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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崇拜的两个偶像

2007-03-20 13:35 作者:舒可文 2007年第11期
斯坦因年轻时把亚历山大大帝当作偶像,这使他迷恋历史,继而研习古代语言。漫长的一生中他多次沿亚历山大东征的道路探险,就是试图考证那些重大战役发生地点。学习东方语言后,他又找到了一个远行者形象——唐僧玄奘。

斯坦因年轻时把亚历山大大帝当作偶像,这使他迷恋历史,继而研习古代语言。漫长的一生中他多次沿亚历山大东征的道路探险,就是试图考证那些重大战役发生地点。学习东方语言后,他又找到了一个远行者形象——唐僧玄奘。

1887年,他穿过苏伊士运河第一次来到亚洲。在印度,他找到了另一种出人头地的方向。

斯坦因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他从大学开始研习梵文和波斯语,21岁在英国做东方语言和考古学博士后期间,他结识了两位曾在印度理事会任职的前辈,那时候印度归东印度公司统辖。这俩人把他推荐给印度理事会,充任旁遮普大学的注册员和刚建立的拉合尔东方学院的院长。这个职位牵制了他10年,从他的一些私人信件中看出,当时他反复要求一段时间特殊工作,或延长某假期,争取的是旅行考古的时间。

斯坦因之所以愿意到印度,是怀着一个世俗理想——以印度为跳板,在大学谋得一个东方研究的职位,他的导师比勒教授在入职大学之前一直在印度,他想重复这条道路。比勒教授离开印度时有一大遗憾,从17世纪初来到克什米尔的欧洲人都从波斯著作中知道有一本成书于12世纪的梵文编年史《克什米尔王记》,比勒教授直到离开印度也没找到这个抄本,斯坦因后来找到了。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自1600年进入印度,成了印度的实际统辖,1857年印度土兵起义被镇压后,英政府派去了总督,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接管了印度。第一任总督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机构里设立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职衔:考古调查员,担任这个职衔的是一个英国上校,他后来被认为是印度考古的泰斗,1870年建立了一个考古调查署。这个主管退休后,考古调查署解散。斯坦因在初到印度的10年间,一直四处讨好献媚,申请考察资金,以至于他在印度以利用社会关系出了名,1896年他参加了英印政府出资的边境考察。印度西北边关有商人来往于俄国、中国和印度的山口,英国和俄国都觊觎着中华西域,“边境考察”当然是服务于这场竞争的。斯坦因也由此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他要做中亚考察。1897年底,英国驻军要对北部边境采取军事行动,也来邀请斯坦因同行,印度总督提供了经费,他在给他哥哥的信里表达了他的兴奋,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观战,按他的字眼是说“观赏”炮击反叛者的“有趣场面”,他视这次机会为他“开辟了光辉的前程”。

这两次小小的远行让斯坦因的职业志向急剧改变,这期间,古文字学家赫尔勒一篇关于中国塔克拉玛干沙漠附近的抄本残片的研究文章发表,暗示该地区历史时间的复杂性十分难解。早在1870年,英印政府的一个政治代表团出访新疆时,就注意到塔里木盆地的古代遗址,收集了一批古代文物。20年后,天山南麓库车附近一群找宝人,在一个古代遗址挖出一批文稿,当时,英印陆军情报官员鲍尔正在该地区执行追捕任务,他买下了这批书稿中的51页,带回印度交给孟加拉亚洲学会。这些从未被欧洲人发现过的古文字后来被东方学家辨认出是用婆罗谜文书写的古代印度梵语,时代为公元5~6世纪。之后,瑞典人斯文·赫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验证了塔里木盆地埋藏着古代城市的推断,而且带回了大量实物。接着法国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发现了古老的卢文佛典。这一系列事件,斯坦因看到了一种出人头地的方式,启发了他远行的具体方向——中国新疆。

时任印度总督对东方考古有很高的兴趣,很快就表示会为他的研究提供支持。在所在的学校征得假期后,斯坦因向英属印度政府写了一份意见书,申请政府支持他对中国新疆和田周边考察古遗址。他在申请中说,他的目标是寻找货真价实的古代遗物,并承诺找到的所有东西将交给印度政府以便存入大英博物馆。他不仅详细盘算了所需费用,还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甚至不忘提醒当局说,争取让中国政府指示和田的官员,允许他勘察、发掘,并拥有发掘出土的文物,也可以购买文物。在申请报告中他特意通告政府,俄国科学院已经宣布准备派出考察队考察吐鲁番,瑞典人斯文·赫定也要开始再一次考察。1898年底他的申请得到批准。为了这次考察,他在两年里给各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写了数不清的信。

