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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高”、“启黄”与“惠州”

2007-06-05 14:24 作者:李鸿谷 2007年第21期
从希腊雅典飞回北京,杨诗武有点意外,他的数学教练竟然从武汉飞过来接他,而且买好票一道飞回武汉,“本来我觉得坐火车就行,但老师可能认为,得了这么大的奖,坐飞机是应该的”。

从希腊雅典飞回北京,杨诗武有点意外,他的数学教练竟然从武汉飞过来接他,而且买好票一道飞回武汉,“本来我觉得坐火车就行,但老师可能认为,得了这么大的奖,坐飞机是应该的”。

1994年,黄冈中学90年校庆。当时的校长曹衍清回忆:来了70多家媒体,中央级的媒体都是直接来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没有派当地记者。校庆的前一晚,曹睡不着觉,“我去看一个新华社记者,他正在写稿子,我说,你这会还没有开就写?他说,我现在写好,明早8点,送到总理办公室,你们有总理题词嘛,9点通过了,出来,新华社发通稿,电视、广播、全国各大媒体当天就能登出,不然就得隔一天,要有别的事你这个就没影响了。”当晚,曹衍清坐在电视前看新闻联播,“校庆新闻,排在第五条,口播报道”。

奥赛两枚金牌、两枚银牌、一枚铜牌所获取的光荣,至此达到高点。作为校长,曹衍清的烦恼是:“来了很多考察团,名义上考察,实际上开会时就在动员老师,到南方去。”如何把老师留下,是曹的难题。能够把老师留下来,关键的因素之一,是待遇。曹坦陈:“我做校长,目标只有两个,一是教学质量要保证,二是必须弄到钱。”此次记者到黄冈中学采访,众多被采访对象回忆学校的发展史,在感觉上,经济成为一种压力,“开始于1994年”。

之后,从学校运行的角度观察,经济压力与规模扩张,构成至今仍在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老师的外流压力,最初的解决方案仍在常规规则里进行,曹回忆说:“我能把所有教师子女安排在银行、电力系统工作,当时算很好的单位了,教师子女就业是最大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人,给我解决钢材指标,拿到指标我就能赚钱……就这样,我们招生的位置还是有限,给你这个位子,就已经是天大的人情了,是照顾他,是他来找我,不是我找他。我标准定得很死,9月1日这个事情办不成,就不能进学校,多高级别来的条子还是这句话,把事情办了。把这些事情落到实处,我们的教师就不外流。我的目标是:不和大城市比,在黄冈当地我们的老师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在黄冈中学校长位置上干了7年,又做了3年黄冈市教育局局长后,曹衍清离开黄冈到深圳。但等到曹去深圳办手续,却生了一回气,“我拿我的档案去深圳人事局,有个办绿色通道的小伙子,先翻到奖惩栏,一看是空白——其实,黄冈中学每年有两个全国人大代表,我都没当过,让老师们去,我的奖惩栏是空白,连省教育先进工作者都不是,我觉得自己不需要这些,老师们都是全国劳模、省先进、国务院津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对我有什么影响。那个深圳的小伙子说我不符合规定,他们的绿色通道是为全国劳模这样的人开的。我当时就说,‘你把档案还给我’!我拿了档案就走。人事局局长立刻下来拦我,让我不要生气,这个小伙子刚毕业,他训斥说:‘你知道他是谁吗?’然后让我回去等,人事局长当天办好给我送过来,本来是需要一星期的。我从来不为虚名痛苦,这是我唯一一次为这种事情生气”。显然,黄冈中学的光荣所积累的声望,并非地方性的影响力。

现在已难以考察1994年黄冈中学的经济状况,如果以2006财政年度计,陈鼎常介绍说:“财政给的教育经费是490万元,而维系黄冈中学正常的运转,则需要1000万元。”两者相差,学校存在510万元的缺口。这是自1994年开始的学校的财政现实。

