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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工业,殖民与大国时代

2006-12-12 13:09 作者:朱步冲 2006年第47期
不仅如此,以往的兴衰历史告诉我们,在世界事务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会一成不变,所有国家都不可能从经济、技术与社会变革中享受到完全相等的益处。尤其在工业时代,历次战争都无情地宣布,缺乏雄厚工业基础设施和经济资源来维持现代军事机器的国家都会遭到失败。

亨利·基辛格在他著名的《大外交》中说,似乎每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具有按照自己价值观改造整个国际关系的力量、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自公元1500年,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贸易中心逐渐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地区以来,欧洲国家就利用它们在工业技术、经济与政治制度上的优势,孜孜不倦地探求在这个全新时代寻求霸权的道路:从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到法国红衣主教黎世留,英国首相威廉·皮特,乃至他们的追随者如哥尔查科夫、俾斯麦或伊藤博文,都清楚地明白经济发展、海外扩张与军事征服,将成为构筑一个大国的三根必要支柱。

不仅如此,以往的兴衰历史告诉我们,在世界事务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会一成不变,所有国家都不可能从经济、技术与社会变革中享受到完全相等的益处。尤其在工业时代,历次战争都无情地宣布,缺乏雄厚工业基础设施和经济资源来维持现代军事机器的国家都会遭到失败。

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就推出了《大国的兴衰》,这本影响深远的著作。为我们生动地勾勒出1500年到20世纪末期各欧洲大国兴衰的曲线:国家从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中得到了财富,然而同时必须要维护这些利益来源,应对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冲突,履行相应的“大国义务”。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讽刺性的,对这些“利益”和“义务”的保卫耗尽了大国的资源财富积累,最终使自身走向衰落。300年前德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冯·霍尼格就曾指出,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并不取决于它拥有的实力或财富绝对数量,而取决于它的对手拥有多少。因此大国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各项政策,像一组无比精确的联动齿轮一样,只要其中一个出现故障,立刻会导致整个大国霸权的动摇。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动态背景中,虽然近代大国诞生在强调“均势”的欧洲,然而以这种外交理念建立的国际体系一个比一个脆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延续了150年,维也纳会议国际体系维持了100年,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只维持了20年。制造这个动荡不安的全球“大国时代”的主因,正是19世纪中叶开始普遍发生的欧洲工业革命。在20世纪后半叶,英国、德国、美国三个类型不同,但举足轻重的新老大国纵横捭阖,演出了大国兴衰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

不列颠——全球性大国的先行者

“在我看来,纺纱机、铁路、轮船和电报,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我们和宇宙是一致的;一定有一个伟大的神灵在我们中间工作,他就是创造万物和主宰一切的上帝。”1851年5月,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召开时,英国小说家查尔斯·金斯利在宏伟的水晶宫前写下了这些文字。

工业革命的起飞,使得英国国家财富和人民消费力不断超过人口的增长,从1801年到1901年,英国人口平均年增长1.26%,最终从1050万达到4180万人,然而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增长了14倍。平均实际工资在19世纪前半叶增长了25%,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增长了80%。英国森林资源的贫乏,使得英国早早就采用了煤炭这一工业革命时代的燃料。到了1870年时,联合王国就消耗了1亿吨煤,发出的热量相当于800万亿卡,这些惊人的热量推动着高达4000万马力的蒸汽机能量,约等于有4000万精壮的劳动力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各个角落昼夜不停地工作。机械动力使得工业可以取得惊人的增长,而不必受制于人力资源的局限和人口增长压力。

就在世界博览会召开的那一年,英国占据了欧洲工业总产量的2/3,世界商业贸易的20%。由此,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骄傲地说:“北美和俄国是我们的玉米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沿岸是我们的木材森林,大洋洲是我们的牧场,秘鲁提供白银,南非提供黄金,印度和中国人为不列颠种茶,而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相对于欧洲,其他传统农业地区生产的原料不是被掠夺,就是被庞大的生产人口立刻消费掉了,根本无力产生足够的盈余来实现工业化,或者购买昂贵先进的战争机器。这不仅加强了欧洲列强在殖民战争中已经领先的火力与机动能力,也使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1898年恩图曼战役中,赫伯特·基切纳少将指挥的英埃联军利用马克沁机枪和李·恩菲尔德步枪,在一上午时间内就消灭了1.1万名伊斯兰托钵僧,自己却只付出了48人的伤亡。

