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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珍稀动物的生死

2006-11-21 12:59 作者:李鸿谷 2006年第44期
也仅仅在重新发现长江价值不足百年时间,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新鲜事实是:“历年来收集到的白鱀豚标本中,90%以上的死因是人类活动(渔业、航运、水利设施建设和环境污染)直接造成的。”人类在应对长江洪水挑战与现代化努力之际,确实过度地显示了自己的能力与权力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那条著名的武昌鱼,是长江里的鱼吗?标准答案是,“武昌鱼产于鄂城和武昌县境内的梁子湖”。不过,稍稍用心检索一下湖北省湖泊资料,可以聊以补充的事实是,“梁子湖湖泊辽阔,直通长江”。

长江自宜昌以下东流,用科学的语言格式描述:“历史上原是由干流、支流、浅水湖泊相互连通构成的完整而巨大的系统。可称为江湖复合生态系统。”这是难辨武昌鱼是(长)江鱼,还是湖(泊)鱼真实的背景。这一特殊而巨大的生态系统,曾“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有趣的是,即使现在,一般湖北人称武昌鱼,仍习惯用“鳊鱼”之旧称。甚至那位主厨做这道武昌鱼的特级厨师杨纯清也奇怪:“(鳊鱼)没有什么名气啊!”当然,诗人不这样看,岑参曾写道,“秋来倍忆武昌鱼,梦魂只在巴陵道”。

与武昌鱼只是作为诗人的隐喻之用不同,长江下游的鲥鱼却多以单纯的美味而被书写,郭沫若吟道,“鲥鱼时已过,齿颊有余香”。周劭先生记录的鲥鱼保鲜之策,更让人长见识:若长途运送新鲜鲥鱼,需要事先熬上一大桶猪油,待其冷却而未凝固前,将刚捕捞上来的鱼整条放进油桶里。这样快马运到北京,万岁爷就能吃到新鲜的鲥鱼了——看来,这种奢华只成追忆。媒体注意到的事实是,“1996年始,有关方面在鄱阳湖进行了历时3年的捕捞,竟一无所获”,鲥鱼真的没了?

这种变化的另一种观察或者亦有趣味。长江美景与美味曾经是诗文“产品”的主角,而现在更多的知识生产,却转换了语言格式,更容易进入传播通道成为主流的描述方式是,“(长江中下游)上世纪60年代至今,被围湖造田用掉的湖面占原湖面的42.7%。迄今为止,只有鄱阳湖与洞庭湖还算保持着自然通江状态”。所以,武昌鱼,如果讨论它现在是江鱼还是湖鱼,答案又自有不同,至少再难肯定它是长江里的鱼了。

知识生产的变化,换言,长江重新被发现并因此成为主流话语,循福柯“知识考古”的方法论来观察,或许仅仅不到100年时间。

孙中山先生在著名的《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中,对长江功用曾有思考,他写道:“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即地学家所谓红盆地也。此宜昌以上迄于江源一部分河流,两岸岩石束江,使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36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改良此上游,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建国方略》刊布的当年——1919年,英国工程师波韦尔进长江考察,稍后波韦尔提交了《扬子江三峡水电开发意见》。当年《申报》记录他的意见:“据巴威尔(波韦尔)氏计划,宜移去低水力处之岩石,开浚河身之淤积,使低水处宽至九百尺,深至十五尺,然后起筑七堤,以保持水平……如此办法,长江上游几同巴拿马运河。每堤蓄水既多,则可安置水电涡轮而发展水力。按用煤生力,须雇技士、矿工、运工,人数既多,用费亦昂。若用水生力,则仅需十人。两相比较,则水力之发展尤宜致意矣。”

稍后,被重新发现的长江价值,孙中山先生给予了更为明确的描述:“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像这样大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肥料……让这么大的电力来代替我们做工,那便是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

中国人对电力的惊奇,始自1882年英国商人狄斯·罗和魏特迈,他们在上海开办了“电光公司”,第一次在中国安装了12千瓦的火电发电机一台。之后,将长江、电力与国家富强组合一道思考并叙述,即使现今,后人思之,仍会深为这一伟大的想象而感叹。当然,由此,长江的国家价值确立,成为现代化中国最重要的表征之一。同时,也开始了一种我们现在仍习惯的思维惯性与语言模式——1933年,扬子江整委会官员宋希尚在他的测勘扬子江报告里称:“返观我国,能无浩叹,既占有昭著世界第二大川之扬子江,不独不能利用其天然水力,兴筑发电之新建设,且尚不知偌大扬子江之究有若干水力可以产生,蕴藏巨宝而不自知其价值作一度之统计,能不作奋发有为之猛省乎。”

