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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中国政治大地震

2006-10-24 12:08 作者:李菁 2006年第40期
1976年的中国,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从周恩来去世、“四五”运动到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在中国政治的最中心发生的那场政治大地震,结束了不平常的1976年,也结束了不平常的10年。这是一个终点,却也是另一个时代的起点。

1976年的中国,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从周恩来去世、“四五”运动到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在中国政治的最中心发生的那场政治大地震,结束了不平常的1976年,也结束了不平常的10年。这是一个终点,却也是另一个时代的起点。

不寻常的会议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

下午15点多,叶剑英就动身从玉泉山9号楼的住地来到办公室所在地——军事科学院2号楼,为晚上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这让办公室主任王守江有些迷惑不解。“离20点的会还早着呢,叶帅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参加会议了?”

关于这次会,王守江已经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晚20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要求叶帅提前一个小时到。看到这份通知时,王守江在心里嘀咕了一下:平时开会,只要提前10分钟到就可以了,这次为什么要提前这么多?但这一行的特殊纪律要求又让他把种种疑惑压在心里。

像往常一样,王守江把会议要讨论的几份文件准备好,装进了叶剑英的公文包,又简单汇报了一下。叶剑英只是点头应着,表情也看不出任何有异于以往之处。工作人员让叶剑英先在卧室里小憩一下,但叶剑英有点坐不住。“走吧,我去跟他们谈一谈。”他起身离开卧室,让工作人员备车去中南海。

当马锡金陪着叶剑英坐上红旗车、离开2号院时,王守江习惯性地抬腕看了眼手表:刚16点多一点。几年前,马锡金从中央警卫局调到军委警卫局,担任叶剑英的贴身警卫,起初大家都喊他“小马”,又有一个姓马的女护士加入后,他就被叶帅喊成了“马头”。在这个圈子里,“马头”比他的真名——马锡金要有名气得多。作为叶帅的警卫,他的行踪只有一个人——办公室主任王守江知道。

马锡金很早就接到指令:10月6日晚上有会,他和司机老赵都不能回家;叶帅又亲自叮嘱:开会期间,“马头”站在会议厅门口不能离开,老赵坐在车里不要出去。时隔30年再回想这一幕,马锡金说,“老帅从来没有嘱咐得这么细”。

“红旗”刚驶出军事科学院不久,坐在后排的叶剑英说:“‘马头’,你看看,机场的飞机还都在吗?”那时的北京,树没那么多,楼也没那么高,从西山这里放眼望去,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远处西郊机场里停的飞机。1、2、3……马锡金一直数到了“18”,“飞机都在!”——马锡金解释说,当时西郊机场本来有20架三叉戟,1971年林彪叛逃时带走了一架,后来机场自己出事故又损失了一架,就剩下了18架。叶剑英应了一声,没有说话。

1976年的北京,大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车很快过了五棵松,一路向东急驶而去。过了一会儿,叶剑英又想起一个问题:“‘马头’,怀仁堂正厅有没有后门?”对中南海很熟悉的马锡金马上回答:“有,前面有个大草坪还能停车,东边还有一个门,平时毛主席都是从东门进来,进东侧休息室。”叶剑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快到军事博物馆时,叶剑英又开口了:“‘马头’,你看一下钓鱼台那边有没有‘红旗’出来?”马锡金知道,叶帅关心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动静,他们一直住在钓鱼台,他赶紧盯住钓鱼台方向的来车,还好什么也没看见。“我现在想起来,叶帅是担心走漏了风声,江青等人先动手,他们的全部计划就打乱了。”

车行驶到六部口一带,叶剑英又问:“‘马头’,你对中南海熟悉吗?”马锡金回答:“熟啊!”说话间,车已驶入中南海。叶剑英又问:“你看中南海今天有什么变化吗?”马锡金向四周看了看,平时进进出出很多车的中南海今天显得格外安静,“奇怪,今天怎么一辆车都没有……”他嘀咕了一句。作为中央警卫局的一员,马锡金还曾参加过抓捕王(力)、关(锋)、戚(本禹)的行动,他在心里一边暗暗说了句“怎么那么像抓那三个人的那天?”一边纳闷叶帅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奇怪的问题。

1976年的叶剑英

心底的诸多疑问虽然没有问出口,但无论王守江还是马锡金,都有一种预感:今天将有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叶剑英一直享有比较特殊的地位,用王守江的话说,无论在政府和军队,他都没有自己的嫡系,但叶剑英的人缘较好,与许多老干部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如陈毅,王守江回忆:“陈老总喜欢到叶帅这里来讲他出国的见闻,有时打电话来,说‘下个星期我要到你那里吃狗肉’,叶帅就让我们赶紧准备。”

