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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声讲出人类的灾难

2007-07-17 13:29 作者:马戎戎 2007年第27期
“你是否想过,如果当年你也在南京,你会怎样做?会像约翰·马吉一样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下这些资料么?”

“你是否想过,如果当年你也在南京,你会怎样做?会像约翰·马吉一样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下这些资料么?”

“今年初在纽约,有一个人掉到了地铁轨道上,一列车正在驶来。这时,另一个人跳了下去,从轨道上把这人救了出来。我认为,人们都想做那个救人的人。你问我,如果当时我在南京会选择留下并拿起摄像机吗,我想,我不仅会拿起摄像机,还会做更多的事情。”

回答的人是比尔·古登塔格,他曾以1988年的《你不必去死》和2003年《世贸双塔》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今年7月,他的最新作品《南京》在中国公映。这部纪录片在2007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放映数日,场场爆满。它让观众看到了一段发生在中国的人类暴行,在圣丹斯电影节上,这部电影被称为“又一部《辛德勒的名单》”。

被遗忘的大屠杀

“怎么能够把‘大屠杀’和‘遗忘’放在一个句子里?”比尔说。第一次读到张纯如的《南京暴行》一书时,让他震撼的是封面的小标题:《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
《南京》在中国正式上映的日期被安排在7月7日,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特殊的日子。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或许无法理解这一天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比尔说,在读到《南京暴行》之前,他曾经在美国的历史书上读过这个事件,但“仅仅是几句而已”。

“在拍这部电影之前,即使是我们剧组中的许多人,也对此一无所知。”丹·斯塔曼说。他是这部电影的联合导演,有犹太血统。但是显然,在西方世界,至少在美国,发生在中国南京的故事远远没有奥斯威辛广为人知。丹承认:“从西方人的角度,南京大屠杀的故事非常独特,而这种独特性在于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鲜为人知。你知道,在美国,你可以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却不知道南京悲剧的人。”

即使是张纯如自己,也曾经是“受过良好教育却不知道南京悲剧”的人。张纯如的外祖父张铁君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的教员,教授三民主义。日军轰炸南京时,他和家人为躲避轰炸,曾躲进用木板和沙袋掩护的沟里。到了10月,他认为留在南京对即将临盆的妻子不安全,两人回到妻子在宜兴附近的娘家。11月,张铁君去宜兴看望妻子和家人。几天后回到南京,他发现同事们正在整理行装,准备撤退,他们被安排乘船前往安徽芜湖。张铁君赶紧带信给家人,让她们立刻前往芜湖与他会合。当时日军摧毁了宜兴与芜湖之间的铁路,交通只剩下水路。张铁君在码头上足足等了4天,到第4天,家人还是没有到达,他只好决定乘坐最后一趟船离开芜湖,前往后方。绝望中,他呼喊妻子的名字,居然听到了回答。回答来自一艘正从远处靠近码头的小船,船上载着他的妻子、女儿和几位亲属。就这样,南京大屠杀发生前一个月,张纯如的外祖父母逃离了厄运。

这是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故事的最初印象。但真正打动她的,却是1994年加拿大NGO组织战争史实维持会在加州一个小镇看到的展览。她把那次经验写进了《南京暴行》的序言:“毫无掩饰的黑白图像:被砍下的头颅、被开膛的腹腔以及裸体的妇女,强奸她们的士兵迫使她们做出各种色情的姿势,而她们的脸上则露出令人难忘的痛苦和羞辱的表情。”正是这令人震撼的视觉经验,让她做出了怀揣几千美元就飞往广州,从广州和数名陌生人一起乘坐硬卧到南京的决定。

1994年张纯如看到的图片展览当然不是美国人第一次用图片来叙述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约翰·马吉是一名牧师。他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悄悄拍下了400英尺的影片,其中包括经威尔逊救治的一名怀有身孕而身中37刀的中国妇女的故事。这些影片,一部分由约翰·拉贝带到了德国,一部分由乔治·费奇送到了美国,还有一部分辗转到了英国。1938年,马吉选择了他拍摄的10张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刊登在美国《生活》周刊上。“二战”史专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发表的揭露侵华日军制造南京暴行的图片。