曹的后任校长汪立丰(1999~2004年在任),跟记者论及经济压力与规模扩张,显然并没有将其看成一对矛盾,“只有规模扩张才能解决经济压力”。

黄冈中学的第一次规模扩张开始于1998年成立启黄中学。这所中学成立前导性因素,是土地的扩张——黄冈中学邻靠的并不景气的黄冈造纸厂有50亩土地,学校决定将其购下,以拓宽学校面积。当时的价格,黄冈中学分管基建的副校长卢树清介绍说,“每亩为21万元,后减去4万元,实际为每亩17万元”。仅仅购置这块土地,即需学校花费800多万元。显然,“当时学校并没有这个经济实力,需要自筹资金”。很难直接将这次购地行为与后来成立启黄中学联系成单线的因果关系。但之后,学校得到市政府批复,将黄冈中学初中部改为民营的启黄中学,由黄冈中学代管。这轮规模扩张的后续行动是,启黄中学学生3年一次性交清1万元的建校费,每学期按教育成本收取1000元钱——也即3年启黄中学的初中学习,需交1.6万元钱。

此次扩张行为所引发的议论,在接近10年之后记者采访黄冈中学时,仍是被采访者的重要议题。前任校长张庭良的意见,并不以为这一行为“妥当”。仔细研究处于经济欠发达的黄冈市的重点学校黄冈中学,有关人士分析,“这是一种多重困境的叠加”——经济欠发达,学校的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而学生家庭的收入亦不高。学校、学生、财政形成一种非良性循环,破解起来,并非易事。在记者准备黄冈中学采访前,曾采访过的其他地、市重点中学校长几乎一致告诉记者,“经济压力,是校长排第一位的问题”。显然,这一问题具普遍性。

汪立丰向记者证实,在他任校长期间,经济学者钟朋荣曾向黄冈市建议,“黄冈中学是黄冈市‘优质资产’,可以扩大规模,办成一所万人中学”。汪说,起初他并不接受这一建议,两年后他接受了这一教育产业化理念,延续启黄中学的思路,用规模化来破解经济压力。于是,在汪立丰时代,黄冈中学有了第二次规模扩张:市政府无偿划拨300亩土地,学校另外购买200亩土地,黄冈中学迁新校址。记者此次采访时,新校址主体建设已告竣工,去年入学的高一学生,已在新校上课。

新黄冈中学,按基建副校长卢树清的介绍:“投资为2亿元,其中政府贴息贷款5000万元。目前已贷款1.15亿元,每年利息600万~700万元。”在此背景下,黄冈中学因为高考以及奥赛所赢得的光荣,用通行的说法“优质教育资源”,需要快速变现来应对规模扩张。“我们派出退休教师去到惠州,他们打我们的品牌招生办学。黄冈中学与他们签订的是20年8000万元的合同,平均每年黄冈中学有400万元的收益。”同时,“启黄中学与高中的‘三限生’每年亦有固定的收益”。当然,目前新校址的黄冈中学设计规模并非万人学校,副校长刘祥告诉记者,“设计规模为5000人,目前按4000学生在运行”。陈鼎常的信心还来自,他相信“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府未来的投入将会加大”。

比较而言,4枚奥赛金牌的教练,由中学教师升任黄冈市政协副主任,又转任黄冈市人大副主任,最后才由人大副主任位置来任黄冈中学校长的陈鼎常的从容与坦率,令记者感佩。他能够清晰而明确地给记者算出学校运行的一笔笔细账,却又拒绝“董事长”形象,他说,“至少对于我这个校长,经济问题从来都不是我第一位的压力,最重要的压力是如何办好学校”。在跟记者说完他的伊顿感受后,他又接着说了另外一个故事,“别人恭维里根的母亲,说她了不起,培养了一个当总统的儿子,但里根的母亲说,‘我还有一个当农民的儿子呢’。人生而平等,多么美好的观念。国外上大学多采用面试考察,如果中国也采取这种办法,或许一年也未必能招满学生名额。这是中国现实,我们只能选择考试制度”。

在中国现实之下,陈鼎常给记者描绘的黄冈中学的未来目标:“高考,全省领先;奥赛,国际领先。”
(本文曹衍清部分的内容,由葛维樱采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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