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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班,光荣与榜样

2007-06-11 16:18 作者:李鸿谷 2007年第21期
在那些由无数次考试构成的奥赛的长长甬道里,杨诗武似乎要接近终点了。

最后的赛程

杨诗武的高三记忆有些特殊:孤独。

这位黄冈中学的校友后来用文字描述了他的那段时间,“我发明了一个非常好的消遣方法——对着墙壁打乒乓球,就像打网球似的。有时我居然能打半小时。为了让自己很好地锻炼,我总是把球打偏,逼着自己不断跑动。但这样,球却很容易破,我不知道打破了多少个球,只知道后来发现到处都是我打坏了的乒乓球。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明了一个更刺激的方法,努力将球打碎(你要知道,这比打破球要难多了),但直到高三毕业,我仍然没有将所有的球都打碎,因为太难了,有时手酸痛得发不了力。我还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把球放在一定的高度,然后把另一个球击出,击中你想击中的球,我曾为这个目标努力过但没有成功。你也许会觉得这些都很无聊,但它却曾经给我快乐,陪伴过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那些由无数次考试构成的奥赛的长长甬道里,杨诗武似乎要接近终点了。

最简单地说,在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复杂的程序里,杨诗武进入数学的冬令营。这时候,他的那些黄冈中学的队友,已经在这一过程中出局,只剩下他一个人……从冬令营回来,学校将他安排在一间宿舍单住。显然,他必须在竞赛的轨道上独自继续奋斗。

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它所设定的考试程序,黄冈中学特级教师、物理教练刘祥这样介绍:“最初是资格赛,然后是湖北省的复赛,这一次比赛比如数学和物理会产生40个左右的一等奖,这也叫赛区国家一等级,获得这个奖项,意味着获得了大学保送资格。接下来,赛区国家一等奖里的前几名,一般不超过6人,将有资格进入冬令营进行培训。再后就是全国奥林匹克竞赛,一般是前30名左右进入国家集训队。最终在集训队里产生6位国家队选手,参加每年的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

在资格赛、复赛、冬令营、集训队、国家队这五级晋升体系里,杨诗武已经走完了第三级台阶。这时候,他已经与北京大学签订了保送协议,同时也远离了他那些准备高考的同学,搬进学校为他准备的单间宿舍,孤独地为最后的赛程做准备。

至少从结果上看还比较顺利,杨诗武进入了国家集训队。剩下来的事情似乎变得简单,集训队的20天时间,隔一天考一次,一共10次,最后国家队的6人名单即通过这10次考试决定,其中前8次成绩占50%,后两次占50%。杨诗武再次晋级,成为国家队选手,并最终获得2004年奥赛数学金牌。

新模式

准确地说,以数学为例,每年将会有6位胜出者成为国家队选手,走完这一竞赛的全部过程。但是,开始的时间,杨诗武告诉记者,他是小学五年级——由黄冈市小学语数联赛开始。另一位黄冈中学的校友、同样奥赛数学金牌获得者袁新意,开始的时间是小学六年级。不过,最终促成他们走完奥赛全过程,并获取金牌,在这两位的记忆里,是黄冈中学的九班。

黄冈中学校友梅佳军,一位中考全县第一的学生,记录了他2001年进入九班的过程:“(入学通知书上要求他提前一个月到学校参加集训)来集训的有三个班的学生,而最后只选一个班,叫‘九班’……这集训是咋回事呢?开始都是一头雾水,后来势头渐明:原来就是在短短的20多天中飞快地灌输数理化三门课的内容,然后每门课最少要考三次,‘择其优者’。主要看专科成绩的好坏,适当考虑综合成绩。”最后,梅以化学第一名的身份进入九班。他的同班同学中,杨诗武最终获得数学奥赛金牌。

九班,严格的称谓叫“湖北省理科实验班”。黄冈中学校长陈鼎常解释说:“并无吉利的含义,只是创办之际,已有八个班,这个班只能叫九班了。”九班创办于1994年。当时的校长曹衍清(1992~1999年在任)与他的前任校长张庭良(1984~1992在任)跟记者说起这个班,表示当年都不太同意成立。至少成立九班,并非黄冈中学主动的结果,“当时武汉市有所中学认为自己奥赛成绩不如黄冈中学,是因为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更聪明,要求全省招生,结果批了两所学校创办理科实验班,全省招生。”——黄冈中学的九班由此诞生。1994年的第一届九班只招收了23名学生,班主任即为现任校长陈鼎常,全省招生的结果是陈收获了一名来自十堰的13岁高中生倪忆,最后他夺得了奥赛数学金牌。倪忆跟记者回忆第一届的九班,虽然全省招生,“但从黄冈以外来的学生很少,可能别处的学校不愿意放人。除了我以外,就只有两个潜江和两个黄石的,而那两个潜江学生只上一年就回去了”。

