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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有一屁股债

2007-05-21 13:43 作者:吴戈 2007年第16期
IPCC第三工作组负责温室气体减排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价,参加该组谈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家华认为:排放增长率下降对中国是不适用的,在巨大的人口和城市化压力下,中国的主要措施将是适应而不是减排,考虑减排可能是2030年前后的事。

4月9日,刚从布鲁塞尔回国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二工作组主要作者林而达教授对3天前发布的《气候变化2007:影响、适应与脆弱性》报告谈判的艰难仍记忆犹新,“5天的会,散会时间从开始的18点半拖到后来的凌晨2点”。对这份主要涉及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报告,中国专家认为:“科学上还有很多问题未解决,匆忙得出(全球升温)几度的结论还不太科学。”

IPCC第三工作组负责温室气体减排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价,参加该组谈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家华认为:排放增长率下降对中国是不适用的,在巨大的人口和城市化压力下,中国的主要措施将是适应而不是减排,考虑减排可能是2030年前后的事。

不太好算的账

一个人的全部生活每年要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已经算出来了,可以充满三个热气球。但既然要为一次旅行赎罪,就要算细账。英国碳中和公司计算认为,在伦敦与泰国曼谷之间的一次往返飞行,每位乘客将排放2.1吨二氧化碳,补偿需要约30欧元。对同样飞行,瑞士“我的气候”公司的计算结果是3.6吨,收费86欧元,德国Atmosfair公司的数字是6.9吨和139欧元。显然,后两家公司在碳中和公司的结果上加了两三倍,因为燃烧1吨航空燃料在产生3.15吨二氧化碳之外,还产生氮氧化合物和水蒸气。氮氧化合物能产生温室气体臭氧,但也能消除另一种温室气体甲烷。水蒸气冷凝成尾迹,可能形成吸收热量的云,所有这些反应又因温度、高度和昼夜而不同。

计算一次旅行的碳排放尚且如此复杂,大公司和大型活动可想而知。为国际足联计算世界杯碳排放的柏林Oko研究所专家马丁·卡梅斯说:哪些是不可避免的,哪些是多余的排放?对世界杯,他们只计算了因这场赛事而增加的飞行。

不管谁出的钱,买主们还想确信:排放确实减少了。补偿1吨二氧化碳的成本现在从3欧元到30欧元不等,投资的工程各不相同,从小型燃料转化项目、大规模改变土地用途和森林培育,但资金流向和项目选择并不算透明,同一笔补偿可能被卖给不止一个买主,最不容易把握的是:这项措施如果已经是当地法律的强制要求,或者没有外部资金也将实施,出钱资助的人就有点冤了。

目前,碳补偿资金最大的流向是植树,迄今估计完成了400万亩绿化。然而,像F-111的表演那样释放二氧化碳只需不到1秒钟,种下的树将二氧化碳吸收回来却需要30年以上。为补偿2002年的专辑“热血上涌”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摇滚乐队“酷玩”资助在印度种植了1万棵芒果树,但有近4成没有活下来。他们宣布要照顾这些树99年,实际上一个二氧化碳分子从产生到被自然界吸收回去也没有这么长。

投资绿色能源要简单一些,最立竿见影的就是推广节能灯泡和炉具。2005年,“气候关怀”公司投资在南非开普敦一个贫民区免费发放节能灯泡,并在西方出售了这笔补偿额,谁知几个月后Eskom电力公司也向这里发了类似的灯泡。

显然,雪中送炭还是自作多情是补偿效果最有争议之处,难怪碳补偿公司热衷于投入穷国的穷地方的小项目,那里不大可能有其他投资,效果容易计算。不过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已经产生了“二氧化碳殖民主义”的担忧,不久它们也可能减排,那时他们会发现最容易见效、最便宜的补偿点已经被西方公司捷足先登了。

在家门口投资呢?如果这个国家已经参加了《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计划,碳补偿仍然很可能用私人资金做了政府的事情。今年2月,一个激进组织甚至占领了碳中和公司的办公室,指责他们制造烟幕,使企业可以心安理得地增加二氧化碳排放。

