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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1949:共和国开始

2006-09-05 15:09 作者:李鸿谷 2006年第34期
临行之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进城,去北平。

临行之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似乎毛泽东并不想这么快就离开西柏坡进入城市。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回忆当时:“我们将迁移的准备情况向朱德和周恩来同志汇报。朱老总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想在这里再留住两个月,如果和平谈判,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但恩来和弼时同志主张快些进北平,因为北平的政治活动日渐频繁,中共中央偏居西柏坡,工作很难适应。”

最后的决定是:进城。离开西柏坡,毛泽东进驻香山双清别墅。

选择离北平市区20公里的香山为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杨尚昆解释说:“这里林木葱郁,环境幽静,又利于防空。双清别墅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的住宅,可以供毛主席临时居住。2月底,克农同志来电,对香山驻地安排提出一个方案: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第一站称劳大的筹备处,设在市内弓弦胡同15号;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青龙桥;第三站称劳大招待所,就进入香山。”

临时进驻香山,对于当时中共的“大管家”杨尚昆而言,这里唯一的缺点是“交通不方便”,“有时跑一个地方就要花一天时间。办公厅没有汽车,从香山到城里办事没有车不行,难煞了交通科长王敬先。我只好跑到四野政治部找萧向荣,他是秘书长。他们收缴了一二百辆小汽车。我说你给留20辆行不?他答应了,这才稍稍缓解了矛盾”。

时空甚至有被压缩之感的1949,偏居西柏坡的不适应,绝非托词。

在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里,毛泽东开章明义:“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在写这篇文章时,刚刚打完辽沈战役(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但之后,仅仅20天时间,决定解放战争胜利的另两大战役已告终结:

1949年1月2日,淮海战役结束,共歼敌55.5万余人;

1949年1月15日,解放天津;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条件。

在解放军30万大军南渡长江后的第二天(1949年4月22日),周恩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里说:“目前形势的发展,在最近半年多起了质变。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在去年9月估计形势的时候,还认为革命战争有可能要在两年半以后胜利。若从1946年7月大打开始算起,就是5年左右基本上打垮蒋介石,得到全国的胜利。可是,在我们估计以后不久,济南就解放了。接着,辽沈战役彻底胜利,东北完全解放,淮海战役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消灭50万敌人的大胜利。以后,平津又解放了。在这5个月当中,整个形势起了质的变化。”

已经质变了的形势,改变着中共领袖们的居处。“(毛泽东)因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暂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进城均住此处。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也陆续迁入北平市内。”

不过,对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而言,进城,以及居处位置之变,亦非单纯地理变迁。

进城前,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说这次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胡乔木后来界定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前夕,我们党各方面的工作都面临着转变,二中全会可以说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枢纽。总的来说,这个转变是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转变,当务之急是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从长远来看,还将有一个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进京赶考前夕,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在这次全会上进行了充分讨论与决策。

以这次全会为节点,胡乔木梳理出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大政方针的思路及渊源流变:

在政治方面,国体和政体是建立新国家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抗日战争期间毛主席即对这个问题有所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又对这些原则做了更具体的论述。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抗战时期的思考有承接关系。不过,在这两个时期的转换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任务虽然没有改变,但国共合作再次破裂,国内阶级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新中国的国体必然与原先设想的国共联合政府有重大不同。1948年9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建国前夕,毛主席自己动笔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

关于政体问题,毛主席一直坚持《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主张,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经济方面,毛主席思考的核心是怎样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并保证这种经济形成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建国前夕,除在全国广大地区实行土地改革之外,我们党还做出了两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一个是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另一个是坚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和利用的方针。这两个决定改变了中国现代产业最主要部分的社会属性,从整体上保证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外交方面,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采取不承认政策的目的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有利于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这一方针和立场,毛主席用简练而生动的语言做了概括,就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明确宣布新中国将联合苏联,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这是建国前夕我们采取的另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此后,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地提出“一边倒”外交政策。(《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正是怀揣着这样一份治国蓝图,毛泽东离开了西柏坡,准备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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