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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莫斯科,重建中国与世界关系

2006-09-11 10:38 作者:李鸿谷 2006年第34期
“(1949年)10月2日,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苏联照会看过以后,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不同寻常的举动,这位机要秘书感到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他给毛泽东做了多年的机要秘书,送过无数次文件,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

“(1949年)10月2日,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苏联照会看过以后,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不同寻常的举动,这位机要秘书感到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他给毛泽东做了多年的机要秘书,送过无数次文件,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叙述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极其精彩地嵌进这个小细节。

苏联,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曾经担任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北平领事馆总领事的齐赫文斯基,亲历了中苏建交的这一历史时刻。他回忆说:1949年9月底,我接到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盛大阅兵仪式结束后,人们仍然不肯离去,在广场上载歌载舞。”那天,1949年10月1日,从下午15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一直到晚上21时25分游行结束。《毛泽东传(1949~1976)》记录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了6个多小时,他的精神始终十分饱满。回到中南海住地,他对身边卫士说的第一句话是:‘胜利来之不易!’这句蕴含深刻内容的话他连续说了两遍”。齐赫文斯基还没有离开,“周恩来的秘书过来告诉我,周总理要我等一下,有封信交给我。过了一会儿,周总理的秘书给我一封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在这封信函里,还有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向各国政府发出的公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周恩来传》里记录这份公函:“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需要的。”在接到周恩来总理的这封信后,齐赫文斯基立即译成俄文,让领事馆工作人员发回莫斯科,“由于时差关系,收到我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定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0月2日,苏联政府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我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文件正式交给中方”。——这就是令毛泽东非常高兴的那份苏联照会。

11月8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表达了自己高兴的心情:“政府成立第二天即获得苏联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在这份电报里,毛泽东表示了希望12月赴莫斯科拜访斯大林的愿望。这份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根据已经解密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11月10日,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拜访了苏联大使罗申,把毛泽东拜访斯大林同志的愿望通知了他,请他转告莫斯科”。

《毛泽东传(1949~1976)》里说,“出访苏联,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个夙愿”。

事实上,这年的早期时候,1949年6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曾秘密访问苏联。

看上去,这也是一个相对突然的决定。当时由于临产,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先期回到北京,而刘少奇仍然在天津、唐山视察,在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里,王光美回忆说:“(1949年)5月10日,我正在我母亲那里,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的电话,说主席要我转告少奇:有要事,请少奇同志速回北平。我不敢耽误,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时少奇在哪里,忙用家里的电话给黄敬同志打电话。北平、天津都是刚刚解放,电信不畅,我又不知道天津市政府的电话号码,更不知道黄敬同志的行踪,所以费了好大事才找到黄敬,托他把叶子龙来电话的事转告少奇。”随即赶回北京的刘少奇,开始准备莫斯科之行。

刘少奇的随行翻译师哲回忆此次行程:“刘少奇、王稼祥从清华园车站出发北上。同车的有戈宝权、邓力群。陪同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的还有柯瓦瘳夫(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瓦廖夫)和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费德林等。代表团第一站到达沈阳,同高岗会合。第二站到达大连,在此乘坐当时的王牌飞机‘道格拉斯’前往苏联。”在这本《中苏关系见证录里》,师哲说:“代表团被安置在莫斯科城内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街8号公寓里。8号公寓是沙皇时代某大资本家为著名女歌唱家建造的豪华而舒适的住宅,十月革命后成为苏共的招待所。”

刘少奇此行,师哲记录下来最为精彩、后来也是广为传播的部分是:“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他接着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有意思的是,师哲稍后又作为毛泽东访苏的翻译,他观察到的事实是,毛泽东两次希望按照斯大林要求的“你们还是说出来好”表达出他自己的委屈,结果都让斯大林岔开了话题——师哲描述斯大林与刘少奇此次会面时如此表述:“斯大林以深感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这番话。因为1945年8月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历史的发展与斯大林的预见相反……这是斯大林主动地向中共代表团公开作的自我批评。当时中共代表团对此感到有点意外,因代表团并没有要求他做自我批评,也没有对他们提出过什么批评意见。”

