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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天灾之城

2007-08-06 16:02 作者:葛维缨 摄影◎关海彤 2007年第28期
“重庆地势高,稍微下点雨,马上就流到江里去了。”朝天门和上新街,中间隔一条嘉陵江。在重庆市,渝中区位于长江和嘉陵江汇流的狭长半岛上,是重庆商业中心和起源地。“整个重庆就是在一块大岩石上。”当地人说,重庆最早就是在渝中半岛的大岩石上慢慢建立起来的。

“我被电网一样的天空惊呆了。”7月17日零点,重庆人的睡意被连珠炮一样的炸雷一扫而空,玫瑰色的枝丫状闪电在夜空中飞舞,每分钟40次雷电,持续了16小时。比起雷电,大雨并不让人稀奇,准备明天早起上班的市民们依旧返入梦乡,“到后半夜,耳朵慢慢习惯也睡着了”。没人料到,这是特大暴雨的预告片。“去年可是滴雨未下。”重庆人对2006年夏天百年不遇的高温大旱印象太深了。

雨越下越大。“雨,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这晚重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毅一直盯在电脑前,他是最先知晓暴雨天灾的人,“我看着卫星云图,那个红色圆球中间逐渐出现代表特大暴雨的黑心,每小时黑心都在快速膨胀”。在7月16日下午16点发布的预报中,刘毅已经预报17日每小时降雨将达到200毫米以上,属特大暴雨。“我们平时都是下午16点出第二天的预报,但是17日凌晨开始我每小时做一次预报。”17日早上7点50分,重庆市气象局发布历史上首次“暴雨红色预警”,然而这时候,人们已经在上学上班的路上。

7点53分,吊脚楼的危险系数

“这不是下雨,是倒雨。”王文英这天起得特别早,“因为雨声太大”。5米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巨大的声响仿佛置身瀑布下,伞只能保证头顶是干的,出租车拒绝载客,“交通台不断预报路面涨水”。坐在公交车上的人享受着短暂的幸福,车子很快就会熄火并且陷入大水围困中。早上8点以前,没有人接到通知可以休假。12岁的女儿正放暑假,王文英给她做好早饭就离开了家。她的家是南岸区上新街吊脚楼里的两小间。出门时她看了一眼手机,7点53分,水没过脚脖子,8点半她到达渝中区朝天门打工的小店,洼地的水已经没过膝盖。

“重庆地势高,稍微下点雨,马上就流到江里去了。”朝天门和上新街,中间隔一条嘉陵江。在重庆市,渝中区位于长江和嘉陵江汇流的狭长半岛上,是重庆商业中心和起源地。“整个重庆就是在一块大岩石上。”当地人说,重庆最早就是在渝中半岛的大岩石上慢慢建立起来的。

渝中、南岸的传统建筑就是吊脚楼,“找天不找地,天平地不平”,和平原建筑对地基的强调不同,王文英的家顺着陡峭斜坡建立,下面是空的。吊脚楼原本就不是为了防水设计的,而为了方便拆卸。近几年吊脚楼被遮蔽在迅速建起的高楼中,吊脚楼和其他上年纪的老房子群落像一丛丛低矮的灌木,是这个城市的小疮疤。“我没有正式工作,这里一个月房租二十几块钱,我住了十几年。这房子估计超过100年了,本来就是危房。”用手摸去,墙面上的灰土已经风化成了粉末,露出里面竹子编的墙体。沿街的小商贩们都在积极准备着开张,“不就是下雨吗?多拿点盆子来舀水”。王文英看着路面上的水源源不断流向下面,依然告诉自己不用担心,“女儿在二层”。

10点到11点,重庆市区的降水量达到峰值:266.6毫米。“等女儿打来电话,我已经回不去了。女儿说,水一晃,房子就抖。”雨水已经完全淹没了一楼,孩子没办法逃生。“好像也就不到半个小时。”王文英不能回家,因为所有路面全都被大水封住了。重庆的路全是上上下下,大雨积水使路面看起来一样平。“我眼看着一辆奥迪往前开,一下子就没了顶。”平直的公路上积水已经到达了胸部,低洼的公路则有两三米深的水。“短距离可以游过去,但我只能给女儿打电话,保持通讯不断。”王文英说,“每个人都想移动,却哪里也不能去,我能做的只有等待。”