那个年代,被激荡的三峡梦想,亦有对应现实中国的疑惑。记者徐盈分析美国人萨凡奇提供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1944):“萨凡奇计划中说,渝沪间可以行驶万吨巨轮。假如四川每年的出口只有3万吨,那岂不是三船就可以运完了?”这一杞忧,对应现今的长江航运,按统计年表——“2004年通过三峡船闸的货运量达3430万吨,加上翻坝转运量,过坝货运量突破了4300万吨,比历史最高水平增长将近一倍。”仅仅60余年时间,变化之大,可以映证人类长江活动之剧烈。

长江,当国家价值成为主流,取代文人趣味——用单纯的现代化及其悖论的逻辑,或许只是论述格式而未必能够应对现实中国。孙中山先生的宏图,按其被宣讲并形成具体行动的曲线来看,其规律是长江水患之后,曲线拉升。1931年与1935年长江洪水,死亡人数分别达14.5万人与14.2万人——《大公报》记录1935年那场大水的瞬间,“(汉口)目前最危险者,厥为张公堤,堤身已百孔千疮,不堪再经水长此浸压,且麻袋等已缺货,虽经电沪购买,恐有不及,惟盼水能速退两英尺,则水灾可望幸免”。大水之后,即有“技正”与“工程司”赴宜昌至重庆一段测勘,这一工作一直延续到1947年。稍后,1954年,长江再发大水……人类生存的现实挑战,成为一种命令,改造长江不再是单纯的“变贫为富”期待。

应对长江洪水的挑战,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1957年,长江历年水文资料整编结束。在同一命题之下,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建康在这一年开始了他为期3年的主持长江鱼类生态的调查。稍后,刘院士提出,“我国鱼类区系和形态学已有较好基础,今后应该转向鱼类的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研究”。我们关于白鱀豚——“比大熊猫古老1500万年,水中活化石”的知识刚刚建立,它的命运即为另一事实取代——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其列为保护级别最高一级“濒危种”。作为一种象征,白鱀豚,这一被科学家定义为“长江生态系统中食物链顶级的物种”,它的命运代表了长江那些古老物种的现实,中华鲟、扬子鳄……甚至那些美味无比的鲥鱼与刀鱼,其实无一不再重制它的曾经。

也仅仅在重新发现长江价值不足百年时间,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新鲜事实是:“历年来收集到的白鱀豚标本中,90%以上的死因是人类活动(渔业、航运、水利设施建设和环境污染)直接造成的。”人类在应对长江洪水挑战与现代化努力之际,确实过度地显示了自己的能力与权力。那些历史上并不完全属于人类的自然之所,被反复地印刻上人类的足迹。其结果是上世纪50年代,湖北各种湖泊水面总面积为8528平方公里,而现今仅剩2727平方公里,不足曾经的1/3。“江湖复合生态”,或者现在只能说是“旧的”长江的科学知识。

“九五”期间中国科学院“长江项目组”发表的调查数据描述曾经的八百里洞庭:“1974至1998年的25年间,洞庭湖湖盆泥沙淤积总量达1.038亿立方米。1974年城陵矶水位30米时,洞庭湖容积为14.7亿立方米,到1988年蓄水能力下降了1.5亿立方米,到1998年又下降了0.5亿立方米。”而这份报告显示的另一结论,却更惊人,“1952年以来,湖泊围垦对江湖洪水位抬升的影响是湖泊自然淤积造成影响的2~10倍”。事实是,人类应对长江洪水的生存挑战,结果很难说我们获得了胜利。淤积与围垦造成的现实,“在1998年水情条件下,其实际水位较1952年湖盆地形条件下的可能水位明显抬升,洞庭湖南咀水位增高1.22米”。在这种情形下,讨论长江古老物种的生与死,即使最乐观的科学家也坦言,不管如何,“人类活动增加的趋势在短期内无法逆转”。

无法逆转的现实下,可以自省的人类活动,或者如中国科学院水生所副所长王丁所言,是“人类粗放利用长江资源和不合理干预长江水系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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