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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王根英在上海

2006-08-22 14:32 作者:李菁 2006年第32期
与亲人一次又一次生离、乃至死别,似乎是那个时代每一位革命者都必须面对的命运。对于王根英这位曾经的革命战友加革命伴侣,陈赓一直用自己的方式默默铭记着。

与亲人一次又一次生离、乃至死别,似乎是那个时代每一位革命者都必须面对的命运。对于王根英这位曾经的革命战友加革命伴侣,陈赓一直用自己的方式默默铭记着。

革命夫妻

1933年12月,二姐王根英在家里被特务带走的情形,王璇梅一直都深深记在脑海里:“那一天,四五个穿长衫的特务找上门来,说要把王根英带走询问情况。家人知道不妙,哥哥赶紧把特务头子引到里屋,拿出家里仅有的几十块钱想疏通,但磨了一个多小时也没什么效果,姐姐终于眼睁睁地被带走。”当时11岁的王璇梅现在回忆说,当时陈知非刚4岁,这是他与母亲王根英的最后一面。

在陈知非的童年记忆里,对“父亲”与“母亲”的印象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也是直到查了湖南老家的家谱,才确认自己是1929年出生。有关母亲的形象,他都是在后来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出生于1906年的王根英是家里9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二,8岁时王根英便跟着姐姐,到纱厂做工。“记得早上四五点钟左右,天还没亮,妈妈就起来给几个姐姐做早饭,然后上工,晚上18点才下工回家。”王璇梅是家里的老小,比王根英小16岁,对姐姐的回忆也并不清晰。

1923年,17岁的王根英转到怡和纱厂做工。此时,恰值中共利用教会名义,以纱厂工人为对象,开办了工人夜校。好强的王根英是这所夜校的第一批学生。家里的贫苦状况以及在工厂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使王根英对共产党有了天然的亲近感,她也很快成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北伐而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二姐不仅三次武装起义都参加了,而且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受周恩来委托,把一些枪支拿到家里藏起来。”

王根英是在夜校时认识的陈赓。陈赓追求王根英的方式,也成了后来许多文艺作品重点描绘的一个细节:陈赓对年轻、充满革命热情的王根英产生爱慕之情,就写了一张字条请人递过去。没料到条子传到王根英手里,被泼辣的她认为是扰乱会议,顺手贴在了会场上,立即成为各代表休息时的笑谈。陈赓一看爱情表白被公布于众,索性又写去第二张,结果又被贴出来,连写三张都是同一个下场。周恩来得知后批评陈赓求爱不讲究策略,还是他与邓颖超出面找王根英谈话,最终撮合成了这一对。

“起初姐姐觉得能说会道又爱开玩笑的陈赓有点滑头,不太同意。”现已84岁的王璇梅笑着回忆。被王根英接受后,陈赓经常跑到王家,跟王根英的父亲聊天,“父亲觉得陈赓口才好,人又机灵,很喜欢他”。王根英八九岁时,家里按当地风俗,给她定了门娃娃亲。与陈赓结识后,她请求父亲为她退掉这门婚事。王父于是请地方有名望的人士去男方家说情,最后请了一桌酒席,男方只好同意退婚。“那时候一般女孩子订了婚之后再退掉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二姐一直也感谢父亲。”

1927年,陈赓与王根英结婚。在王璇梅记忆里,陈赓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好像从来不记得他在家里休息过”,像当时的“白领”一样,每天或着蓝、灰长衫,或着绸缎上衣,别人问起来,姐姐回答:“我家先生在洋行里工作。”

陈赓与王根英最后一个住处是上海保定路一个很大的弄堂里,住的是后楼一间小屋,紧挨着凉台。像上海普通人家一样,王根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倒马桶,然后洗刷干净放在凉台上晒干。但陈赓总是不等马桶晾干,抢着第一个用马桶。每逢此时,王璇梅总是偷偷向姐姐告状:“姐,马桶还没干,阿哥又抢先用啦!”陈赓就得意地哈哈大笑:“小妹,拿报纸来。”

还有一次,王根英在气炉上煎河虾,不小心把虾煎糊了,不舍得倒掉,想把糊的部分拿去洗洗后接着吃。但陈赓一把抢过来,往虾碗里吐了几口,一边吐一边顽皮地看着姐俩笑:“这下不能吃了吧!哈哈!”

