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江阴的一个山村开口说话，那门外婆话我只记得零碎的几个词了。被接回上海，全家说的却是语音专家祖母一心推广的普通话。上小学的一个小乐子就是在“推广普通话”标语下，趁老师不注意和同学说上两句上海话。小学三年级的暑假去北京，那里的亲戚诚挚地问某句话用上海话怎么说，我怎么也说不全、说不利落，换一句，还是会有不肯定的词。而我的普通话，换在20年前，祖母眼都懒得从报纸上抬起:“你的南方口音！带你出去我都丢人。”其实撑点京腔，对我并不难，可每天字正腔圆对小朋友说话，多生分、多没劲啊。

对极标准普通话的语音记忆，是大学期间在北京实习的光阴——“人要知道你是上海人，还不杀了你。”那时候京沪对峙仍在盛期，女老板听我说话恍惚起来就要来上这么一句。出租司机常说的是:你个北京孩子，在上海读书，也真够可怜的。对这些感慨，我不说话就是了。也在那时候，在北京任教的姑姑教了我“native”，我脱口造句“我是上海土著”。差不多10年之后，我在伦敦碰到一位上海姐姐，很惊讶她在华埠的餐馆里从容地用广东话点菜——“我是广东人的第四代”。我想，要概括我的出身，大概可以在“上海土著”后加一句“北京出生的人的第三代”——祖母出生的东城区金鱼胡同，早已在一轮轮的旧城改造中消失了。

英语，因为求学在英格兰，当年在家开不了口的那套语音终于登堂入室，可以大方地发声了。倒是见多识广的友人当头棒喝:你哪儿学的60岁人说的英文？埋身书海，又不耐酒吧的幽光，没什么社交，和我说话最多的就是教授大人，的确留心学他说话的样儿，至于他有没有60岁，没有考证过。这口英文，在学界或许是正面的，换了年轻人的场合，未免过于（假）正经了——这口英格兰话，还是和我在上海要讲南方化的普通话、在家里不能说的上海话一样，人地抵牾，格格不入。

北岛说，汉语是他随身的行囊，汉语是他认同的家园。我不知道在他那么多年的辗转游历中，说过多少种语言，那些语言，或许一层层披裹在汉语行囊之外，貌似存在，并不近身，轻轻一碰，就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