“没有约翰·马吉留下的资料,就没有我们这部电影。”丹·斯塔曼说。在拍摄《南京》的过程中,比尔和丹还发现了美国记者在1937年就曾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过报道:美国记者弗兰克·蒂尔曼·德丁在当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头版发表新闻报道《屠戮意味着占领南京——俘虏全部被杀》,指责日军“大规模地抢劫,对妇女施暴,杀戮平民,把中国老百姓从家中赶出来,大批处死战俘与强迫征集壮丁,把南京变成恐怖城市”。耶茨·麦克丹尼尔在同一天的《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战地记者日记内描述的南京恐怖》,无奈地说:“我对南京的最后印象——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

很多幸存者在回到自己的国家后都发表过回忆文章,乔治·费奇的回忆文章还刊登在美国《读者文摘》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官方使用各种资料和渠道在国内宣传南京大屠杀:1942年3月,美国以南京大屠杀为例出版了《1937年至1938年冬日军在华暴行》,向美国民众宣传日军的凶狠和残暴,激励美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斗志。然而,冷战开始后,南京大屠杀却从美国民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美关系研究者徐志民曾在《世界知识》上撰文,认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存在过“刻意的忘却”。其中缘由,徐志民的分析是:既有日本右翼势力对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阻挠,也有受害者本身的沉默,使亚洲以外的国家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而亲历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传教士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先被逐出中国大陆,回到美国后又遭审讯和隔离,身心遭受重创,大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如,斯迈思博士1951年被迫离开金陵大学回国,迈纳·瑟尔·贝茨则遭到拘留审查,马吉于1953年在美国去世。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此时出于扶植日本的目的,包庇了许多日本战犯,使他们重返政坛。

但在采访中,比尔说,他本人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恰恰是美国在保存这些历史。对于南京的故事不如奥斯威辛这样广为人知的问题,他宁愿认为是由于华裔的国际移民比不上犹太人:“犹太人在美国、在欧洲国家都有大量移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大了这个事情的国际关注度。而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为。”

《南京》的投资人、美国AOL副总裁泰德·莱昂西斯今年50岁,他也是从张纯如的书开始认识这段历史的。2005年的圣诞节,泰德·莱昂西斯在加勒比海度假。他在翻阅一份旧《纽约时报》时,通过一则讣告粗略了解了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写作《南京暴行》一书又在不久后吞枪自杀的不幸身世。“看完报纸后,我随手放进了废物篮里。但报纸没有掉下去,刊有张纯如讣告的第一页露在外面。”泰德说,“每次经过这份报纸,她的眼睛始终盯着我。”

接下来,泰德去买了张纯如的书。然后,《华盛顿邮报》是这样描述的:“这个故事让莱昂西斯大为震惊,由于书中的情景在他脑中不断浮现,他掏出了支票簿。”

“泰德掏出200万美元,成立了一个摄制组。我们认为,此举完全是慈善家的行为,他在花钱方面很有智慧。”丹幽默地说。在接受NPR电台采访时,泰德说,对于《南京》,他的目标是能让10亿中国人看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即使盗版我也不在乎。”

最坏的和最好的

“资料画面上第一声枪声响起的时候,玛丽·海明威彻底被发生在70年前的屠杀场面惊呆了。”丹回忆道,“她感到了战争的恐惧,也强烈感受到了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回应和表达。”和那些战争时期的美国人一样,《南京》剧组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第一个震撼是战争本身的残酷。

玛丽·海明威是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孙女,也是好莱坞著名演员和作家。在这部纪录片中,她以当年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建立安全区以救护平民的美国女子米妮·沃琴(曾被译为魏特琳,南京幸存者回忆中的华小姐)的角色出镜,朗诵她当年的日记。当她念出“我洗了澡,用了护肤霜,洒了香水,但那些味道依然还在,那是死亡的味道”时,丹注意到,她的手在抖。

丹本人也被约翰·马吉的纪录吓坏了:“我看到那些资料,第一反应不是激动、兴奋,而是恐惧。那些场景是那么真实,那么震撼,那么恐怖。”约翰·马吉的孙子克里斯·马吉,也曾在剧组中工作,他看到那些资料影片后脱口而出:“我真想不出我爷爷是怎么活下来的。”

