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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共和国的政治理想

2006-09-05 15:07 作者:王恺 2006年第34期
1949年8月28日下午16点,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北平车站欢迎宋庆龄自沪抵平,此时,距离他1月19日致电邀请宋庆龄已经有7个多月的时间了。

筹备新政协会议:宋庆龄到北平

1949年8月28日下午16点,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北平车站欢迎宋庆龄自沪抵平,此时,距离他1月19日致电邀请宋庆龄已经有7个多月的时间了。

按照毛泽东卫士李银桥的回忆,当天很早毛泽东就和周围工作人员打了招呼,要去前门火车站迎接宋庆龄,让给他准备衣服。吃过午饭后,毛泽东换上那套平时不常穿的浅色中山装,尽管到前门火车站的路途并不远,但是他还是催促着提前出发,结果下午15点45分就到了。陪同者除中共领导人之外,李济深、何香凝、廖承志、郭沫若、柳亚子都在场。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无论如何不能缺宋庆龄。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合致电宋庆龄,电报附在中共中央发给香港的中共中央华南局领导人方方、潘汉年、刘晓的指示电之后,要他们设法送给宋庆龄。指示电上写着:“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周恩来审定电报时,又亲自加上一段:“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4天后,有专人把电报送给宋庆龄的秘书柳无垢,并传达华南局的意见:愿意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和何香凝一起北上。电报这样写:“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的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接到电文,2月20日,宋庆龄用英文给中共中央复信,并带给中共中央口信,说她将在上海迎接、与诸公见面,表示自己因“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日成行”。“但我的精神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

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结束,毛泽东再次致信宋庆龄,谈及他们在重庆的会面。“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问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携带着这封信和另一封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信,6月28日,邓颖超作为特使专程前往上海。到上海后,邓让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多年的廖梦醒先去宋家。廖梦醒身穿灰布军服,头戴灰布军帽,出现在宋庆龄跟前时,宋居然没认出来。直到廖梦醒用英语叫“姑姑”时,宋庆龄才认出来是她,非常高兴。经邓颖超和廖梦醒的几次交谈,7月,宋庆龄同意北上,8月26日出发,28日到达北京。当晚,毛泽东宴请宋庆龄,陪坐的廖梦醒穿了一件旗袍,弟弟廖承志回家后告诉她,现在民主人士也穿长裤短上衣,廖梦醒笑而不答。同来北京的宋庆龄下火车时穿的是黑色栲绸旗袍,戴白色纱巾。

事实上,在所有来京的民主人士中,毛泽东去火车站接的只有宋庆龄和程潜二人,这并不表示毛泽东对别的民主人士就不热忱欢迎。对民主人士的欢迎和亲自做各项工作,基础来自于他构思中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

早在1944年,国共谈判就在联合政府的问题上陷入了争执。11月,美国新大使赫尔利曾热情十足地去了延安,尽管他连与他谈重要问题的中国人的名字都拼不出来,也不明白签字对中国人的意义,但是他的主动性和彬彬有礼还是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曾带去和蒋介石商量过的所谓五条协议。

毛泽东针对赫尔利的五条,当时提出一定要改组国民政府,提出建立“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之后合并了两条,增加了第三条,把第三条改为:“将现在的国民政府改组为由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国民政府;并宣布和实行关于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民主政策,同时,改组统帅部。”这增加的一条非常重要,但赫尔利根本没认识到这条的重要性,当时就表示同意。之后,双方签字了,赫尔利又问毛泽东,蒋是否还应在政府里,是否应该是政府主席?毛泽东回答:“让他当主席。”毛泽东后来解释说,我们做了重大让步,是因为在现有条件下,我们不能不予妥协,但是,我们承认一个联合政府,并不妨碍将来我们自己组织解放区的政府。双方在五条协议上签字。但赫尔利称,他是以见证人的身份签的名。

