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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珍珠——乌干达

2007-01-19 14:25 作者:袁越
提起乌干达,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正在打内战的危险国家,而年纪更大一点的老人会告诉你,这曾经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丘吉尔甚至称它是非洲的珍珠。

提起乌干达,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正在打内战的危险国家,而年纪更大一点的老人会告诉你,这曾经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丘吉尔甚至称它是非洲的珍珠。

如今,以上的判断都过时了。

似曾相识的国度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没有机场,必须先飞到恩托培,再坐1小时汽车。恩托培机场像极了国内偏远县城的小机场,干净但寒酸,机场里只有一条行李传送带,海关也只有一条通道。通向首都的公路也只有一条车道,公路上布满了大坑,不少坑直径超过1米,深达30厘米以上,所以开慢点也无妨。后来我发现,乌干达很少有双车道公路,而且普遍质量很差,坎帕拉市内的路更差,平均每10米就是一个坑。

“我们的交通部疯了,最近正在严打超速呢。其实造成车祸的绝对不是超速,而是大坑。”司机的口气听起来是那么熟悉,只有说到中国的时候他才转怒为喜,“坎帕拉有好几家中餐馆,你们中国人做的鸡可真好吃。”

坎帕拉的中餐馆每道菜要价约合人民币60元,大约相当于普通乌干达人月收入的十五分之一。在中餐馆里见到的食客多半是外国游客或印度商人,其余的一看就是公款消费者。本地人最喜欢光顾街边小贩的摊位,居然很多人在卖煎饼果子。虽然他们没有黄酱,但却加了西红柿和洋葱,再摊一个鸡蛋。乌干达的鸡蛋很特别,蛋黄是白色的,据说是因为鸡饲料里缺少某种微量元素。

乌干达人最喜欢的小吃是油炸花生米,小贩们用塑料薄膜把花生米裹成一个圆球,每袋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要价200先令(约合人民币1元)。

乌干达的出租车都不装计价器,上车前要先谈好价钱,其实这样做吃亏的经常是司机,因为这里堵车是家常便饭。坎帕拉市很少有红绿灯,遇到十字路口就修一个环形路,大家顺时针绕,结果就经常发生抢道,100米经常要堵上15分钟。坎帕拉市区也像北京一样是个大工地,到处都在修路。司机说:“修路是因为明年的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要在坎帕拉召开,据说英国女王要来,得赶紧装装门面,修的只是市中心这一小块地方的马路。”

乌干达和中国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我在国会大厦门前看到很多衣衫褴褛的人在草地上露营,掏出照相机,一个人嚷嚷着冲过来让我不要拍。当地朋友告诉我,这人是上访的农民,他们不喜欢游客拍他们,怕给国家丢脸。

车子驶出市区,被一辆军车拦下。车上跳下几个士兵,手里端着冲锋枪对准我们。一个军官走过来检查我的护照,一看没什么问题,就说我没系安全带,要罚款。朋友与军官争论了半天,才放过了我们。朋友说,这样的事情经常遇见,其实对方就是想讹一笔钱。

如此公开的讹诈,在乌干达还遇到过几次。这里到处可以看见荷枪实弹的军人,其实,乌干达人已经过了20多年相对太平的日子了,没必要让军队在城里巡逻。可正是因为这些士兵的存在,才使乌干达成为非洲最安全的地方之一。我很快发现,夜晚在坎帕拉的大街上行走是安全的,这在南非或者肯尼亚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乌干达的能源危机

办完事出门,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讲好价钱后,车子滑向山坡下的加油站。“先给我5000先令,我要加油。”司机说。原来,乌干达的汽油价格很贵(大约是中国的2倍),所以乌干达人的汽车里从来不装超过5升的汽油,一是买不起,二是怕被人偷。

乌干达人偷汽油可不是为了自家汽车,而是为了自家的发电机。发电机大概是乌干达最普及的家用电器,因为这里平均每隔一天就要停一次电。奇怪的是,坎帕拉仅有的几个红绿灯也都没有专用电源,于是每次停电必然造成市中心交通瘫痪。我住的旅馆那两天发电机正好坏了,害得我好几个晚上独自面对一根昏黄的蜡烛。

