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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征路上的小崔

2006-09-05 15:16 作者:王晓峰 2006年第32期
你以前做节目跟现在做“我的长征”在形式上有很多不同,以前你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面对很少的人,现在面对一个更宽阔的空间,内心感受上跟以前肯定也不一样,你现在思考什么呢?

今年3月,崔永元发起了一个“我的长征”大型电视行动,5月份,队伍从江西瑞金出发,经过3个月行程,到达遵义。关于“我的长征”,崔永元究竟想通过它做什么?也许从电视节目中人们能略知一二,但真实情况怎样呢?小崔在长征路上想什么,做什么呢?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在遵义休整的崔永元,并跟随队伍实地体验了一次“长征”的经历。和两年前那次采访相比,他的话语和表情都平和了许多,用他自己的话讲,在城里,前后左右都是楼,看得不远。在这里,视野宽阔了,想问题也清楚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以前做节目跟现在做“我的长征”在形式上有很多不同,以前你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面对很少的人,现在面对一个更宽阔的空间,内心感受上跟以前肯定也不一样,你现在思考什么呢?

崔永元:思考没有断,以前在思考,现在也在思考,走在长征路上,想别的事就会少,想的就是长征的事儿,由不得你不想。你走的每一步,都是红军走过的,老能看到那些遗迹,比如红军用过的马灯,我们看到十几盏了,有的是在博物馆,有的是在简陋的展室,有的就是在老乡手里。所以,这次的思考离历史特别近,好像这次思考是有依据一样。回想起来,过去有些思考就是空中楼阁,基础就很薄弱,在薄弱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思考,当然脑仁儿都疼了。这次就很直接,比如说,有一个说法是共产国际派李德来中国,他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他的指挥就是地图上的指挥,用铅笔指挥。后来我看陈云一篇文章,他就不明白,明明知道前面蒋介石在等着我们,我们还往那儿走,然后就不断地牺牲,不断地打败仗,大家都理解不了。而毛泽东接手后搞的是运动战,这样就让围追堵截的人摸不着头脑了。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想,李德是傻子啊?前面那么多伏兵在等着你,你兵力不行,还跟人玩命?所以我赶紧找到李德的回忆录,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果然看到了他的说法,他认为信息是闭塞的,他不认为伏兵在前面等着呢。他也认为堵截他们的人认为他们会选择另一条路,他们不选择,还走这条路,于是李德就做错了,就比谁更坚定。这有点像罚点球罚球队员跟守门员之间的关系一样。当然,也有历史的结论,这会让我想得更丰富,可以对这段历史进行更详尽的分析。我又看到一本新书,是伍修权的儿子写的,按他书上的结论,李德根本就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是来干吗的呢?当时上海有一个共产国际的人,被国民党抓起来了,著名间谍佐尔格买通了国民党的看守,要2万美元的赎金,李德就是来送钱的。当时为了万无一失,还有一个人从另一个方向来送钱。李德到了以后,秦邦宪他们对他奉若神明,认为他能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因为他有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背景,所以就把他请到了苏区。把他请到了苏区以后,才请示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答复也不是说让他做指挥,只是让他做参谋。但是有些人对他过于迷信,所以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他。这是不是历史事实也很难说,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新说法,或者新的角度,有了这个角度,也能说明李德为什么会犯那么多错误。我走在路上,才会搜集到这么多历史素材,让我把很多事情想得更明白一点,也想得津津有味。

三联生活周刊:你想的都是历史问题,它和今天的现实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崔永元:它跟当今的关系特别大,所谓的历史就是一步一步在重演过去,好像就是从1走到12,然后再从1开始,周而复始,历史差不多是这个状态,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反复推进。从套筒枪到自动步枪,再到连发步枪,再到机枪、核武器……它就是这样,台阶不同,手段方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甚至很多词用得都一样。思考历史浅层次觉得知道了一个又一个故事挺好玩,更重要的是我们犯过的错误不要再犯第二次,现在再宽容一点,别再犯第五次,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好处。比如上次1到12,7到8是一大步,但是这一大步是错误的,我们能不能在这次重复的时候7到8是一小步呢?让它快速走过去。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长征对你个人来说,除了治好了失眠,还有哪些变化?

