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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太阳飘荡在空中

2007-08-07 13:45 作者:马戎戎 2007年第30期
你怎么面对、怎么解决。而且它非常有生命的本质,我完全能理解和相信,

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它来了就是来了,存在了就是存在了,

你怎么面对、怎么解决。而且它非常有生命的本质,我完全能理解和相信,

这两个看上去社会地位那么不同的人,就一瞬间在一起了,

这是多么有生命感的一件事儿。

我只是电影的翻译官

三联生活周刊: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到《太阳照常升起》,作为导演,你一共只拍了三部电影,平均七八年才拍一次,这是为什么?

姜文:我一直都觉得我还不是个专业导演。我七八年才拍一次,很多事务性的事就忘了,所以不拍电影的时候,我很少到现场去。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傻子,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干吗。但是我愿意保持非专业的状态,因为它鲜活。我这三个故事都是我先看见的这个电影,我脑子里,就是闭上眼睛在脑子里看得清清楚楚的这电影,看了若干遍。然后我拍的时候就在追寻这种流动感,在不断围追堵截。

三联生活周刊:像追一个女人一样吗?

姜文:我追女人的时候没这么有耐心,这确实比一个女人要丰富。那个色彩一直在那儿,像一团光似的,一会儿你在它旁边,一会儿它跑你上面,当你追到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你创作的,是它原本就存在。我三次把片子做完了,变成拷贝在那儿看,立刻觉得它根本跟我没关系。这不是我拍的,怎么剪的、怎么弄的我完全忘了,我立刻觉得这东西难道跟我有关系吗?难道是我去把它一点一点、从无到有弄出来的吗?而且它自己那么有脾气呀,所以我只能小心地去呵护它,去奉承它那感觉。所以,我觉得电影跟创作之间的这个魅力,我一直欲罢不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它要给我往哪儿带。

三联生活周刊:但在我们外界观众看来,得到的感觉是相反的。看《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你要红色的飞机,就把那整个飞机都给涂了。《太阳照常升起》里,你觉得村子不应该在它原来的地方,而应该在你选的外景地,就把整个村子都搬了。你是一个控制力很强的导演,甚至霸道?

姜文:在外界看来,我是改天换地,但我是在受另外一种东西掌控。我追寻的东西告诉我这地就是红的,然后我看这地是黄色的,就觉得不对。不是我想把它改红,而是我看这电影里面,它就是红的,烟尘是红的。而且我能感觉那些红的烟尘落在绿的叶子上,一点一点、一颗一颗落下来。我就是一翻译官。我记得我看见那个东西是什么样的,我相信那个东西是存在的,我就是在翻译,然后大伙把它做出来,把一个原本有的电影翻译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幻想”里,也包括性幻想吧?我看到《太阳照常升起》里,陈冲扮演的角色,她穿着白大褂的形象,让人感觉是你少年时期对成熟女性的幻想。

姜文:这些我毫不隐讳,与其说是还原某种幻想,不如说是去掉角色的过程。去掉她是一个大夫的角色,只是一个人,她穿一件白褂子,里面是空心的,身体的一些最突出部分在支撑着这白大褂,然后她给你的印象是她还一直在洗,老是湿漉漉的感觉。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但我要把这感觉带进去。

三联生活周刊:比如宁静的米兰,比如姜鸿波,都是看上去很丰满,生命力特别旺盛的那种,你好像很喜欢这种女性?

姜文:费里尼的电影更夸张,那种地中海的女人,每一个地方都夸张得一塌糊涂。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很喜欢夸张啊。《天鹅绒》有一种拉美文学的魔幻氛围,但是叶弥究竟是女作家,比较纤细。但你拍出来的影像真的比她强烈太多了,阳光的质感,颜色的亮度,高度饱和。

姜文:我觉得是不同的荷尔蒙造成了这种情况。《天鹅绒》里有一段描写,女人偷情了,男人想质问她,女人很平静地说,等我煮完粥再说。煮完粥,女人给他盛好,端上,然后一点不虚心地跪在地上。我很受这段描写的触动。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它来了就是来了,存在了就是存在了,你怎么面对、怎么解决。而且它非常有生命的本质,我完全能理解和相信,这两个看上去社会地位那么不同的人,就一瞬间在一起了,这是多么有生命感的一件事儿。

