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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在大院的日子

2007-04-10 15:12 作者:王鸿谅 魏一平 2007年第14期
“教育部大院子女”如同一个符号,烙在王小波和他的朋友们身上。年少时“社会上层人”的他也因此两度感叹,“我们永远成不了社会的主流,永远在边缘”。  

“教育部大院子女”如同一个符号,烙在王小波和他的朋友们身上。年少时“社会上层人”的他也因此两度感叹,“我们永远成不了社会的主流,永远在边缘”。  

1971年春天,揣着户口回到北京的王小波成了“黑户”。教育部大院里的家人都各自忙碌,任职教育部的母亲宋华还在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大姐王小芹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专业毕业之后留校,二姐王征在山东插队,大哥王小平在城郊的木城涧煤矿当矿工,小他两岁的弟弟王晨光,幸运地躲过了插队的命运,还在上学。只有在人民大学当老师的父亲王方名在家养病,父子俩都不太会照顾自己。王小芹回忆,偶尔回家,就看见家里的饭桌上永远都摆着剩饭,谁饿了就在铁炉子上自己煮点东西吃。

赵东江那时候也回到北京,在他的记忆里,那段日子“跟上班差不多,每天吃过早饭,小波准时来我家,或者我准时去他那里”。两人都喜欢读书,在一起的日子就是不停借书、还书、看书。王小波的读书速度很快,“几乎是一天一本,小说读完了就看哲学,到最后没书可看了就拿本化学词典看”。赵东江记得,小平、小波兄弟二人都是嗜书如命的人,当时借不到《基督山恩仇记》,他们就从别人那里翻拍过来,借了个幻灯机在屋里用幻灯片一页页放着看。一次,赵东江从王小波那里借了本南斯拉夫的《新阶级》,为了能多看几遍,赵东江就决定把书抄下来,王小波天天来催书,逼得赵东江躲了好几天。

在赵东江看来,这三年的读书生活奠定了王小波后来的知识和思想基础,“后来读大学实际上对他没有什么大影响,小波的思想真正形成还是从这三年的闲读开始的”。两人除了看书,唯一能做的休闲就是聊天,历史神话、古今中外,唯独不谈个人的将来。王小波跟朋友在一起的话题很多,赵东江记得一次王小波提议来一个“煮酒论混蛋”,两人边喝边开始数算本姓家族历史上的混蛋。最后,赵东江终于败下阵来,“因为小波搬出了他们王家历史上的头号混蛋——秦桧的老婆王氏”。
后来,赵东江解决了工作问题,要去河北卓县工厂上班,他告诉王小波,王小波没吱声,赵东江不忍心扔下王小波,就回家让父亲帮忙到河北找找关系,看能不能把王小波也带上一块去。最后终因种种限制没办成。

1974年,为了落户王小波去到母亲的老家山东牟平青虎山插队,次年政策松动后返回北京,落户后到西城区二龙路无线电元件厂上班。有时候回家时遇到赵东江,偶尔会抱怨两句“厂子里全是老太太,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当时他开始了最初的创作,完成了《绿毛水怪》的初稿,他把完成的稿子,用他那大大的、并不好看的字整齐抄写在一个精致的布面本子上,同是大院子弟的胡贝是第一个也是唯一能从他房间将书稿拿走的人。胡贝笑,“我耍赖,他没办法”。一般人当然无法理解他们的私交,这是两个在“文革”初期的盛夏,用棉被封上门窗,再躲在床上用棉被把两人和留声机一同罩起来,三更半夜捂一身汗,偷偷听“天鹅湖”的知心玩伴之间的默契。因为流传出去的手抄本《绿毛水怪》,王小波结识了当时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

大院时期,父亲王方名对于王小波的影响不容忽视。王方名是著名的逻辑学者,也曾“满屋子都是书”。那佳从另一个角度印证王方名的影响力,还是插队时候,她回北京探家,王方名专门找上门,让那佳帮着带些药品和糖去给小波治肝炎,对那佳说“虽然现在是动荡年代,但将来社会的建设需要的是有知识的人,你们不能只甘于当白丁,要加强学习”。此后的一周,那佳每天都去王方名那里听他讲毛泽东哲学思想。临走,王方名还专门手写了两篇文章送给她,一篇是《如何自学》,另一篇是《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那佳说:“如果没有当年王方名先生的那次教诲,我的一生真有可能就沦落为白丁了。王小波写他半夜里爬起来在镜子上写诗,我是绝对相信的。”

