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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请愿的中医代表陈存仁传奇

2006-11-14 16:29 作者:王恺 2006年第43期
“身为子女,我最佩服我爸爸的有一点:1949年5月,匆匆飞往香港的时候,他多余的钱财细软都没带,就带了几包有历史价值的相片,全是他和民国名人的合影——那时候,他就已经留意要为自己和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留一份记录了。”

“身为子女,我最佩服我爸爸的有一点:1949年5月,匆匆飞往香港的时候,他多余的钱财细软都没带,就带了几包有历史价值的相片,全是他和民国名人的合影——那时候,他就已经留意要为自己和自己所经历的历史留一份记录了。”

让陈树桐用一句话来形容父亲陈存仁的一生,他反而觉得,陈存仁是个“重名胜过重利”的头脑灵活的上海人——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成全了他,他是名医,也是著名的活动家。“他爱慕名声甚至到了虚荣的地步,当时为了竞选上海参议院议员,天天在饭馆里摆着流水席面请客吃饭,当年的参议员都是荣毅仁一流,根本没有中医会舍得这么做”。

在陈树桐看来,甚至1929年3月17日,陈存仁等五人代表全国中医向民国政府请愿的举动,都是父亲贪图名声的结果,“本来也轮不到他,可是因为他爱出头,会讲话,在五个全国中医界的代表中,他最年轻,身旁的四位代表全部是世家出身的名医,只有他是个初生牛犊”。

并非世家出身的上海名医

“我们家是地道的上海人,本来在南市开绸缎庄。”陈树桐说,在他看来,地道的上海人总是和外地人不同,头脑灵活,会找机会,“父亲就是一个机会派”。上世纪20年代,家道中落的陈存仁在中学毕业后,本来读的是南洋医科大学,这是几位留日的西医在上海办的私人医学院。但读了一年,得了伤寒病,学校里的西医教师没能治好,反倒中医给他开了五天中药后治好了,家中长辈遂动员他学习中医。正好诊治他的中医丁甘仁开了“中医专门学校”,而且将来西医开业需要投资,中医开业则简单得很,种种原因使他学上了中医。

刚毕业时,他也就是一普通的小中医,当时上海中医讲究的是“家学渊源”,有祖传秘方当然最好,名声也响亮。陈存仁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他另外开辟一条路,办了一张《康健报》,除了请名中医写稿,还请武侠名家向恺然在上面以小说笔调写验方,结果一下子卖到1万多份,大家都知道上海有个名中医“陈存仁”了。陈树桐说:“父亲的业务其实也是一点点做起来的,开始来就诊的都是司机、店员,治好了他们,他们的老板、车主、业主也就来了,慢慢影响到富裕阶层。一些工厂主聘请他当厂医,他中西医都懂,诊断力就强了。有钱后他还聘请一位西医每天给他上两小时课,上了两年。不像一般老医生那样排斥西医,他又善于结交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因此名声越来越大。”

陈存仁因为没有“祖传秘方”,因此特别爱收购医学古籍,这也成为他当时成为名医的另一个理由。

当时在上海的南洋模范中学读书的陈树桐,因害怕同学嘲笑,不敢承认曹汝霖是自家亲戚,“当时都知道曹汝霖是个很出名的卖国贼,谁敢说他和我们家是亲戚啊?”他母亲的堂姐嫁给了曹汝霖,也就因为这层关系,陈存仁在北京购买中医典籍才能顺利。当时琉璃厂的各家旧书店虽然多,但是对生人,却一个钱都不肯还价,靠曹汝霖的名片可以打6折。陈存仁到了那里就拿出自己的藏书目录,声称目录中没有的一概要买,一下收集了1000多本,并且有80多本是当时北平名医萧龙友所藏,以大洋3150多元成交。

第二天,掌柜请客吃饭,萧龙友也作陪,席间,掌柜突然说,现在北平学术界提倡保存北方古物,这些书有可能运不走。陈存仁当时就傻了,出手了藏书的萧龙友劝他不要着急,说他会想办法。隔天,陈存仁从萧龙友那里拿到了300张盖了“北京警察总局封”的封条,通过这300张封条寄书,全部医书都寄到上海,陈存仁也成为当时上海收藏医学典籍最多的中医,对他后来编辑《中国药学大辞典》起了很大作用。当时陈存仁藏书成癖,甚至连哈同收藏的秘本《金刚经》都被他抄回来,“他给哈同家看了很多次病不要钱,哈同不好意思,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就是借此一观”。

“别人知道我父亲写过《银元时代的生活史》,都问我们家是不是有很多银元,我说银元是没有的,书是有一大屋子的。”陈树桐记得,专门装医学典籍的书房有几间。1949年5月,陈存仁仓促离开上海,书籍一本都没带走。“威海路黄陂路口的房子按照名义是我和妹妹的名下,但是1980年我回大陆发现,楼下已经被上海市煤气公司占去了,找我们家的故交袁雪芬帮忙解决,看能不能要回。”陈存仁在上海时候,与袁雪芬很熟悉,袁得了肺病,是他亲自治疗好的。“文革”尚未结束时,袁雪芬去香港演出,表示要看一个“反动派”,这个反动派就是陈存仁。