崔永元:我在感受这段历史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一群真实的人,这让我特别兴奋。以前红军长征这段历史,在我头脑里是抽象的,我们过去的影视作品描述的时候,也是抽象的,现在我们实地考察,收集到很多材料后,它变得具象了,让我们很有收获。比如说,我们过去看到的行军状态,都特别简单,他们背着干粮袋,打仗,随便吃一口干粮,随便弄一口水。这样的描述很简单,大家在一起讨论时候,也是仗怎么打,队伍怎么带这些事,平时生活状态像神仙,打仗的时候神兵天降,离我们太远。我实地考察时候,发现这些人特别可爱,比如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候,李伯钊就演了话剧,叫《黑奴吁天录》,演得特别好,与会代表都看傻了。我没想到在苏区那么简陋的条件下,还会有大型话剧,我以为至多有一个篝火晚会呢。而且不止这一出戏,还有好多戏。比如我到叶坪,那里有棵树,毛泽东经常在树底下看书。我们几乎没见过毛泽东这样的场面,我们看到的是毛泽东总站在地图前面,没完没了地在地图上指,然后跟旁边的人辩论,抽着烟,他就没法坐下来看会儿书。我就想他在这里看书,可能是线装书,还可能是闲书。我又去了苏维埃法院,屋子不大。我看材料,何叔衡就在这里干掉了很多腐败分子。我们只知道刘青山、张子善案的开国反腐第一枪,不知道苏区还办过好几批呢。这段历史跟《国家利益》这样的电视剧描述得一模一样。比如说何叔衡要抓一个人,人家告诉他,这个人不能抓,然后何叔衡赶紧跟毛泽东商量,这个人必须抓。抓住后赶紧转移,结果人居然逃跑了,然后再抓回来,何叔衡意识到会有危险,这个案子不能拖,所以尽快审判,尽快枪毙。这故事听起来耳熟不耳熟?但这是70年前的历史,就是这些感触让我特别兴奋。还有就是红四方面军翻夹金山的时候,把1000个战士扔在那里,告诉他们如果有人要杀他们,一定要跟他们据理力争。就是这些故事特别打动人。我忽然觉得我拉近了跟那段历史的距离,对一个喜欢历史的人来说是个莫大的享受。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长征过程中看到的现实中的中国跟你以前了解到的中国有什么差异吗?

崔永元:差不太多。路上走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富得让人发傻的地方,比如在江西有一个沛都新村,农民全住的别墅,这里是红军穿越第二道封锁线的地方,他们那里真是别墅,特别好,很人性化,村里统一给你批宅基地,统一设计,规划得非常好,像一个社区,然后根据你的家庭条件,你自己来选户型,全选好了开始建设。公家出一部分钱,自己出一部分钱。穷的地方,3个残疾人躺在床上,一两年没吃过菜了,每天只能蒸一盆米饭,大家把它吃了。我们去农村小学,孩子没看过足球,没听说世界上有这东西。那时候世界杯正踢得如火如荼,我特别有感触,我给报纸写了一篇《谁的世界杯》,我说世界杯是白领的世界杯,跟这些孩子没啥关系。我们教他们怎么踢,他们一分钟就学会了,玩得特别高兴。我们在相对富裕点的地方就受过欺负,挨过宰,受过侮辱,在北京、上海遇到的情况在这些地方都遇到了,因为发展了么。我们在草地上,看到了清澈的目光,大眼睛盯着你,那么清澈的目光,久违了。我们走在路上,老乡突然给了我们一瓶水,给我们一大捧新鲜的水果,我们不敢要,以为是陷阱,你吃一个你就完了,就被讹上了。当我们试着吃一口喝一口的时候,发现是真的,树上的果子可以随便摘着吃,他们把你当客人。我觉得我们平时活的状态像惊弓之鸟,我描述我自己的状态就是惊弓之鸟,我到菜市场买菜,认识我的可能会故意抬价,不认识我的可能也看出来我没有什么买菜的经验,琢磨怎么黑我,然后我跟他们一吵起来,小报记者就会把它无限放大,然后趁机侮辱我一番。我以前差不多每周都遇到这样的事儿。我只有在家里天天不出门才会觉得安全,但是一个男人不能不出门,要养家糊口,遇到风跟风干,遇到雨跟雨干,就是这么活过来的。但是在长征路上,突然放松了,发现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有时候走几天都看不见什么人,忽然活到这个状态的时候,我想起我在草地县城的宾馆里,太阳最足的时候我把窗帘拉开,阳光从头到脚照在我身上,这是人生的幸福,为什么不好好享受这个幸福呢。阳光照得我眼前冒金花,这种感觉都久违了。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你以前的工作压力太大了?