可惜在那个动荡年代里,这样的生活,对这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来说显得太过短暂。

上海岁月

1929年,王根英生下了陈知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王璇梅都住在姐姐家,一方面是帮助照看小知非,另一方面,她后来悟道,这也是陈赓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装成一个完整的上海小家庭模式,不会惹人怀疑。

其实从1928年4月,腿伤未愈的陈赓就到特科负责领导情报工作。对那段时光,王璇梅印象很深的是搬家,“一个地方住几个月、半年,稍有情况就立即搬家”,每次搬家前,陈赓与王根英都先把她和小知非送到娘家,待安顿好后再把他俩接到新家里去。

陈赓与王根英的第一个家在辣斐德路一间楼下的厢房里,有一天9岁的王璇梅带着只有2岁多的小知非到街上玩,迎面看见英租界的印度巡捕——上海人称其为“红头阿三”。小知非突然用手指着“红头阿三”说:“你红头阿三的枪,没我爸爸的好。”“你爸爸身上用枪?”“红头阿三”马上警觉地用上海话问,小知非点点头。

于是印度巡捕就一路跟着两个孩子到了家里。正在家里的王根英听到巡捕问枪的事,愣了一下,急中生智:“有,有枪,是他爸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说着便到放知非玩具的木头柜里,取出一把木制长枪。“红头阿三”找不出什么破绽,只好离开。

王璇梅回忆此事说:“陈赓有一把手枪,每天放在枕头底下。我后来猜测知非肯定见过,说不定还玩过,所以一直觉得爸爸的枪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陈赓与王璇梅说起此事,“你们闯了祸,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满不在乎的,可把你姐姐吓坏了”。没过多久,陈赓又一次搬了家。

还有一次,王根英带着妹妹与儿子,坐一辆黄包车经过外滩南京东路路口时,突然被一男一女两个巡捕叫住,女巡捕很仔细地搜查王根英,而王璇梅只顾东张西望地看四边热闹。巡捕搜查未果,抬手放人。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王璇梅与丈夫陈锡联到陈赓家里做客,陈赓还指着她鼻子说:“你这个小傻瓜,什么也不懂,你二姐把手枪缝在你棉袄背里,你一点也不知道。”王璇梅后来才知道,姐姐经常趁自己睡觉时把文件和材料缝在她的棉袄里,因为巡捕一般不会搜查孩子。

“有一天,姐夫说带我们去看变戏法,我和姐姐抱着知非坐一辆黄包车,姐夫单独坐一辆,一起到临街的一个小屋里。屋里有个小戏台,里面有不到20个观众,木头椅子可以移动。变戏法的人拿个空盒子,一会儿变出一把糖来,撒给底下的人,我们小孩子都欢天喜地地吃着糖;一会儿他又拿出另一个空盒子,一下子变出一盒蛋糕,我们又高兴地等着他给大家分蛋糕吃,哪知他一提盒子拿走了……”

过了很多年,王璇梅才想起当时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当她和小知非兴高采烈而又聚精会神地看变戏法时,台下观众席里并没有陈赓,他一直在后台抽空和那个变戏法的人说话。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并不知道,台上那个年轻又“长得不错”变戏法的人,其实是当时陈赓的上级、大名鼎鼎的顾顺章。而顾顺章就是不听劝阻,在一次变戏法时被抓的。据说当年陈赓到顾顺章家中,发现此人吸毒,回来便感慨地说:“只要我不死,准会看到顾顺章叛变!”他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忧虑。中央正考虑将顾调离特科时,顾顺章叛变了。

生离死别

1933年3月的一天,陈赓很晚没有回家,王根英焦急万分,她预感到,这一次,陈赓可能被捕了。
此前,陈赓曾有几次险些被抓的经历。有一次,他在电影院里,与一个认识自己的密探打了个照面,彼此都知道对方身份,但碍于电影院人多,对方不好下手。结果一散场,陈赓马上从人群中溜走,回家还跟岳母笑着说:“有个‘包打听’想抓我,他哪里抓得住我?”

王家是上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家庭,对陈赓究竟从事什么工作,不甚了解。家里人只觉得陈赓不简单,“因为他经常把穿长衫的、穿西装的人带到家里”。

但第三次陈赓还是没逃掉。王根英焦急万分,到处托关系打听,但都没有消息。过度紧张和忧虑一度使王根英的情绪颇不稳定,甚至出现幻觉。“有时她帮妈妈提水时,看着水说:有人头!”