根据政府的估算,目前乌干达全国在用电高峰期需要35万千瓦,而该国的发电量只有不到25万千瓦,其中主要来源是位于维多利亚湖出口附近的两座水电站——纳鲁巴里和基那。纳鲁巴里水电站早在50年代就建好了,后来经几次改造,装机容量提高到了18万千瓦。基那水电站其实不是传统水坝,而是在纳鲁巴里大坝旁边挖的一条运河,为的是再多放一些水发电。其结果就是维多利亚湖水位连年下降,自2002年运河建成以来已经下降了1.2米,给靠湖吃饭的附近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

“基那水电站的设计者和管理者虽然都不是中国人,但那条运河却是中国工人挖的,所以当地人把责任都推到你们中国人头上了。”阿方纳度拉教授介绍说,“基那水电站的设计装机容量是12万千瓦,再加上纳鲁巴里的话应该能发出30万千瓦的电。可由于维多利亚湖的水位下降,两座水电站的实际发电量还不到设计值的一半。”

这个阿方纳度拉是乌干达最大的麦克雷雷大学的环境学教授,也是乌干达最有名的环保积极分子。他专门选择了校园内一个露天凉亭与我见面,为的就是不用空调。他指着一张非洲地图对我说,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最大的湖,也是世界上面积排名第二大的淡水湖。有三个国家共享这湖,它们分别是乌干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湖周围气候温和,降雨充沛,所以这三个国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都选择居住在湖四周。这个湖唯一的出口位于乌干达境内的津加市,距坎帕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这个出口就是著名的尼罗河源头,也就是说,纳鲁巴里水坝是尼罗河上的第一座水坝,控制着整个尼罗河命脉。

我专程去参观了这座水电站,发现纳鲁巴里大坝大概有200多米长,20多米高,我去的时候大坝已经关闭,下游几乎没水了,露出了黑色的河床。紧挨着大坝的基那运河倒是有水,可水量也不大,比北京的护城河大不了多少。为了多发电,乌干达政府计划在大坝下游7公里处的布扎加利瀑布再修一座高差30米的水坝,设计的装机容量是25万千瓦,预算5.6亿美元。虽说这将是乌干达最大的水电站,可比起中国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光是三峡大坝,建成后的设计发电量就达到了1820万千瓦。

可就是这么一座小水电站,却在乌干达引起轩然大波。乌干达最大的环保组织“全国专业环境学者联合会”(NAPE)的一位专门负责水电站项目的负责人卡米斯告诉我,NAPE联合了国内外数家环保组织,发起了一场抵制布扎加利水电站的运动。除了环境、移民和贪污腐化等全世界水电站都面临的问题外,布扎加利还有自己的问题。处于上游的纳鲁巴里大坝年久失修,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裂缝,一旦被大水冲垮,必然殃及下游的布扎加利,后果不堪设想。

NAPE的抵制产生了效果。2002年,乌干达政府宣布暂停这项工程,原本负责施工的一家美国公司被迫退出。不过后来乌干达政府仍然组织了一批欧美专家进行了4年评估,最后得出结论说还是要上马。目前该项目已经获得了世界银行支持,马上就要动工了。乌干达政府也有自己的苦衷,要知道,只有5%的乌干达居民能用上电,而在农村,这个数字降到了2%,其中一大半人用的还是自家的发电机,效率低下。按照乌干达政府的估计,2025年乌干达至少需要200万千瓦的电,不可能依靠汽油发电机来解决,乌干达也没有那么多钱发展太阳能或者风能,只有大力发展水电。

鸡头和凤尾

在乌干达到处都能看到中国的痕迹。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非法“摩的”很多都是中国的嘉陵江牌,市中心好几幢政府大楼都是中国工人帮忙建的,乌干达国会大厦的扩建和国家体育场的建设也都被中国公司包了下来,坎帕拉最高档的饭馆是一家名叫“芳芳”的中餐馆,坎帕拉最低档的“小商品一条街”上则充斥着来自福建的箱包和衬衫。但走在首都的大街上,却没有遇到过一个中国人。