崔永元:压力大不大不说,反正生活质量非常低。我觉得空气阳光这东西咱们没办法,市政府要不作为咱们一点招儿都没有,就是见不到太阳,没办法。但是人际关系让你感受到美好,比如老乡把我们当红军,给我们一个果子,可能这个果子很涩,还没熟呢,但是我们很高兴。我们在草地上走,远远有人骑着马过来,他们不是来看热闹,而是给你献一条哈达,表示欢迎我们。他们任何想法都没有,他不是来找你告状,也不是想让你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这么小的事情,让我觉得特别舒服、美好。然后我就想,为什么相对落后的地方才能是这个样子?才有这样的乡风民俗?只要发达一点,半吊子发达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了。如果说周而复始的话,这个半吊子发达的过程能不能快一点过去,别漫长到15年或20年,把一代人都半吊子死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长征的目的,一个是做节目,另一个是做些公益事业,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想做的?

崔永元:我觉得还有感受历史,是通过这种方式感受历史。我们实际操作以后,我发现我和工作人员和队员,通过这种方式真真正正感受到了历史,但是观众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烈,还没有感受历史的感觉。所以我有点怀疑,当过一道手,通过媒体传达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力量?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走。所以我就希望将来“人大”、政协能有一个提案,把长征当作中国孩子的成年礼。孩子到18岁的时候走一趟,你不能从头走到尾,可以走两个月,我觉得这段历练肯定会让他们发生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有没有产生新的发现?

崔永元:我做这个节目的理由很简单,一个是小时候的一些教育,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吃树皮,基本上就是这些。90年代以后,基本上可以看到一些书了,比如李德的书,王明的书,张国焘的书……越来越多的书可以看到了,特别是两个英国人重走长征路,对我触动挺大。他们采访到红军,有些人为了北上抗日,很多人说是为了吃饱肚子,因为在家活不下去了。这是很新的说法,很真实的说法。我们还听说飞夺泸定桥的时候,有17个勇士,说前面还有8个老百姓,都牺牲了。但是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都没有。我问他是从哪儿听来的?他说他找到了一个当事人,这个当事人当时看到了。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真的,但也不能说百分之百是假的,起码给你一个调查的源头或线索,让你考虑是不是所有的历史都是真实叙述出来的。比如当时陈云从四川天城县离开红军部队,到了上海,向共产国际汇报,这段历史都有记载,当时护送他的地下党员叫席茂昭,这个历史上也是有记载的。这次我在夹金山红军纪念馆里看到了两张照片,除了席茂昭之外,还有一个人叫陈良,我从来没听说过陈良,然后我就问党史办的人,他们说确实有陈良这个人,但是后来叛变了,所以我们的历史就不提他了。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怎么做新闻报道,拍电视剧、拍电影,在山路上,走的都是陈云和席茂昭,实际上还有一个陈良。我觉得,历史不清楚有好多原因,既有人为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我们善意地理解历史的误差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有人别有用心故意对历史进行了裁剪。还有是对历史的态度问题,有时候态度决定了历史的真实与否。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长征选定的25个人,除了对他们的身体条件有要求之外,对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