但是蒋介石根本不同意“五条协议”,1945年2月的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肯定了联合政府的意义,他说:“去年9月提出联合政府是否错了?不错,别人将提,我们反而被动,提了,蒋介石最多不理我们,我们反而主动。去年9月提出联合政府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蒋介石的政府,我为人民。9月以后是改组的政府,我可参加。”这一联合政府的原则在党内越来越鲜明。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一次会议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到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国共合作关系的破裂,毛泽东丰富了联合政府的思想,他明确主张未来的新中国政权中应该有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参加。在1947年的9月会议上,他说:“建立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他在历次会议讲到政权问题时,都着重强调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和工作”。而1948年4月27日,他已经着手邀请北平的民主人士来解放区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他请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包括张东荪、符定一、吴晗等人,讨论“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和纲领政策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这也是毛泽东首次提出要建立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的毛泽东忙碌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筹备。1949年1月14日,他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就明确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众多工作之余,他以极其频繁的速度致电各位民主人士。1月26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北平、天津等市委的电报时,要求:“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标语只适合在军队里宣传,不要当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的报纸广告上。”2月2日,毛与朱德复电马叙伦等民主人士,称赞他们“为民主事业而努力”。

李宗仁回忆录记载这段时期的民主人士这样反应:“在蒋氏离京之后,我就立刻致电孙夫人、李济深以及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如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人,这些民主人士过去都有反共的历史,但在战后都转而亲共。他们的转变,一方面固然由于中共统战政策运用之灵活,同时也是蒋氏一帮为渊驱鱼的结果。”“这时中共之胜利,几乎成为定局,这些民主人士也就无心再来烧国民党的冷灶了。”当时一直躲在香港的李济深已经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了。

为了试探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态度,李宗仁当时曾派遣上海的社会贤达颜惠庆、章士钊等人以私人资格到北平。毛泽东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2月14日他给叶剑英发电报说:“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到平后,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即使是“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邵力子后来回忆,就是这次北平和西柏坡之行,使他彻底觉得要和平,不能再打仗,要“向人民靠拢”。

陈嘉庚是另一种情况,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和毛泽东相识,但他以“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为由,一直不愿意为官。1949年6月7日,他在双清别墅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一见他就说:“我们两个跟6月有缘,在延安见面是6月,在北京又是6月。6月是个好时节啊。”陈嘉庚表示自己不懂政治,不会讲国语,参加了也不起作用。毛泽东劝他:“陈先生现在讲闽南话,我现在讲湖南话,我们通过翻译不是交谈得很好吗?心通胜言通啊。”这晚上,他们一直谈到深夜,9月,陈嘉庚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常委会委员。

随着民主人士越来越多,毛泽东在他们心目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被民主人士发自内心地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论人民民主专政》:把国体的道理“讲给全国人民听”

在所有来京的民主人士中,张治中很特别。1949年4月1日,他是以国民党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来北平,下午15点下飞机后,机场迎接的人寥寥无几,当时代表团成员都很奇怪,觉得再怎么共产党首席代表周恩来也应该出现。同时,代表团随身行李还要检查,街上也全是“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标语,所有人情绪都不好。他们下榻的六国饭店门口有很多群众自发地扭秧歌,欢庆新中国即将诞生,也给了他们很大的触动。

晚上18点,周恩来前来邀请晚宴,但一开始大家就陷入僵局中。原来上次和谈结束后张治中去奉化见蒋介石,汇报了和谈结果。周恩来当场质问他:你去见蒋,说明蒋下野完全是假的,破坏了和谈。张治中连忙反驳:说他只是私人去见蒋,参加和谈的六个代表中五个是国民党,而蒋还是国民党总裁。但周恩来还坚持认为,见蒋的行为就说明是“假和平”,不是“真和平”。这时候,大家才明白机场没什么人迎接的原因。

谈判在非常不顺利的情况下进行,毛泽东指示:必须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以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这个标准下,才可以有灵活性。这些原则和南京政府要求的“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相去甚远,使双方越谈越僵硬,张治中看到共产党提供的《国内和平协议草案》,第一概念就是:完了。4月12日,周恩来宣布这草案是定稿,无论签不签订,当月20日为止,解放军就要横渡长江。

拿到这《协议》的蒋介石据说破口大骂张治中:“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可是张治中还是始终没有做好留在北京的打算。周恩来用“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例子来说服他,告诉他回去会有危险,并在后来还把他的妻子、孩子都接到北平,张治中才不好说“复命”的话了。但是他在北京和谈时期确实心情沮丧。4月8日,毛泽东在香山接见他,他们的谈话将近3小时,毛为了说服他,详尽地就一些治国内容与他倾谈。张治中把谈话经历详细地告诉了秘书余湛邦,当时就记录了下来。