然而这不是比尔所要的方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已经有好几部,呈现屠杀的惨烈。”比尔说。在《南京》之前,2006年,已经有一部叫做《南京梦魇》的纪录片,在网络上得到了广泛传播。所以比尔希望找到新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我们刻意避免将此片做成那种典型的历史题材影片——即由那些教授在前面长篇大论,然后镜头在一张张照片上移来移去。”

拉贝给了比尔新的方向。“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故事,我说,等等,他是纳粹?通常都是纳粹干坏事。我很惊讶。”比尔说。接下来,当他进一步深入到拉贝的资料中时,他迷惑了:“我读他的资料比一般人都要多,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是个纳粹,他劝说大量的女性回家,但这些女性显然会面临被强奸的结局。这是他的错误。但同时,这个人帮助建立了南京安全区。我需要呈现出这个纳粹的善良一面,我想这是个障碍,需要跨越。”一个纳粹为什么要帮助建立南京安全区?比尔不得不承认,走进一个人的内心,是困难的。他为拉贝的行为找到的理由是:“他是被正义的力量驱使。看到了战争的恐怖场面,日本兵都很凶残,很多西方人的表现都很英勇。”

拍摄之前,比尔、丹和剧组委派了35名“特派员”在美国、英国、德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南京等地寻找各种资料:影像、文字、研究书籍。影片拍摄只用了1个月,但是前期调查长达18个月,丹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获得1937年的每个资料影像片段和每幅照片。他们拿到的资料达上万页,仅在南京,拍摄下来的采访就长达80个小时。丹和比尔亲自采访了21名幸存者。影片里日本老兵的回忆都是在日本拍摄,他们拍摄了60名幸存者和士兵,他们都很老了,最年轻的也已经年过90,而且大多数又不肯说,采访工作很艰难。最终,他们找到了日本和平主义者Tanmaky Matsuoka,她做了250个采访。在全部看过后,剧组选用了“一些采访”。比尔把这个过程称为:“复杂、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在他看来,其中最难的就是对事实细节的核实,比如当事人当时的年龄,他描述的地点等等。张纯如的书出版后,很多日本右翼分子以细节不符而对《南京暴行》一书进行攻击,进一步否认南京大屠杀。比尔对此很愤怒:“怎么能够因为细节的错误就否认整个史实?”为了避免《南京》遭到同样攻击,比尔强调,“每个细节都必须要反复核实”。

经过大量研究,比尔和丹最终选择从留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那些西方人的视野去回顾这场劫难。但他选择的不是静态的日记本和旁白,而是找演员来扮演这些当事人,面对镜头讲出那些曾经鲜活的记忆和感受。

“玛丽·海明威说的每句台词都是真实的,这只不过是真实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比尔说。

比尔承认,这样的角度和叙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传播效果的考虑:“对于西方观众来说,对于西方人讲述的故事,情感上更容易接受,更有公信力。”而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莱昂西斯则拒绝了中方入股的要求,因为他认为,如果这个故事由第三方来讲述,可信度会更高。

在《南京》完成前,2006年,美国导演、心理学博士约瑟夫已经拍摄过反映南京暴行的《南京梦魇》。这部电影在网络上已经被超过100万人次下载。吴海燕是《南京梦魇》的促成者之一,也是导演的助手。她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国际关系与亚太研究的硕士,在国内曾是CCTV经济半小时的记者。促使她帮助《南京梦魇》的导演约瑟夫进行拍摄的起源,是一场约瑟夫的演讲。那是2005年3月,美国加州一个学术论坛上,约瑟夫博士发表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演讲,吴海燕说,那场演讲的视角是她“前所未闻”的:“从来没有人像这位演讲者,超越中日两国间具体的历史事件,而从全球与人类的视野来向她展示这场劫难。”在她印象中,南京大屠杀给她留下的印记几乎全是控诉。历史教科书与相关影视作品的内容、纪录片里幸存者的指证等等,总结起来就是“悲惨”与“仇恨”两个词,是日本对中国欠下的血债。“这样的讲述方式在我们看来可能很习惯,但是西方人就未必认同。”吴海燕说。

