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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学销往内地

2007-06-19 12:54 作者:朱文轶 2007年第23期
我们选择大学作为观察香港的切入点,因为它不同于传统的制造业产品,可能是考察新的经济时期的香港,以及它和内地联系的更好角度。对于渴望到香港上学的内地学生们,香港仍是那个神话和想象物的延续。他们不需要更充分的理由。香港在他们看来,更容易接近世界

是香港大学的制度性优越对内地生源构成了根本性的吸引?还是作为社会整体流动性过剩的一部分,高等教育成为每个中国人都要尝试的消费品,人们不过是像购买汽车、房产一样,追逐一个更新鲜的产品?

有一点是无疑的,内地人如今的购买力强大,而香港则迫切要为大学教育这个产品打开销路。这个香港的优质资产要打造得更好,当然需要更广阔的市场。

香港想象,香港高校热

6月14日早晨,一场暴雨再次突袭了香港。挤在罗湖口岸深圳海关入口处的人们纷纷回车取伞,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边界口岸,并没有因为几天来频频的雷暴警告影响它的人气。许多家长在罗湖口岸和孩子挥手道别,看他们背着书包独自步入海关。

章明芬(化名)的女儿11岁,从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章驾车将女儿从深圳福田送到罗湖口岸,女儿过了海关,来到香港这一头,再坐10多分钟火车到香港罗湖公立学校,开始一天的读书生活。下午16点左右,母女俩又在早上分手的地方见面,章明芬再开车接女儿回家。几年来,她们持续着这样辛苦的就读生活。据《深圳教育蓝皮书》说,大约有3000名中小学学生居住在深圳、每天跨过罗湖桥去香港上学,其中年龄最小的6岁。章明芬说,这些越地读书的学生,和她对女儿的期望大致相同,最终是为了在香港上大学。更早地适应香港的教育环境,在她看来,可以让高中到大学的过渡更平稳,女儿在香港社会落足的机会也越大。

同一天《星岛日报》的教育版用了将近整版篇幅为英国的寄宿学校“招徕买主”,它还公布了12年“最受香港家长欢迎的英国寄宿学校”名单以及每所学校的费用和招生网页。每年的6月份几乎是英国学校在香港的推销月。

作为在香港最热销的升学地,英国的升学机构会选择在这时候到香港来招生,同时有针对性地举办海外升学展及座谈会。香港中学教育发展总监、香港教育工作联会会长杨耀忠说,香港的中产家庭这几年倾向于安排完成中三课程的子女到英国去念寄宿学校,因为英镑汇率的连年上升,今年去英国读中学的学费和寄宿费,比去年上升了一成半,完成高中课程,一名学生最少要开支160万港币。这并不影响香港中产阶层购买英国教育的热情,他们的想法和替女儿选择香港读书的章明芬大体相同:最终目的,是英国的大学和在英国就业。

没有人愿意承认香港教育正在失去吸引力。杨耀忠说,一个开放社会投入巨额资金打造的公共产品仍然具有竞争力,“香港这几年的确流失了一部分本地的优质生源”,另一方面,它在内地的热度却正在升温。

去年关于“香港高校和北大、清华之争”的招生新闻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以‘奖学金’招收的尖子生并不是重点。事实上,它只占整个招生名额的很小部分,极少人能得到这个机会。”但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研究所孔繁盛承认,它客观上产生了商业效果。一些和孔繁盛有相似研究背景的教育专业人士都认为,这条新闻意外试探了内地教育市场的容量,尽管大部分学生需要为一个香港高校的本科学位支付40万港币以上的费用,但“看起来,这对有购买意图的人来说,并不成问题”。

“为什么选择香港的大学?”这是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陈霜叶博士今年申请的一个小型研究项目的题目。中文大学愿意资助这个课题,是因为它在今年招生名额的确定上有明确的针对性。陈霜叶对一组2006年到香港来读大学的学生调查的结果证实了香港想象对于他们和家长选择构成的影响。“有两类学生。”陈霜叶说,“一类选择学术性专业的学生,他们认为香港学术资源比内地更国际化,他们希望香港成为自己进一步去英美国家读书的跳板。另一类是选择会计、金融专业的学生,他们认为,这些专业在香港学一定比内地要好。”

香港教育的传统

陈其乐说,香港教育的早期特征是“高筛选率下,一种达到经济职业目的的实用主义的途径”。

杨耀忠和孔繁盛都是香港教育高淘汰率下的幸存者。他们70年代考上大学的时候,香港才有港大和中文大学两所高校,只有3%的适龄学生可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97%的人在“升中试”和高考中被陆续淘汰。“‘升中试’就是中学会考,2/3的人被筛下来,1/3的人能够升预科,两年后的高考又有一半以上学生被淘汰。”杨耀忠回忆当年严厉的精英教育说,“真是一试定终生,连复读的机会都没有。”以至于现在香港仍有60%的劳动力都是初中毕业程度。