从黄冈中学的历史看,高考恢复以来,她的新传统建立,始自1979年,张庭良介绍说:“1977年高考,黄冈中学,一所省重点不如同城的黄州中学,当时议论纷纷。当年我们下定决心从全地区招收了100多名学生,从里面选了23名好苗子,二年高中的课程一年全部学完,提前准备高考。结果1979年高考,这23名学生中13人进入清华、北大与科大,最差的也是武大与华工。而全校则有107人上线,并包囊了全省理科前三名,全省排名第一。”在张的描述中,这是一次重要的“翻身仗”。之后过渡了几年,升任为校长的张庭良决定要按“教育规律办学”——高中年级不再搞重点班,中考进来的学生完全“平行分班”,保证每个班级的学生素质相当,以公平的起点开始班级竞争。并且不办补习班,不办复读班。在这种结构下,黄冈中学收获了林强(1986与1987年获奥赛数学铜牌与银牌),王崧(1990与1991年获奥赛数学金牌)、库超(1990年获奥赛数学银牌)。而这使黄冈中学的声望第一次达至高点。后来湖北省教育研究机构对学校进行调研,将其定义为“中国普通中学的一面旗帜”。

九班的创立,平行分班的结构之上,出现了一个专为竞赛而存在的班级,这是一个新制度的建立。在有关人士回忆里,这是一个被动的结果,但3年运行下来,当时九班的班主任陈鼎常说:“23个学生,全部学生都是重点大学。证明这个班是成功的。”第一批实验班1997年结束的当年,九班由数学竞赛班扩展到数、理、化三科。

更深刻的变化,不是黄冈中学而是整体的教育环境。黄冈中学教师跟记者解释最初的奥赛奖牌获得,比较普遍的说法是,“黄冈中学在竞赛方面走到全国其他学校的前面,其他学校没有准备好”。但之后,竞争加剧。带领学生参加10多年全国物理竞赛的黄冈中学特级教师龚霞玲,向记者描述她的选手“10年徘徊在省级水平”。后来,她终于发现问题所在,“过去我们一直在基础物理拓宽加深,但真正的全国竞赛却已经进入大学普通物理,并且连数学的微积分知识也都用上了”。因应这一变化,龚霞玲的突破最终在1997年完成,她的学生王新元获得国际奥赛物理银牌,“实现物理学科零的突破”。

从一个中学物理教师的角度观察,龚霞玲描述她的思维模式变化轨迹或许是环境之变的一种描述:“1994年,我去湖南师大附中学习,发现他们有专门的训练班子,数理一个班,生物化学一个班,这是训练模式之变。2000年去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他们的教练张大同告诉我,高二学生,我们实际上已经教不了什么内容了,他们互相讨论远比教师教育更有价值。这是教育思想的变化。过去我做不了的题,就不敢给学生做,这样学生就被老师盖住了。后来我知道了要让学生自己去突破,在研究、讨论的氛围中成长。2003年去启东中学,他们到上海的距离比我们到武汉更远,但他们老师教育学生就是‘要做世界第一’,这是气势。”有意思的是,当龚霞玲接受记者采访叙述她两位获得奥赛金银牌选手时,她认真地说,“我是沾他们的光,人家爸爸、妈妈把这么好的小孩送给你,不是沾光是什么?”

虽然被动地创立了九班,但黄冈中学仍然跟上了整个中学环境变化的节奏。自王崧拿回他第二枚奥赛金牌6年后,1997年,黄冈中学在“九班”的新模式基础下又开始收获他们的奥赛奖牌。九班,那些可能成为各自的村庄与乡镇、甚至学校的未来偶像们,被集中组织起来——他们开始成为这所学校的光荣与榜样。