但这样的气氛随着“文革”的来临而逐渐荡然无存。“文革”一开始,叶家子女中,先是女儿叶向真和女婿刘诗昆被抓,后来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儿叶楚梅与女婿邹家华都相继被逮捕。1967年,被“上海帮”激怒的叶剑英一拍桌子将手拍得骨折——不过王守江纠正了一个细节:“很多文章想当然地写成是右手骨折,他们不知道叶帅是‘左撇子’,是我带叶帅去的医院,骨折的那只手肯定是左手。”

1976年2月2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邓小平则被停止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只管外事;叶剑英由于“身体原因”,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王守江回忆,从那时起,仍保留常委的叶剑英大多参加一些中央的会,而军队的事情则基本不再介入。

毛泽东的这项决定也使得陈锡联与叶剑英的关系陷于微妙。10月14日,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忆及此事时说,当时“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一度很盛。听说叶剑英想退出北京到广州居住,有一次陈锡联还专门打电话:“叶帅你不能去广州。”叶剑英闻之有些生气:“你怕我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的话在哪里不能捣?”觉得自己被误解的陈锡联告诉夫人:“我留叶帅在北京,是想在政治局里能多留一票啊。”王璇梅感慨,那时在中央工作的环境实在太复杂了。

而在那时,被称为“四人帮”的“文革派”,与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已愈演愈烈且日益公开。王守江回忆,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买张春桥的账,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只跟他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

4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叶剑英参加一些中央的工作。于是,叶剑英又开始在公众面前露面了。4月27日,他出席了庆祝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一周年的招待会。5月1日白天和晚上,分别参加了首都群众庆祝劳动节的游园活动和焰火晚会。5、6月间,叶剑英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法国、朝鲜等国家军方来访的领导人和其他贵宾。

重新进入权力中心的叶剑英,便成了许多老帅们扳倒“文革派”的期望。与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期就结识的聂荣臻,特意从城内来到西山,与叶剑英相邻而住,两人频繁交谈。而肖劲光、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苏振华等军队的高级将领们,都先后来到叶剑英住处,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使他们直接在叶剑英面前表达他们对这四个“上海帮”的不满。

据《叶剑英传》记述,大多数时间,叶剑英是只听不说。只是偶尔,他才会流露一点点内心的想法。有一次,以脾气火暴、性情直爽著称的王震来到西山,在谈到“四人帮”时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没有明确表态,他只是向王震做了一个手势:伸出一只手握成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向下按了按,意思是说现在毛泽东主席还在世,投鼠忌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

在“四人帮”倒台后,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描写,大多有叶剑英与李先念在9月间数次频繁而秘密会面的细节。但王守江与马锡金谨慎地表示,他们能确切回忆叶、李之间的会面并不在9月而是4月。一天,叶帅办公室突然接到李先念的卫士打来的电话,告知李先念就在西山附近,想顺路过来看叶帅。王守江和马锡金回忆,叶剑英起初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他让下面的人抬了两把椅子到院子里,10分钟左右,穿着风衣的李先念如约而来。王守江说,如那些正史与野史之描述,两人见面后的确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叶剑英问:“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

李先念答:“无事不登三宝殿。”

或许是出于谨慎,叶剑英本来只想在院子里接待李先念,但后来可能担心失于礼节,还是把李先念从院子请到屋里的小会客厅,10分钟后李先念便告辞而去。两人具体谈了些什么,王守江、马锡金等人并不知晓。“但是没有外面传说的什么写了个小纸条,然后又烧掉的细节,因为我回来收拾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烟灰缸是干净的。”马锡金说。

从这年年初开始,叶剑英便让下面工作人员每天坐车到天安门观察形势,下面人回来向他汇报,他从不表态,只是偶尔叮嘱王守江注意具体观察哪几方面的情况。从叶剑英自始至终平静的表情中,即便是像王守江、马锡金这些在他身边最亲密的人也不知道,在79岁的叶剑英心里,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计划已经形成。

“文革派”的垮台

17点多一点,叶剑英乘坐的红旗车停在了中南海怀仁堂门口,马锡金护着叶剑英下了车。平时来怀仁堂开会时,都是华国锋的车停在左边,叶剑英的停在右边。而这一次车尚未停稳,便立即被门口的警卫人员调到他处。马锡金准备扶着叶剑英上台阶,也顾不上追问原因。