与工业革命相对应,一场在银行和证券交易所中的“财政革命”,共同构成了英国大国战车上的双轮。英国实行的直接税收制度与较高的关税,不仅加强了整个社会的储蓄能力,也造成了大量储备财富。英格兰国家银行和股票交易所的建立,使得政府可以利用强大的贷款信用力支持大国时代的长期战争。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期间,英国允诺俄国和奥地利为联军提供每10万人175万英镑的津贴。同时英国的货物通过走私,像潮水一样涌入欧洲大陆,使得自己的出口总额从1796年的2170万英镑猛增到1816年的4440万英镑。

政府的军火订货更强烈地刺激了钢铁、煤炭、木材与棉纺织行业。1793年至1815年之间,英国从税收中得到了12.17亿英镑,并从国际金融市场中借贷到了4.4亿英镑,而丝毫没有伤害它的信用和收支平衡。长期战争带来的票据结算、海事保险和战争贷款业务让伦敦变成了世界金融交易的新中心。到了1875年,英国每年7500万英镑输出的资金不仅获得了巨额利息,大部分作为投资再次投放海外,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各国日益接受金本位制和以伦敦签发的票据为基础的国际收支兑汇关系。正如普鲁士元帅、在莱比锡会战中名扬天下的奥古斯特·格奈森瑙将军说的那样:“英国应当好好感谢这个暴徒(拿破仑),因为他的野心,使英国更加伟大、繁荣和富强。”

与哈布斯堡垒帝国、路易十四或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兰西不同,英国的大国霸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维系它的存在。马汉在《海权论》中宣称,如果一个国家的位置使它既不会被迫从陆上保卫自己,又不会受到从陆上扩张领土的引诱。那么这种海洋目标的单一性,就使得它较之大陆国家拥有了某种优势。在1860年以前,英国的国防开支被严格限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海陆军总人数始终没有突破35万人。然而在全球任何地方海平面上出现的英国舰队桅杆,足以使从广州到桑给巴尔的当地统治者心惊胆战。多巴哥、法属圭亚那、海地、爪哇,这些在经济或战略上尤为重要的地标一个个被纳入帝国的辽阔版图。当1815年维也纳会议召开时,英国已经基本控制了印度次大陆,曾贡献法国殖民贸易额75%的圣多明各成了英国转口贸易枢纽,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仍然在以每年10万平方英里的速度增加。

然而,正当大英帝国的威势如日中天时,它的衰败也早已注定。正如它无情地替代了威尼斯、伊比利亚半岛和荷兰联省一样,英国崛起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将被其他后来者吸收借鉴,最终会使那些拥有更多领土、人口和资源的陆地大国超过它们的效法对象。

德意志与美利坚—— 出身微末的后起之秀

和以往的历史一样,不列颠大国霸权的挑战者都出自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对手。1835年,德·托克维尔在他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中就预言,这个面积只有230万平方公里的新兴国家将与俄国一样,“已经由上苍的意志注定要摆布半个地球的命运”。然而在托克维尔发表这番宏论之时,几乎无人愿意相信。

的确,从1607年,英国在北美建立第一个殖民地以来,欧洲殖民者都觉得这是一块“鸡肋”:它地广人稀,劳动力奇缺,又缺乏吸引传统殖民贸易的香料与金银贵金属。然而在这些表面缺点之中,则蕴藏美国日后崛起的各种条件。塞缪尔·莫里森在《美国的成长》中叙述,相对于南美洲出产之金银,北美本地拥有的羊毛、煤炭、茶叶、小麦与金属矿产生产,既要求不断升级机械技术,也需要大量拥有技术的劳动力。西部大片未开垦地区促成欧洲持续不断的西进运动,不但使南美世袭之大庄园制难以推广,也刺激原有东北岸十三州在银行信用、邮政、交通与手工业领域的不断增长,以为拓荒后勤,进而吸引欧洲大量移民以“契约劳工”身份前往新大陆淘金。英法之间的7年战争刺激了殖民地船舶、五金与纺织工业的发展,更为日后独立战争训练了第一批职业军人与指挥官,例如当时身为弗吉尼亚民团中校之乔治·华盛顿。25年后,美国人口就已经达到了3160万,真正成为唯一一个远离欧洲中心的经济巨人。它年产83万吨钢铁,2.2万英里的铁路长度是英国的3倍,似乎已经证明,相对于狭小的英伦三岛,工业革命更易在更为宽阔的试验场上获得成功。

