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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式”到“五五式”

2007-07-24 13:54 作者:贾冬婷 2007年第28期
1955年9月27日下午17点。中南海怀仁堂。十大元帅授衔授勋典礼。由毛泽东亲自任命的十大元帅授衔时还是一身“五○式”军服,授勋时已经身着“五五式”海蓝色元帅礼服,佩戴满底金、正红边、国徽与元帅星徽肩章了。这是第一次军衔制下的“五五式”军服初次亮相,双排扣、大翻领、大盖帽,带有明显的苏联色彩。

1955年9月27日下午17点。
中南海怀仁堂。
十大元帅授衔授勋典礼。
由毛泽东亲自任命的十大元帅授衔时
还是一身“五○式”军服,
授勋时已经身着“五五式”海蓝色元帅礼服,
佩戴满底金、正红边、
国徽与元帅星徽肩章了。
这是第一次军衔制下的
“五五式”军服初次亮相,
双排扣、大翻领、大盖帽,
带有明显的苏联色彩。

军队正规化下的“苏式服装”

1955年1月,27岁的王述汉是华东野战军军需生产管理部计划处的一名助理员,他所在的部门接到通知,着手“五五式”军服的生产——为配合“军衔制”的实施。

以“解放帽,红五星”为标志的第一套统一的“五○式”军服在推行不久后就不能满足需要,原因之一就是军服上没有任何等级标识。1950年9月,朱德在总干部管理部全体会议上就提出,“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

但军衔和军服的改革因“抗美援朝”而暂停下来。后勤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副研究员徐平对记者说,这场战争成为那两年的中心任务,直到1952年朝鲜战场局势缓和,由战争时期向和平时期过渡。回来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在经历了这场震惊世界的现代局部战争之后,深感军队必须尽快实现现代化和正规化,否则便没有出路。

“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成为第二支世界上最优良的革命化军队。”毛泽东向全军发出指示。军队正规化改革在一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热潮中展开。1952年7月,毛泽东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系统地提出了正规化建设的内容和标准:“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

这其中“统一的制度”就是于1955年实施的“四大制度”——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勋章、奖章制度。1955年也由此成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标志性年份。

这四大制度看似独立,其实是个环环相扣的连环结。彭德怀认为,最迫切的是把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他在1953年9月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里说:“不实行薪金制,则广大的下层干部生活已难以维持,亦难以巩固在军队工作的意志。供给制不废除,则各种标准制度都难以确立,一切均以人口计算,且对干部缺乏约束和鼓励的作用。”当时,一个营长的伙食加津贴48元,只等于火车上一个新参加工作的乘务员的薪金,等于一个较好的雇用炊事员的薪金,低于汽车司机的薪金。

1955年1月,参军12年、1952年被评定为正营级的王述汉第一次领到了月薪——140元。他说,这是根据供给制时的标准来确定的,军队干部比地方干部平均工资高出20%左右,体现了“血比汗值钱”的原则。当时,刚从“平均主义”的供给制中走出来的军人贫富差距不大,从元帅到准尉,从国家元首到办事员共划分为24个级别,工资从45元到594元不等,级与级之间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

根据1955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全军评衔工作展开。按“正、副营级多数可评为大尉”的规定,王述汉不出意外地成为大尉。徐平说,军衔制在当时主要是出于建军作战的需要。主持这一工作的彭德怀1953年9月8日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行使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工作和上进心。”军中将领多人响应,“新中国建立以后,军队同外国的来往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不方便。1951年开始在板门店和美国人谈判,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军衔。为了和对方平起平坐,只好临时给谈判代表安上一个头衔,叫某某将军,某某上校,往后总不能一直这样干吧!”

1955年军衔评定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与之相匹配的新军服早已在研制中。自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中就指出,准备工作包括“研究制定军衔肩章、标章、识别符号及服装样式、颜色,制定编制军衔等”。后将评衔工作延迟到军队组织编制确定、兵役法颁布实行后再实施,但新式服装的研制工作仍按计划进行。

“五五式”服装改革工作领导小组1953年初成立,由贺龙任组长,陈毅、叶剑英、黄克诚、洪学智、张爱萍为成员。曾在总后勤部军需生产管理部任职的徐平说,总后军需部当时搜集了苏联、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朝鲜、日本等国的军服样品;还搜集了北洋政府、伪满洲国和国民党军服样品,作为研究设计的参考。
选择哪一种服装式样呢?刘少奇曾召集小组成员开会说:“这次服装改革,主要参照苏军的样式,先学到手,有些不适合我军的地方可以做些修改,但穿出去要美观、威武,塑造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主任夏鹏泽对记者说,当时苏联刚搞了几次换装,“五四”、“五五”、“五八”,全套图纸都拿给我们了。