终于在一天下午15点左右发现了3个中国人,她们正坐在一家名叫“长城”的饭店里喝茶闲聊。这家饭店坐落在闹市区,门上挂着的招牌居然是书法家启功的墨宝。进去时店里一个顾客也没有,3位中年女士聊得正欢。一个黑人拎着一包鱿鱼走进来,冲其中一位毕恭毕敬地说:“Madam,我送鱼来了。”那位女士起身拿钥匙打开收银机,取出一叠钱给黑人。

这位被尊称为“太太”的女人其实还是单身,独自一人从北京来非洲讨生活。“我最先到的是肯尼亚,可不喜欢那里的气候和治安,就来乌干达了。”她说,“乌干达气候好又安全,我喜欢。可就是穷,没什么娱乐,容易腻。”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国,她自嘲地笑笑说:“我回北京能干啥?在这里我是老板,什么活儿都有佣人帮忙,连衣服都不用自己洗。我在乌干达待了8年了,人都变懒了,回国肯定得饿死。”

据她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乌干达还只有几十个华侨,现在已经有超过2000人在这里谋生。早先来的那批人大多数已经变成了老板,家里雇着好几个佣人。新来的还有不少人在“小商品一条街”开店,但也都雇了帮手看店,因为雇一个黑人很便宜,一个月只需要50美元。“乌干达降水足,田里树上到处都是吃的,饿不死,所以乌干达人心眼都不坏,不像肯尼亚,干旱,不偷不抢就活不下去。”这个刘老板独自在外闯荡了很多年,见多识广,对什么都有自己一套理论。她告诉我,乌干达有中国来的妓女,来之前根本不知道乌干达是黑人国家,直到在迪拜转机时还纳闷为什么一下子上来那么多老黑。这些人大多数都来自东北,行李中都少不了一床厚被子,可在这个赤道国家根本用不上,于是每隔几天就会看见她们在院里晒被子。她还认识一个东北妓女,来这儿的头3个月挣了1000美元,不知道怎么存银行,便在门前的花圃里刨个坑,把钱埋起来。过半年再去看,发现钱早就烂了,好说歹说从银行里换了500美元回来,还觉得自己运气好。“在这儿的净是这样的人,比去美国欧洲留学的中国人差远了。”

我们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我发现她除了管收钱,其余的统统交给黑人伙计打理,倒也十分轻松。“乌干达没别的坏处,就是无聊。你去旁边的赌场看看就知道了,全是老中。中国人也不爱跟当地人交际,没事就聚一块喝酒打牌唱卡拉OK。就连去野生动物园都能在旅店里打一天牌,动物都顾不上看。”

两天后,她又邀请我到饭店吃饭,说是来了个新厨子,试试手艺。我去了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借口,这里的老板们几乎天天在各家餐馆喝酒吃饭,轮流做东,为的就是找个说话的伴儿。到场的人有北京籍饭馆老板,长春籍国际倒爷,浙江籍箱包小贩,陕西籍无业游民,上海籍纺织厂厂长,山东籍包工头……还有一位中国驻乌干达使馆官员!大家抽着中国烟,喝着乌干达啤酒,侃起大山。在我听来他们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每人的经历都可以写一本传奇小说。

“别信他们。”刘老板后来私下里跟我说,“这儿的人吹牛都吹成习惯了,说出来的话能有一半是真话就说明对方是个实在人。”

很快一箱啤酒就被大家喝光了,据说他们每天如此,不喝得烂醉不肯罢休。山东包工头拍着胸脯打保票,说明天带我去参观工地,让我见识一下中国技术员是怎么在不会说一句英文的情况下指导乌干达工人干活的。陕西无业游民则跟我大谈她是如何倒卖太阳能电池板,后来我知道她其实无业,说的全是假话。

这时,一个黑人侍者有事要请教刘老板,就进了包间,没想到大家立刻用英文冲他喊:Get Out!让他赶紧滚出去,不要扰乱了大家喝酒的雅兴。我突然想到,假如我是个每月只挣50美元的侍者,看到一帮弱不禁风的人整天花天酒地,该会怎么做呢?

当晚他们都喝得烂醉,直到午夜时分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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