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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如何记忆——“南京”

2007-07-17 13:25 作者:舒可文 2007年第27期
“中国版《辛德勒名单》”也许是美国观众认识这部《南京》的方便之道,如果我们也 不假思索地简单借用犹太人的受难叙述来整理南京的记忆,显然是缺乏历史观念的,那 么我们该如何整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这不仅是历史学问题,也是存在论问题

有关美国纪录片《南京》的消息,从7月3日开始,持续出现在各地报纸娱乐版上。这部根据张纯如作品《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改编的纪录片,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7月13日,在北京望京星美影城二号厅,我和另外4个同伴完全沉默地观看这部纪录片,直到走出影院,我们仍然不知道该做何议论。这个纪录片以第三者的立场,呈现给我们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最迫近的一个问题与所谓“中国版《辛德勒名单》”的广告语相关,作为叙述者,制片人和导演确实有效地完成了“辛德勒式”的人道主义叙事,而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南京》不是一个真相告知的环节,它在美国引起的震惊让人不可避免地对比犹太人大屠杀和广岛原子弹爆炸在世界范围的被熟知,它还在不经意间对比出对个人情感和处境不同的记忆方式,以及对记忆不同的叙述方式。

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并不是一个被淹没了70年的灾难,在屠杀开始的第三天,1937年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就刊发了记者斯蒂尔发自南京的报道,说他最后看到的是约300名中国人“井然有序地遭到处决,尸体已堆积到膝盖高”。12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记者德尔丁发自上海的报道,他在12月15日以前在南京目睹了日军破城后最初几天的暴行。但在冷战开始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信息和研究就从美国民众视野中消失了。这当然与当时美国的对日政策有关。美国是保留南京大屠杀资料相对集中的国家,但迟至1996年8月,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才举办了“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展览,首次向公众展出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传教士的信件、日记、笔记、照片等资料。关于集体屠杀的痛苦记忆就这样被国家关系的策略所遮蔽。

而因为种种原因,中国真正的相关研究从1982年才真正开始。受害者本身的沉默是原因之一,此外,50年代和80年代之间发生了什么?第三者立场的美国教授布鲁玛说:建设新国家、朝鲜战争、大跃进需要的豪迈英雄气概,电影里那些手握陈旧武器却把日本侵略者打得抱头鼠窜的战士显然比在南京殉难的无助市民要合时宜。以色列也有类似的轮回,以色列建国15年后,大屠杀的幸存者才开始打破沉默,讲述自己的故事,苦难和沉痛依旧,时光的流逝减轻了讲述者身上背负的羞辱感,而基布兹社区中犹太复国主义充满自信、勇敢勤劳的英雄形象开始褪色。如同以色列作家奥兹的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里那个复国主义新青年,依照新的价值观,他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因为你压抑着一种更为深刻的记忆。

个人记忆为什么能被压抑?在这种课题中,社会学家分析了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的粘连:如果没有社会记忆以及历史学家通过史料形成的历史叙述作为背景,个人记忆难以形成确定的结构,也缺乏讲述方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时隔多年,幸存者们才能够讲述自己的记忆。但是又如何解释“二战”犹太人状况的研究者瑟奇(Serge Klarsfeld)(其父死于奥斯威辛)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二战”后,许多学者在叙述大屠杀种种独特的历史事件中,尝试寻找到适当的表述形式,纪实文学或传记的手法被大量运用来描述那些惨绝人寰的经过。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显然是运用了这种表述形式,这一点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网站上充分体现着。

打开纪念馆的网址www.yadvashem.org,首页是一个大眼睛的带着灿烂笑容的小女孩,她的照片带领人们打开遇难者名单,名单第一页是一对母女的照片,她们也有着灿烂笑容,幸福地相依着,这是玛格丽塔和她的女儿黑尔佳,有一段文字讲述了母亲的出生日期,结婚日期,女儿的出生日期,她们生前生活的城市,照片是母亲的兄弟拍摄的等等个人情况。这个“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在2004年建成。这个数据库可以查询到300万左右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和个人资料。在这里查询者看到的不是数字,而是名字和名字背后那个有个人生活的人。待我再登录到南京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网站www.nj1937.org,首页中栏是相关新闻,第一条是驳斥日本右翼言论的,第二条是《南京》在南京首映的报道;右栏是为纪念馆捐赠的账号,下面有滚动的受难者名单。

