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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产业化下的多宝鱼事件

2006-12-12 13:24 作者:贾冬婷 2006年第45期
它有裙边,胶原蛋白含量高,肉质鲜美,从2000年进入市场仅6年,就成为广东、上海等地海鲜的宠儿,养殖户5000家,年产量4万多吨,产值30多亿元,成为水产市场上的一个神话。自11月17日起,上海、广州两大市场上相继抽样检测出药物残留,多宝鱼从主产地山东沿海游向市场的路断了。高速产业化下的水产品安全,又一次被打上大大的问号。

它有裙边,胶原蛋白含量高,肉质鲜美,从2000年进入市场仅6年,就成为广东、上海等地海鲜的宠儿,养殖户5000家,年产量4万多吨,产值30多亿元,成为水产市场上的一个神话。自11月17日起,上海、广州两大市场上相继抽样检测出药物残留,多宝鱼从主产地山东沿海游向市场的路断了。高速产业化下的水产品安全,又一次被打上大大的问号。

“工厂化”新产业与第一批“淘金者”

11月17日晚,杨锦州接到广东市场打来的电话:“老杨,多宝鱼出事了!估计明天的货够呛了。”果然,第二天开始,杨锦州发在广州、深圳市场的1万多斤多宝鱼就一直积压在档口,无人问津了。杨锦州是山东莱州朱旺村最大的经销商,村里30%的货都从他这儿发出。档口卖不动了,杨锦州也就断了每天从村里8000斤的进货。

村民由德生是杨锦州的供货商之一,11月22日已是他存鱼的第四天。记者到他阴暗潮湿的鱼棚时,他正按惯例,穿着防水服给鱼换水。像往常一样,老由每天换6次水,早晨6点半和下午16点半喂两次食。这些层层叠叠伏在水中的多宝鱼,养殖户们更习惯叫它的学名——大菱鲆。老由对记者说,他这个棚算是周围比较大的,有18个池,每个池里养700多条鱼,总共1万多条。池子里有24小时不停的氧气管,还有水管,是靠水泵从1900米远处抽上来的深海井水,以保证每天的生活环境。“4天了,泵要开着,水要流着,还有饲料、人工,一天要五六百块呢。可不养着又有什么办法呢?”老由忧心忡忡地说。

由德生在村里有套大房子,但一家人大多数时间都住在海边鱼棚外的小屋里,因为怕停电水泵抽不上水,他、老伴、儿子和儿媳轮流在这里守着,“以棚为家”。小屋门外的春联因雨打风吹而剥落,只有横批还隐约可见:“养殖兴隆”。老由说,他2000年拿50万元投资养殖大菱鲆,每年赚的钱又投在新鱼苗和鱼棚上,几年下来没什么积蓄,“全部希望都系在这鱼上”。

2000年,老由决意拿出做工程赚的50万元,到朱旺村转养大菱鲆,是因为被这村里流传的一个传奇所震惊:“听说村民藤家麟养鱼发财了,四五斤重的一条鱼,竟然卖到了2000元。”“多宝鱼之父”、黄海水产研究所雷霁霖院士提供了这一故事的完整版本——1999年,雷霁霖从英国引进了7年的这一新鱼种刚找到“温室大棚+深海井水”的工厂化养殖模式,第一个到黄海索买鱼苗的人就是藤家麟。“藤家麟第一次买了2万尾大菱鲆鱼苗,我们给他优惠,一尾6元。3个月后他又来买了3万尾。几个月后他的鱼养成,卖到广东,广东老板根据音译为它起了新名字‘多宝’,一下子火了,卖到480元1公斤。”