我的片子在法国做后期时候,有几个不同国家的人看了。一个拉美人看了说,这太像他们那儿的人了;一个巴尔干的人看,他说这就是我们巴尔干岛的故事;还有个欧洲人,在中国当过红卫兵的,他说这是很欧洲的电影。显然这三位都不是一个地方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触及一种卸了装以后的感觉,这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欣喜的东西吧,它能让你觉得这是离你的生命区域不远的东西。

我要拍“来劲”的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还是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驱使你从演员成为导演?

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我只是觉得电影怎么都拍得这么没劲呢,能不能拍得来劲点。拍《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前,我能看见的片子都不太令我满足,不一定是我演的。就我能看见的片子,我觉得还能不能好点。我演的电影我都忘得差不多了,我也不怎么看,然后我就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顾长卫就说咱们弄个片子,弄个来劲的呗。电影里没有腕儿,发行的时候我们自己发行,人说你这个怎么发啊,故事看不懂,我说有什么不懂的啊,不习惯和看不懂是两回事,结果让年轻人一看,都特喜欢,我就有信心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前面总是有让我不满足的地方,我想我们同届的毕业生99%是这么一个想法——我们改变一下吧,来吧,我来一个吧。这种心情,我觉得也并不特殊,我想当时施隆多夫和法斯宾德那些人在德国拍戏的时候,说我们来教德国人怎么拍电影吧。每一代新人出来都会这样,胡适刚从美国回来也引用了一句美国诗人的话,“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一样了”。年轻人准备开始做事时是有这样的一种野心和雄心壮志,我把《阳光灿烂的日子》写完的时候还不到29岁,拍的时候也就30岁,是得有那么股劲。

三联生活周刊:即使是《红高粱》和《芙蓉镇》都不能让你觉得来劲么?

姜文:这两个片子给我很深的触动,两个片子的摄制组都是很单纯和热情的,从导演那里就能感觉到一种很积极的带动性。张艺谋当时已经过了36岁的本命年了,大概三十七八岁吧,我觉得这是他厚积薄发的作品,也感觉到“我来吧,你就先歇着吧”的自信和豪气。谢晋当时也正如日中天。谢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导演,从他开始做导演就覆盖中国大面积的观众,从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40年。我跟张艺谋也讨论过他,说他是很难超越的。两个片子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也还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对我来说,原本我就根本不知道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这两个片子,我也参与了改剧本,参与了角色设计。我当时觉得电影界怎么那么没文化——演员改剧本,你要是演话剧这就是正常的,而且是被推崇的,而且自己设计造型,我要穿什么服装,不穿什么服装,我怎么化我的妆,头发长短,怎么设计,这是一个话剧演员必须做的一件事。而到拍电影的时候,他们问,你为什么老管这个事,我说我不管谁管啊,然后就没法遏制地不断改这改那。

三联生活周刊:你自己拍电影时候,你的要求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

姜文:我这三个片子都会把演员发到要拍摄的地方。演员是个材料,他自己离角色本身天然是有距离的,要缩短这个距离。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我把演员都发到了大兴,让他们封闭体验。拍《鬼子来了》时,我连陈强、陈述都发去体验生活,养猪去了,去农村住了两个月;演鬼子的发到武警部队军训去了。这次房祖名我就给他发到云南,每天在那儿体验生活,学开拖拉机,在山路上开,跟当地的孩子们混在一起。

我们处在“农转非”的环境里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想过这个票房成功和当时的电影环境之间的联系?1995年是10部进口大片第一次进中国,《阳光灿烂的日子》刚刚在威尼斯上拿了大奖,大家把它视为唯一可以和10部大片相抗衡的国产电影,因此采用了和进口大片同等的发行规格。但是已经过去了10年,你怎么看你在当下电影环境里的位置?我听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太阳照常升起》的发布会上,有个姑娘抓着你问周韵为什么会怀孕?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信号?比如说,我今天把你当成一个艺术家,但是很多人,他可能更习惯这个人一定要有绯闻,他是一个娱乐明星。可能现在的普通观众,他希望看到的是故事简单、场面宏大,能够去满足他感官刺激的东西。

