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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再次升起

2007-08-07 13:45 作者:马戎戎 2007年第30期
“这部电影有非常多解密的快感,几乎像《达·芬奇密码》般繁复,一旦找到关键,

台湾影评人焦雄屏对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的评价是:

“这部电影有非常多解密的快感,几乎像《达·芬奇密码》般繁复,一旦找到关键,

就觉得此片非常清晰和令人震惊。”但少数看过此片的人杜撰了这样的段子:

看不懂的人问女主角周韵这部电影要讲什么,周韵说: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

转回头问姜文,姜文回答:所有的必然都是偶然。

《太阳照常升起》是姜文继《鬼子来了》之后,用5年时间拿出的作品。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人,包括以往有特权提前看到电影的人——记者和影评人,都只看过片花和花絮。片花里影像灿烂,高度饱和的色彩和亮度让人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台词:“那时候永远是盛夏,大晴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似乎用了很多大广角,世界总是些微变形,宽阔的原野上奔跑着暗金色的火车,分外厚重和宽阔,像是铜制的;拖着长长彩色尾巴的奇异鸟儿从女主角头顶翩然飞过——那不是我们习惯的世界。

《太阳照常升起》改编自女作家叶弥的小说《天鹅绒》。姜文喜欢这个女作家,他觉得她“样子可爱,干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作家”。姜文说他看到小说的第一个感觉,脑子里突然出现了新疆的歌曲。很多很多年前上大学时,夏天的操场上,新疆同学围在一起唱歌跳舞,有一首歌的旋律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姜文说,直到两年前,他读到这个小说,才恍然大悟,原来它就是那音乐所代表的世界。

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一辆拖拉机从雾里面出来,随着雾前进,四周都是雾,人都可以在四周进来出去,但眼前的地面永远是清晰的;然后是地平线,黑点,一匹肥硕的骆驼上驮着两个女人,她们去干吗呢?一个人去奔丧,一个人去结婚,一个人不说话,但她们一直在交流,慢慢是橘黄色,完全是橘黄色。”

就这样,8000字的小说被拆解成4个故事,姜文在脑子里把它剪成了1小时40分钟的电影,然后讲给叶弥听。叶弥说:“你们怎么扯这么远了?”

电影的名字是从圣经《旧约》里来的:“一代人来,一代人走,大地永存,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常升起。”姜文说,他觉得很像这个电影的气味。时间流逝,生命交错纠结,但不过如他在女儿出生时所感受到的:在漫长的生命环节里,每个人都只是一瞬间。姜文说,这是一部“带劲儿”的电影。

为了重现出脑子里的那个“带劲儿”的世界,《太阳照常升起》花了1000万美元,历时一年,从云南到甘肃,动用了几百只飞禽走兽,很多出现在影片中的动物,毛色质感都被姜文修改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把300多立方米的藏式房屋、数十吨鹅卵石和红土从千里之外运到外景地;数十辆卡车被调集,托载一只铁甲船从金沙江下游一直运抵高原湖。最先进的数码虚拟技术被应用在电影里,《天使爱美丽》的制作公司制作了那些特效,因为姜文要求这些特效场面必须带着人味和激情,并要求它们完全看不出痕迹。就像法国特技人员叙述的那样,姜文希望呈现这样的效果:“我们制作的特效能听见它们所说的台词。”

讨论剧本的过程很漫长,按照过士行的叙述,剧本找到他是2004年的“五一”节,之前述平已为了这个剧本工作了半年,而从他介入到和述平共同完成定稿,也用了很长的时间。过士行说,姜文的习惯是召集一群人来谈剧本,前期介入的人全召集来,听了还要提意见。述平耗不下去,回长春老家办事儿了。姜文谈剧本时喜欢找人朗读,过士行还记得那年夏天很热,姜文的办公室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化宫里有座小假山,一伙子人就到山上去读剧本,夜里没有灯,大家都打着手电筒,气氛浪漫。

给姜文做剧本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过士行见到述平的剧本时,剧本已经相当完整,装订得也很好,还有电脑做的插图,内容是姜文描述过的画面。可姜文还是对过士行说,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过士行觉得自己就像个保养车的师傅,给这里换换零件,给那里加加油。

剧本的雏形,是姜文口述的,但姜文口述的不是文字,是影像。

“他这样跟你说故事,一双脚出现在画面里;沙地是白沙地,一片纯白,没有人走过。而一般的人叙述的时候可能会说,从前,有个人,怎样怎样。”这是述平对姜文“谈剧本”的描述。

