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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耐心一点

2007-02-05 13:00 作者:马戎戎 2007年第5期
——转折时期的中国青年导演

2005到2006年似乎是青年导演们集体发力的时期:2002年《开往春天的地铁》之后3年没拍电影的青年导演张一白一口气拍摄了两部电影《好奇害死猫》和《夜上海》。自《惊蛰》之后3年未拍电影的王全安完成了他第3部作品《图雅的婚事》。陆川自《可可西里》之后终于开拍《南京,南京》。2007年1月8日,王小帅新片《左右》关机。1月19日,张扬新片《落叶归根》在全国上映。1月9日,电影局、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青年导演电影创作论坛”开幕。1月17日,2007年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电影局通过了青年电影导演资助计划:为有潜力、有创新精神的45岁以下、取得过初步成绩的青年导演提供政府资金支持。今年已确定扶持的青年导演有16人,包括陆川、王小帅、徐静蕾、贾樟柯、宁浩、宁才、乌兰塔娜、张扬等。

有人愤怒,有人寂寞

2006年年底,贾樟柯愤怒了。一句在复旦大学演讲上的发言“中国大片缺乏想象力”引发了张伟平的粗口:“少××说话,有本事,就让观众都来看他的电影。”张说,他要让“《三峡好人》自生自灭”。争论的背后,是两者实力上的巨大差别:在全国1200家影院同时放映《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盛世之下,12月14日那天,贾樟柯在广州仅找到一家电影院肯放映《三峡好人》。——《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发行公司新画面要求全国数字院线整整一个月只能放映《满城尽带黄金甲》一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投入的宣传费用是6000多万元,这个数字是《三峡好人》整部影片投资600万元的10倍之多。贾樟柯的愤怒正在于此,“这样一种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甚嚣尘上的对电影里金钱的崇拜”,而“在中国的暴富阶层里,没有一个敢像拍电影这样大肆炫耀财富的,电影变成一个需要不停地炫耀财富的东西,用一种财富的包装来变成一种话语的霸权”。

1月13日,在北京电影学院组织的青年导演研讨会上,这场论战成为不少发言者探讨现状的绝好切入点。研讨会现场的场面似乎是目前中国青年导演创作状态的缩影:桌子围成四方形,一边是张一白、高群书、陈大明、王全安等青年导演,一边是崔卫平、张颐武等著名学者,中间桌子上,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不动声色地听取每个人发言,偶尔抬起头向空中吐出烟圈。外围是媒体记者和相关高校影视专业的学生。

讨论围绕着2006年度十几部新诞生的青年导演的作品展开,这其中有公开放映过的高群书的《东京审判》、张一白的《好奇害死猫》、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也有还没和观众见面的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哈斯朝鲁的《剃头匠》、庄宇新的《爱情牙齿》等。所有发言都会绕回到这样的主题:“主流电影与青年导演的生存空间。”很显然,这个议题的提出,本身就已经质疑这群青年导演和主流电影的关系,几乎所有在场者都默认了这样一个现实:《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电影。导演谢飞提出,是不是能利用新兴的网络媒体来为这些青年导演的作品拓展空间。

《东京审判》和《好奇害死猫》在会上被提到的机会并不多,学者们的口味明显偏向于更加“艺术”的电影,不停有人阐释《三峡好人》的人文意义,对于中国当下现实的纪录和关怀。有人将这些电影和中国上世纪30年代相比较,认为他们表现出与目前主流的娱乐精神相对立的强烈社会批判精神。但艺术片并不是张一白和高群书希望做的电影,他们开玩笑说,他们两个要成立中国的“银河映像”——杜琪峰和韦家辉为香港电影打造的“金字招牌”。在过去的10年里,“银河映像”为香港影坛带来了《暗战》、《枪火》、《一个字头的诞生》这样票房和商业都过硬的类型片,和王家卫电影一起被称为“香港电影世纪末的惊喜”。