10点25分,倾泻到城市里的山洪

“266毫米的概念是,把一个量杯放在地上,一小时接的水量。”刘毅解释,然而重庆并不是一个量杯。重庆的地势坡度极大,暴雨使公路和台阶都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瀑布。每个人都看见这些瀑布,却没有人知道它们究竟流向哪里。“重庆的管道设施并不是按照防洪标准设计的,何况是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重庆市规划局的官员说,“重庆本来没有洪水的问题,嘉陵江、长江,都是过境洪水,别处的洪水流到这里早就乖了。”巨量积水在街道上无法排出,只能到处寻找出路,那些倚靠山体陡直的山路和排水沟成了最好的自然泄洪管道。王建文是重庆下属长寿县来市里的建筑工人,黝黑壮实的他花300元在南岸区的下浩租了一间小屋。“快10点半了,我正在屋里算这一年挣了多少钱。”南岸区紧靠南山,王建文所居住的房子正是沿南山一条排水沟建的,这里居住着上千户人家,各种结构的破旧房子顺着蜿蜒的排水沟形成了大片贫民区。沿山洪渠道的房子还有一些老单位的楼房,一楼也全被泥沙掩埋。冰箱被洪水冲出来堵住门口,沙发从客厅被冲到阳台,撞坏了栏杆。一家的时钟在淹水的一刻停摆,指向10点25分。水向最薄弱的地方猛灌,这种混杂破烂的旧城区是这次重庆市内产生最多灾民的地方。

“我看见水进屋,还以为下水道堵了,我拿了根铁丝出门,想去通通。我出了门,刚一回头,就见比我还高的大水过来了!”王建文条件反射地跳到身边一处斜道里。“好像整个南山的水全走这条路了。”黄色的混浊水流奔腾而下,一条很深的排水沟因往年少水,在上面盖起了小屋,山洪不仅填满两米深的水沟,还高出了两米,沿街房屋很多被冲垮。没被冲坏的房子则瞬间堵满了泥沙。

王建文没跑几步,就听到了呼救声。对面两家人,一户是孕妇,一户是两个孩子。邻居们说,孕妇回过神来肚子都泡在水里了。“水特别快,过了没有10分钟,他们家房子被淹得只剩下个吊扇。”孕妇一开始紧紧把住吊扇,但很快赶到气闷,她丈夫托着她把住了门上面透气窗的框。“眼看她把不住了,我们终于弄来了绳子。”王建文不会游泳,水已经漫过头顶,他和邻居们还在水里一手抓绳一手抓人。这条绳子一共救了7个人。但王建文什么也没剩下,连短裤也被洪水冲跑。“我借了邻居一条裤子。”屋里都是泥,王建文捡出电视机才卖了50块钱。他在墙底凿了个洞,用一个塑料纸篓堵着流出的泥汤,他说:“我想找找身份证。”

14点,小镇医院大转移

中午吴玉林医生关好家门,他细心地把长裤和皮鞋放在随身的包里,穿拖鞋和短裤去陈家桥中心医院上班。上午的大雨让他心惊,但当时暴雨中心还在重庆市区,对于重庆市沙坪坝陈家桥镇的居民,更严峻的挑战从14点开始。从重庆市沙坪坝区坐车到陈家桥需要一个半小时,从11点开始,梁滩河——嘉陵江一条不起眼的小支流——开始涨水。镇政府和中心医院相邻,都紧靠梁滩河。但陈家桥镇与重庆市的地貌不同,街道起伏比较小,中午12点积水达到两米以上。镇子四条主要街道都是沿河而建,镇中心是最主要的桥梁,洪水冲垮了栏杆。抗洪抢险的武警们一直赖以指挥的地标没有了。“集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桥头’。”由于河道的水流湍急,小船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是街道,17日下午牺牲的一位武警和一位街道干部就是在桥头翻船落水。比起城市,一个建设还算良好的小镇处在暴雨中心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我们没有地方可逃。我们的主楼有6层,中午之前,144名病人已经全都转到了6楼。”副院长孙明慧说,一开始大家看见河水上涨,也没在意,只把低处的仪器都搬到了较高处,“1998年和2002年也发过水,只淹了一点”。结果下午13点半开始,药房和所有仪器全被淹没,水电都没有了。6楼好像一个孤岛,病人无法得到继续治疗。“大水比河岸还高出2米多,漫向旁边,我们看见小船来救人,却怎么也无法靠近。”医院的通道原本很多,这时只剩一扇窗户可以出去。但要凿开一个大洞,才能上隔壁的房顶。用担架和梯子在或近或远的房顶上形成桥,凿开邻居的墙壁,平时相距500米的高地上的中学,成为100多人跋涉的目标。14点开始的集体转移直到17点才结束。“我们凿开了3个洞,用斧子和锤子。”年轻的吴玉林医生非常自豪。