而在比尔看来,演员以当事人的身份直面镜头,向观众讲述,造成的情感效果是他想要的:“我们希望观众能对故事有一种切肤之痛,并能对我们讲述的故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比尔也使用了幸存者口述的方式。他对采访对象的选择标准是,“能够讲述有震撼力故事的幸存者”。最终,找来的幸存者口述甚至打动了他本人:“常志强的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在镜头前,常志强讲述了发生在自己家中的惨剧:日本兵将正在吃奶的小弟弟摔在地上,残忍地刺杀母亲。小弟弟爬向全身是血的母亲,弥留之际的母亲依然不忘给自己的孩子哺乳。比尔说,拍摄这段采访时,翻译哭了,他也哭了:“人的故事是如此有震撼力。听到有人讲述他亲眼目睹妈妈的死去,这个片段我看了上百次了,仍然能感动我。”

比尔在南京的拍摄在夏季,但是拍摄中,他却屡屡觉得“冷”——“也许是因为我们要在夏天拍出冬天的感觉。”比尔说。在南京的时候,看着那些残缺的石头墙,他觉得“这是座悲哀的城市”。他开始理解米妮·沃琴的选择,回到美国后,米妮·沃琴自杀了。比尔认为,这是因为南京所遭遇的一切实在太震撼了,足以打破人类所有的幻觉:“比如你现在走在长安街上,一切都美好、宁静、富有。然而只不过一夜间,这一切都消失了。”比尔看着记者说。

而泰德在他自己的博客里说,他在南京仅仅停留了3个月,然而这3个月已经把他的世界观全部改变了。

在日本的采访让比尔很吃惊:“拍摄这部电影前,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以为会有日本士兵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借这个机会,良心发现,有力量和勇气讲出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忏悔。”然而,事实上是他在日本的所有采访中,没有一名日本老兵对此表示过忏悔:“我们问过采访到的每一个日本士兵,你们当时在南京的时候,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一位日本士兵竟回答说:南京实在太热了,我们没有水喝。”

丹说,《南京》的剧组非常国际化,有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德国人,他们之间经常因为观点不同而起争执,但是丹和比尔从来不会强迫他们统一认识。在日本,他们经常遇到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人。年轻一代希望知道更多的历史真相,而资深的年长的研究者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在南京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无视,或者轻视这种事实。”

但丹和比尔从不刻意表示反对:“因为我们拍这部电影,不是为了告诉人们该怎么想,而是尽我们所能,搜取尽可能多的资料和看法。”比尔从台湾地区找来了南京大屠杀之前老南京的影像,他选择的是滑冰的孩子、放学的学生、阳光下美丽的少女。他认为这些资料有助于讲述这座城市和曾经居住在这座城市中的普通人的命运。
但是剧组同时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很多来自日本的工作人员由于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而退出,比尔说,工作人员以这样的原因退出,在他的电影制作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而片中有一位日本演员,出生在日本,成长和工作都在美国,即使如此,他在剧组工作一天后博客上就收到了1000多封回复,有侮辱、威胁他甚至他的家庭的,说他是日本的叛徒。

尽管如此,比尔依然认为,《南京》不是一部反日电影,而是一部反战电影;他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去拍摄,而是为了要表现:“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即使在大屠杀中,依然能够看到人类的善良和美德。在《南京》这部片子里,你既看到了日军犯下滔天罪行,同时也看到了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别人的人。你能看到最坏的,也能看到最好的。”比尔认为,《双子塔》和《南京》的差异在于:“纽约当时有照相机的人都拍下了灾难的一刻,每个人都看到了。南京恰恰相反,寥寥无几的人目睹了发生的一切。相似的是,在双子塔,你将一个很复杂的很深刻的故事浓缩成一个人的故事,一个家庭的故事。对于南京,这不是某个家庭的故事,这是太多家庭的故事。”他说,“我们绝对应该大声讲出南京的故事。南京经历了太多灾难,当年的屠杀,后来的鲜为人知,现在日本的拒不承认,这些都是灾难。柬埔寨、卢旺达、前南斯拉夫,各处都有灾难。我坚信美国人应该大声讲出这些灾难,不光是美国,全世界都应该关注。”他认为,他和张纯如有一点像,“40万人买了她的书,并由此知道了南京大屠杀,我想现在通过电影,上百万人,而不是数十万人,会知道南京大屠杀。我也希望上百万人能够了解这段历史。”

“我因能够向从没听过这个故事的人们讲述它而内心充满感激。”比尔说。
(王萃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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