师哲记录斯大林的这次自我批评,是1949年7月27日在孔策沃别墅宴会上的双方交谈。

而在自我批评之前,双方因一个小细节而稍显尴尬,师哲这样记录:“斯大林说,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后来者居上。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少奇说,兄长总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他拒不接受敬酒。斯大林又说,难道弟弟不应该超过兄长么?我的意思是说,弟弟应该加倍努力,力求上进,争取超过兄长,这也是为了你们将来要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但推来让去,少奇始终没有接受这杯敬酒。”王光美对这一细节也有深刻记忆:“少奇回国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起没有接受这杯酒的事。毛主席说:‘不接是对的。’”

拒绝这杯敬酒,中国方面的源头材料主要来自师哲的回忆——“兄长”与“弟弟”之关系,“双方由于心理上的差异和习惯的不同,或许还有人情风俗上的隔阂,所以出现了这个互不理解的奇特局面”。当时随行的中国的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瓦廖夫,在他90岁时(1991年)接受俄罗斯历史学家、汉学家C.H.贡恰罗夫访问时回忆这一时刻,提供了新的事实。

“1949年7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撤消了台湾问题。接着,显得非常激动的高岗讲话。他首先完全支持刘少奇的发言,然后说,他想提出一项自己个人的建议。高岗说,他建议宣布满洲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高岗认为,这样做可以保障满洲的安全,使之免遭美国人的进攻,并会使满洲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根据地,以便继续进攻南方,彻底粉碎蒋介石。为了论证这样的看法,高岗还建议在青岛布置苏联的舰队,加强大连的苏军,扩大苏军人数。高岗讲话结束后,与会者响起了一片掌声,但是刘少奇却表现出一脸怒色。这时斯大林站起身来,向着坐在第一排的高岗说:‘张作霖同志!’所有与会者对这样的称呼都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张作霖是一个土匪,他依靠日本人的支持成了满洲的独裁者。”

显然,从时间逻辑上看,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才是孔策沃别墅宴会。拒绝那杯敬酒,除了“心理上的差异和习惯的不同”,那天的意外局面,或许也是因素之一。

稍后又陪毛泽东访苏的科瓦廖夫在这次访谈里也坦陈:“(陪同毛泽东)访问前夕我开始给斯大林写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详细报告,到坐上火车我才把这个报告写完。我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在对内对外政策基本问题上的实际做法同斯大林对他们的建议做了比较。在这方面我对中国领导人发表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性意见。”

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那本书里,薄一波描述科瓦廖夫的这份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共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等等。据说,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这说明,高岗从那时起,就在制造党内纠纷了——薄一波注)。这份报告,对我党高层的政治生活做了不真实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对我党中央进行了挑拨离间,起了很恶劣的作用。……斯大林将科瓦廖夫的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从而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但有些猜疑仍未完全解开)。”科瓦廖夫不久也得知自己的报告交给了毛泽东,“他(斯大林)还同时把高岗寄给他本人的几个情报夹亲手交给了毛泽东”。

刘少奇访苏回国,这时党中央已经迁入中南海办公。王光美回忆说:“少奇直接回到了中南海万字廊家里。一到家少奇就同毛主席联系,不多一会儿就走去菊香书屋主席那里汇报。从主席处回来,少奇很高兴,对我说,‘受表扬了’。”

刘少奇秘密访问带回的成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需要将其变成正式文件与条约。《周恩来传》里提供的解释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时访问苏联?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做了说明:一是祝贺斯大林的70寿辰,共同交换对世界形势的意见;二是要和苏联订立条约;三是向苏联借款。”

访问苏联的夙愿,胡乔木定义的起点时间是,“1948年4月”。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里,胡称,“毛主席对中苏关系极其重视,把它置于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首位”。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计划迁至西柏坡,结果毛泽东比周恩来和任弼时晚一个多月才到,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解释说:“因为毛主席到城南庄后致电斯大林,准备在5月初动身越京张铁路到哈尔滨,再前往莫斯科去会见斯大林,商讨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斯大林复电同意。所以赖祖烈忙着给毛主席制备行装。中央还准备派一个旅护送毛主席,把罗瑞卿调出来,带这个旅。5月上旬,斯大林考虑到从河北到哈尔滨,沿途还有傅作义的部队,安全难有保障,希望毛主席推迟访苏时间。毛主席才在5月27日来到西柏坡。”

从研究者的角度,更严谨地追溯,俄罗斯学者安·梅·列多夫斯基检索已开放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室时的档案,认定:最早斯大林同意毛泽东访苏,在1947年6月15日。但之后两周,斯大林又改变了主意。

