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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的特权

2007-05-29 13:49 作者:吴琪 2007年第20期
“我只能说隶属于省里管辖的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企业出了问题,一定有地方政府的责任”。而茅台面临的困惑,“只是中国若干大型国企的一个缩影,虽有特殊性,又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站在办公楼22层的楼顶,茅台集团宣传部部长李增驰带领记者俯瞰整个酒厂的格局——群山间的赤水河畔,11个生产车间由北往南依次排开。茅台酒厂顺着河西的山势建成,由武警把守的酒库排列其间。“你看那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瓦房,里边库存的茅台用猪肚密封着,那些老年份的酒,我都没有资格进去看一眼呢。”说这话时,在茅台酒厂工作了20多年的李增驰一脸自豪,他说,“茅台酒厂驻扎着一个武警中队来保护国家资产”。

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是所有茅台人必然会提及的重点。“如果离开茅台镇的山和水,哪里都酿不出真正的茅台酒。”茅台党委副书记季克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强调,“这里的地形、土质、风向、阳光的照射、赤水河的流向,都决定了茅台独一无二的味道”。

于是与一般企业不同,“环境成为茅台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它是造就茅台的“上天恩赐”;另一方面,它又让一个特大型的工业企业远离现代化。茅台镇处在河谷底部的山坳里,沿着山路上行13公里才到达它所隶属的仁怀市。虽然“国酒”的身份显赫在外,所有来到茅台酒厂的人,在交通上仍然只有一种选择。这个贵州省西北部的内陆县级市,不通火车,茅台的香气只有沿着近300公里崎岖的山路,才能飘到省会贵阳;或者从仁怀往西,5个小时的车程到达另一个西部中心——重庆。

外来人很难想象,赤水河边的传统酿酒工艺,如今支撑着整个贵州省10%以上的财政收入。茅台人深知自身的独特性,在文化城的展厅里,大幅历史照片讲述着茅台“政治外交”的故事,茅台高层与各国元首领导人的合照布满了几面墙。记者看到的库藏车间里,数十坛1000斤容量的大陶缸,贴着个人签名的封条,“这些都是中央或部队的高级领导,一般人有钱也享受不到这样的荣誉啊”。按照市值,一缸5年的茅台酒就值40多万元,老年份的酒更值100多万元。离厂门口不远的茅园宾馆看上去只是貌不惊人的六层宾馆,但前两年才对普通游客开放住宿,餐厅仍不对外。主人们会自豪地说,“咱们内部宾馆,吃饭不给钱;可是对于一般人,给钱也吃不了饭”。

几年前,茅台员工绝大多数都是茅台镇人,传统的酿酒工艺在师徒、父子、兄弟间代代相沿,保留着极强的地域性。在这个创造出“中国第一股”传奇的企业本部里,近万名茅台员工被一种出奇一致的荣光包裹着。22岁的西南师范大学毕业生张茜(化名)说:自己找工作时,父母都在茅台酒厂的男友说过一句话,“中国不倒,国酒不倒”,于是她毫不犹豫来了茅台。茅台的普通工人年薪三四万元,显然带动了贵州西北部这片山沟沟的消费物价,“仁怀是个县级市,房子已经卖到了每平方米1600~1700元”。

5月18日,贵州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茅台总经理乔洪进行立案调查并采取“双规”措施。乔洪在2002年组织部分经销商及茅台集团先进工作者赴韩国观看世界杯足球赛中,涉嫌接受承办单位贿赂。这条在股市引发震荡的消息,普通茅台人几乎没有感觉到多少异常。在最初几天的回避后,茅台高层季克良和袁仁国在5月24日和25日分别接受了记者采访,前提是不提“不愉快的问题”。茅台董事会的另外10位高管中,上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的季克良,在茅台已经打拼了44年;其他几位基本是上世纪70年代从一线工人起家的管理者——“我们像爱护眼珠子一样爱护茅台的品牌”。外来者乔洪和关于他的种种传闻,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了这次风暴的核心区。

据新华社贵州分社一位记者表述,世界杯事件很可能只是“双规”乔洪的一个引子,事情的定性尚需时日。“茅台相当于中国白酒行业的熊猫,更是贵州省的宝贝,谁会让它在自己手中毁掉呢?”他认为“乔洪事件”对于茅台作为上市公司的影响,“只会是短期震荡,不会有长期的撼动,至少茅台酒的品质绝对好”。

一位相当接近茅台的经济学家虽然拒绝了记者采访,仍然激动地表示,“我只能说隶属于省里管辖的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企业出了问题,一定有地方政府的责任”。而茅台面临的困惑,“只是中国若干大型国企的一个缩影,虽有特殊性,又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外来者乔洪与茅台的权力核心

5月25日中午,茅台酒厂内的茅园宾馆,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袁仁国在“乔洪事件”后第一次在媒体前公开露面。刚刚散会的袁仁国被几个记者围住,听完其中一位记者的自我介绍,袁仁国激动地抽出一张报纸,“啪”地摔在了桌子上,劈头盖脸嚷了起来:“我正要找你们呢,你们之前的报道说什么《角逐多年,茅台谁接班;一纸调令,政府定胜负》,哪里存在接班人问题?谁和谁在角逐,这些都要说清楚!”