袁雪芬是当时的上海市人大代表,但她也表示无能为力,至于那些书,更是早就不见踪影了。

民国要人的中医情结

当时在上海,要做一个出名的医生,必须要有一批出名的病人,一方面是机缘巧合,一方面是有意为之,陈存仁的病人中有许多民国政要人物。

“在我印象中,章太炎是父亲去登门拜望后认识的,而吴稚晖、于右任都是父亲无意识间结识,结识后都有了很好的关系。”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的生活史》中记载,和章太炎相识,起因于他的国文补习老师姚公鹤和章太炎友谊很深,两人书信往返都由陈存仁当送信人。章太炎原来一直以为他是姚的书童,后来知道他是中医,立刻大感兴趣,说自己对中医很有研究,并且能处方,让陈存仁跟他学习国学。

章太炎经济困窘,当时留陈存仁吃饭,“菜肴之劣,出乎想象之外,每天吃的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等物”。而章太炎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些臭东西,他早年遭袁世凯幽禁时,因为风寒所侵,所以鼻子一直有病,“闻不见臭气,所感觉到的只有霉变食物的鲜味”。画家钱化佛每次求章太炎写字,一定带臭咸蛋或者臭菜梗,章太炎一改平时倨傲的样子,有求必应。陈存仁后来让章太炎用芙蓉叶研成末,放在鼻子里,后来章太炎将此方子写给来求字的人。

章太炎开的处方,都是仲景古方,可是他的药方,别人拿到了不敢进服,章太炎知道陈存仁在学中医,所以常常问他一些“时方”,他觉得这些“时方”也很有意思;走江湖的“铃医”也受他重视,他觉得这些铃医的单方很多是经验的产物,多少有些价值。

章太炎后来还帮秦伯末等人创办了中国医学院,并担任院长,对于西医,他多少有些调侃,当年著名西医江逢治患“夹阴伤寒”而亡,章太炎邮寄了一副对联,写道:

医师著录几千人,海上求方,惟夫子初临独逸;

汤剂远西无四逆,少阴不治,愿诸公还读伤寒。

与吴稚晖的认识,起源于病家介绍,有次吴稚晖拉肚子,他的脾气是从来不看病,也不肯吃药,结果陈存仁熟悉的一个病家把陈拉去,吴稚晖听说医生来,就说“医生都是牛头马面,阎罗王的帮凶”。结果陈存仁只能说是和他聊天的,不是来看病的。

吴稚晖解释说他10多岁的时候,医生说他得了童子痨,活不过多久,结果他自己每天去爬山,脱光了衣服晒太阳,只喝一点水,吃一点粥,毛病好了,从此再也不相信医生。他对我父亲说,阳光、空气和水确实是治疗肺病的最好方法。陈树桐说:“我父亲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因为他最早学的是西医,所以他一向很注意吸收西医成果,到后来很出名的时候,他都会和病人说,‘这病中医看不了,你去找西医’。”也正是因为这句话,使他和吴稚晖有了交谈基础。

因为吴稚晖不肯吃药,所以陈存仁说,不吃药不勉强,吃点山楂和石榴总可以?然后就叫人去买山楂炭和石榴皮,及时煲饮,吴稚晖不好意思不喝,结果喝了,拉肚子立刻好了。原来山楂可以消积,石榴皮止泻是最好的,吴稚晖这才笑着说,这东西不碍再吃一次。

两人熟悉后,陈存仁发现,吴稚晖对一切药物,所有补身剂、强壮剂都不沾唇,但水果拿到就吃,从来不洗不清洁,10个手指甲里藏污纳垢,许多食物过期了也不理会,“他专讲心理卫生,从来不注意生理卫生,他的长寿,完全来自于情绪健康和心理卫生”。吴稚晖的头发要3个月才理一次,而且绝对是在街边的小理发摊上了事,长衫也只有几套,棉袄从来不洗,最多只在太阳下晒晒。

但是他心态特别好,有次开会,主席王某大骂吴稚晖是个王八蛋,吴稚晖毫无愠色,站起来说:“他该知道我姓吴,王八蛋该是姓王的祖宗。”对所有的事物,都是一笑了之,所以这也是他长寿的秘诀。陈存仁和吴稚晖有张合影,上面陈存仁穿长衫,拿扇子,陈树桐说陈存仁19岁就出道,年轻时一是因为病人相信老中医,二是因为要和当时长者名流打交道,“他完全打扮成一个老头子的样子”,一概只穿深色长衫,戴瓜皮帽,20岁的人看上去像40多岁。后来到香港,完全改变了装束,全部穿西装,40多岁的时候看上去反而年轻了。

陈存仁和于右任第一次见面于到南京请愿时,当时请愿书是于右任亲自接的,并对中医界的抗争很佩服,说中医不该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管理,“这等于由牧师来管理和尚”。