做个“俗人”

张一白说自己是个“俗人”,他甚至担心地问记者:“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犬儒主义者?”张一白1991年毕业于中戏戏文系,那一年,他的同学孟京辉排演了《秃头歌女》,张元的《妈妈》已经在南特电影节上获奖,《北京杂种》马上开拍。这两部电影之后,王小帅、娄烨、管虎等一批同代人拍摄了一批“独立电影”,被称为“第6代”。张一白进入电影界比第6代电影人要晚几年,第一部电影作品《开往春天的地铁》亮相时已经是2002年,同一年亮相的还有陆川的《寻枪》、张番番的《天使不寂寞》、滕华韬的《100个》。在中戏排演《风景》的张一白在做电影上出奇地现实,不同于第6代的叛逆和边缘,他从一开始就希望自己做一个商业电影导演。2002年,所有电影媒体都在热衷于一个新概念“新城市电影”。这个概念包括张扬1997年的电影《爱情麻辣烫》,也包括《开往春天的地铁》、施润玖的《美丽新世界》。“新城市电影”的定义曾经包括如下方面:反映都市生活,都市人的情感,现代的影像表现方式。如今看来,“新城市电影”的概念提出,其实是对一种新的能够吸引城市青年白领进电影院的电影类型的期待。
《开往春天的地铁》当年的票房是800万元,不亏本,但张一白说,他对这个票房很失望。之后,张一白3年未拍电影。他用“瓶颈期”来形容这段时期:“之后我进入了相当长的‘瓶颈期’,我一直在考虑接下来应该拍什么电影,这个思考整整持续了3年。”在他看来,当年的“新城市电影”的提法其实是相当模糊的:“我们曾经提出过一个‘新城市电影’的概念,但怎么解释这个概念,谁也不知道,因为缺少实践。拍摄《开往春天的地铁》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做好拍电影的准备。只因为制片人找到了资金,剧本又符合我当时对感情的思考,我觉得实现这个剧本的条件都已经具备,就拍了。”张一白从“地铁”中得到的结论是:“那部影片给我最大的反思就是一部影片即使本身有商业潜质,如果缺乏市场化运作,一样没有市场。《开往春天的地铁》是三四月份做的宣传,但是直到10月才在北京上映,投资方已经没钱投在宣传上了,我们只能通过各种朋友关系张罗,最后的市场结果让我很失望。”

《好奇害死猫》曾被称为“新城市电影”的延续。但张一白更愿意大家将这部电影看做一部纯粹的“类型片”,是他走向“职业导演”的重要一步。对于这个“职业导演”,他的解释是不论投资商找他拍什么样的电影,他都能完成,能保证一定的艺术水准和商业水准。他尤其强调了“职业导演”“职业道德”:不是个体写作,而是生产出合格产品。他接下来的目标是连续拍出5部风格、故事、类型各不相同的作品。

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好奇害死猫》票房的不满,他认为,目前的票房并不能反映这部电影的商业潜力,他对这部电影的票房估计是“1000万元票房总是有的吧”,他认为,票房不利,和美国回来的制片人对中国市场环境不熟悉有关。与此相似的是他的校友张扬。张扬也曾被视为“新城市电影”重要的创作力量。他的上一部电影《向日葵》的票房只有十几万,对张扬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在1月19日上映的《落叶归根》中,张扬自己担任了一部分制片人的工作,和张一白一样,张扬认为目前国内的发行体制并不完善:“有些制片人还不如导演懂得市场。”他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缩小导演和制片人之间的距离。

《落叶归根》的故事来自于一则真实的新闻事件:一名民工死在了外地,他的工友要把他的尸体背回家乡去安葬。这样一个让人会想起库切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的故事原型在张扬的处理下秉承了他一贯的轻松和温暖,但又明显和张扬以前作品不同,一个强烈符号是,他请了赵本山和宋丹丹这对小品明星。“过去的电影跟我的生活很近,但这个电影可能有更多不一样,更社会化。”张扬说,“导演的兴趣是多样的。我觉得现时社会有太多变化值得一个电影导演去表现。”

