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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学校”里的坠楼事件

2007-07-02 14:42 作者:王鸿谅 魏一平 2007年第23期
出院在家休养的小志并不太愿意面对记者,趴在电脑桌前打游戏,被问及往事显得有些烦躁,“就是不愿再想起那些”。四川电视台给冯秋菊发来了预告片,30秒钟,展现了学生被打的一些画面,播放时,小志一直低着头。在后来的沟通中,小志也只是偶尔抬眼瞟一眼记者,就迅速将目光转回面前的游戏。他愿意做些许回忆,只因为“里边还有那么多同学呢”。

坠楼者是一名14岁少年,几度转学,网瘾很大,性格叛逆,被无奈的父母哄骗着送至重庆一所“行走学校”,接受为期半年的“行走教育”——由江苏徐向洋首创、针对“问题少年”的特殊矫正教育方式,主体是军事化管理、体能训练、徒步行走和心理疏导,效仿者众。坠楼地点是大东方行走学校,以“大东方教育培训学校”的名义获得重庆渝北区教委批文,可以从事“短期教育”的培训机构。2006年12月刚拿到批文,学校简介中却已有“经培训结业并顺利回到课堂的学员1500名”。在4月26日的坠楼事件之前,这所半年期培训收费近2万元的学校里,学生人数“最高峰是98个”。

坠楼前后的复杂心态

从207宿舍出去,斜对面四五米就是楼梯口,被室友搀扶着下楼找大夫的小志走得跌跌撞撞,还撞到墙壁一次。他吞服了4粒外用高锰酸钾片,刚在宿舍呕吐过带血的液体。临到楼梯口,同伴到最近的201宿舍给说口渴的他找水,水还没来,小志已经越过大约1米高的护栏,从走廊直接坠下一楼大厅。药片是小志偷偷从室友柜子里拿的,他略知一点中医,服药理由是“治腰疼”,“即便不能,还可以趁此机会见到家长”。坠楼是一念之间的突变,“没想到吃了以后那么难受,便从楼上跳下去了”。这个14岁少年坚称自己在那一刻“很清醒,就是觉得无聊,不想活了”。

事情发生在4月26日。不到2个月之前的3月1日,小志被父亲哄骗着从贵州送到重庆。交纳近2万元的学费后,他和父母之间的直接联系被立刻切断,这个在入学协议中写得清清楚楚,“学员入学3个月内不得与家长通话或者探视”,只能写信。3个月是目前的行走教育行当里按照徐向洋的模式,通用的“亲情隔离”时限。小志的极端行为,终于将这时限提前了1个月。他见到了父母,也不必再担心被送回学校,代价是“食道灼伤、上唇摔裂缝合23针、下唇缝合9针、右手桡侧骨折”以及身上若干处来历不明的旧伤。这些都是2个月训练期的记忆。让母亲冯秋菊心疼的还有“送去时候白白胖胖,170多斤,不到2个月就瘦了30多斤”。

出院在家休养的小志并不太愿意面对记者,趴在电脑桌前打游戏,被问及往事显得有些烦躁,“就是不愿再想起那些”。四川电视台给冯秋菊发来了预告片,30秒钟,展现了学生被打的一些画面,播放时,小志一直低着头。在后来的沟通中,小志也只是偶尔抬眼瞟一眼记者,就迅速将目光转回面前的游戏。他愿意做些许回忆,只因为“里边还有那么多同学呢”。

小志回忆里的那两个月,“挨打”成了全部。父亲还在办公楼办入学手续,在综合楼里的小志已经第一次挨打,原因是“顶撞教官”——教官问他“你在家是不是很调皮?”小志回答:“你这么大的时候不调皮吗?”此后“记不清到底被打了多少次”,“每天都要挨打一两次,有时候是教官打,有时候是学生打”。他还记得有个教官告诉他,“这是我们重庆的地盘,不是你们北京的地盘,想打死你们就打死你们。”这些都让他困惑,他会自言自语,“我真是不明白,到现在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打我”。

冯秋菊4月26日下午从北京飞抵重庆,在西南医院的病房里“当时就昏死过去”。她在发现了儿子身上多处旧伤后,问出了挨打的事情,迅速报警。小志一开始并不愿说挨打的事,母亲反复询问,才陆续说了一些。朋友们在电话里安慰冯秋菊,也告诉她,“要振作起来,马上要做的就是去搜集证据”。这个当过医生、开了8年公司的母亲迅速开始有计划调查,她从心理老师那里得到了一些孩子的求助信,按照上面的联系方式一个个通知家长。出事后每天坚持写日记,现在已经记了3个笔记本,她记录下小志每天的病情和表现,以及与校长陈华的每一次短信来往,“陈华说我做事一环扣一环,没错,我也不是没脑子的人”。