运转九班

与黄冈中学1979年高考“翻身仗”的课程进度相似,陈鼎常介绍九班的学习模式,“计划是在高一期间,将高中3年的课程全部学完,剩下两年,学生主要以竞赛为重点”。

九班在1997年由数学一个竞赛组变为数理化三个竞赛组的组合,人数也增至50人。2003年,一个班50人再增至两个班100人,除了九班,又有了一个十班。与这种变化相匹配的是黄冈中学类似大学自主招生方式的使用——这里称其为“预录”,也即在中考前,黄冈中学自己主持一次考试,对象是各县市区中学推荐的优秀初中生。最多的时候,刘祥介绍,“参加考试的学生达到3500人”。在这些考生中,黄冈中学选择其中前200名提前录取,“他们可以不参加中考,即使参加,学校也不会注意他们的成绩”。这些被预录的学生,会在开学前参加一个梅佳军所描述过的集训,然后从学生中再选择出前100名,组成九班、十班。与九班稳定的定位稍有不同,十班稍有变化,陈鼎常介绍说,“最初九班是数理班,十班是生化班。后来,十班计划变为专门针对高考,而非竞赛的班级”。

事实上,高一结束后的那个暑假,九班同学就开始进入密集的培训与考试。梅佳军为我们记录了一个学生的观察,“(高一)暑假是一个重头戏。我们只有两星期的假期,然后大概一半的(竞赛)小组成员要到武汉大学去参加他们举办的奥林匹克培训班,为期两周,接下来一个月便在学校开始‘突训’,很紧张。(武大培训)时间只有短短15天,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讲完差不多大学两年里的专业课程,老师们就只能提纲挈领,宏观把握了。来讲课的都是名家,言语中充满大师风范,我几乎天天沉浸在茅塞顿开的感觉里,以前许多疑问一点即解。最后我们参加了一场结业考试,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学校,开始了漫长的题海战术。每天基本都是一样,上午做一套试题,老师自编;下午是讲解,由三个年级的主教练轮流负责。下午的讲解多是由学长们上去,既帮助了学弟学妹,又锻炼了口才。显而易见的是,谁上去的次数愈多,谁就‘更牛’。渐渐地,我们便摸清楚了谁是‘1号种子’谁是‘2号种子’,有问题就向他们请教了。”有意思的是,这位梅佳军是第一个上讲台的高一学生。

对于学校与老师而言,九班的运转比学生单纯的做题要复杂许多。

比较起来,就中学水平的实验条件而言,陈鼎常介绍说,“黄冈中学的物理与化学实验室水平并不差,但这一水平的实验室,却难以应付奥赛的实验要求。相对麻烦的是,黄冈中学又不像省会城市,与众多大学距离很近,可以很方便利用大学实验室”。

与数学竞赛只是单纯的做题不同,物理化学都有理论与实验两部分。龚霞玲举例物理竞赛,进入赛区比赛(复赛),一般都在各省的重点大学进行,由大学老师监考并改卷,“比如物理,先是物理理论考试,然后是实验,两项成绩加起来进入前20名的,获得口试资格,在口试过程中决定湖北能够参加国家集训队的成员”。对于黄冈中学而言,在这个竞赛序列里,龚霞玲说,“显然实验是我们的一个弱项”。对于学校的“1号种子”和“2号种子”,竞赛教练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为他们寻找可进行竞赛训练的大学实验室。以黄冈中学获得奥赛物理金牌的王星泽为例,龚霞玲介绍说,“我们带他去武大物理实验室4次,中国科技大学1次”。

去大学进行实验训练,也包括去外地进行竞赛,这背后都包含着报名、住宿、交通、实验一系列费用。与其他处于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不同,黄冈中学把这部分费用全部包下来,如果不这样,“那些农村孩子的家庭未必能承受”。龚介绍说,“如果去外地或外国竞赛,学校还给跟老师一样的‘出差补贴’,每天18元;如果是参加国家集训队,因其时间比较长,则为每天7元钱”。这部分费用,陈鼎常回忆说:“80年代大约只有几百元钱,现在每年要几万元了。涨幅也不小。”

从物质的角度观察,竞赛当然也能得到一定回报,比如杨诗武获得奥赛金牌后,黄冈市曾奖给杨与学校共5万元,其中学校与杨诗武各2万元,数学老师1万元。对于学校而言,并非每年都能得到这样的奖金。奥赛与大学相衔接的制度安排是保送,这才是学校最重要的受益方面。那些获得赛区国家一等级——也即进入五级竞赛的第二级的学生,便获得了大学保送资格,黄冈中学每年获得保送资格的学生都在20名以上。所以,对九班的同学而言,进入大学,按梅佳军记录教师的说法:“有三次机会,高二、高三的竞赛以及高考。”