与北美相比,另一个迅速借助工业革命跨入大国行列的则是一片截然相反之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将德意志这片被称为欧洲走廊的土地分裂为314个大小不等的公国,按照马丁·路德的说法,在版图上宛如一件破碎的百衲衣。德国人在欧洲邻居口中,则被称为“可怜笨拙的米舒卡”。然而若干因素,已经为德国19世纪之崛起提供了伏笔: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北部汉撒同盟就拥有运转北海贸易的丰富经验,德国内地有莱茵河等优良天然水道交通系,只是被各封建采邑、自由城市与主教区设立的关卡所阻断,寄生于自由城市间的大学与手工作坊则使德国成为欧洲知识与工业技术的发源地。

19世纪初,拿破仑固然封锁德意志之海外贸易,将其大部分疆域沦为战场,但占领军也打破了各地领主坐地称王的割据局面,并强制推行拿破仑法典,以保障私人财产,使一般等级制度无从延续。而德国其他如制糖、染料、纺织等工业,也因不受英国同行竞争而得到发展,颇有些中国古语“多难兴邦”的意味。1860年,德意志境内机械制造企业数量比20年前翻了一番,达到300多家,鲁尔、萨克森、西里西亚地区蕴藏的丰富褐煤和焦炭为德国的工业化起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得德意志联邦中最大邦国普鲁士超过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欧洲第二产煤国,全境铁路总长度也已达到11520公里。虽然1862年9月30日,首相俾斯麦就在普鲁士议会预算委员会上发表著名的“铁与血”即席讲话,要求考虑武力完成德国统一。然而明眼人如凯恩斯却明确地指出,德意志帝国之统一基础乃是“铁与煤”。

与英美充满私人资本经营、注重个人自由的特性迥异,作为德意志统一领袖的普鲁士身兼开明专制与军国主义性格。普鲁士拥有德意志地区之地利,横截各邦之间绝大多数商路,是西部出产之工业品要与东部农产品交换的枢纽。从腓特烈大帝时代开始,国王就通过掌握海外贸易,木材、纺织、贸易、铁产与食盐专营收入,扶助国家资本,更直接扩充军备。1857年,“全德证券交易法案”开始通行,鼓励银行发行信用票据,吸引国际资本,法兰克福成为欧洲顶级公债市场。在德国刚刚统一后的1871年,普鲁士银行就升级为德国中央银行,发行帝国马克成为单一货币,并将法国50亿金法郎的战争赔款用于偿还公债,投资公用事业与制造业。

在这种强大背景下,将统一所遇阻力外化,乃至不惜一战,就成为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之唯一可行道路。赫尔穆特·冯·毛奇与阿尔弗雷德·施里芬伯爵主持下的参谋本部,不断推敲未来战争的各种可能性,及时总结过去的错误和教训。战斗、军需、通信、工程部队首次被协调指挥,利用铁路系统迅速地运输到适当的集结地点;并利用独特的短期服役制,得到一支训练素质与经验远超于其他欧洲列强的强大陆军,一手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德意志军事革命”。1866年7月3日,在波希米亚小镇柯尼西格雷茨,奥地利军队无法抵挡普鲁士军队的撞针后膛步枪和克虏伯后膛大炮,一天就伤亡了4万人,还有将近2万人成了战俘。4年后的9月4日,拿破仑三世和遍体鳞伤的法国军队在色当宣布投降,英国报纸惊呼:“欧洲失去了一位情妇,得到了一位主人。”自此,德国横空出世,控制了欧洲大国体系达20年。