校长陈华现在的确对家长颇有微词,在他看来,自己与冯秋菊“一直协商得很好”,“消除了隔阂”,学校也支付了4万多元的治疗和相关费用。只是在小志离开重庆到北京前,双方发生了一点不愉快,陈华的说法是,“咨询过医生,小志的后续治疗只需要1万元就可以了,家长要5万元,我只答应给1万元”。冯秋菊承认这让她相当气愤,“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冯秋菊委托的律师曾向陈华提出过20万元至30万元的赔偿要求,但她希望的并不是单纯的物质赔偿,原因是“其实我们不缺钱”,而且“单纯给钱的话,反而担心会害了我们孩子”。小志曾气愤地跟她说过,“让陈华赔钱,买栋别墅,再买100台笔记本电脑”。在忧虑的母亲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把陈华和那些打人的教官送上法庭,“只有让他们得到法律制裁,才能让孩子明白,打人是不对的,是要犯法的。否则,孩子就会认为打人没什么,将来也会认为法律算什么,只要能打,只要有钱就行”。

两个月之前,冯秋菊期待的是半年后收获一个成功蜕变重回正轨的儿子,现在心愿还未达成,面前又多了一道难题。冯秋菊在等待诉诸法律,只是“孩子是食管灼伤,按规定必须得观察6个月之后才能立案”。她一点点搜集起来的学校打人的证据已经有厚厚一本,还有一张光盘,里面是她与陈华每次对话的录音,以及孩子受伤的照片。冯秋菊庆幸自己“一路走来还算顺利”,“得到了媒体的支持,拿到了这么多的材料”。粗算下来,搜集材料已经花去3000多元。采访中也陆续有媒体的电话打过来,上个月冯秋菊的手机话费是1700多元,而出事之前,她每个月平均话费不过200元。

集体生活的另类版本

陈华一直对记者强调“行走学校的特殊性”。将那些家庭教育和常规学校教育已经无法约束的孩子汇聚到一起,会发生些什么,的确是个未知数。作为行走教育创始者的徐向洋也用“炸药包、火药桶、小雷管”形容过他那些“安静状态下的学生们”。徐向洋的方法是行走加惩戒。学生们先按计划长途行走拉练,辅以适度惩戒保证孩子们不敢脱逃,行走后,孩子们各有所悟,接下来才是其他的针对性教育。陈华的办学方案稍微有一些不同,他把徒步拉练放在3个月之后,避免“频繁脱逃”可能带来的麻烦。

在学校的宣传资料里,这3个月时间是“亲情隔离煎熬期”,军事训练和心理辅导双管齐下,帮助孩子们稳定情绪,认识自我。3个月里的具体生活状况,在小志坠楼后,校方的表述与同期学生们的自述相去甚远。部分退学孩子提供了一个“越狱”与“无间道”般的版本,而陈华极力反驳,他强调这些孩子的“顽劣”、“聪明”、“擅长撒谎”,“70%的话都不可信”。他的证据是坠楼事件后,仍旧“陆续有家长要把孩子送过来”,即便是教委下令学校暂停招生后,目前在校人数是“97人”,“退学的只有几个”。相比这位2006年底刚刚进入行走教育领域的投资者的话,选择相信自家孩子的家长看起来的确不多——如果沟通有效或信任存在,或许绝大部分的家长们也不会选择将孩子送来接受行走教育了。

小雨和小月算是例外,小雨被送来的主要原因是早恋,这个1.82米的14岁少年成绩并不差,他形容自己:“是块学习的料,就是有点爱玩,爱骑自行车去山里玩。”去年10月,正读初二的他谈了个女朋友,这让父母很担心。选择重庆,是“为了让他和那女孩分开,琢磨着可能去个远点的地方慢慢就疏远了”,此外他们并不质疑孩子的品质。相对让家长更头疼的是小月,这个去年11月底初三辍学在家的孩子并没有失去家长信任的原因,在他自己看来是坦诚,“每个女朋友都领回去给我妈看,从小即便做坏事,我都告诉她”。不过在校长陈华的描述里,他们的家长都被归属到“感性”一类,“被孩子的谎言蒙蔽了”。

小雨和小月是偶然认识的玩伴,都是北京人。两人在3月初的同一天入校,同样见识到了“下马威”。挨打的是小雨,原因也是顶撞教官——他说“我不在这儿,我要见我爸爸”,而小月补充的原因是,“让小雨理发,他不理,结果被堵在楼道里打了足足一小时,满脸是血”。小月再不敢同样为头发讨价还价,“理就理吧,要不然会被打死啊”。看到满脸是血的小雨后,他“头脑一片空白,心想跑也跑不了了,反正是监狱”。

