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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极限

2006-09-26 12:29 2006年第37期
拥有大叶种茶树的西双版纳、思茅、临沧地区,一下子从落后的边疆地区,接轨上了外界的致富理想。这条新建的产业链,从最初的海外玩家,延伸到了原产地云南的各个细胞。交通的闭塞不再是障碍,无论是偏远的城市、县城、乡镇或者是千年古茶山下的村落,都有了加速度的“疯狂”

普洱旋风:真实的疯狂

记者◎吴琪

当一个韩国女人提着十几万美元出现在茶庄的时候,江涛的神话开始了。

这是1999年昆明世博会举办期间,在翠湖边守着清淡生意的老江,正在破产边缘挣扎。一天傍晚,住在翠湖宾馆的一个韩国女人,在湖边闲逛,走进了老江的普洱茶茶庄。女人寻来找去,最终买了两筒“竹筒茶”,勐海1963年出品,竹筒上有“1963”的标记。125克1筒的茶,卖了个450元的好价格,老江高兴不已。

过了没几天,老江接到了一个韩国打来的电话,买过竹筒茶的女人问:你那里有多少这种茶?我全要。老江以为是个玩笑,说,不管要多少,都是450元一筒,半分不少。韩国女人让老江帮着订个宾馆,她过来提货。老江没理她,“早年像我这样卖普洱的,是蠢材,哪还有傻子真要那么多啊?”就在1999年,普洱茶在云南,还是“销不动”的茶。

韩国女人真的提了一个包走进来的时候,老江仍然将信将疑。1957年出生的老江,从思茅市普洱县做茶生意开始,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末混迹到了昆明。可是对普洱茶的偏好,使得他的生意几乎活不下来,不要说云南本省,几乎整个大陆市场,知道“普洱”的人太少。统购统销的年代,普洱作为“边销茶”运往边疆,也有部分出口,国内人基本不识。老江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进店来问普洱茶的,他就用普通话搭话,“基本是台湾地区的人或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人”。

老江真有不少普洱,韩国女人要的“1963年竹筒茶”,他存了十几件货,每件200筒。1996、1997年库存高峰期,老江的普洱茶囤了100多吨。说是“囤积”,其实是阴错阳差被迫留下的,直到今天提到这段历史,老江仍旧嚷着,“我是被陷害的”。这种“陷害”有几个标志事件:上世纪90年代,老江拿着多年生意存下的钱,准备去当时昆明的高档住宅翠湖俊园买楼。正在看楼,朋友打来电话,本地的一个老茶厂破产了,库存在仓库里的茶全部低价处理掉。“价格太低了,我就是买来留着,都不亏”。老江以回家和老婆吵了一架为代价,用买楼的钱买了整个仓库的陈茶。破产的茶厂供销科科长乐得找到了一个“傻子”,谁还花钱买这些常年卖不掉的茶啊?

这次买茶的冲动,却让老江接下来的日子生存艰难。原先在普洱县卖茶的时候,老江的店里绿茶、红茶、花茶、普洱茶都卖,绿茶销路最好,高档茶卖到80元1公斤,在当地已经是了不得的行情。普洱乏人问津,卖绿茶挣的钱来养亏损的普洱。到了昆明,老江与更多的海外茶商合作,普洱茶不知不觉越留越多。当时的昆明,只有各大涉外宾馆有少量普洱茶出售,外宾还得拿着兑换券去买。

但是合作的茶商销量很有限。到了1997、1998年左右,台湾的李老板找老江进货,每批茶要1000饼。普洱茶在云南的利润很低,老江找到勐海茶厂进货,每次进8400饼才能拿到出厂价。于是为了赚取出厂价的价差,台湾人每要一次货,老江就得进8400饼,卖出后,库存7400饼,“越搞仓库越大,越搞越没有饭吃”。台湾老板进货也比较艰难,两岸农产品贸易还没有开通,台湾地区只允许游客每次带2斤茶叶过关,自己喝。所以李老板与旅行社偷偷签了协议,让游客帮忙带茶,“每进1片茶,茶叶本身的成本是10块人民币,却要给旅行社50块人民币”。