对比很像苏联在1958到1969年所使用的M58式制服——传统的“苏维埃”式样,发现“五五式”的很多借鉴之处:大盖帽的形状,女兵的无檐帽,甚至是勤务符号“汽车兵”——竟然是苏式汽车。但夏鹏泽认为,常服的基本式样还是中式的,比如立翻领、单排五粒扣,来自“中山装”,只是将“中山装”的4个外兜改成了暗兜。

1955年4月7日军委批准了新军装的方案,制作完成的样品套在木制模特身上,从禄米仓军需样品实验所,到中南海勤政殿,再到三座门大高殿,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审查。与此同时北京的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开始将图纸、技术规程传给六大军区,以“分区生产、分区供应”。王述汉他们开始采购物料,“主料是呢子和布,哪一种呢子,多重,多厚,都有规定,主要在北京、上海、青岛等地采购”。同时进行样品实验,“特别是对校以上军官的服装,因为是纯呢质地,工艺要求高,专门请来制作西服的老师傅。对他们的肩章、领章,也专门培训了40多个专业人员,无论金黄、银白铺底,都是把真金白银的丝线编织了进去,要派人当场监督。这些集中在上海和天津制作,最后回收废料时,竟然剩下了一两吨金银呢”。

王述汉说,当时各大军区都下设了专门的军需生产部,军服由各自的被服厂生产,比如华东区有5个被服厂,“校以上将领的毛料衣服,在厂里的样品组做,一天做不到一件;士兵的,则在大车间做,上万台缝纫机,仍以人工为主”。但很多产品都是新的,不同于抗美援朝时期的“大路货”,“五五式”军服的很多配件属于“中高档”,工艺复杂,王述汉求助于100多家还未公私合营的社会化工厂,“比如扣子,铜鼻子,胶模扣,上面有‘五星’、‘八一’,费劲了。”还有翻毛皮鞋,也要求助于专门的皮鞋厂。

新军服样式直到1955年8月才最后定型,要想在当年“十一”之前几百万官兵全部换装是不可能的。王述汉说,第一批换发的只是少数,主要是国庆节受阅部队、高级将领、部分校官和驻京部队等。

徐平说,“五五式”军服是我国军服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是我们的第一套军衔服装,而且它是我国第一套系列军服,特别是增加了礼服,主要配发校以上军官,在重大礼仪场合和出国访问时穿,同时设有海军舰艇尉官礼服和水兵礼服,以及军乐团、仪仗队、文工团、体工队礼服。

威武的大盖帽,棉斜纹布冬常服,右肩左斜的牛皮武装带,黑亮的制式皮鞋,金属丝刺绣肩章上4颗银白色星徽熠熠生辉……1955年10月,像当时的很多军人一样,刚刚换上新军服的王述汉跑到照相馆拍了几张窄长条版式的照片,因为这样可以“将全套军装都展示出来”。他觉得,“游击习气一扫而空,像正规部队了”。

将星闪耀:荣耀与阶层

9月27日“十大元帅”授衔之后是授勋仪式,元帅和将军们换上崭新的“五五式”海蓝色礼服,佩戴上毛泽东颁发的金色勋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一天确定的军官军衔设4等14级,从元帅到少尉,其中元帅10人,上将55人,中将175人,少将802人。

徐平说,这次军衔制属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型”军衔,即设大将、大尉,不设准将。更与苏联当时实行的军衔制基本一致,只是多了一级“大校”。在这一点上当时与苏联顾问有分歧,他们主要考虑两军军衔设置完全对等,而总干部部考虑到我军师级干部较多,参考朝鲜的军衔,设置了这一级。

新的“五五式”服装将军衔所带来的阶层差别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它不仅由肩章星花图案、衣裤缘饰来区分,元帅肩章绣国徽,将军肩章绣星花,校官肩章绣纵条线加星花;而且还表现在颜色和用料上,大元帅,元帅,陆、空军将官和校官为海蓝色,海军为藏蓝色,大元帅、元帅和将军为纯毛华达呢,校官为纯毛哔叽,尉官为卡其布,士兵为棉布。

这种变化最集中地呈现在1955年10月1日的国庆阅兵式上。当时在解放军南京工程兵学校读书的董国栋成为工程兵方阵的一员,先穿上了一套中尉军衔的新军服。他对记者回忆说,“步兵师方队戴的是船形帽,仿照苏式的,衣服也仿苏,穿的是土黄色反面革皮鞋。元帅和将军为黑色松紧口皮鞋,校官为黑色三接头皮鞋,尉官们穿的黑色高腰儿皮鞋。不同兵种、级别都不一样,一目了然。不像1954年那次阅兵,我也参加了,都是清一色的草绿色斜纹制服,大盖帽,黑皮鞋,胸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一个样。”