此时,美国也借助南北战争,首次检验了它在军事上的可怕潜力:这是第一次工业化时期的现代“总体战”。到了1865年初,战争前线从弗吉尼亚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州,在海上,北军舰队执行封锁任务的疆域相当于从汉堡到热那亚。190万大军利用铁路快速调动,在电报网的统一指挥下厮杀,格兰特将军在弗吉尼亚北部持续施加压力,而谢尔曼将军则从侧翼由北至南对整个南方进行破坏性的流动穿插打击。先进的线膛炮、鱼雷、蒸汽装甲军舰和后膛装步枪等装备,第一次在实战中得以运用。随着战事的延续,北方拥有的巨大工业力量和人力资源终于转化成了战斗力,仅仅宾州每年58万吨的生铁产量就超过了南方叛乱9州的总和,从而使联邦海军拥有671艘军舰,其中236艘是蒸汽动力炮艇。毫无疑问,现代军事冲突在南北战争中第一次显露了它的本色,就是以全面动员自己的工业、金融和人力资源,彻底压倒对手。

滑向战争边缘的大国同盟

1866年和1870年的胜利使德国政治家、士兵和知识分子相信,军事和战斗上的利害关系高于战略和政治因素,这个致命的缺陷已经为它未来的灭亡种下了深根。在欧洲地缘政治的中心发展霸权,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众怒,进而带来灭顶之灾。幸亏当时德国无强敌环绕,且列强兴趣不一,从而使俾斯麦的“转碟子”式现实外交游戏能在辗转腾挪之间展开。于是在1873年,俾斯麦煞费苦心地使德、奥、俄三国组成了一个半心半意的三皇同盟,然后又扩大至1882年德、意、奥三国同盟,以及英、意、奥地中海协议。这一连串环环相扣的脆弱外交关系既相互重叠而又彼此冲突。

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欧洲各大国政治家、军人和民众形形色色的喧嚣已经固定为一种声音,类似曾做过加拿大和印度总督的英国狂热扩张主义政治家吉尔伯特·默里所说的那样:“每个国家都在表示,自己是世界各国中的佼佼者,最有资格统治别人。”与这位梅尔干子爵的言论呼应最热烈的就是德国外相,身兼俾斯麦的继任者和其政策埋葬人的皮洛,公开要求为德国“取得阳光下的地盘”而非“铁血首相”谨慎的“仁慈中立”。1914年,德国的钢铁产量达1760万吨,是英法俄三国的总和,它在20世纪新兴的电气、光学仪器和化工产业方面居于欧洲的支配地位:共有14.2万工人为西门子和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工作。拜尔和霍克斯特两家公司几乎生产了全球80%的工业染料。德国在世界制造业份额上超越了英国,它的商船队名列世界第二。德国陆军预算在1910年达到了2.04亿美元,远超法国的1.84亿,然而这笔开销只占其国民收入的4.6%。与陆军相比,德国在海洋上的野心更大:1897年,深受马汉海权思想影响的德国海军专家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出任新皇威廉二世的海军大臣,次年德国国会通过扩充海军法案,建立一支以38艘战列舰和20艘装甲巡洋舰为主力的“大洋舰队”。提尔皮茨毫不掩饰地说:“这种大海军的目的,就是要使最伟大的海权国家都不敢向它挑战,否则就有使自己优势遭到致命破坏的危险。”

1890年,德国从英国手里获得了桑给巴尔,还吞并了新几内亚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在非洲攫取了喀麦隆和坦葛尼喀。德国海军在炮术、组织动员,光学仪器设备和军舰工程构造上的优势,迫使英国陆续将3/4的海军力量在20世纪初调回北海。为了打破德国的野心,1906年,英国海军部在海军上将、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舍尔勋爵的催促下,宣布建造排水量18110吨、拥有10门305单一口径全重主炮、4台蒸汽轮机组的“无畏”级战列舰,表明英国皇家海军将不顾一切地维持其海上霸主的地位。然而就在次年,不甘示弱的德国就下水了自己的无畏战列舰“拿骚”级,由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英德海军竞赛”。

军备扩充实在是一把双刃剑,除了让德国在一次即将爆发的总体战争中难以对付,还让惊慌的法、俄、英国逐渐走在了一起。不仅如此,柏林的决策过程在华丽雄伟的蓝图背后,是一片对前景的模糊判断和不负责的乐观:“工业家和金融业者想插手巴尔干,海军只想消灭他们的英国同行,而陆军则盘算着完全摧毁法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责任内阁或政府机构来冷静地确立一个完整、可行的‘大战略’。”无论是提尔皮茨企图诱使皇家海军进行舰队决战的“大洋舰队”,还是施利芬伯爵旨在6周内击败法国的“施利芬计划”,都是在战术层次上完美缜密,而在政治和战略角度上浅薄狭隘。难怪稍微清醒一点的贝特曼·霍尔威格首相在战争即将爆发的1914年哀叹:“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到处得罪人,到处树敌。”