姜文:其实我愿意聊的是一个心态,比如说美国电影、欧洲电影和中国电影的心态问题。美国电影的创作者和观众,它是一个勾引关系,赏心悦目、互相调情的关系。欧洲稍微成熟一点,多少有点第三者的关系,但毕竟还是梳洗打扮,喷着香水去约会。中国电影的心态有问题,我觉得必须调整,就是说我反正是糟糠,跟你过这么多年,睡不睡也得睡,澡不洗,头不梳,往床上一躺,先跟你聊柴米油盐,怎么糟心怎么聊,那能舒服吗?您太折磨他了,他必须跑。所以,我觉得《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成功,是与我和作品的心态,和作品的风格有联系的。我们也看到有的片子,糟糠也梳洗打扮了,涂胭脂抹粉,猛一看是一个新女性出现了,结果一上床聊的还是柴米油盐,啊,完全没有荷尔蒙了。

所以我为什么对我的片子有自信呢?我跟观众是一个调情关系,我不是说那种庸俗的调情,而是赏心悦目的东西,而且我是梳洗打扮的。我想说的是,观众对作品的饥渴依然存在,这就是中国的盗版市场为什么有那么丰厚的利润的原因。但也许这些人通往影院的道路并不平坦,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我依然是乐观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自己的片子这么有自信?可是我已经听到一些人说,看不明白了。

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很多人也说不明白,不明白其实是不习惯,不习惯不一定不能带来欣喜。我想说,观众喜欢看好的电影,喜欢看来劲的电影,所以《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来劲的,《太阳照常升起》是来劲的,这就够了。不论怎么样,不会影响我的前进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我记得你之前在上海电影节上用“农转非”来形容过现在的电影?

姜文:中国没有大规模的电影工业,不是一个电影工业国家,就是个农业国家。现在通过一些人的努力,“农转非”,“非”到哪去,是不是直接是工业了,还很难说。中国的票房到了今天,拍片子规模有这么大,这是个成绩。我很羡慕张艺谋,包括他能有张伟平帮他处理事务性的工作,这都是心里话。我说的“农转非”包括慈禧,包括梁启超、毛泽东、胡适,包括王朔的现象,都是一个在“农转非”的环境下产生的。新地儿并不明确,老地儿不能待了,乱七八糟的。但在老地坐会儿的声音是越来越少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太阳照常升起》找到新地儿了么?

姜文:幸亏它是飘荡在空中。

我不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 《太阳照常升起》的结尾镜头,你用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孩子,据说拍摄那天很冷,小孩子躺在那里哇哇大哭。你不心疼么?

姜文:我们做了处理的,冷是不会冷。一个不到两个月的孩子,到哪儿去找?用人家的孩子,人家也心疼,这并不是一个令人舒服的事儿。现在想起来,有件事还挺后怕的,因为怕他冷就垫了一堆豆子,用豆子隔温,可万一吸进去是很危险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觉得你还是挺狠的,作为一个父亲一般狠不下这样的心。

姜文:不,我尽力了,我们拿一天时间在那儿做了练习,他在那儿只用5秒钟就够了,他是个大腕儿的待遇。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不去演毛泽东呢?我觉得你演毛泽东应该是很合适的。

姜文:你这又说到我的心病,我是想演,但我演的毛泽东可能是通不过的。我觉得他可以把几万人带着迁徙,又没有补助费,像摩西出埃及一样。这种东西是精神上的,但他也很矛盾,很有悲剧性。他跟斯诺谈的那段话里提到,他的亲人死了那么多,我觉得那是他体会到某种悲剧感的时候。解放军进城,他会哭。还有一个故事,他跟他的护士说,我死了你把我烧了,烧了呢把我弄到长江边,把骨灰撒到江里面,你们跟鱼说:鱼啊鱼,他活着的时候吃了很多鱼,现在你们吃他吧。这让我读到很多他的内心世界,包括他的词里面“往事越千年”——他很孤独,他只能跟曹操聊天,别人没法聊,他没法辨别别人跟他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年轻时是一个很出色的文学青年吧,后来他不写词了,或者写得很潦草。我觉得这里有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他是你的偶像吗?