崔永元:没有。在之前我就想明白了,我可以选26个特种兵,那他们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只能说明特种兵的素质,或者说只能说明特种兵对历史的态度。而我们现在随机抽选的这些人,代表性比较强,代表的阶层比较丰富,甚至说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更广泛的人群,代表更广泛的人群对历史的态度,我把这个想明白了之后才做了这样的选择方式。我在路上随时观察他们的变化,观察他们对历史的态度,对我来说可能是我研究的课题,我觉得有意义。用哪种方式向他们传播历史知识比较好,还是说用什么方式都行,他们就是没兴趣。现在走了100天了,这25个队员对历史的感悟相差非常大,就是姚明跟潘长江那么大。现在还有队员认为这不就是旅游吗,就是中央台组织的旅游吗。但是大部分队员都发生变化了,比如其中的4个大学生,他们经常能设身处地地想,爬雪山的时候,供氧不足,他们会想,当年前后左右是不是全是人啊?他们背着重机枪是怎么爬上来的?那时候漫天飞雪,现在都是绿草地,氧气还多一点。过草地的时候,他们吃不饱,是因为饭做不熟,所以吃不饱,还是当年红军就没粮食吃。我们晚上坐在一起聊的时候说,他们当时为什么不逃呢?怎么有这个信念?当时从中央苏区出来的时候有10万人,浩浩荡荡,到后来剩3万多了,过完草地就剩下1万多了。你说参加红军就是为了吃饱饭,现在能不能吃饱也已经知道了,所有想法都给你印证了,那时候就是信念了。现在的大学生考虑问题已经考虑到这个程度了,这个挺令人欣慰的。我觉得他们这么触摸历史,这样想问题,他们不那么浅薄了。有人觉得,这有啥了不起的,你能走我也能走。现在他们真正走起来就知道了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说咬咬牙就能走下来的,这两万五千里的牙可不好咬。好多人都是独生子女,我估计要是同意家长探亲,肯定断不了。现在规定不能探亲,哪怕是他往家里打电话打2个小时,他也得忍着。这对他们是个锤炼,然后他们还得学会帮助别人,有的队友实在走不动了,他们要帮助背包,这些慢慢都学会了,这些可能在他们以前的生活里没有机会学。当然我们的规定跟当年的红军相比差得非常远,我只能说跟他们平时的生活差距非常大,不是熟悉的城市生活或学校生活,跟部队的生活有点相似。我们是有底线的,我们不会让他们出生命危险,只要有危险的地方,我们至少有三层保护措施。

三联生活周刊:在过去这3个月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困难?

崔永元:比如我们在井冈山集训时候,就把马阿姨摔伤了,我们刚出发的时候是5月份,南方正是梅雨季节,不停地下雨,路非常滑,我们走的山路多少年都没有人走过,在江西翻越杨岭的时候,所有人都摔下去了,摄影师也摔了,两个摄像机都摔坏了。我们走过有毒蛇、毒蜈蚣、毒蜘蛛、蚂蟥的地方,翻夹金山的时候,蚂蟥沟有5公里,我们专门给他们准备了袜套,就这样还咬了好多人。当年红军可能好多都赤着脚过去的。我现在很难描述途中的困难或痛苦,除非有一个意外事件,比如失踪了3天,才值得大书特书。其他的困难都是些很琐碎的困难,但都是他们过去生活中没有的,比如一个星期不洗澡,身上长虱子,胳膊被咬了,咬得跟星座一样,一看是臭虫咬的……这些对他们来说就是困难。然后思念家里的亲人,想吃麦当劳、肯德基。还有最难的就是人际关系,20多个人在一起,20多个脾气秉性,20多个职业,从来没跟这么多人打过交道,而“我的长征”电视行动就是要求他们团结,要求他们像一支队伍,磨合是最最难的,到现在都没有协调到完美的程度,还是不断有矛盾。而一开始孩子们上路的时候,连不能上网都不能忍受。居然上不了网,这是什么日子啊,他们觉得这都是天大的困难。还有两个队员在草地上3天不进食,后来被我们制止了,因为他们想体验一下挨饿是什么感觉。我们和随队医生跟他们谈,不能这样,否则黄牌警告。你不能在一个很舒适的城市突然到高原上体验挨饿的感觉,如果你真想体验,在平原上一点一点减量。他们自己都已经进入到这种状态了。

