止生明火”。他挂出了防火旗,然后开始挨个检查片区内的大小餐馆。当了10年警察,张金波管理的区域是芦家派出所相当好的地段,它处在哈尔滨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边缘,有黑龙江省国家安全厅、原哈尔滨建筑大学、市工商银行干部学校等“大单位”,“这片干部多,层次高,容易打交道”。与其他片警相比,731户居民对张金波来说,工作难度并不大。

郭淑兰出现在张金波的生活里,只有两个月。1995年3月的一天,张金波发现片区内有门面房在装修,工人说装修期超过一个月,张金波撂下一句话:“你们得办暂住证,让你们的老板回来后去找我吧。”女老板郭淑兰与张金波有了第一次交道,两人并不愉快。张金波对辖区的户头都很熟,郭淑兰刚刚从太平区搬过来,租房想开个小饭馆做生意,是个生面孔。听到张金波让自己办防火执照,郭淑兰说,“那玩意儿不办了,来不及了”。这之后郭连续三天托人请张金波吃饭,张在同事的说情下,“让她一边办防火执照一边先办冷食,已经是网开一面了”。郭淑兰几次向张金波提起,自己亲戚是公安局领导,张金波不用对她的事情太过“计较”。张金波非常反感,觉得郭在“压”他,“你说的领导管不着我,我做我的工作就行了”。

5月12日这天,张金波到了几个饭馆要求熄灭明火,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来到郭淑兰的饭馆,工人却不愿熄火,张金波拿起手边的一壶水,“‘啪’的一下泼进了炉灶”。他正准备离开,听到旁边房间传来麻将声。之前附近有居民怀疑郭淑兰设赌局抽份子钱,希望逮个正着的张金波一把推门进去。“老板娘坐在门口,打麻将的几个男人突然看到我穿着警服,慌张地把牌推倒了。”郭淑兰自认为是“见过世面的人”,招呼打麻将的人,“来来来,接着玩,不用搭理他”。警察的尊严受到挑战,张金波最受不了气,一把将麻将下的毯子拢起来。郭淑兰扑过来抢,几个男的开始推搡。等张金波反应过来,麻将已经不知去向;他急着出门找麻将,几个男人又偷跑了,“回头看见郭淑兰和她未过门的儿媳妇李丹冲我直乐,真是把人气疯了”。

郭淑兰与张金波的这次“交锋”,渐渐有了赌气的成分。觉得尊严受损,但是又怕郭淑兰当街和他拉扯,张金波让郭淑兰和李丹“主动上派出所去接受处分”,因为她们涉嫌聚众赌博,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郭淑兰自然不会主动去,40分钟后折回的张金波非常愤怒,将涉嫌“伤害在逃”的郭淑兰儿子带回了派出所。

很快,芦家派出所门口聚集了郭家找来的几十人。目睹了这一场面的民警姜文风(化名)向记者讲述,“郭家气焰很嚣张,说我们公安局的一个大领导是她家亲戚,又喊又闹”。郭家很快将儿子抢了回去,见到派出所所长的郭淑兰和李丹突然跪下,放声大哭,“说张金波喝醉了酒,让她们陪着打麻将,不陪打麻将就打人,他还摸了李丹的乳房”。姜文风的印象是,郭的气质与片区的其他居民不太一样,“浓妆艳抹,嘴巴涂得特别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离奇“强奸”

郭淑兰称自己的亲戚是市公安局纪检方面的某领导,在张金波等人看来,更像是她生气时说出来逞能的话,谁也没太当回事。但是纠纷的第二天,郭点名的某某领导亲自带队,到派出所来查张金波。5月31日,郭淑兰到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控告张金波,说他在1995年3月至5月间3次强奸了她,当晚张金波被刑事拘留。哈尔滨市公安局纪检委专门组成专案组负责审理张金波,而张金波既非党员,又不是干部,对于纪检委出面的审讯感到难以理解。

一名同事突然被抓,大家又基本知道事情的经过,初期姜文风觉得事情不会“整得太大”。原专案组成员、南岗公安分局预审科预审员孙洪彬在张金波出狱后,曾回忆当时的情景,孙被抽到监察室帮忙,“领导说市局转来一份举报材料,要求7天之内搞清基本犯罪事实,报送检察院批捕”。第一次提审,张金波没有承认犯罪事实,专案组很不满意。孙洪彬就去搜集其他证据。孙洪彬说:“当时就认为他有罪,所以想办法凑足材料。”举报信中还提到另外两件事,一是张金波授意在郭某小饭店门前建一小房,并要据为己有。二是郭某的弟弟请张金波和另外两名民警到洗浴场所嫖娼。后经孙洪彬调查,两件事情均不能查实。