在这篇广为传播的报道中,袁仁国和乔洪是茅台接班人的竞争者,在68岁的季克良即将卸任之际,乔洪的双规被看做是政府运作的一个结果。51岁的袁仁国看上去比照片中略显文气,仍掩饰不住极强的地方特点,多数时候一口本地方言,喜怒形于色。“这篇文章把我说成比乔洪年纪大,完全颠倒了,太多猜测无中生有。”袁仁国解释说,在茅台的领导班子中,只有季克良和他是正厅级干部,“省委组织部和省国资委只考核过我们两人,其他干部是由集团党委办公室考核的”。

虽然茅台高层对“接班人”的说法十分回避,业内猜测却从未停止。袁仁国向记者的“澄清”也传达出一个明确信息——乔洪其实并不在茅台的权力核心中,也从未对袁仁国的地位构成过威胁。被“双规”前,乔洪在茅台担任总经理的7年间,职位并无提拔,“一直是副厅级干部”。

而早在2004年8月14日的会议上,省国资委副主任陈敏宣布了对茅台集团党委班子的最新任命。茅台的最高人事变动程序是,经贵州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季克良由原茅台集团党委书记变为副书记,袁仁国任党委书记。此时身兼股份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的袁仁国,已经被看做茅台接班的不二人选。对茅台的人事布局,季克良认为比较合理,“像我这等年龄,肯定是要考虑交班的。但如何动一个企业领导人,这有很大学问。动好的有,动不好的也有”。

也正是在“8·14”会议上,原省委国防科工委纪委书记赵书跃被任命为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一位与茅台非常接近的人士提醒记者:“曾在省纪委任职的赵书跃变成了茅台的纪委书记,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上边对某些干部的注意早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乔洪出现在茅台,正值茅台改制上市的关键时期。2000年,乔洪从贵州省轻工厅分管酒业的副厅长顺利成为茅台总经理人选。而这一从机关到企业的“任命”,也是贵州省在茅台上市期间“空降”的唯一一个高层。乔洪1996年通过招聘考试获任省轻工厅副厅长时,主管全省酒产业。在此期间,乔曾亲率工作组进行了习酒公司的破产兼并和贵州珍酒厂的解困,这也是其得以入主茅台的原因之一。

“乔洪时尚、阳光,很符合一个现代企业领导的形象。”在茅台董事会的11位董事中,季克良精通酿酒工艺,是茅台领军的技术型领导;袁仁国19岁从一线工人做起,谙熟党政工作;同样工人出身的刘和鸣一度身兼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以及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4职;其他高管谭绍利、戴传典、吕云怀等,也都由茅台的车间工人一步步提拔起来。一位了解内情的经济学者分析说,“这种班子搭配,也体现了地方政府对大型国企的控制力。比较起来,乔洪担任总经理这样一个职务,是需要更专业的经济知识和执行能力的”。

而乔洪对酿酒工艺比较陌生,主要任务就是管市场和销售。将自己当做“职业经理人”的乔洪试图用业绩说话,他曾说,“我到茅台之前,茅台的销售额只有9.8亿元……到2006年销售额达到62亿元。价格也随之提高,从1999年的168元/瓶提高到今年的358元/瓶,市场价格达500元/瓶……茅台股票也成为中国第一股”。

2006年2月,茅台宣布提价,茅台酒全年销售均价提高近10%,毛利率由2005年的82.5%上升至83.9%,2007年茅台再度宣布提价12%。“几次提价进一步拓宽了经销商利润空间。”一瓶普通茅台酒至少能给经销商带来100元到200元的纯利润,如果是年份酒,利润则有可能在数百到上千元。这些都使乔洪手中掌握了分配利润的“大权”。

2002年韩日世界杯,经销商姜国武为其他茅台优秀经销商、优秀员工代表团150人赴韩国观看世界杯牵线搭桥,与山东一家旅行社合作。据贵州省纪委的消息,正是这次韩日世界杯之行,让乔洪涉嫌收受贿赂。据了解,当时贵州茅台与山东旅行社有两份不同的付费合同,一份是1.7万元/人,另一份是3.7万元/人。实际每人消费1.7万元,却在账面上显示3.7万元,两份不同合同费用差距将近300万元。事后不久,实际按3.7万/人标准出费用的经销商开始不满。此后关于乔洪商业受贿的举报信不断,一位茅台管理人员暗示,“这正是乔洪一直没有得到提拔的重要原因”。