刚走上台阶,中央警卫局的丁志友拦住了马锡金:“随员一律不得入内。”丁志友其实也是马锡金以前的老上级,但今天显得格外严厉。马锡金一看从门口到会场还有200多米,便搀着叶帅执意要送上去。丁志友不放心,紧紧跟在后面走了一大半。眼看着快到会议室门口,丁志友坚决拽住马锡金不让他进;但走在前面的叶帅又紧紧地拉着他往里走,一拉一扯间,叶帅的公文包就从马锡金的手里滑落,掉在地上。而叶帅好像没看见这一幕,也没停下脚步,兀自往会堂里走。马锡金赶紧借送公文包的机会,尾随叶帅进了怀仁堂——他一直相信,足智多谋的叶帅是故意把公文包“留”给他,让他有理由进到会议厅里面。

很多细节都是马锡金事后才知道的:当天的具体行动,都是汪东兴亲手布置的,执行抓捕任务的都来自中央警卫团的团职以上的干部,汪东兴都是一个一个地谈,但他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任务。每个人站在什么位置,怎么抓,抓后放在哪里,汪东兴都一一考虑得很周到。

当马锡金陪伴叶剑英到达怀仁堂正厅时,看见华国锋与汪东兴早就到达,他们同时站起来迎接叶帅。对于这一细节,马锡金特地澄清:“后来很多文章里写,是叶帅先到,起身迎接后来赶到的华国锋,这是不准确的。”

叶帅坐下后,华国锋招呼汪东兴也坐下。汪东兴却反应很快地说:“今天是召集常委来开会的,我不是常委,我不能坐,我外边还有任务。”

当马锡金老老实实地把公文包递给叶剑英时,却听到汪东兴、华国锋说:“今天用不着公文包了!”马锡金当时自然没有领会出话中的深意,他只好退了出来,出门时碰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忍不住一通抱怨:“今天是怎么了?车也被调走,人也被赶了出来!”武健华看了他一眼,马上说:“你的位置在里面,进去吧!”——武健华是负责“里面”的警卫工作的。

马锡金回忆,怀仁堂的会议厅大概有200多平方米,中间是一张很长的条形桌,华国锋朝南而坐,叶剑英正在他的对面。马锡金与汪东兴及其两个警卫秘书、华国锋的一个秘书、两个警卫都躲在了屏风后面,几分紧张又几分不安地等待着。

第一个出现在中南海的人,是41岁的王洪文。按照武健华的回忆,负责抓捕王洪文的是第一行动小组组长李广银和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因为王洪文年轻、有力气,前两个警卫没摁住他,他往前踉跄着冲了一下,后面又冲上来两人将他摁住。”马锡金说,“后来有小报上写‘王洪文挣脱开,冲到华国锋面前’完全不属实,他的位置离华、叶他们还远着呢。”

刚把王洪文从后门押走,张春桥就从前门走了进来。第二行动小组解决张春桥,组长是纪和富,张春桥没有反抗,只是眼睛向上看天花板。

张春桥在这一天还经历了一个小插曲。

70年代,张春桥与有“历史问题”的妻子文静秘密离婚后,便委托徐景贤在上海为他再觅一个秘书。徐景贤起初并未领会张春桥的真实意图,而向其介绍了几个男性秘书,5月份,张春桥就给徐景贤送去一封“亲启”的“绝密”信,信中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不久,徐景贤果然为张春桥物色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标有“绝密”字样的大信封,从上海派机要交通员乘飞机直送中央办公厅。然而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徐景贤后来说:“一幕我为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

怀仁堂里等来的第三个人是姚文元。姚文元住在闹市口附近,因为他并不是政治局常委,得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他到怀仁堂来。马锡金听见华国锋给他打电话:“今天讨论‘毛选’五卷,大家意见很多,你对‘毛选’比较熟,张春桥同志建议让你参加,你能不能马上来一下?”