他总是能忍受傲慢的官僚程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引起关键人物关注,他的朋友评价说,他是玩弄官场秘密规则的大师。第一次成功运用这种技巧,使他找到了《克什米尔王记》的梵文抄本:他到印度时候,掌握那个抄本的人已经死了,抄本被分成3份,由那个人的3个儿子分别保存,他们和父辈一样,拒绝把抄本出售给任何人。斯坦因和他们交涉了一年,毫无进展。后来斯坦因回忆说,尽管如此,他却在其中“学会了东方的谈判术”,又一年后,《克什米尔王记》的3部分抄本都集中到了他的手里。

1900年4月,还没有拿到护照,斯坦因就到了克什米尔,为他历时10年的《克什米尔王记》译注做导言。完成这部书的同时,他的人生也完成了一个段落。

英国驻北京的公使更狡猾,他在给斯坦因申请考察护照时,只字不提挖掘购买文物,说那样反而会破坏计划。

这次考察蓝图就是他写的那个详细的建议书,斯坦因有3本书叙述他的第一次探险:《中国新疆考古》、《沙埋和田废墟记》和《古代和田》。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长途探险,他不仅不懂汉语,还要穿过帕米尔山谷,到人迹罕至的沙漠中去。

“5月31日清晨,16匹马驮着我们的帐篷、日用品和器材等,已经整装待发。”穿过克什米尔进入新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先到喀什。6月28日,一进入塔什库尔干,斯坦因的勘测工作就地开始。让他兴奋的是远远地看到了维吾尔语中的“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这座山峰以及更远方山崖上的塔什库尔干城墙,使他意识到“现在进入了要进行研究的地区”。斯坦因在塔什库尔干与地方官周旋的时候,义和团运动在北京爆发。英印政府还是快速运来一批左轮枪和军火,委托斯坦因交给英印驻喀什的政治代表。7月30日到达喀什的时候,斯坦因带来的武器仅被视为一份礼物,因为驻喀什的政治代表马继业告诉他,在这个地区,可能的麻烦不会是义和团,而是俄国人。

斯坦因在喀什停留了5个星期做考察准备,马继业为他传授中国礼仪知识,介绍喀什的中国地方官,斯坦因在与中国官员寒暄中,很快发现大谈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很有用处,几乎能引起所有有文化中国人的好感。事实上,他也确实得到道台提供的帮助,保证了运输、供应和劳工,以及发掘和考察的行动自由。9月11日,斯坦因的考察队离开喀什,一个月后到达和田,在和田知州的帮助下组织了一个由“找宝人”组成的小队,给他探路。19世纪末欧洲人在中亚的探险考古刺激了当地一种“找宝人”,找宝人为了钱在沙漠遗迹中寻找佛像、建筑上的金箔、饰件等等。在等待期间,斯坦因在附近测量山地,绘制了和田河支流玉龙喀什河源头的地图。

一个月后,一个寻宝人带回了写有印度婆罗谜文字的壁画、佛像浮雕的残片,及一些婆罗谜文书碎片。这些从丹丹乌里克找到的文物让斯坦因惊喜不已,从寻宝人的描述中,斯坦因相信那个地方一定就是斯文·赫定去过的“塔克拉玛干古城”。于是他决定去丹丹乌里克。到达那里,他把营地安置在遗址边,为了让民工们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挖掘。在沙漠下3英尺的深处,他们挖掘到了荒废的佛寺,发现了一些木板画、佛像、壁画、木碗,在一个寺院的藏书的地库里,他发现了渴望的手抄文书。有梵文的佛经,也有汉文文书,年代是公元7世纪的。30多人的挖掘队在这里忙了3个星期,挖掘了14座遗址,搜寻到180多件珍贵文物。拥着这些宝贝,他度过了一个特殊的圣诞节。

1901年到了,斯坦因的下一个目标是尼雅,他推断那里有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述的“尼壤城”遗址。和田知州潘震照样答应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探访的人带回两块木牍,木牍上的文字与他在印度见过的一种公元1世纪写体很相近,这是以前从未被欧洲人发现的一个荒废的远古城址。他逐一考察,甚至从一个垃圾遗址中获得了10多件写在羊皮上的完整文书及数百片木牍文书。他在尼雅挖掘16天,获得了660件文物。丰富的收获吸引他先后4次到尼雅。前两次共发掘了53处遗址,将尼雅翻了个底朝天,仅卢文木简就有700多件,汉文木简、木牍数件,以及武器、乐器、毛织物、丝织品、家具、五铢钱,还有木制工具、丝、麻、毛织品等,他从这儿带走的文物至今没有清单。散布在尼雅河古河床沿线的这些遗址,现在一般认为这里就是《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有“户480、口3360、胜兵500人”的“精绝国”故地。木牍文书上明确的日期是东汉魏晋时期,这片废墟已沉睡了1600年,说明这里不是斯坦因想找的那个“尼壤城”。