多宝鱼之前,北方长长的海岸线上,因受自然条件限制,缺乏能够产业化、经济价值高的好鱼种。直到雷霁霖1980年在英国见到多宝鱼,这个鱼种适宜在10到20摄氏度的海水中生存,正适合北方沿海养殖。经12年曲折多宝鱼才到中国,后又经雷霁霖等人7年的研究,解决了育苗问题,并找到适合国情的集约化养殖模式。“因为一种鱼,而找到一种新的养殖模式,这还是第一次。”雷霁霖对记者说,“以往的水产养殖,都是用池塘或者网箱,在天然海水中养殖,受自然界影响比较大。比如一到冬季,就养不下去了。但这种新的养殖模式大大增加了产量,以前每立方米水体一般可养1公斤鱼,而这种‘温室大棚+深海井水’新模式,每立方米水体出鱼15公斤。”

工厂化的养殖模式在藤家麟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藤家麟养鱼暴富的消息像一阵风,第一波席卷的就是由德生这样的朱旺村周边的人。正如雷霁霖当初鼓励藤家麟所说的那样,位于莱州湾的朱旺村,能抽出井水来,水质好,适合养多宝鱼。因为多宝鱼,朱旺村从莱州湾边一个普通的渔村,变成“多宝鱼第一村”,一个远近闻名的“标本”。村党支部书记藤春竹对记者说,村里的渔船从150艘减少到70艘,只有10%左右的人捕鱼了,40%的村民都搞养殖了,绝大多数都养多宝鱼,全年产值几千万元,占全村总收入的40%。但他说,真正富起来的人还是最初那少部分人。

藤春竹说,1999年,朱旺村还只有藤家麟一个棚养多宝鱼,而且是借的村里的虾棚。跟风的渔民们纷纷卖了自家的渔船,10万元建个小棚转为养殖户,2001年村里沿海一线冒出了100多个棚,地下水资源饱和了,才禁止再建。这两年,鱼苗从30多元卖到100多元1斤,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养殖户数猛增,到2003年,沿山东沿海绕一圈,莱州、烟台、威海、荣成、青岛、日照,整个海岸线上养殖多宝鱼的鱼棚已达几千个,占全国总养殖量的60%到70%,餐桌上的“多宝鱼”已不再珍稀。恰是这时候,这一充满了暴利诱惑的产业开始显露出它高风险的那一面。

低收益时期,跟风者的隐忧

2003年“非典”后,由德生将自己原本两个棚中的一个转让出去,刚刚经历的市场风波让他第一次体会到这一产业中潜在的风险。养殖户的猛增,再加上这一年的“非典”,养殖户买入鱼苗仍需30多元1斤,但成鱼运不出去,价格猛跌至20元1斤,80%的养殖户都赔了进去。

日照涛雒镇小海村的王师傅在市场回暖的2004年夏天加入养殖大军。王师傅在村信用社借了28万元,花10万元建棚,10万元打井,还有10万元买了鱼苗。他对记者说,养多宝鱼借钱很容易,只要互相担保就可以。小海村的自然条件并不好,早就无鱼可打,又没有耕地,只能搞养殖。多宝鱼的养殖带动的不仅是村里20多户养殖户,还有一整条产业链,建材、饵料、贩运、销售、餐饮等等。

王师傅说,如果不出这事,他的生意还是不错的。他对记者算了一笔账,养殖多宝鱼可以分三个环节:投资基地、养殖和销售。他在初期的20万元基地投资后,就进入养殖期。一年中水电费需12万元,鱼食10万元,买1.5万尾鱼苗花费3万元,总成本大约30万元。鱼长到1斤左右可出售,批发商会主动上门收购,按近期稳定的市场行情,每斤25元,这些鱼可以卖到37万元。这样算下来,每年利润在20%以上。之后,运输每斤加价5元,卖给水产批发商就是30多元。王师傅说,他2005年已经还了10多万元欠账,就等着今年这批全卖完,全部欠款还完,还能有10万元剩下。现在,欠账还没还完,他着急,村里的信用社更着急。