据说当时姚文元正在院子里散步,正在发牢骚说华国锋这么长时间不开政治局会时,便接到要他开会的通知,因为走得匆忙,姚文元都没来得及戴上一直不离顶的假发。在怀仁堂东休息室就被第四行动小组组长滕和松等截住。姚文元大声喊:“我是来开会的……”对姚文元的逮捕决定,是武健华宣布的,而前两位都是华国锋直接宣布的。

按时间顺序,第四个目标是毛远新。毛远新在哈军工毕业后,被周恩来派到辽宁,给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做助手。据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回忆,毛远新初到辽宁时很低调,“不声不响,工作也很认真”。1975年10月,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庆祝,陈锡联是团长,因为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墓地还在新疆,毛远新也被中央确定加入了代表团参加庆祝活动。“我们从新疆回到了辽宁,他却没有马上回来,一直留在北京,这是江青的意思,后来政治局专门讨论毛远新的工作安排,华国锋也让他回辽宁工作,但江青等不让他回。”从此,毛远新也上了江青等人的战车。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后来回忆,20点30分左右,他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对中南海了如指掌的张耀祠,轻车熟路地找到了毛远新的住处。到了毛远新那里,张耀祠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强调,毛远新与“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立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将其押走。

已经解决完三个主要人物的怀仁堂已是一片轻松气氛,马锡金听到汪东兴拿起电话,对电话那头的人说:“这边已经结束了,快点把她弄走算了!”他一下明白,最后、也是最特殊的一个目标便是江青。

“文革”中,江青长期住在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201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这段时间,江青就暂居在中南海。

执行这一任务的也是张耀祠。当他带着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走到江青住所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见张耀祠进来,点了点头,依然端坐着。

“江青!”张耀祠一张口,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因为平时张耀祠都喊她“江青同志”,“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张耀祠后来说,“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这两句话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内容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据马晓先回忆,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没有慌乱,好像并不意外,等张耀祠把话说完,她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钉书器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江青很冷静,上车之前还带走了她常穿的一件深灰色披风。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红旗防弹车。张耀祠特地澄清: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没有用外界想象的“囚车”;而且在10月6日夜里,江青也并非被“连夜押往秦城”,而是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的,一直呆了半年多才转至秦城。江青并不知道,她的其他三位坚定的政治盟友都被押在中南海,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而这几处关押地点,细心的华国锋早在行动前就一一仔细探访过。

共商大事

若干年后,叶剑英为这场行动做了这样的概括:“抓‘四人帮’我们没开过会,都是个别联系。只有我们三个人(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知道,没有第四个人。”而华国锋与汪东兴,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见。

据华国锋自述,他与叶帅很早便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

华国锋对叶剑英的信赖,无疑是促成此事的最基本的条件。另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是,毛泽东在去世几个小时前曾示意叫叶剑英单独进屋见面,但无奈当时毛泽东已说不出话来。外界纷纷揣测,毛的“召见”之举有“托孤”之意,是想让叶剑英照顾好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

但叶剑英对华国锋并不十分了解。据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传记撰写组成员丁家琪的文章,在毛泽东去世前一两个月左右,七八月间,叶剑英到中南海看望了病重的毛泽东以后,回家途中,曾绕到北京东四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地,第一次登门拜访了他。看到70多岁的叶帅亲自来访,华国锋显得由衷地高兴。一番寒暄后,叶剑英说:“有的人要成立全国民兵指挥部,把民兵搞成第二武装。”此番话的目的是想试探华国锋的态度。华国锋不难领会叶剑英所言的“有的人”指的是王洪文他们,他表示对这种做法也不赞成。这一试探,让叶剑英心中对华国锋的态度多少有了一点儿底。据丁家琪撰文回忆,他在1996年月11月访问汪东兴时,汪东兴这样说:“叶帅与我和华国锋谈这个问题(注:指解决‘四人帮’问题),一开始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而是比较含蓄的,逐步试探。”“华国锋对‘四人帮’问题,一开始态度不明朗,他的办法就是不做声。”

有“大内总管”之称的汪东兴和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很熟悉,后来叶帅的子女在见到汪东兴时,提及这段经历,汪东兴说:“你爸爸考虑问题很周到,不愧为我们的‘参座’!”——曾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被大家戏称为“参座”。

汪东兴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说:“抓‘四人帮’的计划,是很机密的。最后决策,就是华、叶、汪三个人商量,三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我们三个人还不是一起开会,叶帅对这一条把得很紧。他说,我们不能开会。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因为目标太大。还是我到你这里来,你这个地方好,房子不显眼(中南海南船坞)。”“叶帅在人民大会堂先同我谈,然后同华国锋谈。同华国锋谈话后第三次又同我谈,除了开政治局会议外,叶帅一共找我谈了5次。”“我们两人谈得非常融洽,非常投机,真是题目对题目。”