香港教育制度过去是挂靠在政府公务员系统上的。它早期的启动完全被一些现实需求所驱动。香港大学英文系童庆生说,要在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政府中任职或在香港用英语进行公司贸易,就要培养能够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公务员。“港大成立的背景之一,就是政府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用来满足与大陆外交和商业往来的需要。”童庆生说,这些为会说英语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好的职业机会,从而也使著名的英语中介学校的地位提高到上层水平。随后,教育制度推动了上层特权文化,家长们强迫他们的孩子相互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从而赢得进入上层学校的“入场券”。

陈其乐称,“这种体制竞争激烈,学生也被要求得很务实。一旦通过考试体制,许多大学生都设法到国外去,他们的优势之一在于所受的教育是用英语授课,毕业生容易在英语国家站稳脚跟”。

“香港的高等院校虽然是英式制度,但它并不像英国最好的大学那样属于研究型大学,除了一些特殊领域,香港高等院校在很长时间都只集中于本科教学。”杨耀忠说,7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机会不是很多,除了当公务员,就是进入商界。“在当时的香港年轻人看来,‘三师’是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工程师、会计师和医师,这几个职业的地位和收入是最高的。所以香港教育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很强烈。对于完全以就业和高薪为首要目的的香港大学生来说,研究生教育是多余的。”

孔繁盛毕业的时候,香港经济被“石油危机”的阴影所笼罩,就业形势不乐观,他选择中文大学攻读教育硕士时发现,即使在不好的就业状况下,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申请的人都很少。“校长都不是很鼓励。”孔繁盛说,“因为没有地方可以看出回报,研究生文凭根本不会有加薪的可能。”

大学,本地滞销?

6月13日,香港教育学院的校董会宣布将很快正式向政府申请改名为“大学”,如果申请被批准,香港的大学数目将从8所增加到9所。

香港“大学”阵营的扩大始于90年代初的高校扩容计划。尽管近年来一再有研究者指出,香港有3所大学已经足够了,过多会造成教育资源浪费。仍然有新的学校想加入这个阵营,虽然更名大学同时要升级一系列指标,这意味着大量经费投入,但它们看好这个市场的前景。

90年代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半精英教育转变的扩大计划是港英政府增加公共开支的一个部分。陈其乐说,1970年到1972年,政府总开支增长了50%多,以后一直稳步增长,到1992年,增长了一倍以上,实际年增长率接近6%。

“90年代初,港英政府没有经过社会更充分的讨论,宣布了两个重大的公共开支计划。一个是兴建机场,另一个就是‘玫瑰园计划’,将大学入学率由3%提高到18%。”

人口压力只是一小部分原因。香港经历了60年代的人口急剧增长期,到80年代末,18岁到22岁适龄大学生的人数由3%增加到15%以上。但这在当时尚未构成尖锐矛盾。另一个原因是当时人才流失严重,增加教育投入势在必行。杨耀忠说,香港政府对高等教育及科研的投资经费亦从十几年前的零,增加至上亿港元。香港公务员包括教授的薪俸,由1988到1993年的5年中,几乎加了一倍,如果以10年为计,到了1998年,其增加的幅度是27倍。建立香港科技大学的费用,在当时可能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一次最大投资。

“包括后建的科大在内,香港也就3所研究型大学。其他都是专业技术性学院,是大专文凭。”杨耀忠说,为了增加学位供给,港英政府鼓励这些专科学院升格为大学,“你只要变大学,就可以拿到建设经费”。于是6所学院赶上了这班顺风车。

升学压力的骤然减轻对学生是个好消息,但也带来负面效果。90年代大学的扩张过于迅速,以至于香港社会和就业机构开始抱怨大学质量有所滑坡,而“向来以精英教育为传统的香港社会对本地大学毕业生的信任度也开始下降”。陈其乐说,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海外文凭在90年代后期变得更吃香了。

更大的问题出现在供求关系上。80年代初,香港人口已经摆脱了60年代迅猛增长的势头而趋于稳定,到90年代后期出生率已经出现明显下降。“香港2000年左右有中学毕业生7万到8万人,现在出生人口的下降使得这个数字降到了5万人,按照18%的招生规划,香港每年有1.45万个学位供给,现在只有9000个左右的需求量。这个矛盾就变得很突出了。”

“加上香港本地学生愿意读研的很少,而8所大学都在走研究型大学的路子,需要大量的研究生生源。”和以前供不应求的局面相比,现在香港高校面临着严重的“销路问题”。8所大学内部也出现分化,优秀的生源和资源明显向港大、中文大学和科大倾斜。

“香港的大学都已经意识到了,单纯面向香港招生,生源肯定不足。”杨耀忠说,“我们并没有一定要跟清华、北大较量的想法。但更现实的考虑是,香港的高校要面向内地这个大市场。更多的香港高校希望将自己的未来定位为‘南中国的教育中心’。”

财政压力

“玫瑰园”计划让香港背上了一个很难卸掉的包袱。对大学持续的高昂支付令财政也渐感吃力。8所大学成立后,每年港府投放在教育方面的500亿港元里,就有1/3主要是用于高等教育,并且不同于基础建设的固定投资,8所大学就是8个“小政府”,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供应。1997年金融危机后,财政紧迫更让政府感到力不从心。1999年11月,当时的教育统筹局局长王永平说,“政府平均要为每名大学生资助20万港元,相当于10名中学生的资助额,如果全数资助大学生,政府就会破产了”。