母亲宋华言传身教给孩子们的则是另一种品质——节俭。女儿王小芹说起来自己都会笑,“老太太是教育部大院出了名的节约模范”。没有夸大,走进宋华和王小芹夫妇在教育部大院那个老式格局的三居室家,时光倒流几十年,桌椅沙发,全部是80年代的老样式,老太太什么都不舍得扔,“每年的月饼盒,从来都攒着”。从清华大学分析中心主任位置退休下来的王小芹,现在让母亲催着,不仅要带着袖套去街道巡查,做居委会的积极分子,还得按母亲吩咐,总结节约用水的心得写成文章。老太太若干年坚持的晚餐是“忆苦饭”,“一锅水,把饭菜都煮在里面”。现在家里唯一会跟母亲习惯性的节俭“斗争”的,只有偶尔从美国回来的王小平。王小波和姐姐一样,由着母亲,回忆起来,不仅是对母亲,对身边所有亲人,王小波都从不争抢什么。他的文字带刺,而现实生活里,在亲人朋友面前,却是忍让温顺的。

学者王方名的人生并不顺利,1952年的一场政治风波,王方名被开除党籍,让王小波一家陷入无法摆脱的阴影,还好是小范围清楚的隐秘处分,绝大多数院里的人只知道他出事了,并不清楚什么问题。王方名之所以能相对平安度过“文革”,得益于1957年4月11日他受到毛主席接见,仅有的一次从上午10点到下午13点的会见,成为无形的护身符。

艾建平说起来,“教育部大院的孩子跟别的孩子们不一样,虽然受的都是传统的正规教育,父母在道德上要求严格,但在文化上骨子里就向往自由”。在那个年代看来,用王小平的话说,就属于“思想比较复杂”了。

王小波爱写,尤其爱写小说,但除了最初的《绿毛水怪》外,从不会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朋友看。在赵东江的记忆里,“在1992年小波获得《联合报》‘华语文学奖’之前,他一直都不清楚要走什么路,有些迷茫”。虽然嘴上不说,但赵东江记得,有一次王小波找到他说:“我自己编写了一套汉字录入法,比五笔输入法还快,你看能不能推向市场,弄点钱。”当时还在中科院软件所工作的赵东江后来看了看那套程序,觉得虽然输入很快,但规则太复杂,不容易推广普及。但王小波后来一直使用这套自编的录入法写作。

1992年,王小波因《黄金时代》得到了奖金,手头宽裕了不少,这也是王小波的作品第一次得到社会认可。他找到赵东江商量怎么用这笔钱,赵东江建议王小波买房子,后来王小波在顺义买了套房子,还剩下一些钱,就干脆从人民大学辞职,做起了自由撰稿人。母亲宋华曾强烈反对过,不过在王小平看来,这样的生活或许更适合王小波,“他不是一个做事手快的人,注意力很分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常常不在现实中”。在王小平看来,这个“优点和缺点捆绑在一起”的弟弟,“在幻想世界里是强大的”。王小平也记得小波的自我评价,“我就觉得我写小说行”。

1995年10月22日,胡贝组织了一场“教育部大院子女聚会”,百余人到场,这个时候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已经通过华夏出版社在内地面市。正在做广告公司的赵宁随便跟王小波提到,“有机会把《黄金时代》拍成电影吧,我那儿有些投资商的资源”。王小波当时刚刚跟张元合作完成了《东宫西宫》,虽然其间有些不愉快,但还是对赵宁的建议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提议说“咱别吃饭了,你去我那里咱们好好聊聊”,赵宁没当回事,回他“聚一次也不容易,还是改天再聊吧”。这一推辞成了赵宁心中永远的遗憾。王小波突然去世后,赵宁有两三年的时间一直沉浸在懊悔与伤痛中不能自拔。同时开始找来王小波所有的作品细细阅读,“读的越多就越觉得懊悔,王小波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迷茫的问题,王小波的作品给了我答案,但我却再没有机会跟他好好聊聊了”。赵宁说他最喜欢《黄金时代》里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被捶的过程”,他觉得自己就是不断被社会所“捶”的人,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跟女儿的口头语就是“我可没有被捶”。

也是在那次的聚会上,赵宁专门写了篇文章抒发心中的感慨,正当他站在椅子上拿着话筒高声朗诵的时候,王小波进来了,众人闹哄哄地要小波也来两句:“小波摇摇头,倒了满满一杯啤酒一饮而尽,然后对着大家喊了一句‘你们还好吗?’”

“‘你们还好吗?’我一直觉得他这句话是有所指的。”说完赵宁转过头,声音有些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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