小雨分到小志所在的207宿舍,小月在旁边的204宿舍。各自宿舍里都有1名教官同住。因为挨打,一开始满脑子想的都是逃跑。小雨觉得宿舍里7个人,只有“重庆的不怎么挨打”,而“北京的打得最厉害”。入学第11天,小雨跟一个比他早去几天的老生商量逃跑,老生让小雨跑在前面。没有成功,被抓住后的小雨被“罚跪在地上抽耳光”,但他发现“老生却让教官拉到另一间屋里,跟教官一起抽烟”,小雨愤然,“原来他是奸细”。此后孩子们的叙述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奸细”的字眼。而小志也因此成为那阵子“学校里被打得最厉害的学生”,小志自己琢磨“大概是自己管不住嘴,有什么就说出来了,不能分辨身边谁是奸细,结果每次都会被告发”。后来吃高锰酸钾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老是被打得腰一直疼”。

小雨不再轻易相信身边的人,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才找到了一个觉得可信的同学,合伙密谋第二次“逃跑计划”——晚上21点多,趁教官们在楼道里抽烟聊天时,用抹布垫着使劲拧窗子上的螺丝钉。害怕被发现,“每次只拧一两分钟,还要隔两天才拧一次”。只是螺丝钉太紧了,最后也没成功。小雨并不放弃,训练间隙反复观察逃跑路线,“后面肯定不行,有狼狗,正门也不行,当时看好了侧面的一堵墙,稍微矮点,想着如果有出租车经过,就赶紧跳墙,坐上车就跑了”。有时候也会生出极端念头,“真想弄死他们也容易,趁夜里他们睡着的时候拿牙刷往脑门上一插……但是,又担心我们没有武器,斗不过他们”。他也被每天训练时教官的训斥所威慑,“我一个能打你们十几个,一拳就能把你们打晕”。

小雨突然开始被新任军训副队长赖飞所优待,“有一回我偷着抽烟让教官发现了,有赖飞在,他们都不敢动我”。后来,“别的教官基本都不打我,只有陈影打得厉害”,“因为他来得比赖飞早,又是特种兵,不怕赖飞”。离开学校后他才知道,这是赖飞以各种名目从他父亲手里得到了1500元钱之后的转变。可是被赖飞提拔成寝室班长的小雨多了一项任务——按教官指示打别的同学,这在小雨的父亲看来,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小志也是挨打人之一,坠楼事件后,冯秋菊想见小雨,但小雨一直不肯,“觉得对不住小志,我打了他”。不过小志并不怨恨,“我能理解,不怨他”。

小月屋里住的都是富家子弟,“他们每条内裤恨不得就上百元,其他都是学校发的,也就内裤能看出来穷富”。小月觉得自己是“最穷的”,因为“别人家几乎都有奔驰、宝马,我爸连车都没有”。但小月并不羡慕他们,甚至也没有半点自卑,“他们都是靠老子吃,我不靠,我靠自己,相反会有些自豪”。除了偶尔说一下各自家里有什么车,同屋人最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以前所干的事,“因为大家以前干的事都差不多,很快就熟悉了”。于是,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就转变为“卖药、吸粉、倒车”,小月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倒车怎么那么便宜,一辆保时捷GT2才7万多元,还中等配置,要是在北京,怎么也得四五十万元啊”。

小雨和小月在4月21日同时被家长接走,契机很“无间道”。陈华的说法是在一些意外事件后,他意识到了赖飞的问题,做了严肃处理,并开除了相关的几名教官。没想到学校里“有奸细”,被开除的教官与“奸细”策划了里应外合的捣乱。他们策划的是鼓动学生在4月21日“集体暴动”。根据小月回忆,为了不打草惊蛇,采取了分头动员的方式,“靠谱的就一块说,不靠谱的就分开说”,计划是在吃饭的时候“起义”。结果还是走漏了风声,学校临时检查,把宿舍里所有能作为武器的东西,甚至是牙刷都收走,分开就餐,一个宿舍吃完了另一个宿舍再吃,计划失败。不过在“起义”前一晚,策划逃跑的教官给小月他们用手机,宿舍里的每个人得以跟家人通话。这次,父亲相信了小月,答应明天来接他。小月激动得睡不着觉,但其他同学泼他凉水,“你爸来了学校也不让见你,即便接走了也还会送回来”。第二天,小月真的被父亲领走的时候,他看到同伴们正在操场上训练,“一块望着我,我心里真有些舍不得他们,就冲他们挥了挥手,好在,前天晚上我给他们留了我的电话”,小月叹了口气,“毕竟,我们一块挨打,一块享福”。“享福”就是“偶尔弄根烟,大伙一人抽一口”。