回到已经做了足够充分出访准备的1948年。7月,斯大林再次复电称:“鉴于征粮工作已开始,诸领导同志从8月份起将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安排在11月底,以便能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已经开放的俄罗斯档案记录了负责中共与斯大林联络工作的安·雅·奥尔洛夫(当时在中国)的报告:“毛泽东对于苏联诸领导人忙于征粮工作的说法并不信以为真,他说:‘难道苏联对征粮工作如此重视,竟然使得党中央的各位领导人都要去从事这项工作吗?’……毛泽东已经在装行李箱了,连皮鞋都买了(他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平时穿的是布鞋),厚呢子大衣也缝好了。”

斯大林与苏联方面反复的推迟与延宕,列多夫斯基研究相关材料的结论:“推迟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真正原因是,在苏联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之间还保持着官方关系期间,莫斯科下不了决心来接待这位‘游击部队的领袖’,担心会导致国际关系复杂化。”

俄罗斯档案显示:“据相关材料:最初在苏联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还保持着官方关系期间,莫斯科下不了决心来接待毛泽东这位‘游击部队的领袖’。”杨尚昆回忆那时:“叶剑英同志来电,要我到北平去,筹划把中央机关迁入北平。恩来同志对我说,你抽不出身,因为‘客人’马上就要到,二中全会还没有召开,让李克农去吧。他说的‘客人’就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他这次来化名安德列夫,是斯大林派他来同中共中央商讨党政军大事的,因为毛主席暂时不去苏联了。1月31日,米高扬一行10人,经大连飞抵石家庄,再到西柏坡。第二天起就同毛、刘、朱、周、任会谈。这件事是严格保密的,书记处的同志在这段时间内全力以赴。”

这一时期的中国格局,从外交官的角度观察,亦极不明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美国大使馆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里这样写道:“就我本人而言,1948年的最后一两个月和1949年的开头几个月是一个引人入胜又具有重大意义的时期。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当年的驻华大使纳尔逊·约翰逊在日本人入侵中国后不久对我讲过的一席话,意思是说我们正在观看一场最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剧,我们座位在前排,但是除了旁观和做做解说之外,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记得那时我很想知道美国的代表是否只需要当一名观众就行了。哪想到我现在正坐在一个豪华的私人包厢里观看一场令人甚为悲伤的演出。”

也就在米高扬抵达西柏坡期间,胡乔木回忆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向,这就是除苏联大使随同国民党政府去了广州外,美国和多数国家的使节仍留在南京。”苏联使馆以大使为首的大部分人迁往广东,当时为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的列多夫斯基坦陈:“看起来就使人感到莫斯科方面表现得对蒋介石政府更有好感。外国的外交家们和中国的地方当局都企图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些苏联外交官员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引证的是公认的国际惯例:外国使馆应当设在所在国政府的所在地。我们知道人们对这样的回答是认为很没有说服力的,但是我们必须执行莫斯科的指示。”

这是一个复杂的时刻。《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录1949年5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电,指出,‘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之后,胡乔木记录:“6月上旬,司徒雷登又经其私人秘书傅泾波表示,希望访问北平,与周恩来会面。经恩来同志指示,6月28日,黄华正式答复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但美国最高当局很快做出了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的决定。”

两天后(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他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写道:“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收入《邓小平文选》的邓小平写给中共中央华东局诸同志的一封信(1949年7月19日)这样写道:“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

这个时候,刘少奇已抵达莫斯科。

《毛泽东传(1949~1976)》里说,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是对他提出“一边倒”的实践。

毛泽东离京的时间定在1949年12月6日,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

师哲描述中国方面筹集赠送给斯大林的祝寿礼品,“江青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毛主席建议要带些能表明国情的礼品去,而且最好只带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她提出首先要送的是山东的大白菜、大葱,潍坊的大白萝卜;其次是湘绣的斯大林像、景德镇的陶瓷、浙江的龙井、安徽的祁门红茶、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与刺绣等”。随行的科瓦廖夫注意到火车开到沈阳,“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报告说,东北各省的劳动人民以及高岗同志和林彪同志本人为斯大林同志的70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车厢的礼品,这个车厢已经挂在了他的列车上。毛泽东回答说,‘把车厢摘下来,把礼品卸下来’”。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面,师哲记录道:“斯大林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手,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斯大林对毛主席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这时气氛十分热烈、动人。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不等主席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主席没有把内心的话讲出来。”