在德国的众多敌人中,英国似乎强大得不可战胜。1900年,它的帝国版图达到1.2万平方英里,人口占世界的1/4。英国向亚、非、拉美的投资占据它资本总输出额的59.3%,它拥有的50家殖民地银行下属2279家分行,每年为英国带来了1亿英镑的利息收入,然而这笔巨大的财富常常在流入国库之前,就被为镇压此起彼伏的起义和叛乱所需的军事行动消耗掉了。两次鸦片战争,印度兵变以及1884年的苏丹战争都使规模不大的英国陆军疲于奔命。更糟糕的是,国民经济投资被殖民地资金输出搞得供血不足,从而导致1875年至1884年之间工业增长率只有可怜的1.5%,英国一向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也随着国力的衰弱而变得不利:英国产品不是被欧洲其他国家更具价格质量优势的替代品挤了出来,就是被挡在高额关税壁垒之外,1880年,英国在世界总工业产值中占据的比例还有22.9%,到了30年后,只剩下14.1%。英国首相约瑟夫·张伯伦在1903年无奈把英国形容为“一个疲惫不堪、外强中干的大力神,因为它的胃口和负担都太大了”。

自身力量的衰弱和德国不计后果的野心,最终迫使英国倒向了法俄集团,尽管英伦三岛的封闭性确保了本土的相对安全,而且可以通过海上封锁和动员附属国作战来弥补这些不足。1904年,英法两国在伦敦签署协议,就埃及和其他非洲殖民地问题达成谅解;3年后,外交大臣格雷子爵在圣彼得堡签署了英俄协议。在霍尔丹勋爵1912年失败的柏林外交之旅后,构筑协约国集团的最后一个外交协定“英法海军协定”诞生。很显然,在本身“第一大国”地位衰落的时候,英国一再追求的“欧洲均势”已经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而必须与其他伙伴进行平等合作才能有把握。

正当英国和德国像两只瓶中之蝎一样互相试探时,远离欧洲权力中心斗争的美国也在构思着自己的大国之梦。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美西战争爆发,美国的小麦产量增长了256%、煤炭增长800%、钢铁增长523%,而新兴工业的增长由于是从零开始,所以“增长率大得以百分比表达毫无意义”,比如每年5500万桶的原油产量。与俄国笨拙的国营工厂相比,同样规模巨大的美国生产企业是高效、价廉的代名词。当安德鲁·卡内基在1901年将他的企业出售给摩根钢铁集团时,他生产的钢铁比整个英国本土的产量还多。实际上,与其说美国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倒不如说是一块在迅速发展的大陆。蒸汽机车和轮船触发的“交通革命”,更增强了廉价的美国商品在欧洲的竞争力。一蒲式耳小麦从芝加哥输送到伦敦的费用从1870年的40美分跌到了1900年的10美分,面对雪崩一样涌入的美国粮食、肉类、钢铁和农业机械,造成了欧洲不得不以直接投资来补偿巨大的美国贸易逆差。

这些令人惊愕的实力增长,顺利带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优越感和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虽然美国仍然对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缺乏兴趣,并避免向任何国家承担明确的军事义务。虽然1892年,《纽约先驱论坛报》还在呼吁取消无所事事的国务院,然而这个国家已经筹划在美洲和亚洲更为积极地扮演角色:早在1846年,美国喊着“天命所归”的口号吞并了得克萨斯,不顾加拿大抗议重新划分了阿拉斯加的边界线。1898年又利用美西战争取得了菲律宾、关岛和古巴。然而7年后,国务卿海·约翰就向列强发出了“门户开放”照会,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又在1905年充当了日俄战争的调解人。为了捍卫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军备开支自南北战争以来第一次有了显著增长,1914年,美国海军获得了1.39亿美元的预算拨款,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力量。对于处于战争前夜的欧洲列强来说,美国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的作用,显然已经不会局限于一个慷慨的后勤保障员了。