障碍就是机会

对于张樟之战,北大教授张颐武的看法是:“那些钱就是张艺谋不拿了,也给不了贾樟柯。人生就是这么残酷。”他劝青年导演要看到:“你的障碍就是你的机会。”他说,10多年前,第6代刚出现时候,没有机会,可是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这10年里出现的。10年过去,环境转好,却没有再出现更优秀的代表作。

事实上,大多数青年导演早已接受了人生的残酷。“客观上,市场空间对小片不利,市场份额每年就这么多。大片占得多,小片就占得少。”张扬说,“但实际上这还是电影发展到什么阶段的问题,艺术片应该有艺术片的渠道和空间去发行,否则就淹没了,这本身是不合理的,是有缺陷和局限的。”但他认为,目前的关键还是电影的类型和数量不够多。

“我们这一代人事实上面临的是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王小帅说,1月8日,他的新片《左右》刚关机。《左右》回到了普通市民最本真的生活,不再有过多的时代符号,讲述的是日常生活下的暗流涌动。王小帅说:“人到中年,有时候觉得生活表面上平静,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跳出来给你一下。”

“你觉得第6代很多人都不拍片子了么?其实都在拍。”王小帅说,“现在电影创作其实很多,拍电影的人也很多。张一白一下子拍了几个片子,高群书以前不是拍电影的,现在也在拍。”在王小帅看来,所谓“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这10年里出现的”观点并不严谨:“第6代刚出来的时候,整个中国电影都处在一个很混沌的形式,电影拍出来,评论家都会做很多评论,很热闹。热闹之后,不会去追究每一部电影的成败。但是现在有了票房,所以你觉得有些东西消失了,是因为它每次都是在用票房来打击你。”

“方向转移了。”王小帅很冷静地评论,“以前我们这些青年导演的问题集中在创作自由的问题,我们就想自己想拍的,以前没有过的东西,可是体制不允许,现在的问题是渠道问题,有了一定的创作自由后,有没有合适的土壤接受。”让他感到不合理的地方也是渠道的单一:“我们喜欢做的电影,成气候的话,是要在艺术院线、管理很正规的DVD市场回收的,可是这样的渠道完全不存在。所以现在就变成了每个人都要去主流市场硬碰硬地去拼,这一定是失败的。”王小帅说,他觉得他和贾樟柯应该属于一类人,而眼下的电影环境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如果创作方向不转变,不做飞天、神话这些东西,我们就无法进入主流。”而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念的确对不愿意做这种所谓“主流电影”的导演带来压力:“现在大家就会觉得,谁钱多谁牛逼,没有人能抗住这种价值观。这是非常低级愚蠢的价值观判断方式。”

王小帅目前对自己的定位是:“我就为文艺青年服务了。”他说他拍的电影一定是“小众的,是文艺片”。但他同时认为,在目前渠道单一的情形下,他并不拒绝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电影的商业潜力。一直到目前,《左右》的宣传都做得相当主流。

广电总局新出炉的16名青年导演扶植对象里也包括王小帅,对这项政策,王小帅说他很赞成。只是有一点,广电总局的扶植政策是有年龄限制的,但是有的导演或许一辈子都愿意拍小成本文艺片,这种扶植或许更应该针对电影类型而不是针对导演的年龄?但无论如何,环境的确是在慢慢变好。对于环境的好转,张一白举了一个例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明显觉得,这两年,找我来拍戏的资金、项目越来越多了。我的副导演,我还刚刚给他找了一笔资金给他拍电影。”他不否认这些资金可能是“游资”。

“我现在一点压力都没有。”王小帅说,“我现在非常有耐心。”而张一白则说:“我现在唯一害怕的,是创造力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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