姜文:不能这么简单地说,真的不能这么简单。赶巧我们这一代人,1976年以前的人吧,赶巧跟一批历史创造的英雄同时代活过。毛泽东逝世时,我已经13岁了,起码这13年我们是在同一个舞台上生活过,他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

三联生活周刊: 《鬼子来了》之后,你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做导演。你又是那么一个欲望强烈的人,忽然像孙猴子一样被压在五指山下,会不会觉得创造力受到了压抑?

姜文:我觉得对我未来的片子有好处。我从读了戏剧学院,一毕业就演了那么多的片子。然后30岁就掌握那么多的资源拍了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相对来说有点顺。碰到《鬼子来了》这个事情,到今天来说我会觉得是在给我补课,这课我觉得早晚得补,早补比晚补强。

这是个很生动的教育,现在我的激情会有的放矢。有篇批评我的文章,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姜文这么爱较劲、处处都较劲的人,我都开始怀疑真正需要他开始较劲的时候他还有没有力量去较劲。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叶京的那个电视剧,一群在大院里的孩子,受英雄主义的鼓舞,长大后却要面对一个比较平庸的年代,那种失落,那种不适应。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在《鬼子来了》之后?很多人都在讨论你的穷,一个男人,要养家,还坚决只拍电影,好多人觉得你有点儿过分拧了。

姜文:我拍电视剧呀,我也去客串。

三联生活周刊:当一个强势男人到要去客串电视剧来维持生活的时候,你在生活里不困惑么?

姜文:我的困惑在于,我特别恨闹钟。每天我醒来的时候,我会问自己,你为什么要上闹钟,因为你没睡够,所以你应该早睡,才能早起。但是,等我有时间躺在那儿的时候,我要看本书,看点什么,时间却又到了必须上闹钟的时候,我对自己很困惑,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怎么老跟自己拧着?还有我老忘了哪个是热水,哪个是凉水,这个问题我老是解决不了。

我刚刚进入社会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觉得自己在生活里,不能去左右一些事情?

姜文:一个特别能左右生活的人,他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者,因为他没必要再去想象一个生活之外的空间。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创作者,某种程度上都有离开生活的想法。我在电影里能摆脱这种困惑。电影里有一个非凡的世界等着我,而且电影的世界,你是可以相对左右他。拍戏时候我就很快乐,几乎不发脾气。我去看景,明明是我想象的一个样子,居然就在那儿,你用什么样的欣喜都不能表达。拍《鬼子来了》时,我画了一个图,我说这是一个炮楼,这边是长城,中间是一个村子,然后长城就掉到水里面去了,别人就说异想天开嘛。最后在潘家口找到个水库,跟我想象的是很像的,而且居然这个山形和长城的走向和我画的一模一样,只是反了一个方向,你知道这时候有多兴奋吗?好像是上帝帮你创造了一个环境,只需要搭一个炮楼和一个村子。

三联生活周刊:于是你就把一个村子从香格里拉搬到炮楼那儿去了?

姜文:那已经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了,房子已经搭好,只要你拆和组装而已。所以我第一次拍戏的时候,我就从幻想的世界里好久回不来。事实上,我可能就是这两年才进入社会。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三联生活周刊:以前的和社会各方面的人打交道不算进入社会?为了帮朋友和税务局官员在酒桌上拼酒不算进入社会么?

姜文:进入社会是我开始正视社会,以前,我老觉得干吗我非要挪这儿去,为什么不可以挪那儿去?后来一个朋友说这不是你的剧本,这是一个现实。我为什么会碰壁?是因为以前我不认为,社会是你必须认识的。我是40岁之后才开始认识到,社会要认识要适应,不是随意能改变的。

三联生活周刊:了解到这点让你痛苦吗?

姜文:不痛苦,但需要一个过程。
(实习生王璇、王萃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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