马锡金回忆,那段时间,叶剑英去得最多的是到汪东兴那里。

9月29日左右,叶剑英又赶到汪东兴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间,突然传来消息,说江青要找汪东兴这里“理论”某事,叶剑英赶紧起身离开。叶剑英后来嘱咐马锡金:以后到汪东兴那里,进、出不能走同一个门。马锡金依计行事,从这一次起,再去汪东兴家,如果是从西门进的,出去时就要走东门,“叶帅考虑问题比较周全”。

有一次从汪东兴那里出来后,叶剑英问马锡金:“汪东兴的警卫怎么样?你打电话告诉汪,说,我对他的安全不放心!”马锡金将原话转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是啊,有人要暗害我。”汪东兴问马锡金,手上是否还有子弹,经叶帅同意后,给了汪东兴300发手枪子弹。一边给汪东兴子弹,马锡金一边抱怨,说以后不能给王洪文子弹,“给他多少他打多少,给50发子弹他几天就用完了”。

按照华国锋的回忆,他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就已经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曾向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这样介绍当时的情况:“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9月下旬,华国锋向来访的叶剑英明确表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耿飙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后来华国锋同志告诉我,他请李先念同志去拜访叶帅,商谈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叶帅当时并未深谈。隔天,叶帅亲自来拜访华国锋,首先解释了未与李先念深谈的原因,然后两人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爪牙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还研究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及接管重要新闻机构的人选。”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庆节的活动安排问题,结果会上“四人帮”在毛远新的工作安排问题上与其他委员发生争执。会议开到最后,多数人都走了,只有“四人帮”对着华国锋和汪东兴,但华国锋对“四人帮”的要求始终不表态。

此时,华、叶、汪三人的沟通更加频繁。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们从不开会,总是个别交谈,汪东兴曾向叶剑英提出:“你年纪大了,还是由我来跑吧。”叶剑英说:“你住在中南海,目标大,容易暴露,还是由我来跑。”据王守江回忆,好几次去史家胡同的华国锋家,叶剑英都是从运煤的后门进来的。有时在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叶剑英让司机拉着他在附近转了几圈,再拐到华国锋家。

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开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会,但叶剑英对参加会议的安全问题还是十分担心。他几次向汪东兴了解当晚会议警卫工作情况,当得知城楼上的警卫是由汪亲自掌握的中央警卫团的部队担任时,他才最后决定参加会议。

10月2日,叶剑英找到汪东兴,提出不能再拖,要以快打慢。接着又马不停蹄地造访了华国锋,希望尽快下手。当晚,汪东兴也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决定制定具体执行措施。此后,三人分别进行相关部署。10月4日和5日,三人又分别见面,决定将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计划提前到10月6日晚上实施。

其实,虽然决策的细节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知道,但是一些老同志已经对这场最终的对决方式有所感觉。老帅们经常出入叶剑英家,邓颖超也在这一敏感时刻看望叶剑英。陈云后来有文章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据王守江回忆,后来当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酝酿对“四人帮”采取措施时,他决定再征求一下陈云的意见。他把王震叫来,让王震到陈云那里征求意见。

王震到了陈云家里,把叶剑英说的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跟陈云讲了。陈云经过反复思考以后,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玉泉山的不眠夜

“‘马头’!马上回家开政治局会议!”中南海怀仁堂里,一场惊涛骇浪刚刚结束,马锡金从叶帅的脸上能看出些微的兴奋。听到叶帅的指示,他一时有些错愕:“回哪个家?”

“玉泉山!”叶帅回答。

“谁通知开会?”马锡金又问了一句。

汪东兴接过话来:“我来通知。”

马锡金陪着叶剑英向车的方向走去,刚走两步,叶帅又叮嘱:“一定要带好华国锋 的车,别让他丢了。”将叶剑英扶上车、坐好、关上车门后,马锡金特地叮嘱华国锋的司机跟上。临出怀仁堂西门时,他从反光镜里看去,华国锋的车已经稳稳地跟在后面。

上了车,叶剑英告诉马锡金:“告诉王守江,立即通知开会!告诉孩子们立即上床睡觉!”