现在,由包括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在内的42家非政府环境组织发起的“金色标准”是得到最广泛认可的碳补偿规则。它只接受对当地有社会和环境好处的项目,而且排除造林项目,这主要是因为无法确保森林能永久存在。树木死亡后,会在腐烂过程中将一生吸收的二氧化碳全部释放出来。

虽然占的比例不大,但全球非官方的自愿碳补偿额增速可观,已经从2004年的300万吨发展到2006年的2000万~5000万吨。负责国际足联“绿色射门”交易的德国3C公司预计2007年手中60万吨的二氧化碳交易额将翻一倍,全球市场估计到2010年将增加40倍。加州Planktos碳补偿公司创办人拉斯·乔治正计划在匈牙利建设一个1万亩的“气候公园”,还打算培育海洋浮游生物,恢复海洋生态。“我们想的顺序是拯救世界,顺带再赚一点小钱。”他说。

专家们担心的是,碳补偿可能使消费者觉得万事大吉。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奥特马·埃登霍夫认为:应该在减少可避免的能源消费后,再来补偿剩余部分。这需要将所有行业都纳入强制减排贸易范围,单是将民航业纳入欧盟排放贸易计划,估计就将使飞行成本增加50%到80%,但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公众改变消费习惯。埃登霍夫说:“二氧化碳必须有代价——句号。”

政府间的博弈

在政府之间,热门的新名词是“碳金融”、“欧洲碳指数”和“气候政治”,核心问题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博弈。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不高,但绝对量大,而且增速迅猛。《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CDM)看中了发展程度差异中的机会——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采用低污染技术,比如中国新建电厂不用便宜但低效的燃煤机组,而用天然气发电,经过监督和确认,减少的潜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可折算成补偿额,向《京都议定书》范围内的工业化国家出售,弥补多付出的成本。工业化国家购买这些额度,比改造或更换自己已有的设施便宜,从而降低了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的成本,为此还诞生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

虽然实质上也是一种自己出钱让别人吃药的策略,但源自美国的这种经济策略已有成功的先例。80年代,为减少电厂排放产生酸雨的硫和氮氧化合物,美国经济学家就提出对污染排放封顶,超限的排放额投入市场交易。到2005年,美国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已从1980年的1600万吨减少到约900万吨。

在联合国监管下,CDM补偿额的交易日趋活跃,出售的额度主要来自原来持怀疑态度的发展中大国,2006年交易总额达到56亿美元,迄今一共减少《京都议定书》涉及的6种温室气体相当于17.5亿吨二氧化碳。欧盟始于2005年的ETS(排放交易计划)也交易了3.62亿吨二氧化碳,只是不覆盖很难准确测量的运输业。美国加州等地已经开始自发限制,全国性的法案预计2008~2017年实施。

二氧化碳在温室气体中数量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主要来自能源业,因而CDM的初衷就是刺激发展中国家投资低碳能源设施。但迄今CDM市场上近2/3的减排量却不涉及二氧化碳和能源业,最大的一部分(近30%)来自捕获和消除潜在的温室气体氟立昂(HFC-23),主要涉及制冷产业,因为消除氟立昂成本最低。以现在每吨二氧化碳约10欧元的价格计算,到2012年这些定额将价值47亿欧元,排放者从中挣到的钱比生产这种气体还要多近一倍。

市场天生追求低成本机会,但在西方看来,CDM也是给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补贴。为发展中国家安装并不复杂的氟立昂消除设备提供直接补贴,只需不到1亿欧元,而通过CDM市场来实现,多花了46亿欧元。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沃拉说:“欧洲和日本要表明,2012年后只欢迎碳。”

4月9日,潘家华研究员还表示:“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就谈不上适应气候变化。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是世界的粮食安全,美国也需要考虑国情。”就在两周前,有报道称: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高亚洲地区冰川正以年均7%以上的速度全面退缩,年融水量相当于黄河的年径流总量。近30年来青藏高原的冰川总面积已减少1/10以上,预计到2050年将减少到现在的72%,到2090年减少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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