即使这样,南岗公安分局在遭到两次拒绝后,报请南岗区人民检察院批捕成功。哈尔滨市公安局七处多次将预审卷移交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公诉,都被退了回去。直到市检察院决定“张金波案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提起公诉”,张金波于1997年2月无罪释放时,已经在看守所羁押了671天。

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大劫难”后,张金波被南岗公安分局按照“编外人员”安排工作。就在释放的当月,他分别向南岗公安分局和南岗区人民检察院递交了赔偿申请书,要求对他的错误刑事拘留予以赔偿。

这在局外人看来,是个极为不妥的举动。张金波的警校同学、现为哈尔滨市某派出所所长的王勉(化名)说,张金波1997年回家时,情绪非常激动,倔强的他坚持要讨个说法。哈尔滨铁路公安处的孙力军是张金波中学好友,他说,读书时的张金波就因倔强而闻名,“他总有自己的主见,书生意气太重,虽然是警察,可是一点不懂得社会需要的圆滑”。

倔强的上告成为张金波二次被捕的直接原因,它被理解为与第一次事件相关领导的直接对抗。孙洪彬曾参加当时由公检法三个部门参加的协调会,专门讨论张金波的上访问题。根据孙洪彬的描述,当时领导对张金波上访一事很反感,“身为警察还要求赔偿?”有位领导当场问:“张金波案能不能定得住?”有人回答说:“应该能定住。”1998年2月16日,张金波第二次被抓进看守所。公安机关并没有出示拘留或逮捕证,他仅收到了一张《哈尔滨市公安分局撤销对张金波释放证明的通知》。

1998年10月26日,南岗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宣告张金波犯有强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张金波和父母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申诉。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古一鸣(化名)是张金波案二审的审判长。如今68岁的古一鸣回想起9年前的案子,记忆十分清晰。“第一次看卷,头脑里就产生了很多疑点。”最让古一鸣疑惑的有三点:一,李丹的描述是,1995年4月初某日14时许,张金波用手枪顶她的脑袋,逼其从后门出去,敲开被害人郭某的房门,将郭某强奸。古一鸣亲自到现场去查勘,发现郭家饭店就在大街上,对面是60路公共汽车站,饭店附近人来人往,非常繁华。更直接的是,饭店根本没有后门。从唯一的正门出来,到郭某居住的小房间,必须经过一条长约30米的胡同,旁边都是小商小贩。“请问一个警察若在下午14点,用枪顶着一个姑娘的脑袋,会没有人看见吗?中国人的好奇心那么重,肯定引起围观了,何况张金波作为管片民警,认识他的人非常多。”第二个疑点是,李丹只提到自己帮张金波敲开了门,转身离开了,张金波进屋强奸了郭某。“说明她并未亲见强奸的发生,她作为证人,证明力度不足。”更重要的是,强奸案一定要有物证,一般是对嫌疑人遗留的精斑做检测,比其他案件的审理更为慎重,但此案任何物证都没有。“就凭这三点,案子定不住。”

当年59岁的古一鸣有多年办案经验,他一再向记者强调,定案需要“四脚落地,叮梆铁牢”。证据必须形成链条,“如果还敞着口,定不了案”。这个“漏洞百出”的案子很快让古一鸣得出结论,合议庭讨论时,3名法官意见一致——张金波无罪。

然而古一鸣也没有预料到,审判委员会否认了合议庭的意见,“我作为下级只能服从,没有办法啊”。这个案子是“上面带着指标下来的,说了必须要定住”。古一鸣觉得对张金波有些愧疚,“当年提审他时,他一个劲地哭,说不出太多道理,但是坚持说他没干过”。让古一鸣更坚信这是一起冤案,是因为听说张金波三次拒绝了监狱的减刑。张金波提起此事非常坚定,“减刑的前提是认罪伏法,我没有罪,怎么服?情愿牢底坐穿,也不接受妥协”。

迟到的公正

2006年12月18日,当听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自己无罪时,张金波当庭落泪。近10年来,案件经手8个法官、6次审理,出狱半年后才获得无罪裁决。就在出狱的前一夜,张金波激动得没法入睡,监狱外的母亲吴淑珍知道儿子心事,“孩儿把名声看得重于一切,他多想带着清白名声出狱”。拿到无罪判决后,张金波特意回到监狱,告诉干警和狱友这个好消息,“服刑10年间我不断申诉,是拒绝认罪的典型,现在他们总该相信我是无罪的吧”。

在家徒四壁的屋里,为了接受记者采访,吴淑珍特意穿上了好衣服——派出所户籍警送给她的旧衣服。在弄清儿子的罪名是“强奸”后,虽然完全不相信,老两口还是偷偷地找到郭淑兰的餐馆。近50岁的郭淑兰出来倒水的间隙,老两口走近看了几眼,“她半耷拉着头发,穿得很暴露,嘴巴血红,我儿子根本不可能多看她一眼啊”。