小月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在重庆玩了两天,“这么老远来一趟不容易,一块去了渣滓洞、白公馆,孩子们接受了一下历史教育”。小月父亲在电话那边略带调侃,他正在铁路上值夜班,不时有火车呼啸的声音传来,“其实,家里情况很一般,我跟他妈每个月都是两三千元的工资,上学的2万元,有1万元还是借的”。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被接走的小雨带出来很多求救纸条,上面大都写着家人的联系方式和“救救我吧”的呼喊。陈华曾给小雨父亲打电话,请他“先别告诉学生家长,我会好好整治的”,觉得陈华态度比较好,小雨父亲在口头警告后,没有马上告诉其他家长。几天后,在小雨一再催促下,他才给冯秋菊打了电话,可那时小志已经出事了。对此,冯秋菊并没有怨言,“不怪小雨他爸,孩子天天挨打,这事情也不是偶然”。

打人和坠楼事件让相关的父母自责失职。其实他们事先也做过一些了解,小雨的家长春节期间在电视上看到介绍徐向洋的节目,上网搜“行走学校”,发现石家庄、江苏、重庆都有,考虑到“在重庆有些朋友,也好有个照应,离家又远”,才决定送孩子到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冯秋菊花的工夫更多,上网搜索以“问题孩子”关键词搜索之,打电话询问了多家行走学校,先是徐向洋那里,对方答复已经招满了。之后是河北的一家学校,又担心“孩子很容易就跑回家来,起不到锻炼的效果”,最后才找到了大东方。冯秋菊在电话里反复跟学校沟通了一周,“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起什么问题来,第二天就打电话问”。对方的答复是:“首先从体能上把孩子打垮,等孩子安静下来之后再进行心理教育,3个月后开始到贫困山区行走,同时进行历史教育,辅之以伦理教育。”这正是她想要的。

同样是寻找行走学校,曾磊却在他的实地考察中感受到了一些“怪怪的东西”。在重庆做记者的曾磊4月中旬为16岁的“问题”侄儿寻找类似的矫正机构,重庆有3家“行走学校”,曾磊挨个电话问过,决定实地看看规模最大的大东方,还想着能找简历上同样是记者出身的校长陈华打点折。他在学校没能见到陈华,却感觉到学校里教官和学生们之间“强烈的敌对情绪”。曾磊说他想象中的行走学校,应该是像军营一样,虽然方法严厉,但不是“敌我矛盾”。曾磊最后选择把侄儿送到了只有十几名孩子的另一所学校,因为校长康松让他感觉“比较实在”,“有爱心”。曾磊不敢把侄儿放在大东方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知道侄儿的脾气,他在大东方的话,我觉得迟早会出事”。他自己也讶异,几天后,就得知小志的坠楼事件。

“对立”不仅是孩子们的感觉。齐教官(化名)从部队转业后看到大东方的网上招工信息前去应聘,由学校的王顾问接待,对教官最主要的要求就是“部队上下来的,最好带过两年兵的”。但据他后来观察,很多教官根本没带过兵,“可能在部队被班长打惯了,来这里冲学生们发泄,体验一下当班长的感觉”。齐教官被告知,“在这里待一天算一天,今天来,明天走也行,照样发工资。试用期是一个月,底薪800元,看看能不能适应”。他后来才明白这所谓的“适应”就是“看教官能不能唬得住学生”,“本来就是些调皮孩子,有时候不打一下实在是管不了,但后来发现早来的老教官都打人,你不打的话就被孤立了”。教官打人,“校长陈华不可能不知道”,齐教官说“有几次,教官打学生的时候,陈华就在场”,“而且,有时候教官当着校长的面,打得更厉害,因为这样表示我能唬住学生啊”。

齐教官还发现除了打骂,有的教官“闲来无聊就捉弄学生”,“宿舍里连个电视都没有,晚上大铁门一锁,大狼狗汪汪叫,没有任何娱乐手段,教官们也不能出学校,闲来无聊,就拿学生耍”。没待几天,他就发现这个学校不对劲,“孩子们没有一个带笑脸的,满是恐惧的目光,夜里经常听到宿舍里传来孩子的哭声”。很快,他就决定离开这里。他也感觉这里的教官“走马灯似地换”。学校的招生简章里说,每个宿舍配备一文一武,“文”就是从师范院校毕业的老师,“武”就是从部队下来的教官,但齐教官说,实际上后来并没有“文”,只有“武”。看到老教官们打人很厉害,新去的几个教官为此还跟他们闹过意见,甚至提出来“武力不能解决一切,不信我们就拉出一个班来做示范,你们打你们的,我们教育我们的,看看谁更有效”。结果,还没来得及示范,学校就出事了。

齐教官记得,在一次教官会议上,校长陈华说,“我们首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然后才是一个商人”,可没说几句,又来了一句:“我们这类学校是全国收费最高的,3个月后,只要能把孩子安全交到家长手里,不出什么大问题,就是2万块钱。”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章所涉及的学生全部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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