竞赛之外

在高考制度结构下,以成败为标准的惯性里,作为观察者最容易忽视的是一所学校的日常。黄冈中学校友、北大学生何宁记录的一段经历,可以一窥这所学校日常的一部分:“高二的一年之中比较有纪念价值的可能是去英山县吴家山搞了一次‘研究性学习’。地理老师周益新亲自拿着大喇叭指着告诉我们哪里是典型的背斜,哪里是典型的向斜,哪里是分水岭……杜家平老师手把手地教我怎样根据太阳和影子的位置判断东南西北,告诉我什么地方宜建水库,告诉我梯田相当于等高线,让我们根据具体的山脉画地形图,教我们根据山的向阳和背阳来分析植被的分布,给我们讲吴家山山腰上云雾形成的原因,让我们收集各种各样的石头分析它们的组成成分,告诉我们怎样分辨花岗岩和玄武岩,石英和云母,给我们讲风化作用和流水的侵蚀、搬运、堆积作用(后来我们考试时还结合这次活动考了20分的题目,可见学校还是比较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我还第一次洗了温泉浴,我们还在吴家山顶搞了一场篝火晚会,清风明月虫鸣泉声之中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即使九班,2004届同学回忆的高三时期,比竞赛难多了的是,“全班所有同学都参与的一次调查长江污染的社会实践活动”。

九班第一届学生、奥赛金牌获得者倪忆把自己的高中岁月放在人生的角度观察,他给记者提供的竞赛经历,“算是提早开始了一种半职业的生涯”。杨诗武告诉记者,虽然在高中的时候,学校也会组织一些绘画比赛、歌咏比赛等课外活动,“但我从小就没学过绘画,拿什么来参赛?”进入九班,相当一部分优胜者开始“半职业”生涯,或许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已经有限。

高中时代的“半职业”的数学竞赛与后来真正的数学研究,其分别何在?现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数学博士的倪忆,通过邮件给了我们一个很严谨的论述:“奥赛跟数学研究很不一样。奥赛问题都是已有人知道答案的问题,数学研究的问题则都是未知的问题,不但不知道解决的方法,连这个问题是否有解答都不知道。奥赛问题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例如国际数学奥赛是9个小时解6道题目,而数学研究往往要花几个月时间做一个问题,最后得到的可能也只是一个部分的解答。奥赛问题虽然很多有固定的套路,但奥赛中更崇尚用特殊的技巧来解决具体的问题;数学研究虽然经常会用到特殊的技巧,但数学研究更推崇能够解决一般问题的一般方法。例如拿到一个平面几何问题,可以画辅助线,做各种变换,以及应用平面几何的各种定理来解决它,也可用解析几何方法,建立坐标系,列议程,硬算出来。对数学竞赛而言,前者是好的方法,而后者是丑陋的方法;但对数学研究来说,后者才是好的,因为所有的平面几何问题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解决……传统中小学数学教育仅仅教会了学生模仿例题来解决习题的能力,没有教会学生自己发现新方法来解题的能力。从这一点来说,奥赛比传统中学教育更能培养科研所需的‘创新’能力。”

因为奥赛而获得荣誉的奥赛金牌教练龚霞玲,对奥赛与物理研究不同的分析,深为记者感佩,龚说:“曾经有位分到黄冈中学的清华毕业生,他告诉我说不喜欢奥赛,‘只有小技巧,没有大智慧。对真正的物理研究没有太多好处’。他的说法很震动我。确实,物理研究最关键的能力之一是‘建模能力’,即将纷繁的各种现象集合,经过分析,建立模型,用物理学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既要有物理能力,也要有数学能力。就我20年的竞赛经历,只有南京大学那次竞赛的试题,接近物理研究的方向。当时,很多学生都束手无策,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题目。其实我们的教育与竞赛很值得检讨。”

记者问:“如果你所有获奖选手未来都不从事物理研究,你会有什么感受?”

龚的答案是:“我不会太觉得遗憾。”

在这一制度之下的胜出者龚霞玲,跟记者深深的感叹是,“现在太功利了”。龚记忆里理想的中学时代,是她读高中的那会儿,“学生活跃,琴棋书画,无所不会”。

戏剧性的变化在采访时才被发现,过去两个班100多学生的竞赛班,从2006年开始缩减成一个班,其人数,陈鼎常给出的数字是,“43人”——比正常一个班的人数还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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