处在低谷的老江觉得,命运对他是个大大的讽刺,原本拿钱是为了买好房子给自己住,结果“用钱买了茶,再不停地给茶买房子,越来越活不下去”。最穷的时候,“烟钱没了,买盐巴的钱也没了,出个门都没钱上公共厕所”。老江守着翠湖边的生意,下象棋打发日子。

韩国女人留下来的一袋子美元,让老江一夜无眠啊!他这才想起,自己好像没怎么见过美元,“夜里几次跳下床,打开灯,拿着美元又摸又看,是真的假的啊?”当时昆明只有两家银行兑换外币,一个是中国银行,一个是交通银行,终于等到上班时间,老江带着钱去了银行。“都是真钱啊,不敢相信。”老江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库存太少,去找朋友要普洱,“整个昆明都没什么人卖”。朋友郭峰开在北京路上的店,只有3平方米,“茶市萧条,铺面大了就付不起租金”。

这一把倒手,老江彻底翻了身。如今,他已是昆明较大的普洱茶个体经销商之一。

普洱带来的传奇,就此展开。一股由海外刮进内地的普洱风潮,终于在1999年下半年,席卷了昆明最早做普洱的茶商。老江当时并不知道,50年前香港特区的普洱热,在上世纪80年代传进台湾地区,90年代有了遍及东南亚的国际玩家市场。此风吹到云南,普洱茶市场有了寻根问祖的需要。

香港人早期把普洱茶称为“菊普”,将菊花和普洱茶一起泡,遍地皆是的茶楼,低等级的菊普一直盛行。待到上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的文化界、医学界、宗教界开始极力热捧“普洱”。保健功能、文化含义,以及越久越值钱的品性,让普洱在台湾有了自上而下的普及。就像国际红酒市场一样,无论是物质本身的秉性,还是被附会的文化价值,让它迅速拥有了炒家和玩家们的圈子。

原产地的寻根热终于在2003年猛烈地席卷了云南。在2002的广州“茶博会”上,云南的宫廷普洱拍卖出了100克16万元的“天价”,随后的各种博览会上,更高的“天价”不断问世。普洱在大陆市场甫一现身,便以高端的市场运作,定下了高价位、高增值空间的姿态。原产地关于马帮、茶马古道、少数民族的传说,又给了普洱更多的发挥空间。

而之前热炒的海外市场,因为有了大陆这个巨大“伙伴”的加入,价码飙升。台湾茶商石昆牧说,1999年,“红印”的价格炒到4000多元1饼,2004年大约9000元1饼。这时大陆市场的迅速加入,两年的时间内,“1饼卖到6万了”。“以前可能是100个茶庄希望得到这饼茶,现在多了大陆的1万个茶庄,都想得到它。”

普洱茶一经投入产业,给低迷的云南茶叶市场,放进了一块异常活跃的“酵母”,人人都想抓牢它。云南虽是产茶大省,茶产量居全国第三,却在原本以绿茶为主的行业里,生存艰难。一大批已经破产或者转制的茶厂,又纷纷转回头生产普洱茶。

云南已经提出,2010年“云茶”产值将达到100亿元,成为主要农业产业。资本市场也迅速加入,携带1.5亿资金进入的龙润集团,原本以药业为主。董事长焦家良是云南本地的农民出身,“以前云南有两种植物带来了庞大的产业,一种是烟草,一种是罂粟(虽然是有害的地下产业)。现在大家才关注到最有潜力的一种植物——大叶种茶树”。拥有大叶种茶树的西双版纳、思茅、临沧地区,一下子从落后的边疆地区,接轨上了外界的致富理想。

这条新建的产业链,从最初的海外玩家,延伸到了原产地云南的各个细胞。交通的闭塞不再是障碍,无论是偏远的城市、县城、乡镇或者是千年古茶山下的村落,都有了加速度的“疯狂”。记者沿着其中的一条线路,从思茅市到澜沧县,再到景迈山下的村庄,试图记录下普洱带给他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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