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马小军跳烟囱的那场戏,他染过半个烟囱,因为他觉得真实生活中的烟囱颜色不对。电影拍完后好几年,取景地辅仁大学旧址里的烟囱,依然一半是灰的,一半是红的。拍开场戏的时候,姜文觉得飞机的颜色不对,就把飞机也染了。这种“改天换地”的激情,一直延续到《太阳照常升起》。

《太阳照常升起》第四个故事的外景地选在大西北的玉门。周韵饰演的女人,在50年代某一天去新疆奔丧,这个故事要求的美术氛围是“一片橘黄色”。艺术指导曹久平对女人、丈夫的设计是火车旧车厢构成的营地,周边全是戈壁、沙漠。三节车厢打通后构成的会议室,窗外即是大沙丘,黄沙已从窗口流进来。姜文认可了这个方案,但外联制片接触兰州铁路局联系旧车厢时,向北京报告说租用这些旧车厢要从近千里之外运来,拍完还得送回,为这个创意要花费30万元。而这时姜文正为压缩预算发愁,所以把场景就改到我们采景时去过的玉门火车站,邻近的小城市已经基本撤离,车站已处于半荒废状态,大车间空无一人。剧组决定用那儿改造。但工厂曾被90年代初全国流行的、用彩色涂料刷墙的风潮感染过,车间墙面全被刷成了绛红色,为了体现那种大西北的建筑根植于戈壁沙漠和环境融为一体的感觉,曹久平选用了当地最好看的一种黄土,把整个工厂里里外外全部喷了,一共几万平方米。一年后再拍,黄土氛围的工厂经风雨做旧,效果更加自然。

第四个故事里出现了蒸汽机车。几经换代,早已没有合适的50年代的蒸汽机车。最后,大家发现,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守车,和原来的样子并无太大的区别;于是,剧组拆下了13节守车,拼成了一列姜文满意的火车,并将整列火车打油、漆成黑色。

“姜文喜欢那种特别‘狠’的东西。”过士行说。他把这种“狠”解释成震撼性——内核特别有力量,特别给人以冲击力。

“我们当时去谈剧本,他问我,你觉得这个故事是灿烂的么?颜色是鲜艳的么?是梦境的么?”导演助理许普乐回忆说,“他说,我要拍一个颜色特别绚烂的,很沉的东西。”

曹久平把这种“狠”理解成“超越现实又接近现实,非常个性化”。姜文要美术给他提供一个“不相干的因素组成的村子”,结果1000公里外藏式房屋的木框架被立到了云南哈尼族村寨的广场,装上了哈尼式的草顶。

“他想要的东西太个性了。”曹久平说,“比如说故事中周韵演的母亲,一天她换洗干净后对儿子说:‘前一阵我好像是疯了吧?这会儿好了,你去忙吧。’儿子听了很高兴,放心地开拖拉机接人去了,等儿子回来时,妈已经消失了,只看到河里有她的衣服从上游漂下来。一般人都会拿生活中的经验去想,衣裳和鞋从上游随意漂下来,应该是半沉半浮的感觉。但姜文不要这样的,他要观众先看到的是一双绣花鞋漂来,他要这两只鞋是几乎并列的一前一后,那么在河流中如何保持方向和队列就成了问题。在鞋后面是上衣,最后是裤子。他要的鞋是有排列的,衣裳是张开的、有形有款的。”

不仅如此,“腾冲的湿地中,草地能漂着走,草顶加在徽式房上,希腊式的矮墙在山坡上,漂过来一片岛,疯妈的新鞋在上面,衣服在上面……”这是姜文给曹久平提出的要求。

“一般来说,别的导演都尽量避免影像出现曝光过度——‘呲’光;但是姜文这次却就要求这样的效果,要达到一种梦幻的感觉。”摄影赵飞说。

“他要求西红柿嫁接在仙人掌上。”王小柱说。而许普乐则说,姜文有这样一个理论:“他经常说,观众每天已经一堆糟心事,我凭什么坐在电影院里还要看一堆糟心事儿——你倒真不把我当外人儿。所以他一直强调,不能糟心,要精致。”

姜文的要求往往会落实在非常细小的细节上。陈冲在第二个故事中演妻子,她的身份是大夫。让她惊讶的是,姜文会说出,这个服装不是这样的,70年代胸罩的肩带应该是那个样子的,然后告诉服装,带子应该有多宽,什么样的形状。而许普乐则说,必要的时候,姜文会拎起一件服装,告诉做服装的人领子上这条线绱得不对,歪了。

摄影赵非说:“他是那种控制欲非常强的人,实在不满意了就会自己亲自动手。”剧组有个剪接师给人看手相,看到制片主任王小柱时,说他是操心的命,心碎到像肉馅组成的。而姜文的心则是“碎得像肉泥”。