但新装上身的荣耀感渐渐变得微妙。王述汉说,“武装带、大檐帽、大皮鞋,确实神气。但一上街特别扎眼,怕老百姓有看法,后来平时出门就不穿军装了,穿便装”。

渐渐消弭的“五五式”标志

“五五式”实施后收到各种改进意见,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士兵船形帽。1957年5月3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军内外同志对船形帽有意见”的文章以后,更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徐平说,船形帽规定是要向右歪戴的,帽檐距右眉一指宽,距左眉二指宽。但中国人向来以方正、对称为美,不习惯歪戴帽,在军内外反映非常强烈。战士们不理解:“这不是跟国民党兵差不多吗?”能不戴船形帽时,许多人还是不戴,折起来塞进裤袋里。

1955年8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亲自审定“五五式”军服样品时,曾就船形帽向贺龙问道:你们说船形帽好吗?贺龙答:“世界多数国家军队的战士都戴船形帽,它的好处是观测目标时不影响视线,戴钢盔时可以当内衬。”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一次向毛主席汇报军衔制准备情况时说,“阅兵方队搞了几个方案,大家一致认为船形帽精神”。这句话对最后拍板定船形帽起了很大作用。

怎么说船形帽不适合中国人呢?徐平说,这跟中国人的方正脸形有关。另外,外军戴船形帽,通常配夹克、皮鞋,衣服料子也好,穿起来就显得精神,如苏军士兵戴船形帽,大多是穿长筒靴的。而我军士兵船形帽配胶鞋或布鞋,确实显得不够精神。

1958年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出《关于修改服装制式的决议》,把陆、空军士兵的船形帽改为解放帽,军官大檐帽作为节日、外交等场合佩戴肩章时戴用,平时也改为解放帽。帽徽大小亦做相应的改变。1958年的这一次“微调”还包括:为节约国家开支,使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服装质料和制式尽量趋于一致,缩小差别,以增进团结,对我军部分现行服装和肩章、领章进行了修改。各级军官的夏常服、尉级军官的冬常服(包括大衣),今后均改为平布制作。这一次大盖帽、船形帽、肩章、布料等的改革,节约了服装经费,但客观上也削弱了“五五式”服装的标志性。

王述汉说,这次军队的“增产节约运动”从1956年就开始了,精简人员,削减军费开支,体现在服装上,就是材质的改变。“校官的100%纯毛呢变成了95%,90%,甚至70%,加入了棉、化纤。”到1958年,材质标准进一步降低,礼服全部取消了。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前后,全部改为布料服装了。这个时期的一大打击是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撤回全部专家,留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支援的156个项目中的很多未完成项目。

“五五式”服装在1962年进行了第二次微调。主要是为了解决脱下“老棉袄”就换夏装的尴尬,添加了以罩衣、紧身棉衣、绒衣裤、衬衣裤等组成的多层次冬服。

然而,时光跨过10年,到了“文革”满眼“国防绿”的时候,“五五式”又悄然流行起来。编剧都梁说,最流行的是“将校呢”——特指第一次授衔时,将校级别以上军官穿的军装。“年龄稍大些的孩子穿件洗得发白的人字纹布的黄军装,肩膀上还留着佩肩章用的两个小孔,显得既朴素又时髦,不显山露水。年龄小些又喜欢张扬的孩子,便从箱子底翻出老爹的毛料军装穿上。就连和军礼服一起配发的小牛皮松紧口高儿皮靴也成了顶尖级俏货,俗称‘将校靴’。”

导演叶京对记者说,他们这些“大院子弟”一开始并不是身份炫耀。“那时布票有限,家里孩子多,做身蓝卡其布新衣服,我妈一张张数布票,舍不得。后来我爸的旧军装就给我哥穿,再传给我。我爸1955年被定为大校,有一身‘将校呢’。把它套在‘绿军装’里面穿,因为它有垫肩,显身材。没想到‘文革’时穿军装成了时尚,更别说象征身份的‘将校呢’了,是一种特权。”

在现在军装收藏圈里,“五五式”也是最受追捧的一个系列。西安藏家张皓甫的目标是收藏500套“五五式”,他对记者说,“五五系列”成为历史上的一景,能体现出军人的威严感,后来的军服,要么是简单,要么是太花哨,都不如“五五式”军服好看。曾经有南方专门做西服的高级制作者看了“五五式”军服,都说“不知道是如何下手的”。但将领服很不好找,基本上是有价无市,即便是仿制的也要2万元左右。“全国唯一的一件元帅服样品,就是西安的3507被服厂生产的,藏蓝色的,还没正式定型,元帅星也还没制出来,现在是他们被服厂的‘镇厂之宝’。”

(感谢后勤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副研究员徐平的资料支持。实习记者王丽娜、王诤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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