心里知道委屈,老两口仍觉得抬不起头。张金波的父亲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脸皮薄啊,从小对孩子管得非常严,一辈子没被人说过重话”。当张金波获得国家赔偿的消息7月24日见了报纸,吴淑珍特意下楼去买报,报摊小伙子指着新闻感慨:“这个人的妈妈真不容易,拖了10年,得把人拖成个什么样啊。”头发稀疏而斑白的吴淑珍不敢应答,“搬到这里这么多年,没有人知道我家的事,即使现在翻案了,一下子也调整不过来,不敢多见人”。

儿子出事后,从哈尔滨第一工具厂退休的老两口过上了另一种生活。吴淑珍在好意照顾下,得到了一份到派出所打扫卫生的工作,每月收入300元。老伴作为高级工程师返聘到单位,但收入也只有三四百元。每月到监狱给儿子买饭票就得400多元。“为了省钱,我去监狱都是骑自行车,一口气骑一个半小时,遇到大上坡也不敢停。一心就想多看孩子一眼,怕他被冤得活不下去。”老两口开始了艰难的上访和申诉。由于经常磕头下跪,吴淑珍膝关节骨质增生,落下了不少病根,“早上四五点去派出所做清洁,然后赶紧去跑各个部门。有时候跪得太多了,只能趴在地上清扫”。

父母10年间从来没有怀疑过儿子,吴淑珍说,有律师甚至好几个法官都告诉她,这明显是个错案,要她坚持下去。如今对法律谙熟的老太太会问:“如果我儿子真的是持枪强奸,他作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是要判无期或死缓的啊,怎么可能只判10年?”在上访中,她遇到过不少鼓励,“有几个接待我的‘人大’代表,我哭一次,她们跟着哭一次,不断地鼓励我申诉下去”。

母亲讲述时,张金波会不时地离开,貌似无意地回避父母受苦的细节。父母看到儿子的满身伤痕,也不愿过多追问。在受到极大冤屈的10年里,高墙内外的儿子和父母都为对方努力生活着,苦难成为心知肚明但是谁也不愿触碰的疤。

对社会的记忆中断了10年后,张金波小心翼翼地开始找寻正常生活的路径。刚出狱时他会开着灯睡到天亮,因为监狱里一直是开着长明灯;他不敢出门,不愿见人,也怕说错话。“去电影院都新鲜,一张票要50元,那些设备我都没见过。”朋友特意从北京来看望他,给他买了一个900元的小灵通,“我拿到邻居家,学了半宿,才知道怎么打电话,哪里听说过发短信?真是心酸啊”。有朋友想把手提电脑给张金波用,他不敢要,“我完全不懂,别给人家整坏了”。他一边看书一边去网吧实践,“现在懂得上网,看到我的新闻有很多网上留言,我也能简单打字”。

在张金波自己的小屋里,除了朋友给他买的床和桌子外,唯一显眼的就是两幅字。一幅是《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一幅是岳飞的《小重山》,都是他从前最爱的段落。家里显得非常空,他出狱后将多年收藏的上千本书,“烧的烧,送的送,一本不留了”。张金波从小最大的爱好是看书,工作攒下来的钱,基本上买了书。“回想起来,那时候自己太热爱生活了,早上6点起床,每件衣服都会熨好了再穿,有时候上下班会换上一身白西装。回来吃了晚饭还去片区溜达,玩命想着怎么工作。”而对着满壁橱的书,他一本都不想留下,“不想再让书害我了,过去太浪漫了”。

今年6月,哈尔滨市公安局有关领导找张金波谈话,商量怎样恢复他的工作。而据知情人讲述,即使在宣判无罪后,有关领导还是准备辞退张金波,因为他“违纪了”。随着新闻媒体越来越关注,张金波的“运气”才逐渐好了起来。倔强的他已经向黎明监狱和哈尔滨市司法局递交控告状,要求对毒打他的干警追究责任。他也将通过司法程序追究错案责任人,以及诬告他的郭某和李某。而当年状告他的两个女人早已从大家视野里消失,2005年7月,黑龙江省高院对该案再审时,办案人员花费很大力气才找到她们的居住地址,但是两人都没有出庭。

7月26日晚上,张金波请来多年老友和几位报道他的记者朋友,一起聚聚。酒酣耳热之际,皮肤黝黑的他两眼发光,背诵起培根的名言,这是他在警校时就喜爱的句子,多年来一直相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一旁的好友孙力军有些眼圈发红,26年没有相见,“你的性格真是一点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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