香港特区政府在库房出现巨大的财政赤字后,提出要在1998至2001年3年间减少对高等院校的一成教育拨款,经费由以往的约140亿减至127亿港元,要求大家开源节流给予配合。

“一些学校取消沿用多年的中央拨款模式,采取单行财政预算方法,把理财权责下放到各部门,校方每年根据各部门的工作计划和财政预算给予一笔拨款,让部门自行调配资源,但必须有成效,从而加强部门的问责性。与之相反,采用中央拨款模式时,部门只需散件式向上申请拨款,不用承担开支多少所带来的财政压力。结果在推行新预算制度后,各大学的开支都锐减数亿港元,在节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杨耀忠说,“在开源方面,各大学却进展不大。虽然政府多次呼吁大学要自行开源,积极引入社会资源,包括鼓励私人机构资助大学经费,但在2000年,香港各大学的对外筹款成绩并不理想。7所大学的私人捐款只占整体收入的1%左右,未能给学校带来很多收入。”

2001年,香港特区政府再度宣布削资方案,在2001至2003年3个学年再削减4%大学整体拨款额。为了减少对政府财政资助的过分依赖,鼓励学校利用自身资源自筹经费。陈其乐说,2003年,特区政府财政司在财政预算案中首次公布设立10亿港元基金,就大学自行筹得的私人捐款,政府将以“一比一”等额发放给大学。为了避免院校间出现恶性竞争,每家大学可获的上限限于1.5亿港元,当中2000万港元为最低款额,以鼓励8所大专院校自行筹募经费。

于是,港大校长徐立之上任后,一项重要工作就和钱有关。“政府减少了投入,但是学校和老师的合约不能变,薪水和项目资助不能少。香港政府一年投入30亿港元,加上其他社会资金总计40亿港元,而港大一天的支出是800万港元。政府的拨款大部分支付了教职工的薪金,对科研的资助政府的投入只占1/8,其他的都必须自己去募集。”徐立之说,港大的一个举措就是推出明德教授职位,由知名企业家来对港大最好的教席进行冠名。捐款人只要捐款2000万港元以上,便可在指定教授衔前冠上自己的名字。现有的明德教授席,包括霍英东基金教授(传染病学)等8个教席,而已经表示愿意捐款的还有15位企业家,不久教席将增加到23个。凡是某一教席的明德教授,基金每年产生100万港元利息将作为其科研经费。

即便收缩开支,作为公共产品,大学经费投入的主体还是政府。杨耀忠说,未来“开源”的根本,还是要寻找一个更大的市场。

内地,多大的市场?

孔繁盛在2004年做的一个调查成为特区政府做出“是否对内地进一步开放大学市场”决策的重要依据。“2003年SARS之后,在教育缩支的背景下,教育界一直在讨论全球招生。当然焦点是内地市场,大家认为应该提高招生比例。”孔繁盛说,第二年,香港贸易发展局让他针对在内地扩大招生的可能性做一个专门的课题。

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始于1998年。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接受采访时介绍,港校到内地招生最早得益于香港一个慈善团体——赛马会的支持。1998年,赛马会给香港高校提供了一笔资金,作为招收内地学生的奖学金。港校拿着这笔钱开始在内地招生了。最初只是作为实验教学,每年选取30人作为奖励金计划的资助者,主要通过清华、北大交换学生入学。后来逐渐成为港校委托内地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浙大、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10所高校“代招”学生,这些高校把一些已经考入该校的学生推荐给香港高校。那时,港校在内地招生的总数不超过几十名。

“代招”的做法从1998年一直延续到2002年。2003年起,教育部允许港校在内地自主招生,但仅限于北京、上海、广东等6省、市。香港大学当年的招生名额是60人,其中30人享受奖学金。

仍然没有人知道这个香港高校在内地的热度以及这个市场的深浅。2004年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导的这个项目为了给这些未知提供答案,请孔繁盛做了专题调研。

孔繁盛选择了内地的5个城市,两个大型城市,北京和上海;一个中部城市,西安;还有两个南方城市,东莞和广州。这个项目持续了半个月时间。让调查者惊奇的是,这三个板块对于香港高校的认知出奇一致。“很多被调查的学生从理念、价格以及现实性上都给了很高的认定,他们觉得香港高校是中西融合的产品,更开放和多元,香港的生活习惯也容易适应。”孔繁盛说,“我回香港后,很肯定地给了贸易发展局的官员确切的结论:香港高校在内地学生中的观感很好,不用担心它的市场前景。”一个星期后,特区政府教育统筹司对内地扩招的方案就公布了,将内地本科生的招生名额由10%提高到20%。

8所高校几乎都把名额指标使用到了上限。港大去年的招生人数达到270人,几乎是2003年的5倍。8所获政府资助的公立大学招生人数由2003年的不足500人扩至今年的1600人。去年受到热捧的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学校的学费总额均有不同程度上扬——香港大学的学费提高了约6万元,香港科技大学提高了5万元,香港理工大学提高了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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