此次莫斯科之行,并不轻松。《毛泽东传(1949~1976)》总结说:“这首先来自苏联领导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心指导和支持,但也做了一些错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斯大林有关。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用毛泽东的话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曾一度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意愿而取得的。不仅如此,障碍还来自苏联对华政策上存在着一些不平等情况。当时,苏联占有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益,旅顺口军港也由苏军占用。这些当然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但苏联是否能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殊权益,前景依然难以预料。更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没有宣布废除。”

在“热烈、动人”的见面仪式后,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毛泽东在致电刘少奇时介绍:“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原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斯大林的态度出人意料,在早些时候会见刘少奇时,斯大林曾表示:“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会谈,很显然,《毛泽东传(1949~1976)》概括:“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即要不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废除旧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表象与实质在此显现落差。与中国翻译观察到的“热烈”不同,曾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翻译和记录了苏中两国高级领导人许多谈话的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注意到毛泽东抵达莫斯科时,“当时的苏联报刊不称毛泽东为‘同志’,而称他为‘先生’。例如,当时的《真理报》报道说:‘毛泽东先生抵达莫斯科’,‘约·维·斯大林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毛泽东在参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时,研究院院长彼得·波斯别洛夫在欢迎他时也称他为‘先生’,这引起了这位客人的强烈不满。”科瓦廖夫也注意到,“毛泽东对所受到的冷淡接待显然感到不愉快”,“于是在进行例行汇报时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回答我说,‘到我们这里来的外国客人很多,不应当从中特别看待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第5天,即12月21日,莫斯科举行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苏方翻译尼·特·费德林记录下的这一时刻,深刻地描绘了那一年代的斯大林。

“为了庆祝约·维·斯大林的70寿辰,开展了各种群众性的活动,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颂扬这位天才,各剧院纷纷上演剧目,直接间接地歌颂这位各族人民之父的生平与事业……(寿辰大会当天)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党和政府的首脑,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一个接一个地登上讲台,发表颂词——这些颂词一个比一个词藻更华丽。引人注目的是:演说者们所宣读的都是预先准备好了的俄文演讲稿。

为什么他们全都用俄文发表演说,难道他们没有自己本国的语言吗?’斯大林愤怒地问主持庆祝大会的主席,他的问话声音相当高,连我都听到了。‘请问,斯大林讲了些什么?’毛泽东问我这个做翻译的。毛泽东听了我的回答后,说,‘瞧见了吧,知识受到了惩罚。但我是不怕的,因为对俄文我一个字也不认识’。当时会议主席鼓足勇气来回答斯大林,‘问题是所有客人事先都用俄文准备好了自己的发言稿,现在再让他们用本国语言来讲已经不可能了’。当轮到毛泽东发表演说时,他请我同他一道走上讲台,并请我在他发表完演说后将演说翻译成俄文。毛泽东受到了剧院大厅里与会者热烈欢迎。他以激动的心情发表完演说之后,便退到了一边,让我站到麦克风跟前。但是第一句话我还没有译完,就听到斯大林又对会议主席说,‘您最好向大家宣布一下,现在讲话的是毛泽东的翻译,而不是另一位发言人’。斯大林的意见使会议主席措手不及。起初他似乎在发愣,后来便在椅子上坐不安稳了,他开始忙乱地翻阅桌子上的文件,但他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斯大林很客气地对他说,‘你在那瞎忙什么呀!翻译的名字叫费德林……教授’。会议主席声音颤抖地宣布了我的名字,我则继续翻译毛泽东的讲话。”

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这次寿辰大会,“毛主席挨着斯大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师哲观察到,“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同毛主席说话。但无论斯大林和拉科西怎样引逗,都未激起毛主席的一丝微笑,他一直沉默寡言,庄严静思”。

“毛泽东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对实质问题苏方却避而不谈。毛泽东有些着急,祝寿大会的第二天,便找科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并要他把这次谈话的记录转交斯大林。”《毛泽东传(1949~1976)》描述,“这是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正式提出谈判中苏条约问题”。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但是,此次会谈“斯大林只字不提中苏条约”。

后来,周恩来在讲到这段历史时说:“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的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十分热情相待,但是还不如对少奇同志访苏时表现得那么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以外,无事可谈。”《毛泽东传(1949~1976)》里说:“签订新约,恰恰是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毛泽东这次访苏,本来是兴冲冲的,寄予很大希望。但来到莫斯科受到这样的冷遇,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仍是这本权威传记,记录下来毛泽东的愤怒,“一次,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发了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科瓦廖夫与费德林离开时,师哲送他们出门,发现科瓦廖夫的“表情不正常”,“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他如此教训一番科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