从凡尔赛体系到两极世界

在1914年6月18日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5周内,欧洲各大国都迅速进入了战争状态,所有参战者都满怀信心地期待一场短暂而辉煌的战争。士兵高唱着“马赛曲”或“蒂珀雷里”,军列上都用粉笔写着“圣诞回家”。唯独睿智而冷静的英国外交公使格雷子爵暗示“整个欧洲的灯火都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不会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等到1914年12月,协约国和同盟国发现战争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堑壕战,几百万军队对峙在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总计长度达6000公里的铁丝网和纵深工事后面,尽管头4个月双方就有超过50万名士兵伤亡。然而战线的移动很少超过30公里,并在其后的3年中也大体保持原貌。

战争之所以变得冗长而绝望,是因为协约国的物质优势并没有强大到足以迅速压倒对手的程度,并且双方都从水雷、潜艇、机关枪与毒气等战争新手段中获得了几乎同样的好处;贸然发动的攻势常常以自身的惨重伤亡而告终,最恐怖的屠杀发生在1916年7月1日:一天之内,英国远征军就在索姆河攻势中承受了6万人的伤亡。

在后方,德国精心策划的总体战显然要优于它的对手。在瓦尔特·赖歇瑙这样精明的官僚督促下,德国动员了1325万人为战争服务,这个数字甚至高于俄国。军火生产与资源配置被统一管理起来,国家化工研究所则生产出了人工合成硝与橡胶等替代品,将英国的封锁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比利时工人则被征集到德国工厂劳动,罗马尼亚的石油和卢森堡的铁矿被有计划地运往占领国,而英国和法国却要承受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带来的反封锁。而英国则照方抓药,照旧充当它战争银行家的角色,利用自己的黄金和投资储备偿付英法联军的开销。到了1917年,协约国集团战时贷款已经达到43亿美元,其中88%由英国政府提供保证。然而此刻已经不是1815年,作为借贷方的美国不需要英国工业产品,唯一的可行方案就是在纽约和芝加哥金融市场借债,以美元偿还,从而很快耗尽了英国的外汇和黄金储备。财政大臣亚瑟·巴尔福在1916年3月警告说,“到了明年6月,美国总统将处于向我们发号施令的地位,如果他愿意”。

最终,1917年4月美国的宣战正式打破了双方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持续僵局:它庞大的造船工业能够轻松弥补协约国每月50万吨的船舶损失,并用占世界45%的粮食产量接济盟友。在潘兴将军指挥下,每月都有25万美国生力军开进欧洲战场。天平的逐渐倾斜促使德军总司令兴登堡和参  谋长鲁道登夫在1918年3月发动了孤注一掷的“米迦勒”攻势,尽管德军曾经一度挺进至距离巴黎只有37公里的地方,然而它却耗尽了最后一点战斗力;8个月后,战争宣告结束。

1919年元旦,为缔结和平条约的各战胜国代表聚集巴黎,他们面临的问题远比1816年或1763年更为复杂棘手。新近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俄罗斯退隐为欧洲边陲国家,奥匈帝国则完全瓦解,欧洲增加了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一批心怀不满的民族国家。而欧洲邀请来的新伙伴、美国总统威尔逊则拿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欧洲均势外交的全新国际秩序方案——集体安全与民族自决,并力图建立一个国际联盟而非俾斯麦时代的密室阴谋来维护和平。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利孟梭却仍然相信欧洲传统的外交智慧,然而衰弱的英国发现很难依靠自己千疮百孔的经济来维持整个大英帝国:钢产量下降45%,纺织品和造船业分别降低了40%和30%。1931年,英国政府不得不放弃了金本位,并通过《贝尔福宣言》和《威斯敏斯特法》给予自治领地以独立,从而能支付得起在那些“关键”殖民地区如印度、伊拉克、埃及的军事存在。

在欧洲本土,虽然德国接受了《凡尔赛条约》的苛刻条件,它的动员能力、巨大的工业潜力和人口仍然不能让战胜国安心。而那些能够遏制德国的盟友却都已不复存在,法国组织的一系列“小协约国”式的组织既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也没有经济基础去支持下一场同样规模的战争。事实上,如果没有遁入孤立主义的美国或苏联出手并承担起领袖责任,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已经衰落为“中等国家”的前大国根本不能在下一场大战中遏制德意志这个被暂时“封冻”的大国。

于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愁云惨淡中,德·托克维尔预言中的两极世界轮廓已经隐约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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