后来的见面却很神秘,陈存仁有个姓沈的女病人,长得美丽,“光彩照人”。有一天陈存仁晚上在家宴客,沈小姐来了,她告诉陈有个要紧的病人,必须马上治疗,也不管陈拒绝晚上出诊,拉着他就走。到了沈家,才发现沈的绣榻上睡着一个高大男人,人比床还长。定睛看去,才发现就是于右任。于说自己此时得了伤寒,只能看中医,西医不容易看好。经过15天的治疗后,于右任病愈,但他居然没有钱给陈作诊疗费。他告诉陈自己生平没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现在只拿公务员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常年在外是不带钱的,只能给陈存仁写幅怀素体的千字文为报酬。陈树桐说:“我父亲一听惊喜过望,他一直喜欢名声胜过金钱,于右任的墨宝肯定比金钱更珍贵。”

陈树桐这样评说他父亲,“其实他很知道钱的好处,常常说‘大人不可一日无权,小人不可一日无钱,我是小人,所以不可无钱’。但他知道,在上海,只要你有了名声,钱肯定会跟着来的”。

与三教九流的交际

陈存仁在上海年纪轻轻就成了名医,因害怕被绑票,所以只能找一些有势力的人投靠,称为“拜老头子”,杜月笙就是他投靠的对象,陈存仁和一些人拜杜月笙为“先生”,当时报纸上做的标题为“名流拜先生,怕被人绑票”,“他们和帮会里的人拜的仪式不一样,拜见的时候只是三鞠躬,不用点香和磕头,但是一样用粉红色的条子写拜帖,有一套仪式”。

由于杜月笙不识字,所以陈存仁每次去拜访,就把报纸上关于杜的消息念给他听,不管消息好坏,然后再给他讲解。两人交往下来,陈存仁觉得杜月笙不是一个一般人物,和黄金荣等不可同日而语。而杜月笙也很听他的话,早年喜欢戴钻戒的习惯就是被陈存仁劝说而改掉的。

“当时做医生,病人叫你出诊不能不去。抗日战争时候,有名的杀人魔头吴四宝最喜欢叫我父亲出诊,我父亲害怕得不得了,不敢不去。去了,又害怕因为没诊治好,遭遇吴四宝翻脸不认人的待遇。”第一次上吴四宝宅的故事,成为陈存仁最喜欢给陈树桐讲的传奇——胆战心惊地去那里,结果被吴四宝一把拉住说,“陈医生,我们见过,我是世界书局的司机四宝,开车送过你回家”。早年陈在世界书局出版《中国药学大辞典》,因销量特别好,很受书局老板重视,叫汽车司机送他回家。但陈存仁给吴四宝或者他家里人看病,还是战战兢兢,“我父亲是正宗的上海人脾气,胆小怕事”。

“有次父亲去给吴家看病,诊治一个久病不愈的病人,特别害怕回不来。正好父亲有个姓袁的朋友,也是上海很能混的‘闻人’,他见父亲害怕得要死,就陪他一起去。到吴家看完病,他马上就对我父亲说,正好有人请我们俩吃饭,一起走。”这样逃过了一劫,当时吴四宝确实是杀人不眨眼的。

按照陈树桐的记忆,陈存仁虽然胆小,但对黑社会的种种要求,却知道拒绝,并不是完全忍受,“因为他三教九流认识多了,在这里受了威胁,知道到哪里去找人帮忙”。上海有年流行伤寒病,中上阶层的病者,基本求治于4个有名中医,陈存仁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一天要坐汽车去八九家,忙得连吃饭都没时间。因为伤寒主要源于饮食不当,所以得病的人,“资产阶级最少,贫苦人家、警务人员和‘白相人’最多”。当时的白相人就是黑道人物,看这种人的病,看得好会出名,看不好会惹事,“父亲因为对伤寒治疗有把握,所有奔走于各家各户上门治疗,那年他认识了不少黑道人物和他们的家庭”。

在陈树桐看来,陈存仁一生追逐名气,结果做了很多不值得做的事情,例如1948年竞选“国大代表”,也纯粹是虚荣心的表现,当年一共有7个中医当选为“国大代表”,陈存仁在中医中居然票数最高,“当时谁都不知道,是因为我姨父科学家吴有训的缘故父亲票数才高,我姨父和蒋介石关系不错,我父亲从来不求他办事情,因为竞选‘国大代表’,求到姨父那里,结果他一说,父亲以中医里最高票数当选”。

拥有这个头衔的陈丝毫不懂政治,潘汉年借他们家会见吴有训,劝吴有训不要去台湾,“我爸爸坐在旁边,知道潘汉年是共产党,当然他也不会去汇报”。吴有训后来留下来,成为交大校长,后来又任中科院副院长。

陈存仁的“国大代表”头衔没有给他任何好处,1949年上海解放,陈存仁仓促离开上海,“成为我们家族里唯一的一个‘反动派’,其实他根本不懂政治,当时就是觉得那头衔响亮吧”。到香港时,陈存仁全家身上只有9000港币,连租个房子都租不起,幸亏一位亲戚把房子无偿借给他住,他只能挂一个小牌子,写着陈存仁诊所。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求新异,聘请了两个广东少女当助手,以招徕广东人生意,不像一般的上海人那样守在小圈子里。不久,一位从前在上海的老病人找他看病,一次就给了他40元,“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自己从此可以在香港立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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