三联生活周刊:从这3个月的时间看,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样本?

崔永元:有戏。以前我最绝望了,大家也看到我发表的一些言论,这是个浅薄的民族,无聊的民族,一张嘴就冲民族去了。也许这个民族日常状态就是这样子,但是在极限状态的时候,能激发他们,让他们焕然一新。如果我们采集的样本还算科学,还有代表性的话,3个月我们就已经得出这个结论了,但它不是最后的结论,还有很长时间,可能我们到会宁之后,还有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也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自信是盲目自信,只不过是第3个月出现的海市蜃楼。至少现在让我欢欣鼓舞,比如我的状态好,心态平和,都跟这个有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这个民族好像就是这样,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危机感的时候,就是一盘散沙。

崔永元:我以前觉得有危机感的时候都不会出现的,现在证明有危机感的时候能出现。我们现在做的技术层面上的事情是怎么让他们在日常状态下也能体现出来。我还要说日本,我在日本坐地铁的时候,看到一个醉汉,结果这个醉汉吐了,吐了面前一个西装革履的人一身,我就看他们怎么解决。这时候这个日本人把手绢掏出来,他先给醉汉擦嘴,然后再擦自己的身上。我当时觉得,这俩肯定是哥们儿,但是后来被吐的这个人先下了,他们之间不认识。这是国民素质。有时候我们又气又恨又眼红日本人,有时候他们表现得挺让我们敬佩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以前看到的中国人都是什么样子呢?

崔永元:自私、贪婪、不诚实、不能面对现实、背信弃义、坑蒙拐骗……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小市民身上的毛病在中国人身上都有。我当时困惑、愤怒,因为我居住在这个城市里,我观察他们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改变,我想是不是地震了,房子全塌了,没房子了,搭几个帐篷,才能改善?有可能。但这多残酷啊,这是要用生命作代价的,不能这样啊。那用什么方式呢?街道有黑板报,我认定那东西没用,改变不了他的素质。比如我所在的小区里,老有野猫,全院人都在喂野猫,有喂猫粮的,有喂香肠的,野猫被喂得胖得都不行了。到冬天,野猫没地方住,有人给它们搭了窝,有人联系流浪小动物中心,把它们接走。你说我们小区的人素质是不是挺好的?挺善良的吧?同样是这帮人,养着狗,坐电梯,我下班回家,一上电梯,那狗正好冲着我的脸,“汪汪”,就这么叫,抱着狗的人一点歉意都没有。小区里规定宠物不能上电梯,但是街坊邻居都挺熟悉,开电梯的人说如果没有别人,赶紧上来拉上去就行了。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他们等半天,电梯终于没人了,他刚要上,我回来了。这时候我有优先权先上电梯,他不能抱着狗上,这时候他就会冲着我恶语相向,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同样的人,对猫那样,抱着狗就变成狗样了。我这么说婆婆妈妈的,这真是我们生活中每天面临的问题。在单位同事之间也是,全是芝麻大点的利益,大家会像争一个庄园一样,使那么大的劲去争。或者说当这个利益争不到手的时候,来一些手段,也不让你得到,这就是大家天天乐此不疲干的事儿,这时候你要参与进去也就没什么烦恼了。但你不参与,你想改变,你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在长征,我们台里来了两拨人,他们都特别感动,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很好,老乡很好,我们这个团队很好,什么都好,觉得我们伙食做得也好。所以说,你看是有希望吧。那么我们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应该创造让每个人幸福生活的条件,让他感到祥和的条件,目前这种社会环境下,让每个人都受到身体锻炼,心灵历练。这是我走3个月得出的结论。