而茅台销售在高速扩张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种说法是,2006年茅台吸纳了不少民营经销商,这些都是茅台青睐的有钱人,零售价最容易被炒高的酒店成为乔洪的重点发展对象。2005年底,乔洪在规划茅台市场时强调2006年重点发展直销酒店,“像抓专卖店一样抓好酒店建设”。当时他提出每个重点市场建立10个直销酒店,在非重点市场建立3~5个。按此,两到三年之内,茅台将可能在全国有1000家直销酒店,这样茅台将更接近终端。2006年很多有钱人开始提着现金跟茅台的老经销商争抢市场,尤其是以高档消费酒店为主的渠道。随着经销商结构的变化,茅台对其零售终端的销售价格控制力越来越弱。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茅台的高层一再明确表示:“乔洪事件对茅台的生产和销售没有任何影响”;另一层信号是——这个任职茅台7年的高管,目前看上去更是因为“个人问题”而受到查处。

被动扩张之路:谁的茅台?

“过去我们只要有开票的,有收钱的,有发货的就行,不需要跑市场的。在亚洲金融风暴来以前,茅台酒厂是车水马龙,就是一天批的条子,转一个条子就不得了。买一箱酒最多能赚1000块钱,批到10箱就是万元户。那排队的人多得不得了。但1998年时候,确实是门可罗雀,没有人来了。”如今满头白发的季克良,回忆起茅台酒厂的发迹,感慨“真是不容易,不容易啊”。

让人惊讶的是,一直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的茅台酒,从1962年到1978年连续16年亏损,直到改革开放才脱困。接下来茅台曾遇到两大困难时期,一个是1989年国家征集“宴席税”,对高消费做限制。一个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加上山西省的朔州假酒案使整个白酒行业陷入了困境。当时茅台的价格压得很低,各地烟酒公司认购的数量依然很少。而酒类的高税负一直是茅台必须面对的“地方特色”,袁仁国在多个场合表示过,“我们贵州酒的税负是最高的”。

据说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曾给茅台酒厂一个上市指标,而当时的茅台酒厂丰裕无忧,觉得没有必要上市筹资,放弃了这个机会。待到中国酒业掀起了上市热潮,茅台也开始为提供核心竞争力四处争取智囊团。而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茅台从来不能只代表它自己,用一位知情人的话说,“茅台集团作为穷地方的‘金娃娃’,似乎理所当然地背负了一些扶危济困的‘道义’和‘责任’”。茅台进军啤酒业和葡萄酒业的做法,曾被一些专业人士所质疑。一种说法是,地方政府“嫁接”濒临倒闭的遵义啤酒厂给茅台集团,茅台当初的控股并非完全的企业行为。

既然是最大的国企,就必然被各级领导重视。从2001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也可以看出贵州省委、省政府对重点国企的指示。在茅台酒厂生产能力达到1万吨的改扩建工程中,“全力支持公司的技改工程”,各级领导部门就有贵州省经贸委、省计委、贵州省轻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省轻纺行业管理办公室、省建设厅、遵义市委市政府、仁怀市委市政府等。对于生根在仁怀的一个大企业,“头上个个都是婆婆”。

2003年,茅台集团突然砸巨资介入高风险、高回报的高新技术产业,让业界哗然。作为国有企业的茅台集团,当初介入该行业本意是“救急”。时任总经理的乔洪曾介绍,茅台介入微硬盘项目是在政府为解决产业资金困难的情况下,牵头完成的一次投资。2001年,贵州省政府为打造贵州高科技产业强省,引入加拿大籍台湾人朱宝麒的投资。2002年8月,朱宝麒的美国磁源公司连同南方汇通共同创立南方汇通微硬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该公司受限于资金无法扩产,于是在政府牵头下,茅台开始频频与朱宝麒的美国磁源公司接触,以其控股42%的贵州世华数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入股,与朱宝麒共同投资成立贵州世华微硬盘科技有限公司(即世华微硬盘)。由此,茅台开始涉入这一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业内人士分析说,“微硬盘这种高新技术项目的高风险性,显然违背了茅台集团原有的投资计划。但茅台最终不仅是简单地介入了,而且还花了巨资”。

茅台集团对这个项目投资超过1000万美元,然而从2004年8月起,政府方面为了避免同业竞争,再次出面协调,茅台从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地位。到2005年,茅台决定退出微硬盘项目。

像其他大型国企一样,茅台股份公司股权多元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季克良早在2004年就感慨过,“这不是保密的问题,真的是太敏感了”。季克良分析了贵州情况,认为茅台不太可能实现MBO,他说:“一是政府方面,二是职工的承受能力,这是茅台与剑南春最大的两个不同。”

而在专家看来,茅台酒的隐性资产非常丰厚的,“没有在我们简单的上市公司的表里体现,随着股权激励、股权分置改革、全流通与经营者挂钩,股价就能成为统一小股民、大股民、经营者等所有者共同利益的一个共同标准”。股权多元化是个切实的问题,只是对于政治地位显要的茅台而言,它不会只是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

茅台稀缺的究竟是什么?