一会儿,叶剑英与华国锋的车相继到达。叶剑英让华国锋一起到自己的卧室休息,工作人员立即端上牛奶、豆浆,华国锋一向对叶剑英尊敬有加,他对工作人员说:“先照顾好叶帅!”叶剑英则推辞着说:“先照顾好华国锋同志。”

接到马锡金的电话,王守江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赶紧离开军科院2号楼,奔赴玉泉山9号楼,为这个特殊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正躺在卧室休息的叶剑英见到王守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用手比划了一下,说:“刚刚把他们抓起来了。”王守江一下子就领会了老帅的意思。用手势传递意思,也是叶帅和手下人默契的交流方式。林彪出事第二天,叶剑英向王守江伸出第二个指头,只三个字:“他跑了。”

玉泉山9号楼有一个小会议室,平时是叶帅打乒乓球、看电影的地方,突然要来这么多中央高层,下面的工作人员一下子也手忙脚乱。有人说,干脆在乒乓球台上铺层东西当会议桌吧,这个意见又马上遭到否定。大家开始将乒乓球台抬出,抬椅子,忙得满身大汗,“那种木沙发很重的,大沙发4个人才抬得动”,工作人员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了高靠背的椅子放在中间,第一圈是单人短沙发,第二圈是4人的长沙发,晚上22点50分左右,临时会场算是有了个模样。而那时,1976年北京深秋的夜晚,从玉泉山看下去,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已有车陆陆续续地朝玉泉山方向疾驰而来。

考虑到皮沙发有些凉,工作人员又四处找来毛巾被铺在皮沙发上。马锡金说,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下照片作纪念,那些五颜六色的毛巾被,绿的、紫的——这么举足轻重的会议,现在想起来也有意思。

办公室的人又想起一件事:“这么多人,连夜开会,还要吃夜宵吧?”一旁汪东兴的秘书却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早就安排好了,大会堂那边送包子、酸辣汤,护士、服务员也都一起过来。”马锡金一下子想起,10月5日那天,中央警卫局负责玉泉山的李钊专门跑到玉泉山9号楼,问马锡金:“你们需不需要什么办公用品?”马锡金觉得这句话问得有些莫名其妙:“大过节的,也没什么人过来,需要什么办公用品?”听了马锡金的回答,未多说一言,扭头就走。“我现在想起来,他一是来看一下这边的情况,为第二天晚上的会做准备,另一层用意可能是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知道消息吧。”事隔30年回忆此事,大家也不由得不感慨,不愧在中央警卫局服务多年,汪东兴的确心思缜密、考虑周到。

为安全起见,与会人员的车到了玉泉山之后,都停在另一个地方,然后步行一段距离到达9号楼。在会场还没完全布置好时,纪登奎就先赶来了,随后是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从一些细节来看,即便是李先念,也对这次活动并不掌握。叶帅的另一位秘书王文理回忆,当被通知连夜来开会的李先念到达玉泉山时,还以为是叶帅生了病,一进门便问:“怎么这么晚还开会?叶帅病得很重?”

在“四人帮”被抓之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共15人。见开会的人都到齐了,工作人员请纪登奎、陈永贵等后面一排的人,坐到前面的空位上来,有人说:“不对啊,人没到齐,还缺4个人哪!”马锡金说:“已经齐了!”汪东兴也说:“‘马头’说得对!到齐了!”一头雾水的4个人犹犹豫豫地坐到了前面。

人坐齐后,华国锋、叶剑英手挽着手,笑容满面地走进会议室。华国锋曾谦让地表示让叶剑英先发言,而叶剑英则说:“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华国锋在通报了今天晚上行动的情况后,高姿态地表示,希望由叶帅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听罢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最终,会议一致通过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22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当天晚上,华国锋住在5号楼;此后约半年时间,玉泉山成了中央一段特殊时期的办公场所,直至一切恢复正常,中央领导们又回到中南海。

终点与起点

“四人帮”倒台之后,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曾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而叶剑英对此则一直保持难得的清醒。他多次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1986年,89岁的叶剑英去世时,中共中央审定的悼词中对他做了相当高的评价:“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这个危急时刻,叶剑英同志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做出重大决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10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职位有所变化,征求一些老干部的意见,据王守江回忆,在广州的叶剑英看了这份意见,说了这样一番话:“在抓‘四人帮’时,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如果我们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人走漏了消息,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两个是有功的,应该给予适当安排。”

“四人帮”粉碎后不久,叶剑英便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在离叶剑英不远的25号楼住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跑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张地握手,长时间不放。……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王守江回忆:“后来周启才(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就传达中央的指示,说是小平同志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先给他一套文件,中央决定由你直接给他送。”此后给邓小平送文件的工作就由王守江和机要秘书李俊山负责。

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很好啊(指粉碎‘四人帮’事)!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干净利索!”李先念讲:“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当时,邓小平同志住在王洪文在西山住过的房子里,他还兴致勃勃地请我们去看了为王洪文修的电影厅,邓小平同志说:“看,这就是电影厅!”

经过叶剑英等多方面地做工作,终于克服阻力,于1978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领导职务。一场新的变革,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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