我没有去过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2006年12月10日参观柏林的犹太人博物馆的经历带给我的感受却对应地回想起来。这个博物馆建于1995年,建筑本身就表现了极强的暗示性,整个造型从被扭曲的犹太六角星标志而来,由表及里,所有线条、面和空间都参差不齐,窗户也窄如裂缝地斜刺刺地分布在墙面,整幢建筑几乎找不到任何水平和垂直,反复连续到处是锐角曲折,置身其中必定被卷入扭曲的空间。这个建筑没有门,只能从旁边的老博物馆进入,主要展馆都在地下,地面只是三条通道,通道的墙面装有橱窗,每个灯下都是一个犹太人纪传体式的物品陈列。一条通道通向的地方展示着犹太人自8世纪进入欧洲后的历史、民俗,以及他们的音乐家、作家、医生等伟人生平,提琴、餐具、小照片、围巾都标有详细注释,顺延着历史时间走到了“二战”时的苦难,却还伴随着这些令人想念生活的物件。另一条通道通向一个叫做霍夫曼庭院的花园,这花园的地面是倾斜的,49个水泥柱也是倾斜的,我没有进去,可想而知,在这些倾斜的水泥柱间隙中看到的外界会是怎样的缺少稳定感。最后被同行的德国向导带到了一扇沉重铁门前,铁门后是一个阴冷黑暗的几十米高的垂直空间,正如犹太人受刑前所处的封闭空间,它会推动你感受大屠杀受害者临终前的绝望与无助。微弱的光线从高高的顶部罅隙里透过来,谁能在这里停留?

这个博物馆和以色列的纪念馆网站,以及为世界广为知晓的《辛德勒名单》、《钢琴家》、《美丽人生》等电影中个人化的情感记忆或许印证了匈牙利作家、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凯尔泰斯·伊姆雷说的:“我们只有在感性想象力的帮助下,才可以对大屠杀不可思议的事件形成一个较为真实的认识。”最终这种认识带来的历史问题可能是理性思考,而不是落入《第三帝国与犹太人》的作者、以色列作家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ander)所指责的“关于死亡的庸俗行为艺术”。

奥斯威辛之后,当欧洲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把屠杀犹太人上升到人类生存困境的高度时,犹太人幸存者和死难者的个人记忆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不断完整和深入,成为全世界的苦难记忆。南京大屠杀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以及人类生存的影响与意义该如何追问呢?遭受灾难的心灵与记忆最终该怎样得以解救?它的确形成了一种质询。在历史叙述中,如果个人记忆被当成社会活动、政治活动而非个人活动的时候,它就容易被看成是对一个历史的回忆,不仅遮蔽个人的记忆和情感,而且只能呈现为一种程序的一致性。再多的事实累积,总是回归到某种刻写好了的抽象情绪链中,在这种链条中,与生命相连的情感很难激活,最直接的收获是通过收集材料形成一个统计结果。“数字真实固然重要,”美国历史学家舒衡哲为此申辩过,“但数字并不能增强受难的真实性。也未必能够真正了解痛苦的本质。仅把大屠杀数字化和抽象化的所谓客观公正的政治与学术倾向则可能使大屠杀成为远离我们切身性的一种轻飘飘的存在。”缺少情感化的个人记忆来支撑,历史叙述就会缺乏动力和所应承担的伦理意义。

记忆是一种与伦理有关的责任,对记忆的叙述方式导致的是对生活和未来的塑造。怎样讲述记忆,表达着不同的伦理追求。德国历史学家费舍尔提醒过,关于犹太人被屠杀的叙述通常会碰到两个极端:恐德症和道歉性质的修正主义。仇恨的思维模式只能带来屠杀的合理性,处罚性的解释和开脱罪责的解释都不能令这场灾难更具警示意义,也不能形成自我认识的途径。如果我们认定通过道歉或报复就可以软化对这个人类灾难的记忆,未免就事论事。

“中国版《辛德勒名单》”也许是美国观众认识这部《南京》的方便之道,如果我们也不假思索地简单借用犹太人的受难叙述来整理南京的记忆,显然是缺乏历史观念的,那么我们该如何整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这不仅是历史学问题,也是存在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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