毛泽东提及张治中在重庆招待他的旧事,气氛很友好,但一接触原则问题,针对张治中提出的“化干戈为玉帛”问题,毛泽东说:“革命是必须进行到底的,不然人民不会同意。”“至于如何渡江,何时渡江,双方是可以商量的。”毛泽东还说:“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就是倒向美国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否定了张的联合美苏的外交政策。“要区分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对于国内外反动派不存在刺激与否的问题。你刺激他是这样,不刺激他也是这样。”

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首次提出是在1948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的通知里,其中提到:“今天在我们中国,则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这是目前查到的首个有这个概念的文件,但实际上,在当年1月他起草的政治报告中,就已经提到了“新民主主义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政权”。9月的政治局报告上,他又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1949年1月会议上,他还说:“人民民主专政也是独裁,人民民主独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人民内部民主,对敌人是独裁,对这个问题以往宣传得不够,以后不要一听独裁就脸红。这是个基本问题,必须讲清。”杨尚昆回忆,毛泽东讲完之后总结说,过去30年,是建立地基,房子还没有盖起来,提出新任务,使大家想到新任务就好了。

1949年的5月到6月,毛泽东难得有时间与他的文人朋友来往,5月1日,他与柳亚子从双清别墅驱车到颐和园,毛把自己前几日做的和柳亚子的诗拿出来,与柳亚子荡舟昆明湖。毛泽东对他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了,现在和蒋介石时代是不一样的,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毛泽东谈的是他的“人身自由”观念。6月28日,他写信给复旦大学的老朋友周谷城,信上说:“唯有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抵抗。相期共同努力。”

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进一步整理这些思想,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胡乔木觉得,毛泽东做这件事,就是为了“把这个道理讲给全国人民听”。

国号、国旗、国歌之争

新中国的国旗、国歌基本上属于毛泽东一锤定音的产物。9月25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协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徐悲鸿等18人。讨论中,毛泽东忽然说话:“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划上中国特点,因此加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很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特点。”毛泽东的意见显然是针对此前赞成最多者的“复字四号”国旗设计图案而言的。

“复字四号”设计图案中有一道黄杠表示黄河,在毛泽东当晚主持会议前,张治中曾到他的住所,明确表示反对“一个大五角加一条黄河”,他说:“我反对用这种国旗图案,中间加一条杠,把红旗劈成两半,不成分裂国家了吗?”毛泽东听后,有点震惊,当即就表示,他再找几个人座谈一下。

晚上,发表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后,毛泽东拿出了“复字三十二号”的五星红旗图案,表示这个图案较好。他说,“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图案。”他一说完,陈嘉庚、梁思成等人就站起来赞成他的意见。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表决通过了这图案。

在此前不久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徐悲鸿提到应该用《义勇军进行曲》来做国歌,周恩来立刻响应,觉得这首歌很有革命气概,“雄壮而豪迈”。梁思成也站起来说,他在美国时,在街上遇见一个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这说明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也说,这首歌在国际上已经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9月25日晚上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旧话重提,并且说:“我看歌词也用原来的。”马叙伦表示,有人觉得修改歌词比较好。周恩来却非常明确地说:“要么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起感情,修改了的歌词唱起来就没有这样的感情了。”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现在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我看还是用原来的歌词好。”他说完,大家普遍赞成,连负责修改歌词的郭沫若也表示赞成。会议结束,毛泽东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丰泽园里首次响起国歌声。

相比之下,国徽的通过就没这么顺利了,到国徽征集日,共征到900多幅作品,其中还包括朱德设计的图案:底边为四条黄色曲线,代表中国的几大水系,黄线上飘扬着一面红旗,左上方是一颗黄星。

决定国徽征选的第六小组一时间忙乱起来,到底用什么来表现新中国?许多人提出了系统的意见,还有人写了专门的论证报告,最忙的要算小组的张仃和钟灵,他们结合了各种新意见,设计了不知多少样稿,但就是没有一致认同的国徽设计稿。

国徽评选委员会考虑到此事不能马虎,眼下又没有满意图案,便建议在新政协大会上暂不决定国徽。9月25日晚,毛泽东表态:“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决定。”直到1950年9月,毛泽东才发布颁发施行国徽的命令。