一天,她带着知非跑到曾经的一个联络点——闸北某酒店继续打探,但还是没什么消息。万分紧张的王根英又出现幻觉,感觉有人来抓她,情急下,她先把知非从二楼窗口扔出去,自己又纵身跳下。“多亏那个楼并不太高,外面又是土地,二姐脸上摔得乌青乌青的,知非脑袋摔破了,抱到医院缝了好几针。”77岁的陈知非还记得自己跌跌撞撞地站起来,而脑袋上的疤还清晰可见,这或许是母亲王根英留给他的一个永恒纪念。

王根英被送到家里养了一段时间,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后,又开始出去四处打探陈赓消息。秋季的一天,她找到过去曾经的一个工友,未料女工已被收买,第二天就有人上门来抓王根英。

很长一段时间,王根英都生死不明。直到两年后,家人突然收到一封发自南京的信,才知道王根英还活着。原来王根英先是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后与帅孟奇、夏之栩、钱瑛等转到南京“江苏第一模范监狱”,经过绝食斗争,狱方才答应她们提出的与外界通信等条件。

时隔70余载,想起姐姐,王璇梅还是忍不住地难过。“监狱允许她们跟外界通信后,我们可以给二姐寄东西。但我家里很穷,没多少钱,最后只买了一块火腿肉和一袋带甜味的云南大头菜给她,就这一次,现在想想,我们家也对不起姐姐,她吃了那么多苦……”

“我们家里人平时连南京路都很少去,都没坐过火车,没怎么出过门,所以也从来没有想过去南京看她。”王璇梅另一件难过之事是没有去南京监狱里探望姐姐,从此也永远失去了见姐姐的机会。

王根英在监狱里学会了刺绣,她寄给母亲自己绣的一对菊花枕套,给儿子知非一个绣着老虎的书包,而给妹妹的一对玫瑰花枕头,则一直被王璇梅保存至今。

1937年,王根英作为周恩来亲自点名要求释放的3位“政治犯”之一,重获自由。8月出狱后不久的王根英在云阳八路军部政治部和陈赓团聚。陈赓在1937年8月27的日记里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作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达4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

短暂相聚后,这对夫妻不得不再次分离。几天后,陈赓被正式任命为129师386旅旅长,率部东渡黄河,而王根英则动身前往延安。

1939年3月8日,日军扫荡河北南部,王根英是129师供给部的指导员。当她冲到村外,才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包没有带出来,不顾大家劝阻,她执意又返身回到村子里,等从驻地取出包返回时,不幸在村口与日军相遇,死在敌人的刺刀下。

得到王根英牺牲的消息时,陈赓正率领386旅行穿过平汉线西进。据说陈赓当时便发下誓愿:3年内不结婚,而他果然也信守诺言,直到王根英牺牲的第四个年头才娶了傅涯。

重逢

直到1946年,陈知非才知道自己的父亲还活着。那年10月,在银行工作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找到王家,说是受陈赓之托,要把知非送到父亲那里。

自从陈赓与王根英跟家里失去联系后,陈知非就一直在外婆家生活。他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为了谋生,擦过皮鞋,当过报童,还到工厂里给日本人当过在办公室与车间之间跑腿传话的“boy”。

“我后来才知道,陈赓之前已经找了我们好多次了。”王璇梅说,1937年,自己家的房子全都被日本人炸成废墟,他们在附近又搭了一间简单的房子。陈赓此前曾两次派人寻找无果。得知陈赓又有音讯了,王璇梅也要跟着外甥知非一起去见姐夫。

坐着新四军一条大木沙船在东海上行了五六天后,两个人在苏北一个小镇上了岸。“一到了解放区,立即有人给我们换上了军装,走在大街上,也有人喊我们同志。”这新景象登时让陈知非感觉很兴奋。

大约走到山东时,王璇梅终于得知姐姐的消息:王根英早就牺牲了,她顿时哭起来。一路牛车、马车地颠簸了3个月,王璇梅与陈知非终于到达山西阳城。迎接他们的先是傅涯,此前,陈知非与王璇梅还私下嘀咕:如果她对我们不好,我们马上离开。但一见面,傅涯就忙着给他俩炖鸡吃,还帮知非抓衣服上的跳蚤,“见了面之后就再也没有那个想法了”,陈知非微笑着回忆。当时,陈赓还正在前线打仗,傅涯马上写信把见面情况托人告诉了陈赓。

1946年12月,刚刚打完一场胜仗的陈赓带部队下来,在山西沁源休整。傅涯接信后,马上带着王璇梅与知非及刚刚1岁多的知建,走了100多里路到沁源县郭道村。

与父亲相见的场景,陈知非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到了郭道已是傍晚,父亲和一大堆人已经到门口接我们了。在上海时,我很羡慕日本武士山田一彦的武士道精神,怕父亲瞧不起我,所以也学着山田的样子,两腿叉开站着,故作很神气的样子。”与父亲分隔这么多年,已经17岁的知非多少有些不自然。陈赓好像看出了知非的小心思,他夸奖知非“有点神气”,然后忍不住感慨道:“看你长得多像根英啊,头发也一样,你妈妈要在该有多高兴……”