三联生活周刊:之前咱们聊天的时候感觉你不太承认这是一个真人秀节目,昨天我在跟队员走的时候,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周围的人在看我,摄像机在对着我,有人还买矿泉水给我,很多东西都在暗示我,无形中就进入到一种秀的状态,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崔永元:你觉得送水的老乡是在作秀吗?首先我们可以认定,老乡没有作秀。你说这25个队员在作秀,可能是他们表情更严肃一点,走路更整齐一点,如果这也算秀的话,那我觉得是有的。如果我们把秀理解成表演的话,我认为你让他们干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表演是一门学问,大学里专门有这个专业,就是教每年也不一定教出来几个。我们随便抽出来的25个人都会表演?这很难。还有,当他们面对镜头的时候,会不会变形?跟他们日常状态有没有区别?百分之百的有。别说他们了,我都有。这是对镜头不习惯不熟悉,也可能是摄像的手艺问题,你老让他意识到摄像的存在。我们手艺的问题要提高,因为手艺问题不能记在队员的脑子里,队员本身出现的问题,怎么让它消失,就是让他麻木。除了睡觉上厕所,机器老对着你,纪录片就是这个拍法,对着对着就麻木了,就会把真实的一面暴露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队员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矛盾体现在哪儿?又是怎么解决的?

崔永元:我们的负担不是很重,我们最开始跟他们签承诺书的时候,就是让他们自我管理,既然是个团队,就让你们自己选出团队的领袖来。其实这也是社会实验的一部分,看他们能不能捏合在一起。你违反纪律我们就开除你,我们手里有这个法宝,违反纪律你回家过好日子就完了。在行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大事,比如对历史的看法不一致,也有小事,比如行军时候能不能吃冰棍,谁在前谁在后,为什么我们都在马路右边走,他怎么在马路左边走……都是幼儿园里的事儿。我们用科学的分析,就是来判断它属于哪些范畴,是脾气秉性的范畴,还是长途行走心理疲劳导致的心理问题,还是我们的管理方式他们不接受表示的心理抗议。我们会仔细分析,到底是哪些问题。在我看来,绝大部分问题都是不适应长时间、高强度野外行走出现的心理问题。现在走的时间长了,适应了,也觉得没那么疲劳了,又开始向温文尔雅过渡了。

三联生活周刊:一开始你有没有一种意识,就是看他们怎么出丑?

崔永元:我觉得必须让他们出丑。我不是前面讲了城里人的那种状态吗,我就是带着这些人去爬雪山,这不是扯吗。夹金山爬到一半就解散了,我当然不能跟台里实实在在把这样的话说出来,他就不让我干了,但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我觉得这样对中国人才有震撼呢,也许我们在夹金山脚底下解散的时候,韩国电视台马上就组织一拨人开始重走长征路,人家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就是挑战极限。日本人可能也组织一支队伍,从瑞金出发了,也是挑战极限。这个挑战极限的过程,就是出你中国人的丑,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我那时候睡不着觉,脑子很复杂,我就想这个事儿,比如走两三个月就解散了,然后韩国人走,顺顺利利从瑞金走到延安,一个人都没少,因为他们互相协作。等他们走完,我再搞一次,死也能走下来了。这种想法是很冒险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想法你跟队员说过吗?

崔永元:没有,我只是老说这样的话:“要是韩国人走在这条路上会怎么样?要是日本人走在这条路上会怎么样?如果3个团队一起走会怎么样?”之后我一张嘴他们就接着给说出来了,听得他们都烦了。但是我觉得这些话特有效,对他们特别有刺激。他们说,你让韩国的团队来吧!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行动是对中国人的一次抽样文本调查,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当初为什么没有请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跟着一起走,做调查呢?

