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几千名衣着整洁的年轻人聚集在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的一个游泳池边，一支嘻哈乐队在为大家表演。演出完后，主持人问领唱者:

“你禁欲多久了？”

“我从生下来就一直这样！”

“这么说你是处男了？”

“对，我是处男。”

“太好了，我也是！”

类似这样的聚会每两周就要发生一次，有人说，这就是乌干达艾滋病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又有人说，这是防艾运动失败的先兆。

希拉里属于后者。他是乌干达最大的报纸《新视界》的健康版主编，他对我说，用提倡禁欲来防止艾滋病扩散的办法是美国人想出来的，布什政府于2003年批准了一笔为期5年，总计150亿美元的抗艾经费，规定其中三分之一专门用于禁欲宣传。有钱能使鬼推磨，于是坎帕拉就涌现出很多以禁欲为主题的防艾组织，尤其以教会为主。

马德拉属于前者。她是乌干达卫生部下属的艾滋病/性病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也是乌干达防艾运动的官方最高领导人。她对我说，禁欲可不是美国人想出来的，乌干达卫生部早就开始提倡这么做了。对于那些未成年人，怎么可能提倡使用避孕套呢？必须先号召他们禁欲（Abstinence），等他们结婚了，再提倡他们对性伴侣忠诚（Be Faithful）。对那些实在忍不住要出轨的人，再提倡他们使用避孕套，这叫对症下药。这就是在国际上饱受争议的抗艾ABC计划的由来。

“我们还有一个名为No Grazing（不放牧）的计划，也是针对乌干达的特殊情况制定的。”马德拉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乌干达人有一夫多妻的习惯，很多男人在不同城市都有一个老婆，养不起老婆的就喜欢到处拈花惹草。我们便号召男人们不要到处‘放牧’，只在自家地里吃草。”

乌干达男人的这个习惯我刚到这里就领教了。我住的旅馆位于坎帕拉市中心，每天晚上马路上都站着不少浓妆艳抹的女人，等着男人们光顾。坎帕拉的酒吧生意也特别好，那是乌干达男女寻找一夜情的好去处。《新视界》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乌干达的年轻女性最近正流行“无责任的性”，她们也开始加入了“放牧者”行列。一批抗艾NGO眼看政府的禁欲宣传渐渐失效，便开始加大宣传力度。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在酒吧大屏幕上播放避孕套公益广告，让大家在看球时接受教育。在德国一家基金会资助下，他们把一种国外进口的避孕套的售价降到了每3个200先令（约合人民币1元），可酒吧门口的小店里这种避孕套要卖500先令一盒。同一个架子上还放着杜蕾斯，3个一包，要价5000先令。

如果连200先令也付不起，乌干达人还可以去遍布坎帕拉市的“艾滋病信息中心”免费索取。这个中心还提供HIV测试，要价低廉。我亲自去体验了一次，发现在乌干达做测试还真方便，只要付上不到20元人民币的测试费，填一张表，再等上20分钟，就轮到我抽血了。抽血前还有一个医生为我提供心理咨询，她告诉我，这个中心星期一最忙，很多周末出轨的男女都急忙跑来做测试。

“可传染后需要好几周时间才能被检测出来啊。”我问。

“是啊，这个问题我们宣传了多次，就是不见效。”

至今已有近140万人来这个中心做过测试，其中有17%是HIV阳性，远比平均值要高。90年代初乌干达进行过一次普查，结果表明整个国家的HIV阳性比率恰好也是17%，但去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7%以下。这是撒哈拉以南地区抗艾最成功的范例，吸引了很多人前往调查，试图找出原因。

“这是我国总统的功劳。”乌干达总统办公室主任瓦布德亚对我说，“穆萨维尼总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认识到艾滋病的严重性。他最早在非洲成立了‘抗艾委员会’，联合了包括卫生部、民间组织和外国基金会在内的所有力量，和艾滋病做斗争。”

“我国的抗艾口号已经不再是ABC了，而是ABC＋。”瓦布德亚特意强调说，“这个＋就是抗逆转录药物治疗，仅是预防已经不够了，必须加大治疗力度。”瓦布德亚承认，抗逆转录药物很贵，需要国际社会在资金上大力支持。

乌干达的抗艾经验其实并不复杂，政府官员的坦率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就是最有效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