在这个巨大收获的激励下,斯坦因继续向东,在拉瓦克连续9天,斯坦因指挥他的雇工甚至晚上点起篝火连夜加班,从沙丘中挖出了侍从者小神像、小型壁画,及91尊大佛像。斯坦因将小神像和小型壁画装了箱,比真人还要高的佛像无法搬走,只好拍了照片,用沙子重新掩埋,为的是等条件具备,再把它们弄走。

由骆驼和矮种马组成的运输队驮着数量惊人的珍贵文物,浩浩荡荡离开了拉瓦克。至此,斯坦因对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古城遗址连续4个月的挖掘暂告一段落。

当斯坦因把精美的陶器、织物、木雕和还有大量木牍文书送往欧洲时,和田的潘震一再问:“为什么这些古代资料要运到西方去?”他没有回答。

这年5月,他回到喀什,1500件收获物在这里被精心包装在12个大箱子里,带着这些大箱子凯旋伦敦。在接收这些箱子的大英博物馆里,他整理了他的宝物,1903年完成了他的《沙埋和田废墟记》。

他的中国旅行取得成功后,德国政府派出了格伦威德尔教授考察队前往吐鲁番,俄国虽然处于俄日战争,也派出奥登堡教授进库车。

1904年7月,他为第二次进中国向政府及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的一些学术机构发起申请,他要求的时间比第一次更长,经费更多。英国税务和农业部规划了他的开支,大英博物馆负担大部分,用这笔支出获得斯坦因发掘的文物,英印政府支付一部分,也应得到文物的一部分。经过冗长的内部讨论,1905年底斯坦因的计划被批准了。

第二次中国之行本来被看做第一次的延续,因为发生在敦煌的戏剧性事件,使这次旅行具有独立的意义。

按此次探险笔记中的说法,他原计划调查罗布泊西部的楼兰遗址,这是1900年斯文·赫定的向导偶然发现的,后经发掘,证实是楼兰古城。敦煌的千佛洞也早已有欧洲探险队参观过,斯坦因当然对此有所了解,他第二次中国探险计划中,就包括要亲眼见识那些洞窟和壁画。他要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到达罗布泊,他的对手们都是从北面的绿洲的近路走,这无疑增加了他的困难。

1906年4月他做好了一切准备,组织队员,疏通路线,通知马继业告知中国边境的“按办”准备20头牦牛,同以往一样,英印政府的勘探局给他配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测量员。他首先到达巴基斯坦的拉合尔,那时的巴基斯坦也是英国属地。

英国驻喀什的政治代表马继业为他准备了8峰骆驼和马匹,找到了第一次到中国时雇用过的赶骆驼的能手,又一次带着斯坦因拜访衙门。斯坦因第一次到塔什库尔干就懂得了,测量工作要在中国守军休息时秘密进行,他的助手要在这时拜访当地地方官,大谈各种旅行的事宜吸引他的注意力,使其没功夫怀疑在要塞周围发生的事情。马继业给他的最大帮助是给他介绍了翻译蒋孝琬,这个蒋师爷在斯坦因的敦煌之行中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蒋孝琬是湖南人,初来新疆是在1883年前后,给某官员做师爷。马继业看重他不仅能翻译,还有学识,身体好。开始他与斯坦因之间是通过一种新疆方言交谈,斯坦因掌握了粗浅的汉语后,他们之间几乎就是同党了。

6月23日从喀什出发,8月路经和田,因为他在这个地区发现尼雅遗址使他获得了荣耀,他自认这里是他的王国,经过拉瓦克时,5年前斯坦因用沙子埋藏的大佛像,已经被盗墓贼挖走。但尼雅则又一次给了他运气。离开尼雅,他12月到楼兰。这个古代时处于交通干线上的遗址,每一地点都有丰富的文书,“仅一个巨大坚实的垃圾堆就有200多件写在木片和纸上的汉文、卢文文书”,成堆的古钱币、木雕和泥胎佛,斯坦因领着他的雇工在沙子埋没的建筑物中挖掘了11天后,粗略整理装了箱,但他似乎很不满足,在信件里说:“发现物种类并不丰富,只装了两骆驼的建筑木雕、漂亮的毛毯碎片、刷漆的家具、妇女精美的绣鞋、青铜艺术片等等。”

1907年新年一开始,斯坦因转而西行,来到米兰古城。斯坦因原计划只在米兰挖掘四五天,太多的出土物以及包装,花去了他18天时间。主要目标达到后他要去参观敦煌石窟了,3月12日,一到敦煌他就拜访了敦煌县令,县令给他讲了莫高窟历史,还送给他一部《敦煌县志》。之前不久,斯坦因刚从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维族商人那儿得到了一个消息:莫高窟的王道士在一个秘密石窟里发现了满满一屋子古书。细究之下,斯坦因还得知这批无价之宝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王道士负责看管。于是,参观石窟对他变得更有吸引力了,他马上出发前往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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