国徽可以等,但国号必须在开国大典前完成。实际上,在政协筹备会议上,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本来,在政协会前,毛泽东已经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著作中,把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在1948年8月1日,他复香港民主党派的与民主人士电中,包括之后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等文件中,又改用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号。直至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最后呼喊的三个口号,有一个还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7月9日举行的政协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提出质疑:“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好。有人民就可以不叫民主二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来源于希腊,原意就和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当时黄炎培和张志让还是主张用上“民主”二字,按照董必武在9月22日政协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说,黄和张的看法被整理成书面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应该加上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改称为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9月25日的晚间会议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深夜,住在北京饭店的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等人都收到了来自周恩来、林伯渠的联名午宴请帖。接到请帖的共有20多位70岁左右的老者。第二天中午,周恩来主持在六国饭店的宴会,他先叫人关掉餐厅门,然后说:“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而当天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他请各位长辈看看,简称“中华民国”到底还要不要?黄炎培表示,如果硬性去掉,老百姓会有不必要的反感,留下简称,非常必要。何香凝说,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如果能照用它,也是好的,但“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其中反对要简称最激烈的要算美洲侨领司徒美堂,他说虽然自己没什么学问,尊敬孙中山,但却对中华民国没有好感。因为这称号已经被蒋介石和CC系弄坏了。“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沈钧儒、陈嘉庚都表示要去掉括号里的简称,会议几乎一面倒,周恩来表示把大家的意见综合后送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参考。这样,9月27日,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去掉简称“中华民国”,但表示并不否定中华民国的光荣革命历史,如辛亥革命等,这都是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讲过的。事实上,早在194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在给大会的报告中说:有人说他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对孙中山讲得太多,“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他的遗嘱是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

“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和首届“联合政府”

1949年9月开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结构和名称也一直在变化,这已是第三次起草,毛泽东直接参加了各次过程稿的修改。据档案材料记载,从9月3日到13日,毛泽东至少对四次草案稿进行了细心修改,改动达200多处。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校对和监督印刷。9月3日,他写便条给胡乔木,让他把纲领印30份,全部交给自己,希望晚上22点能送来。当把基本定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送给他时,他立刻动笔逐字逐句逐段修改,并在竖写的题目旁加上“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初稿”的字样。当晚,他让胡乔木送去付印,又写便条给胡乔木,说他还要再校对清样,不要马上印刷。第二天,他再校对过清样,在改过的稿件上又写道:“先印刷百本,等待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刷一千本。”

当时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工作。1949年9月17日,政协接受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9月22日,周恩来给大会做报告,大会组成了包括共同纲领起草委员会在内的六个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由参与政协的45个单位和代表中派人组成,中共代表是周恩来,除民盟派出两人参加之外,各单位均为一人。9月29日,共同纲领正式通过,10月1日,毛泽东发表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

而中央人民政府的总理,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配备人员,现在还不能确定,还需要和民主人士商量,但是‘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3月24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城时,在途中开过一个商讨会,毛泽东的警卫排排长阎长林回忆,周恩来说,到北平以后,先检阅部队,然后就要和民主人士座谈,特别是那些知名党外人士。周恩来列举了张澜、李济深、柳亚子等很多人的名字说,“今天胜利了,他们更高兴了,急于想见到我们”。毛泽东说,我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应该在政府里给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安排位置。

尽管安排工作主要由周恩来负责,但对于一些特别人物,毛泽东还是亲自出马,例如傅作义。早在西柏坡的2月22日,毛泽东就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现在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他问到傅作义将来的打算,傅作义说不回军队了,想去搞一些水利工作,最好是河套地区,毛泽东说: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请你当个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毛泽东一锤定音,傅作义成为新中国首任水利部长。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会议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副总理及下属各部委、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任命,其中民主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薄一波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毛泽东考虑很周到,对谁担任什么职务,都有考虑,对他们的生活也很关心,主动提出每个月批给程潜5万斤小米,并且说:程潜开销大,应酬多。对傅作义,要求薄一波汇报一下他的工作情况,并且说:应该让他自己挑一个副部长,有职有权。结果在水利部的领导班子上,周恩来做出这样的决定:“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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