暴雨中心除了在重庆市区肆虐,造成最大损失就是璧山县和陈家桥镇。重庆大学城就位于陈家桥镇,璧山县则以皮鞋和摩托车配件致富,两地经济发展的速度在重庆都相当出名。雨后,房屋和街道基本没有损毁但商店、厂房里的商品和机器损失却相当严重。记者采访时发现,镇上、县里秩序井然,不见无家可归的灾民,沿街是小商户一边清洗物品一边大声甩卖,厂房里的老板在修理机器。

16点10分,5000只鹅的生存和死亡

“我总算赶在水前头了。”顺璧山县继续向西40公里左右的养鹅场,吴宗娣好容易坐下来喘口气。他高兴得太早,暴雨中心正向这里移动。“璧山水最大是中午,下午时候我们鹅场前面这条小河已经涨上来了。原本弯弯细细的小河,中间的滩涂上还有房子。”下午16点10分,吴宗娣和鹅农们终于把5000只鹅全赶到了上面。“那时候水已经漫过了滩涂”,距离最靠水的鹅舍还有约50米。看着最高处的两个鹅舍里满满挤了5000只鹅,吴宗娣祈祷雨快点过去,好让鹅群回到原来那9个鹅舍。“里面有三四千只专门用来下蛋的中鹅,因为还没到下蛋时节,只是让它们吃一点点,留口气,所以体质很差,真担心挤死。”鹅场2005年建设,饲养法国品种“朗得鹅”,是专门用来取肝的高级鹅种。“一斤鹅肝卖110元,成本50多元,这个项目绝对赚,而且鹅全身是宝,肉、四肢、毛全都供不应求。”吴宗娣谈起未来充满激情,虽然还没收回本,但他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项目。

“17点,我站在二层楼上,看见河水已经淹没了滩涂上的屋顶,向鹅场扑了过来。”但吴宗娣依然没有绝望。目前的两个鹅舍肯定会在半小时后被淹,吴宗娣等六七个鹅农一起打开了其中一座鹅舍,“我们这栋二层办公小楼的后面更高,还有个池塘。”2000多只鹅潮水般涌了出来。但是池塘太小了,只能容纳二三百只鹅。“其他的鹅到处跑,洪水已经快要淹到我们的小楼了,如果再继续赶鹅,恐怕人连命都没了。”吴宗娣和鹅农们每小时换岗站在池塘边上,“我们眼看着那么多鹅跑向山坡,跑向公路,那时已经是晚上19点多了,还有人得到消息来抱鹅的。”天渐渐黑下来,水没有退去的趋势,鹅农们把希望寄托在剩下的一舍鹅里。鹅群叫声震天,但鹅农们再也不能冒险开仓。到晚上23点,水漫上来,鹅舍没有了声音。

“大部分鹅不大会游泳,因为体质太差,在水中根本不会用翅膀和脚掌靠岸。游不上来淹死的,被踩死挤死的,仓库里的死了,跑出来的也没活几个。”吴宗娣7月18日清晨5点趁水退去开仓门,“铁栅栏门上全是鹅头,想出来啊!”吴宗娣在鹅场的空地上猛挖坑,“鹅要全埋了,还有泡过水的1000斤鹅肝,不然会被人悄悄弄走。”清点活鹅数,还剩下460只。由于重庆郊县的地形和饮食习惯,田地不多,农民大都以养殖业为生,全国最大的养鸡企业也离鹅场不远。“只希望政府不要只扶植那些摩托车配件厂,我们也想活啊!”吴宗娣轻轻地走过几只头上有绿毛的小鹅,它们安静地看着他,而他生怕惊动它们,“我想留着这几只鹅苗,不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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