果然,事情至此有了转机。

对于斯大林态度的转变与决策的变化,中苏研究者有不同的解释与分析,比较各种分析,仍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权威传记《毛泽东传(1949~1976)》给出的事实描述最为充分:“这时,缅甸政府正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印度继缅甸之后也承认了新中国。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这个新的国际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对待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要求。事也凑巧,正值此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一传出,苏联方面有些紧张。为了戳穿谣言,经双方同意,毛泽东于1950年1月2日发表了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据毛泽东后来说,这个答记者问是苏方起草的……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至此,斯大林终于同意签订新约、废除旧约。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之后,“毛泽东的心情豁然开朗,精神特别好”。

在等候周恩来抵达莫斯科的时间里,毛泽东决定出外旅游。师哲记录下这段轻松时刻:“毛主席在王稼祥、陈伯达等陪同下抵达列宁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当地领导的隆重迎接。当地领导原计划安排主席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是毛主席要直接乘车去波罗的海。遵照毛主席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的芬兰湾。大海和陆地已被冰冻连在一起,分不出陆地与海洋的界限了。汽车在海面的冰层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十月革命时工人发起暴动的要地——喀琅施达特要塞与我们遥遥相望。毛主席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来回踱步,举目眺望,满怀激情地说,‘这里真是千里冰封啊!’苏联同志介绍说,‘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海面冰层上,冰的下面就是海水,冰层大约1米至1.5米’。毛主席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然后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

最重要的任务,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看起来只剩下技术程序了。

但是,又有新的波澜。

这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讲话,散布谣言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古和新疆向莫斯科做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毛泽东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前来看望,并建议由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个官方声明,对艾奇逊予以驳斥。毛泽东同意了。第二天,毛泽东即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写了一篇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发回北京——这与苏、蒙用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声明的方式不同。苏方对中国采取的方式感到不快。(《毛泽东传(1949~1976)》)

师哲解释这种方式上的差异,“我们没有进一步弄清楚什么叫做‘官方’的声明”。

接下来的演变,多少出乎意料。师哲做了充分记录:

苏方十分注意这件事。一天,斯大林邀请毛主席、周总理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并说,主人方面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客人只邀请毛主席和周总理,无须再邀请别人参加。翻译也只要师哲一人去。

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确实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斯大林首先说:“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我们先听听他的吧。”

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主席回答:“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主席答道:“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说:“按照国际上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接着发言:“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的声明。但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关,它代表不了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对记者的谈话也代替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中国方面没有按照商定的那样去做,这就违背了我们的协议。这个做法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是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那就必须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

斯大林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

事实是客观存在,有什么可多说的呢。

这次谈话,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效果。莫洛托夫的发言无疑完全是斯大林授意的。

这些话在相当程度上激怒了毛主席。他始终一言不发。

周总理做了一些解释,但鉴于已经形成的气氛,他也表现得十分矜持。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谈话结束后,宾主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前往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特地把毛主席、周总理都请到自己的车上,让他们坐在后排的主位上,他和我坐在加座上。在车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

为了打开局面,我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

他立即回答:“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他的话还未讲完,毛主席问我:“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

我立刻承认我同他谈的正是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斯大林好似也懂得我们在谈什么,于是问我:“他说什么?”

我回答:“是我们之间的话。”

大家都一言不发,气氛沉重得又像灌上了铅。大家就这样沉默地坐了30分钟。

看起来,这次意外没有对正开始进行的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形成太多影响。各方材料描述此后的谈判,都称,“会谈进行得相当顺利”。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们对此的界定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稍后毛泽东在谈到这个条约时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干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结果表明,尽管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双方谈判过程中间,出现过一些曲折和不愉快的事情,但这毕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它们在根本利益和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们总结道,“从总体上说,这次谈判是在友好的、互利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因而取得圆满的结果。当时连西方国家的舆论也承认,中苏条约的签订,成为战争结束后国际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中苏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和中国的重大外交胜利。”

在签订仪式后的招待宴会上,师哲记录道:“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再过几个钟头,也就是今天傍晚,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是告别宴会。希望你,斯大林能莅临。我们希望你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斯大林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惯例。对你们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讨论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

果然,斯大林破例出席了中国大使馆在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的答谢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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