“我现在很苦的,到处为茅台酒找新基地,开着车去找,跑到乡下去找,很多地方都不行。”68岁的季克良对记者说。2006年度贵州省GDP总量是2259.67亿元,财政收入是448亿元;2006年茅台的收入达48.96亿元,占贵州省财政收入1/10以上。但是茅台特殊的工艺使其产量受到限制,如今成为茅台人的一大心病。季克良说,前两年的一次偶然机会,他跟仁怀老市委书记提及此事,书记建议他去赤水河的上游看看。“果然找到了一块两三公里大小的地,水质、海拔高度、坡度与现在的茅台基地差不多,请了很多专家去看也得到了认同。”资源的特殊要求使得茅台更显稀缺,“有些领导说我们太保守,企业要快速做大做强,但是茅台不一样,它的生产周期不能有偏差”。

5月25日在采访袁仁国之前,记者看到袁仁国的办公室门口已经排上了7位经销商。袁仁国刚一迈出办公室,就被其中一位围住,“这是××省委秘书长让我给你递的条子”。袁仁国说:“你们都得去找经销公司,我也签不了字。”按惯例,每年底的经销商大会都会一次性确定茅台对各经销商的供应量,但由于茅台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临时的“要货”成了经销商们最大的愿望。高管刘和鸣说,“方方面面的关系很不好协调”。所以在缺货严重的2006年,茅台内部出了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要货的经销商,必须同时得到3位高管的签字。“其实这也是给我们自己多个借口,有些关系推不掉,就可以拿这项规定挡一挡。”政府和军队的团购,仍然是茅台销售的一大重头。

而比起产量,季克良曾直言,茅台“缺人才”:“一个企业家如果单纯做实业,那是笨蛋;如果单纯搞资本运作,那是疯子。而一个伟大的企业家,就是能把‘笨蛋’和‘疯子’完美组织在一起。茅台现在最缺的是‘疯子’。”茅台在战略选择上一度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要不要多元化、如何看待资本市场?有人认为茅台在传统领地的“故步自封”,并不是一个擅长资本运作的高手。而熟悉茅台的人士告诉记者,这与茅台掌门人的思路有关,作为实业家而非资本高手,茅台人相当笃信实业。季克良坚持认为这是符合茅台实际的,“无论别人说我们是保守还是因循守旧,都不可否认一个事实——上市公司这几年募集到的资金70%都是投向白酒主业”。

茅台不缺资金有目共睹。去年12月28日,茅台在北京召开了《2006年大牛市茅台现象研讨会》。一位经济学家曾直言,“我有一个强烈感受,茅台这么一个大名鼎鼎的品牌、企业,今天探讨的东西太初级”。茅台账面上将近40亿元资金而且还都是活期存款,却缺少资本运作的想法,让经济学者们感到明显不足。“茅台为什么就不能迎接这个挑战呢,难道40亿元资金放在那儿,都来拉客户,这里面就没有风险吗?因此我非常主张在茅台现象当中,一定要把我们产品经营和资产经营,包括购并、资本运作等做好,不断制造我们的概念,让他们买我们的股票,同时我们的资本运作也能找到最佳。”

季克良也非常清楚茅台资金使用率低下的现实。他认为茅台除了缺乏资本经营人才,还有观念和现实的束缚。“投资主业我有把握,大家也都很拥护,因为没有太大风险。但如果投资其他产业,成绩是大家的,出了问题就是个人的啊。”一是项目上的民主决策。“10个人中有2个人提出反对,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很多时候就要考虑是不是该放弃。”另外,国家在投资上的众多框框,以及对外投资过去由省资产管理公司、企业工委管,现在由国资委管,都是原因所在。

有意思的是,茅台账面上将近40亿元资金中,经销商先打钱过来没有拿到酒的,“就占了10亿元”。袁仁国解释道:“茅台确确实实由于供不应求,很多经销商打款来,情愿在我们这儿放着等。”在记者采访的几天中,不断有经销商来茅台“要货”,茅台的生产和经营看上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一位高管说,在省纪委未有更进一步表态前,茅台不会对“乔洪事件”做过多评价。“但是茅台酒的质量始终如一,它将用永恒的品质证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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