在《太阳照常升起》拍摄过程中,美术和制片,最多的时候达4组人,马不停蹄选景,加上网络上不分昼夜地查找和传递,几乎被折磨得崩溃了无数次。“他对细节的要求特别折磨人,而且事必躬亲。”这是姜文留给贺鹏的印象。贺鹏是先力电影器材公司的董事长、投资方太合影视传媒的负责人。他们的相识是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的。

“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是单纯的合作关系,我们给剧组提供器材,他不停地问我关于技术上的事,这种机器的型号是什么?拍摄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把我惹烦了。我说,我是合作方,我又不是具体的技术人员,你不能这么来问我。他就是这样的人,折磨自己的同时也折磨了别人,给人的压力特别大,自己也活得累。”贺鹏说。

王小柱回忆说,在现场时,一旦出了什么状况,姜文从不直接发脾气,而是和颜悦色,甚至“慈祥”地询问。在西北拍摄第四个故事时,有一天需要拍摄火车的镜头,但是不知为什么,从下午16点等到凌晨1点,火车还没有到。

“姜文见到我,不停地嚷:王小柱同志,火车。”

“您喝点水么?”“不喝,火车。”

“吃点东西么?”“不吃,火车。”

“王小柱同学,火车啥时候来呢?”

“他态度特别慈祥,可我觉得压力特别大,他老在你眼前晃。”王小柱说,最后,他深夜只身闯“酒钢”,终于把火车的事情解决了。

在王小柱看来,姜文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凌晨拍戏刚回来,就通知我,马上去拍丹霞地貌的外景。我只能在两个小时内给全剧组的人办理退房、转移的手续。”
贺鹏说,姜文的所有做法,都在于他是个把电影当生命的人:“他工作起来非常不可爱。”“其实他是在折磨自己。”

姜文给所有人的共同印象是,他是个想法非常多的人。述平说,在合作过程中,他觉得和姜文的合作是:“总是在碰撞。”“这种碰撞,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他想法多,但有的人就会觉得他不信任自己。”1985年姜文第一次参加电影的拍摄,是陈家林导演的《末代皇后》。那时姜文只演过话剧,话剧是从化装、服装到道具都自己设计,所以不懂拍电影的“规矩”。看到化妆师给他化完的妆,他说不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化妆师甩下一句:“油梭子发白,你缺炼呀!”试服装时,他又参与意见,“服装应该是这样”,结果他又把服装师给得罪了。

在刘晓庆眼中:“他时常无意中令与他合作的导演难堪。他喜欢睡觉,工作不准时,摄制组只有在他到达之前将一切准备就绪。导演或是副导演替他走位打光。可当他姗姗来迟时,会不假思索地推翻已弄好的一切,提出新的方案。而这新的方案尽管要造成道具、时间、人力的浪费,却又使全组人都觉得高明一大截,不得不重新来过。”

贺鹏说,到他认识姜文的时候,姜文已经以“脾气大”著称。拍《有话好好说》的时候,在“大牌”的名声下,剧组里的人谁都不敢叫姜文起床,只能找一个和姜文比较熟的人去叫他起床。然而贺鹏说:“他不是不信任别人,是不停地在给自己制造危机和忧患,迫使自己把这件事做得更好。”贺鹏认为,姜文是个深受毛泽东方法论思想影响的人,据说姜文曾在他的临时寓所的写字台上、洗脸间、床头,所有可以放书的地方,都放着与“毛”字沾边的书:有《毛泽东选集》,有研究毛泽东的书籍,还有毛泽东喜爱的书——《容斋随笔》:“他会给自己设定一个对手,不停地碰撞对方。对方会不会这样?如果对方不会这样,就换个方向。”

这个最大的对手往往是姜文自己。在述平看来,三部电影,姜文一直在“破”:“他不要那种所谓的‘三部曲’,黑、白、黄什么的。他有个迷信,这是他第三部电影,他一直觉得第三部电影一直要怎样怎样,也就是要和前面的都不一样。”

姜文说,他有很多缺点,比如狂躁症,“我容易着急,在新闻发布会上听到音响不好就去拨弄插头;哪怕是新闻发布会上,一排摄像挡在最前排,让我看不见任何文字记者,我也会烦躁……”

在曹久平眼中,《太阳照常升起》和《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有血缘关系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把阳光作为一种影像语言,拍阳光下70年代北京近郊的柏油路、光影斑驳的高大杨树、阳光投在人身上和地面上晃动的影子,拍阳光下发烫的铁皮屋顶,少年在上面的守候,这种感觉是每个人在青春阶段都会有的躁动;而《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影片和他现在的年龄有关,是沉淀过后,有生命回头看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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