除突发事件外,养殖户们最怕的还是鱼生病。从鱼苗到成鱼,一生病就传染,“殃及池鱼”,所有这一年的成本和心血就白费了。

小海村段海涛(化名)今年春天曾尝试过培育多宝鱼鱼苗。他对记者说,几年前,他所在的日照水产集团下属的一个育苗场倒闭了,凭借先前的经验,他试着去自己搞育苗。他花8000元买了1斤鱼卵,如果顺利,应该能培育出7到8万尾鱼苗。但在他两个多月辛苦地喂食、喂药的培育后,只出了3万尾鱼苗,而且都发病了,只好扔掉。

成鱼发病的损失更大。每池养殖1000条,每条1斤多,按每斤25元的售价,一池的损失就要2.5万元,养殖户无法承受。段海涛说,最难控制的是温度,这种鱼10摄氏度以下不长,20摄氏度以上就会死亡。温度不适,就会得肠炎,出血,烂鳍等疾病,而且会传染,一池一池死掉。

“2003年前,多宝鱼的病虫害比较少。”黄海水产研究所海水鱼类养殖与设施渔业研究室主任王印庚对记者说,经过几年的人工养殖,出现了种质退化,具体表现在抗病力下降、生长速度减慢等情况。段海涛说,在2001年和2002年的暴利年份后,各行各业的人买本小册子就来养鱼,利润降低,局面就有些失控,“因为在海边高密度建棚、打井,我们村周围的地下水枯竭,自来水几乎断了,全靠村大队从邻村买水。这也影响了鱼所需的水质和水量。另外,一个36平方米的池子,以前养300条鱼,现在密度要高得多了,一般养700到1000条”。

“药残”与监管盲点

根据11月17日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公布的多宝鱼专项抽检结果,30个样品中全部检出了硝基呋喃类代谢物,且呋喃唑酮代谢物最高检出值为1mg/kg左右。同时,部分样品还分别检出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氯霉素、孔雀石绿、红霉素等禁用鱼药残留,部分样品土霉素超过国家标准限量要求。

段海涛对记者说,他所在的小海村,养殖户们受鱼病侵害太大,因此,从鱼苗到出池,要不停地消毒、喂药。“育苗时,要杀死海水里的微生物和水草,因为多宝鱼喜欢贴着池底子游弋,容易沾上真菌,因此要每周对池子进行一次清洗。养殖中,多宝鱼容易得肠炎,主要喂的是四环素、土霉素、氯霉素等。”

对养殖户来说,用药是既便宜又方便的解决办法。

此次“药残”事件中,位于产业链前端的主养殖地山东成为众矢之的。11月21日,农业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组成的调查组来到莱州市朱旺村,抽取了3个样本。这里是调查组在山东的一个点。藤春竹书记说,他们就等着一周后的调查结果出来,希望可以排除嫌疑。

王印庚对此次取样检测出了孔雀石绿感到惊讶,因为,在多宝鱼养殖环节是绝对不用孔雀石绿的。而红霉素每公斤400多元,太贵,养殖户们用不起。他认为,按规定,多宝鱼成品上市前都有大概20天的禁药期,即使违规使用硝基呋喃类药物的养殖户,也都会在多宝鱼出售前1个月左右停止用药,上市时硝基呋喃类药物残留就基本不会超标。综合分析,王印庚认为,此次药残事件发生在上海,属于‘异地取样’,除养殖外,并不排除运输和销售暂养等环节用药。

“如果栽苗、开花的时候都不管,等到结果时候再管,就晚了。”藤春竹说,作为农业部认定的“无公害养殖基地”之一,农业部每年都来朱旺村检测,水产局也常来技术指导,但之前也没有对用药进行过专门抽查。相比之下,日照小海村养殖户获取技术的渠道更少,检查更是没有过。段海涛说,“曾经查过卖药的公司,但没进养殖大棚查过”。

王印庚说,虽然农业部等部门制定了相关标准和规范,但检测的技术和设施不健全,监管中也存在很多盲点。“比如,水产养殖的准入归水产局管,水产药物的销售则归兽医部门,多头管理。而且,在一年的养殖期间,基本上没人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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