“刚开始我都有点认不出来姐夫,他苍老了许多,打仗太辛苦了!”仔细想起来,王璇梅才发现与陈赓已是13年未见,印象中那个年轻、爱开玩笑的陈赓变成了一个略显沧桑的中年人。

离休之后,热爱画画的陈知非平时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些难忘的场面画下来。这样的画,他已经画了很多幅。其中,与父亲相见的这一幅上,重逢的一家人在画面中心,周围全是高兴地看着一家人团聚的战士们,站满了街道两旁。“当时确实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替我们高兴。”起初陈知非并不好意思张口喊傅涯,细心的陈赓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对知非说:“你还是要喊她‘妈妈’,以后我们是一家人……”

当天晚上,陈赓与知非睡在一个炕上。傅涯带着知建,与王璇梅睡在另一间屋子里。躺下后,陈赓把知非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又一遍,“比电视剧里演的还亲!”“那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受父爱。”忆及往事,陈知非神情一下子有些伤感。

知非以前听外婆说父亲做了大官,彭德怀给他两汽车的钞票他都不要,所以一见父亲的面,知非就迫不及待地向父亲问起这个问题。原来南昌起义时,陈赓负责保卫起义总指挥部,并曾接管过江西银行,的确把没收的大批钞票用汽车运到总部。陈赓听了哈哈大笑说:“那是一句玩笑话,老太太当真了!”

第二天起床穿衣时,陈赓看见知非的腰带只是一条布绳子,问道:“你在上海,为什么不买条玻璃皮带?”所谓“玻璃皮带”,就是当时用透明塑料制成的皮带,抗战胜利后由美国大兵传入中国,与“玻璃皮鞋”、“原子笔”成为上海滩的时髦物。“我当时听了特别奇怪,父亲在偏僻的穷山沟里怎么还会知道大上海的事情?”

那时刚从上海来到解放区的知非,多少还有些旧上海的习气。他既觉得解放区的戏没有上海麒麟童的戏好看,也不愿意告诉父亲自己买不起“玻璃皮带”,只推说自己不习惯。“因为上海人最怕别人说他穷,穷了就会被人瞧不起。”陈知非笑着说,当年日本统治时期,大舅舅家三餐都喝粥,但见人硬说吃的是干饭,“喝粥时关着门,吃干饭时开着门”。

在陈赓建议下,知非最终到北方大学工程学院就读,而王璇梅则进入北方大学医学院,陈赓一直都关心着这个小妹。他给在医学院上学的王璇梅写信:上学期间不要谈恋爱,“姐夫一说,我就听他的”。

1949年毕业后的王璇梅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从长沙经过南京时,她请假回上海看望阔别3年的母亲。临走前一天,王妈妈忙着为璇梅准备路上带的点心时,没想到门口出现了不速之客——陈赓。“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来的!”惊喜交加的王妈妈连连喊着陈赓的名字,一边泪水涟涟。这也是王妈妈自陈赓1933年离开上海后第一次见到陈赓,中间整整隔了16年。

刚刚渡过长江的陈赓住在国际饭店,他特地把王根英的母亲接到国际饭店,请她吃了一顿饭,以前一直觉得只有外国人和上等人才迈得进国际饭店的王妈妈,连说根本没想到。

那时,同样来自“二野”、有“两陈”之称的另一员战将陈锡联也渡过长江住进了国际饭店。陈锡联的夫人1948年春天刚病故,留下一个3岁的儿子,陈赓于是想把王璇梅介绍给陈锡联。过了一段时间,陈赓见两人没什么动静,一边催王璇梅,一边又跑去找陈锡联:“人家女孩子家,你不主动怎么行?”逼着让陈锡联主动来找王璇梅。在陈赓热心撮合下,陈锡联与王璇梅进展得很顺利,认识不久便结了婚。

以后的岁月里,王璇梅一直喊傅涯“姐”,陈赓还是“姐夫”。陈赓去世前在上海住在丁香花园,把王根英的母亲又接到他住的丁香花园。王璇梅说,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母亲很是高兴,她还在丁香花园里照了一张相。“姐夫真是个难得的大好人,重情义,他一辈子也没忘记我们……”说起陈赓,王璇梅感慨连连。

1960年,陈知非的女儿出生,陈赓高兴地逢人便说:我已当了爷爷了,他给小孙女起名“怀申”,大家都明白,怀念上海,其实就是怀念王根英。一年后,陈赓猝然去世。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为我掉眼泪吗?”与弟弟、妹妹一起赶到上海的陈知非,一下子想起15年前与父亲相见的第一个晚上,父亲半开玩笑问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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