崔永元:你不要以为专家就比市民强多少,我还真请了,他们真的没有这个时间,也真的跟不了这么久,专家在单位里是专家,离开单位是市民。我们的队员里有一个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他现在沿途在做这个调查,做文本分析。我相信他会有学术结论,这是毫无疑问的。很多人都在天天思考,都会有见地。其实中国这么庞大的人口,25个样本实在少了点,不太能说明问题,但是分析一个团队的变化还是准确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心理学角度看,人在半封闭、疲劳状态下会有什么心理变化?

崔永元:这是百分之百在挑战心理极限,但是有个心理学家跟我说得很好,你以为他们在城里生活就不挑战心理极限了吗?一样挑战啊,他为什么在城市里跳楼啊?就是心理崩溃了嘛。或者换一个眼光看,那个更残酷,我们这个你可以幻想成是一个游戏。心理学家提醒我他们会出现心理问题,说法不一,有说一个月,有说两个月,有说这些心理问题很好度过,不用干涉,因为他们报名的时候就想到了。相反工作人员问题很多,因为工作人员没想到会这么艰苦,这是意料之外的。工作人员的问题没法解决,我一开始就骂人家,骂他们逃兵、叛徒啊。后来我觉得可以选择,经常有人走,经常有人来。

三联生活周刊:3个月前你对“我的长征”的构想,现在看哪些实现了?哪些没有实现?又有了哪些新想法?

崔永元:团队的实验我认为是成功了,我真切看到了一个团队的变化,我当时想的时间特别长,可能是8个月,最少6个月,队伍才能像个样。出现矛盾我觉得是意料之中,报名时候在北京拉练,一两天就这个样了,但我没想到这么激烈,一上午就开始出现摩擦了,一个月就发展到高潮了,有人嚷嚷要退出了,我退出不是因为我走不下去,是因为我烦这些人。两个多月后到遵义时候,我们出现了转折,当年红军在这里也是一个转折。其实这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到红军墓前鞠躬,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这可能是最尖锐的问题了。我们没有做过多干涉,如果干涉,问题一个星期就解决了。但这叫实验吗?尽管我们很着急,但表面上我们非常镇静,我们就看着他们往哪个方向发展。但是我坦白地告诉你,现在队伍还有很多问题,还不是最佳状态。我觉得还没有实现的就是他们对历史的兴趣,我希望通过“我的长征”行动对历史产生兴趣,可以从红军长征这段历史开始,希望他们对这段历史有特别浓厚的兴趣,甚至有自己的调查,有自己的新发现,这个离我想象的有点远。他们确实都有了兴趣,但是都不够浓。关于新的想法,就是极限状态下能改变一群人的状态和素质,能挖掘他们的潜能。但是我们怎么给一个国家创造一个极限状态呢?或者说是不是所有人在这个极限状态下都有这样的变化呢?这是一些新问题。我觉得国民素质和状态亟待改变,是不是有一种和平的方式呢?

三联生活周刊:之前你说“我的长征”节目完了之后要做一个读书节目,但是会不会回去之后又回到原来做“实话实说”、“电影传奇”时的那种状态上?炮轰各种丑恶现象呢?

崔永元:有可能。如果我在长征路上的状态是好的,最好能把这个状态带回北京去,而不是一到北京就换了一个状态,我觉得看我的修行到没到那个程度,你现在让我说,我不知道,我可能回去3天后他们老招我,又炮轰了。我没有一次是无缘无故地炮轰,都是他们招我。我觉得你招我,我不接招那不像个男人,男人就得接招,硬着头皮也得接招。没准就一炮接一炮地轰起来了。现在我心态非常平和,你让我轰谁我也不愿意轰。可以探讨嘛,可以商量嘛,干吗用那么激烈的方式呢,那样就与人为敌了。但是我很怕回到城里天天面对那些东西,又变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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